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寫在字裏行間的愛（爸爸給我的信）
今天是澳洲的父親節
劉海鷗
爸爸年輕時家裏請人給他算了一命，別的都忘記了，隻記住了一條：“命中無子”，因為後來應驗了。爸爸沒有兒子，連著得了四個女兒。生老三老四時，媽媽總是無奈地說，又是個女的，爸爸說，她會和其他孩子一樣受到疼愛。
爸爸給了四個女兒同樣深厚的父愛。每個女兒都能寫出長長的父愛的故事，我這裏寫的是寫爸爸對我的愛和我對爸爸的愛。
爸爸不善於用語言表達他的愛，他的愛多見諸字裏行間。爸爸留下了很多日記，講兒女情長的很少，偶爾有記，則是情意拳拳。爸爸這一輩子給我寫的信也不多，卻總是在我生活最關鍵最需要幫助的時候，飛到我身邊。這些信深深地流露著爸爸對我的執愛和關切，我視為珍寶，保留至今。
1
1965年我高中畢業，我在報考大學的誌願書上填了北大中文係、師大中文係、中山大學中文係……我從來也沒有想到我們並沒有選擇自己道路的權利。
秋季的某一天，我坐立不安地等著大學發通知。郵遞員一天來兩次，上午收到的是錄取通知，下午才發不錄取通知。上午郵遞員來過了，沒有我的信。我的心涼了半截，懷著萬分之一的僥幸心理，沒準信件晚到了，下午也許會收到錄取信。
下午，幾個同學來找我，曆數誰誰誰考上哪哪哪，我的心已經降到了冰點，突然腦子一片空白，失去了記憶。當我再清醒過來時，眼前是藍天晃動，五六個人抬著我正在走路，他們說我暈倒了跌在地上。
傍晚，我收到了不錄取通知書，我躺在床上休息，滿心絕望。爸爸下班回家，在我的床前站立良久，沉默良久。我打心眼裏可憐他，覺得對不起他的期盼。爸爸最後長長歎了一口氣。我當時並不明白，但他心裏明白因為他的父親，孩子們受到了牽連。
沒幾天爸爸去了河南搞四清，帶著一片憂心走了。其實我並沒有那麽失落，黨的號召“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早已深入人心，我們的前麵有董加耕、邢燕子、侯雋、“軍隊的女兒”作榜樣。姐姐海燕已經走王震的後門，到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我決定到新疆去。
正在這時我收到了教育局的通知，分配我留在北京當中學老師。對於父母來說，除去上大學，這個工作也還差強人意。可是我和中了邪一樣，拒絕接受分配，隻是一個心思——新疆。
爸爸在河南知道了我的決定，立刻千裏外搬兵，寫信請他的表弟，一個北京中學老師到我家來遊說。表叔說，你現在是一腔熱血，將來會有很多現實問題，比如找對象結婚生孩子都不容易，還是在北京好。我非常的心高氣傲，想：瞧瞧，這就是一個在城市裏當老師的人的思想境界和追求！如果在城市裏變得這麽俗不可耐，我更要離開城市。其實表叔所說，何償不是父母所擔心的呢？多少年後有了孩子才覺得他的“庸俗”確實有道理。
父母的努力挽留失敗了。媽媽迫於無奈，找了王震的關係，這個後門不是為自己謀利益，很容易走通，少一個城市戶口還不是好事情？手續很快就辦妥了，我定於過了“十一”就赴疆，剩下的事情就是去農墾部領取車費安家費，買火車票。
爸爸也知道了我的動向。想來他必是心如刀絞，大女兒已經去了新疆，情況並不樂觀。現在二女兒又要走了。他甚至沒法集中精力幹活，在他的日記裏寫道：
“上午屯穀茬，在刨穀茬時雜念聯翩。總在想念孩子。想念海燕，擔心她不安心工作，鬧出事來。想念海鷗，怕她不夠堅強，遠離家鄉，生活不習慣，要經過很長時期的痛苦。孩子，堅強點，讓父母安心點。”
爸爸的日記多是記事，幾乎沒有表露感情的內容，多少年後看到這篇日記，我的心在流淚。
我終沒去成新疆，媽媽的領導知道了這件事嚴厲批評她支持女兒不服從組織分配，走後門搞不正之風，失去了黨性立場。責成她立即製止此事，並作深刻檢討。我最後還是無奈地當了老師。
爸爸知道了非常高興，在日記裏寫道：“海鷗的工作確定，我就安心了。遠離身邊到萬裏之外的新疆去，真使人難過。海燕後悔已晚了。但也不必後悔，主要是好好接受鍛煉，成為一個又紅又專的人材。想家是必然經過的階段，過一二年就好了。”
爸爸內心是矛盾的，對黨的忠誠及對親人的心疼。“真使人難過”一詞道盡了爸爸心中對女兒全部的愛。幸虧我沒有去新疆。
2
我在師院附中當實習老師，不久文革就開始了。文化革命顧名思義是革文化及文化人的命。在學校老師就是革命對象，年輕老師也不能幸免，我也在被革之列。
我常被學生辱罵，推搡，這也倒罷了，鬥爭還在升級。
六月我和學生一起去農村夏收。學生橫眉立目地監視著我，不過他們抓不到把柄，我最愛幹農活，曆來勞動第一名。輪到我們班幫廚那天，我拿起菜來要洗，大師傅趕緊說你放下。菜刀不讓我摸，包子也不讓我做，總之一切進口的東西都不讓我碰。幾個學生像防賊一樣盯著我，大師傅也用一種奇特的眼光看我。我不知道錯在哪裏，十分委屈，隻好掃掃地擦擦桌子，實在沒事就打蒼蠅。
哪知回到學校，謾罵和侮辱的大字報在等著我，初中小孩更是對我拳打腳踢，惡言辱罵，弄得我暈頭轉向。再看大字報上的內容更是荒誕無稽，說我下鄉時，在廚房把馬糞和捉到的蒼蠅放到學生的飯菜裏，毒害革命學生，致使很多人生病拉稀。我的“反革命罪行”立即引起“公憤”，遭到學生批鬥和打罵。
我回家說了此事，爸爸萬分心疼，說學校肯定有問題。他馬上寫了一封信給北京市委，要求製止學生打老師的行為，信中說：
“請趕快製止師院附中打人現象
師院工作隊負責同誌：附中的革命運動自六月一日開展以來，群眾已經發動起來，搞得轟轟烈烈，形勢是好的。
但據了解，也存在一些問題，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打人現象現在仍然一再發生。運動剛開始革命左派激於義憤，打個把黑幫分子是可以理解的。但工作組到附中已經二十多天，打人現象仍在繼續，這樣壞人就可能乘機搗亂。壞人打著紅旗搞混戰一場的陰謀，利用學生沒有鬥爭經驗，挑撥左派革命學生毆打一些中間的，或一時被黑線蒙蔽的老師，或一時還沒有站穩立場的老師。這樣不分敵我友地亂打一陣，是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政策的。是迅速製止這種現象，趕快加強附中運動的領導的時候了。引導學生進行說理鬥爭，不然會給運動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失。
1966年6月”
我不知道爸爸寫了這麽一封信，在爸爸去世整理他的日記及信件草稿中才發現的。看到爸爸焦慮的話語，我唏噓不已。我能體會，他想到女兒受到的侮辱時必是心如錐刺。他的信件在當時必然是石沉大海。但即便是一粒小石子，他也要投入滄海，力圖激起一些浪花。
後來我又遭到了嚴厲的暴打，鼻青臉腫，背臀紫黑。我瞞過了父母，隻是淡淡地說是從自行車上摔下來的，我不能讓已經朝不保夕的他們再為我傷心了。
3
1967年，形勢千變萬化。由工人階級奪權而引發的造反派和“保皇派”的鬥爭越演越烈，最後上升為武裝鬥爭。各省市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各自橫向聯合成立了什麽大聯委，聯合戰鬥軍團之類。他們或衝擊軍區搶軍火庫，或得到軍區的支持，用軍隊的步槍以至大炮武裝起來。武器不夠的則自製土槍土炮和最原始的武器長矛。
我們這一代是在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宣傳和熏染中成長的。我常常遺憾自己沒有趕上戰爭年代，現在烽煙四起，全麵內戰，我內心充滿了參加戰鬥的渴望和激情。我並沒有想過正義非正義或具體地去捍衛什麽東西，隻是一種對戰鬥的向往，一種狂熱，一種新奇感。我馬上出發，哪兒戰鬥最激烈去哪兒。我去了成都、重慶、貴陽、昆明，加入了當地的派性鬥爭，幾經曆險。
我從來沒有理會父母是怎樣地捏著一把汗等待我的消息。當我背著挎包，風塵仆仆地出現在家裏，爸爸媽媽的驚喜溢於言表，可是沒幾天，我又跑了。
八月，聽說新疆那邊鬧得凶，我的心又躍躍欲試。新疆非常吸引我，一是前幾個月在雲貴川雖然目睹武鬥，但是沒有親身經曆過“腥風血雨”的“考驗”。更重要的還是海燕在那裏。
我裝好了綠帆布挎包，裏麵有一兩件衣服、毛主席語錄、撲克牌，還有一些假證件——我搞到了一個假學生證和一些蓋了章的空白介紹信。臨走時，發現挎包不見了，到處找不到。原來是媽媽藏起來了，她擔心我的安危，堅決不讓我去。我氣得不得了，跟媽媽大吵大鬧，媽媽就是不把書包還給我。
沒想到第二天爸爸把挎包拿來悄悄交給我，說他是從媽媽那裏偷來的。他說你們去吧，小心點，見到海燕把她帶回來。爸爸為她的沒心沒肺拚命三郎的性格日夜擔憂。
新疆的確已經是腥風血雨，天天都有死人的事情發生。常有炸彈，大炮落在我們居住的院子裏，玻璃老是震得轟轟作響。奇怪的是置身於這個環境中，我從來也沒有害怕過。
我喜歡這樣的生活，覺得新鮮刺激，簡直忘了給家裏寫信。不久我收到了爸爸的信：
“還是上月（八月）二十幾號曾收到你們一封信，半個多月過去了，沒有見你們來信，心中著實不安。中央近來又三令五申，叫外地串聯的學生趕快回來，響應主席的戰略部署，回本單位搞大批判，要相信地方的群眾自己會鬧革命，自己能夠解放自己。你們應當響應中央的號召，趕快回來吧！現在天氣越來越冷，你們帶的衣服又少，病在外地怎麽得了。
海燕來電，說要回來，可能已經在途中，我曾給她一電報，謂，‘父肺癌病危，速歸。’
你們千萬不要到新疆的外縣去串連，那裏全是少數民族，言語不通，既無法調查更無法做支援工作。少數民族中有一些壞人，對漢人特別仇恨，你們女孩子去他們中間特別不合適。
趕快回來吧，父母日夜掛念你們，寢食不安。回本校鬧革命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是響應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要聽毛主席的話。不聽毛主席的話，即使犧牲了，也不會是重如泰山，望你們再三思之。 爸 1967.9.12”
海燕得知我到了新疆，不管不顧溜到了烏魯木齊，一見到我就放聲大哭，說爸爸得了肺癌。我一則以喜二則以驚，本來假電報是人們糊弄領導的慣常手法，爸爸給我的信中也說發了假電報，可是爸爸沒和我們說過假話，我也拿不準爸爸的病是真是假了。我立即把海燕送上了去北京的火車。直到海燕電告我爸爸沒事，一塊石頭才落了地。
盡管找到了海燕，我還是不打算回家，按照原來的計劃下專區縣，沿著烏伊公路（烏魯木齊到伊寧）西進直到伊寧。行程隻走了一半，前方戰事緊張，車子過不去了。我這才折回頭。
我真是不懂事，我根本不去體會父母的心焦，總是我行我素。
4
1969年5月7日，毛澤東又發表了一個“最新最高指示”。是對東北柳河幹部學校的批示。即所謂的“五七批示”。於是像中國所有的事情一樣，上麵一句話，下麵雷厲風行。全國各大小機關都辦起了五七幹校，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被送去走“光輝的五七道路”。被毛主席批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的文化部幹脆撤銷，爸爸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是文化部的下屬單位，和文化部的其他單位一起連鍋端到了湖北鹹寧。在動員大會上，軍代表告訴知識分子，你們就在那勞動，改造，安置，不要再幻想回北京。
出發幹校的日子一改再改。終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周年的前夕，爸爸們突然接到指示立刻離京。爸爸離開北京的時間是9月26日，中秋節的前一天。這是軍宣隊特意挑選的日子，就是不讓你們在家裏過中秋團圓節，這種具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節日，是不利於貫徹五七指示，不利於幹部的思想革命化的。
我那陣被中學派到東玉河小學的初中戴帽班教書。就是這個時候，爸爸要走了。他給我寄來一個明信片，說某天要坐火車離京赴幹校。我一心撲在工作上，把明信片塞在兜裏。過幾天爸爸又來了一封明信片，說時間又改在某天，我還是沒在意。我覺得不應該為私事請假，也沒有時間請假。又過了兩天，我收到了爸爸的第三個明信片：
“海鷗：接最後消息：26日下午1：35仍在永定門車站上車。26日上午在社集合，整隊到天安門向毛主席宣誓，12時進站。你就不必回來送我了。你姨夫送來一哈密瓜，極好。元元有信來，你母親一切如常。
父1969年（9月）24日下午四時半。”
明信片到我手裏時已是9月27日的上午。晚了，爸爸已經走了。我突然意識到，爸爸連發三封信給我，封封說不必送，實際上就是想讓我送他。爸爸走時沒有人送，而出版社其他的人都是拉家帶口地相送。我想象著爸爸，在火車站東張西望，在最後一刻仍然希望親人的身影出現，不禁痛哭起來。我恨自己為什麽那麽革命，收到第一二封信我就應該回家幫爸爸整理行裝，與爸爸話別。
我不再管校長會說我什麽，馬上請假回家，我的心裏充滿對家的眷戀。家裏空了，隻有爸爸給我留的一塊哈密瓜。
幾十年來，對這件事的追悔如毒蛇一樣地咬著我的心，一想起來心就疼，就要流淚。這最後一張明信片我一直好好地保存在日記本裏。如果問，這一輩子你最後悔的是什麽事情，就是這件事，我沒能送爸爸去幹校。
5
當父母的對兒女的操心是沒有盡頭的。二老在幹校裏，操心在新疆老大的暴烈性格，操心在山西老三的羸弱身體，操心在內蒙老四的無著無落。我在北京有個平穩的工作，他們也操心，操心我的婚姻大事。
爸爸媽媽到幹校後，我一個人留在京郊，農村學校接觸麵狹窄，很難“自由戀愛”，隻能通過介紹人“找對象”。給我介紹對象的人還不少，這又牽動了爸爸的心，擔心“對象”，更擔心介紹人，一下子世界上好像沒有好人了。他又親自寫信來：
“……這事關係你一生的幸福和工作，當父母的特別關心，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介紹人的情況，實在使人不敢相信。了解一個人也實在不是容易的事，連介紹人也隻是了解個皮毛，這是常有的事。我認識的人中，就有這種情形，介紹人倒是有文化的知識分子，可是結婚後非常不合適，弄得精神極端痛苦不說，甚至影響工作，弄到後來還是離婚了事。能離婚還算好的，甚至還有更悲慘的，這種事情聽說得多了，對於一個不知根底的人不能不十分慎重。由於生活圈子不同，對所交對象調查研究有困難，也是使人擔心的一個原因。……（以上在工地上寫）”
爸爸如此憂慮，簡直失去了對女兒交往能力的基本估計，其實“找對象”沒有那麽可怕。我到底還是通過介紹人，找了一個“對象”。爸爸一百個不放心，決定回北京看個究竟。向幹校請假還得演一出戲，1972年的春節，我給爸媽打了個電報：“克陽胃出血住院，速歸”。爸爸回來了，身負著相女婿的的重任。
爸爸和未來的女婿見了麵，吃了飯。沒說什麽，回幹校了。我等待著爸爸的評語，我知道，爸爸一般什麽家事都不管，要管態度就非常堅決，通常我們不敢違逆。爸爸來信了，他說，對這個人印象不錯，隻是覺得他太聰明，恐怕將來你會吃虧。在爸爸眼裏，我還是一個傻乎乎的小女孩。不過至少爸爸沒有反對。
其實爸爸又多慮了，到了“將來”，吃虧受氣的不是女兒倒是女婿，而爸爸則非常喜歡這個女婿。
6
女兒嫁出去了，爸爸還是不能省心，1975年我懷了第一個孩子，妊娠反應強烈，此時丈夫正在幹校養豬，幫不上什麽忙。消息又傳來，因為丈夫把豬兒養得又肥又壯又多產，領導決定讓他再留幹校一年，大力弘揚養豬事業。爸爸看著我心疼，寫信給他，讓他離開幹校照顧我。他說：
“成忠：
海鷗懷孕反應較強烈，不想吃東西，她說上星期七八天隻吃了一斤栗子，其他什麽都沒吃。按你媽過去的經驗，這種反應要持續很久，至少四五個月吧。
大約明年初夏生產，生產前後需要人照顧，小孩也需要精心喂養。你明年如果還在幹校，就諸多不便了，她一個人在家肯定會有許多困難。我和你媽的意見，明年你還是不在幹校，回體院，就近照顧一下才妥當，此事望你認真考慮一下，及時跟領導談談。我覺得你們幹校為了多養豬而留人多幹一年，是沒有道理的。走五七道路的目的是鍛煉思想，而不是打什麽生產上的翻身仗。當然我這話不必給領導講。家中一切都好，勿念。
爸 1975.10.27”
本來這是母親應該操心的事情，可爸爸視為大事，隻有大事爸爸才親自動筆。丈夫從幹校回來了。我給爸爸生了一個健康的外孫。
7
我的第二個孩子讓爸爸操透了心。
我懷上了第二個孩子時，北京已經嚴禁生第二胎。既然已經有了，我就不能把她扼殺在萌芽狀態。為此我在懷孕期間和生孩子以後吃盡了苦頭，“咎由自取”，不提也罷。我感到愧疚的是，爸爸媽媽並不同意我的做法，但是小生命已經形成，他們也就不再責怪我什麽，而是和我一起擔驚受怕，一起承受非人性的壓力和屈辱。本來我已成人，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擔，不料我的領導，一個身材細長禿頂戴眼鏡的家夥，竟跑到爸爸媽媽的家，曆數我的“劣跡”，上綱上線，所用均是文革語言。這還不夠，又斥責他們縱女“犯罪”，極盡侮辱之能事。他們走後，我從沒見爸爸發過這麽大的脾氣，他忿忿地連說：“黨棍！純粹是黨棍！”
生完孩子後爸爸立即把我接到他自己的家裏，為的是讓我安心恢複身體，躲開各級領導的上門討伐。家裏有個“月孩和月婆”，總不免噪雜混亂，爸爸那陣正在翻譯《戰爭與和平》，就在這個環境中，堅持工作著。翻譯累了，就到我的房間，看看麵目姣好的外孫女，歎一聲：“可憐，一生下來，世界就與之為敵。”
兩個月後，我回到自己家，爸爸一百個不放心，寫信來詢問：
“成忠、海鷗：
你們回去後，情況如何？有沒有逼你們搬房子？你們的申訴遞上去沒有？
處分決定的原文抄一份給我，寄至出版社。由我名義申訴的問題還沒想好，不知向哪方麵，向誰申訴較有效。我打聽出北京市委管計劃生育的是白介夫，也可以向他申訴。
事已至此，也不必太著急，盡可能保持樂觀情緒，注意自己的身體，暫時的困難會有的，但也沒有什麽大不了，養好孩子就是了。 爸1982.3.23”
值得告慰爸爸媽媽的是我的女兒健康美麗自由成長。她為她的生命感謝外公外婆。
8
1988年我出國了，去讀博士。爸爸親自到機場為我送行。爸爸這時心裏是什麽滋味呢，因為將遠隔重洋而心疼還是因為我留洋讀書而自豪？我不知道，雖然與親人分離也難過，也哭，但更多的是對新生活的向往，來不及考慮那麽多。
出去了，才知道國外的生活像個嚴厲的教師，你必須得通過它設置的重重難題。首先碰到的是孤獨。白天街上就不見人影，晚上更是死一般沉寂。異樣的語言和麵孔包圍著，一個人都不認識。我想的夢的全是親人。好不容易盼來了第一封家信，我拿著信跑到附近的大公園，坐在草地上閱讀，讀著不禁大哭，我真想馬上回到親人的身邊。我寫信告訴他們，我想回去。
爸爸馬上給我回了信：
“你這次去澳洲，經曆了千辛萬苦，到了目的地，一切似乎皆不如意，想家，掛念子女，生活不習慣，其實這一切都是意中事，剛到國外的人，大抵都是如此，這是必經的過程，我相信慢慢就會好起來的。北京離澳萬裏，相隔千山萬水，好像十分遙遠，其實也不過大半天的航程，比體院（我家）到崔府（娘家）還近。北京家中的一切，你不必擔心。成忠他們的生活完全無慮，我手中還有點餘錢，每月可以補貼一些，讓他們過得比你在京時還要好，你剛到一個新環境，當然不習慣，要不了半年，你過了語言關，就會自由自在了。主要的是要盡快過語言關，你有英語的基礎，相信很快就能掌握語言了。
一切都剛剛開始，要自強不息，堅持下去，精神不能垮！……”
爸爸還給我寄來了兩張太極拳級別的證明，希望可以以此在澳洲謀求一條生路。
爸爸的信給了我很大勇氣，我堅持了下來，在澳洲站住了腳。一年後，我的丈夫孩子都到了澳洲。
9
我的精神沒有垮，台灣的長蘭姑姑說劉家人的血液裏都有“決不妥協”的因子。我也是。
可是身體卻由不得自己，出了問題。到澳洲的第三年，我被診斷長了腦瘤，動了手術，再過五年，腦瘤又複發，再作治療。這些事情我長時間瞞著爸爸媽媽，我不想讓他們再為我操心。麵對病魔和死神，自己卻琢磨透了一個道理，這一輩子都在為了什麽而做什麽，唯獨沒有為了自己作些什麽。我決定放棄博士學位的桂冠，把勞什子“子曰詩雲”扔得遠遠的。
放棄了名和利，我過得很輕鬆，精神愉快。我和爸爸媽媽講明了我的想法。我知道爸爸曾經一直為我出國“讀博士”而驕傲，他的內心一定很失望，但是他毫不猶豫表示讚成。他對我的心疼始終是第一位的。
不讀書，也沒有工作，拿著政府的病殘補貼，生活的確有些拮據。我不說，爸爸一定也想得到，闊別中國六年後第一次回國，爸爸一定要把他僅有的五百美元送給我，那情景成為我永遠不能釋懷的愧疚……
10
1997年海燕到澳洲來探望我。古道熱腸的海燕見我們一家四口人仍然租住兩個睡房的公寓，心疼不已，捶胸頓足，當下就借給了我三萬美金，讓我們買一間像樣點的房子。哪知海燕回國後聽了一些人的蠱惑，後悔了，立刻來信收回三萬元。我知道姐姐的秉性，凡事並無定見，就寫信告訴她，房子不買了，錢馬上還給她，但是我還是非常感謝她對我的同情和理解。
本來姐妹之間的事到此就完結了。爸爸無意中看到了我的信。我可以想到他看信後定是心如刀攪，他立刻給我寫了一封信。
“海鷗、成忠和孩子們：
我幾乎沒有給你們寫過信，這太不應該了，前兩天從你母親處拿來海鷗的四封信，最近的信也已經是七月間發出的，這些信帶回我的住處，細細看了兩遍，其中特別是1998年4月9日一封信，是我感觸良深，促使我匆匆拿起筆來寫這封短信。
關於海燕借錢事，海燕向我提起過，現在海燕要取回那筆錢，害得你們買房子事告吹。我正是為這件事寫信。我的意見是你們不要從銀行取出那筆錢換成人民幣還海燕，那麽怎麽辦呢？很簡單，由我還給她，連本帶利一起還，那三萬元就算我借你們的。我這樣說了，我一定照辦，你們也一定聽我的話，一定依我所說的辦，千萬，千萬。
你們會問，這樣辦會不會影響我的生活？我告訴你們，“絲毫沒有影響”。我有超過這個錢數的稿費，再多拿出一點也沒關係。第二個問題：“何時還？”我的回答是不限時，何時大田和又佳能掙錢，有多餘的錢時，那時再說。還不還不是什麽問題，我隻希望大田、又佳努力學習，能成材，我就高興了。
我這話說一不二的，並堅決辦到，你們不必提出什麽異議了，令我心不安。來信告訴我應還海燕多少錢。我沒有海燕在美國的通訊處，由海鷗給海燕寫信告訴她我的決定就行了。”
爸爸的信通篇浸透著他對五十多歲遠在萬裏之外的女兒“居無定所”的深深憂慮，為此他要拿出自己的養老積蓄為我買房。我何德何能，受爸爸如此眷顧？！這麽多年了，作女兒的從來無以報答父母養育之恩，反而父親要在八十多歲的高齡來周濟女兒。我絕對不能要爸爸的錢。我立即回信，堅決地婉轉地拒絕了爸爸的饋贈。
爸爸後來沒再提替我還賬的事了，可是女兒的窘況他始終未能釋懷，年底我回國探親，爸爸竟說，我死後就把我的房子給你吧。爸爸說得很輕鬆，我卻感到更加沉重，仿佛整個房子的重量都壓在心上。我仍然沒有接受，因為這樣對其他姐妹不公平。
我感到沉重的是，我始終不能讓爸爸為我心情輕鬆愉快。因為我的性格自由不羈我行我素，後半輩子過的總是磕磕絆絆的，這磕磕絆絆象拴在爸爸心坎上的一根繩子，時常把他的心抽得一緊一緊。都五十多歲了，還在讓他失望。
其實我的秉性很像爸爸，淡泊名利，視物質財富為浮雲。我在國外除了沒有房子，生活得很好。雖然多病，我精神生活豐富愉快，我寫文章，畫油畫，參加各種公益活動。我的文章連連得獎，我的油畫常有人索要，我義務教授的學生們非常熱愛我，我的各路朋友一大群。這些我很少跟爸爸講，我覺得這些都是習以為常的生活瑣事，不值一提。爸爸去世後我翻閱爸爸的日記，才知道他對女兒以至孫兒們所有的生活小事都細細咀嚼，津津樂道，銘記在心。
我萬分後悔，我為什麽沒有對爸爸多講講我的生活，讓他知道女兒在海外有一個豐富的世界，他一定會為我高興，一定會為我驕傲。
2005年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花園房屋，可惜爸爸那時已經走了四年了。
11
細細想來，我這一輩子隻有一件事讓爸爸為我驕傲，就是1978年研究生恢複招考時我考上北京大學哲學係的研究生，圓了我自己上大學的夢，成了劉家這一代第一個進入大學堂的人。
這一輩子我隻為爸爸做了這一件事，1979年召開第四屆全國文代會時，我給大會主席周揚寫了一封長信，痛說爸爸無房之苦，不久由周揚親自批準，爸爸得到了在大北窯的一套房子。
這一輩子其餘的事情，我總是麻煩爸爸。我給爸爸的太少太少，他給我的我永遠不能再報答。我將後悔一輩子！
海鷗我想你沒下鄉而直接被北京師院附中招為教師也與你考上研究生一樣讓你爸格外自豪而寬慰。當時人人都要下鄉，你卻直接做了教師，還是名中學，多麽榮幸而難得。
學生打老師，這些作惡的學生沒人後來找他們算賬嗎？他們該判刑，該給海鷗你賠償，還該跪著給你磕頭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