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八、再見了，自由不羈的元素（1959-1962）
有一天我讀到了普希金的《致大海》，立刻把它抄在我心愛的小本上，那時已經是初三了。這首詩表達的是什麽思想，我不關心，就是喜歡第一句“再見了，自由不羈的元素”。為什麽喜歡，我說不出來，就是喜歡。直到今天我才意識到我的感覺沒有錯，初中是我最後放飛個性的時期了，之後，我性格中的自由元素與我漸行漸遠。我將像一塊橡皮泥，被放進模子，漸漸塞滿模子的角角落落。
1959年我考上了北京女子十二中（原貝滿中學），初中部的校門外是一個教堂。（照片來自網絡）
一個星期天我到學校玩，見教徒們在教堂裏做禮拜，我很好奇，想進去看一看，在門口被一個穿白色長袍的男孩子攔住，他說：“你不能進去，這裏是聖地。”我很驚奇一個和我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能說出這樣的話。我隻知道我們的天下是共產黨的天下，我們少年兒童受的都是黨的教育，是一種什麽思想或力量能與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教育並存呢？
平日教堂的門總是敞開的，我喜歡溜進去感受一下其中肅穆靜謐的氣氛，尤其喜歡爬上教堂的尖頂。窄窄的木階梯，一圈圈螺旋向上攀去。安靜極了，隻聽見腳步聲“噔、噔、噔”。腦子裏充滿了中國反特電影和外國十八九世紀的影片鏡頭，心中忐忑著，不知在頭頂上會突然出現什麽。在頂層，透過小窗戶向外看，天高地小，我的思緒飄得很遠。
我對中學是有些恐懼的，因為爬繩。中學那時的體育課照搬蘇聯的“勞衛製”，其中有一項是爬繩。姐姐海燕也在這個學校，比我高一級，爬不上去，晚上吃了飯就讓我陪著到學校練習，我確信我更沒有能力爬上去。一天晚上一個練爬繩的同學從繩子上摔了下來，跌斷了腿。此後學校取消了這項考核。這才打消了我對中學的憂慮。
195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國慶節我們的任務是白天參加遊行，夜晚“狂歡”。整個九月份我們的體育課和放學後都是練習遊行隊伍，學跳集體舞。國慶節天安門的“狂歡跳舞”連續三個夜晚。我們和男校二十五中的學生一個圈，男孩和女孩勉強拉著手，別別扭扭送走一個迎來一個（集體舞中男女生不斷換舞伴），直到深夜。狂歡之後，有很多女生收到了男生的信。連我們初一的小女孩都有男生追求。
我們的班主任是剛剛複員的軍人，共產黨員，讓我肅然起敬，但不久我就對這個班主任失望了，她是教政治課的，講社會發展簡史，說不清道不白（本來就是說不清道不白的事）。上政治課簡直是一種懲罰。同學們各行其事。有人上課看《簡·愛》，這本書在學校非常搶手，每人隻有一兩的閱讀時間。一天校長在晨檢時間做廣播報告：“現在現在流行看《簡·愛》，《簡·愛》是什麽，不就是簡簡單單的愛嗎？中學生現在談什麽簡單的愛？……”學生們笑不可遏。
我最喜歡的老師是英語老師和語文老師。
英語老師燙發，大眼睛，圓臉，高個，長腿，她常穿素色絲綢襯衫，下擺塞在西褲裏，襯出挺拔的胸部和豐滿的臀部曲線。非常洋氣，但是她平易可親，對每個學生，不論學習高低，“品行”好壞皆一視同仁。有一個星期日一個同學在中山公園碰到她，穿一件白底大紅花連衣長裙與丈夫逛公園。第二天消息傳遍全班。原來老師也是愛美的普通人！
語文老師個矮精瘦，但是她講課中氣十足，板書大而方正，是外方內圓的趙孟頫體，和她本人形象截然不同。第一堂課講的是農民詩，周老師滿懷激情高聲朗誦：“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同學們下麵偷偷地捂嘴笑，但不久就被她講課的生動所吸引。她說大躍進中她參加了十三陵的建設，她中暑了，坐在唯一的蔭涼地電線杆的陰影下休息。她非常喜歡我的作文，第一節作文講評課上來二話不說，就念我的作文。她永遠給我作文5分甚至5分加。
數學老師是個身體寬大的高個。他很“勒特”，寬大的藍製服上總是有油跡。褲腰上總是掉下一節白繩子，女生們不好意思地笑，私下議論：“他媳婦怎麽也不給他拾掇拾掇。”可是他講課邏輯清晰，讓我對解數學題興趣十足。
我在學習上還是吊兒郎當。北京三天兩頭就停電，我每天放學總是要玩個痛快，晚上才做作業。碰上停電，索性不做作業了，反正有理由——停電了。
我馬虎得連考試都錯過了。初一期末考試上午考兩門課，我不知道，考完一門就顛顛兒地回家了。中午放學一大群同學來家問我為什麽沒參加考試。我嚇壞了，媽媽肯定饒不了我。更讓我沮喪的是，我得和那些考試不及格的笨學生一起參加補考，真丟人!
1960年的春天。三八節前工青婦委托學校選一批女孩子到人大會堂給三八紅旗手獻花，我們班長得勻溜個兒的女孩子都選上了。我們去人大會堂排練過一次，午休時一人發一個大麵包、一段肉腸。大饑餓時期已經開始，這份吃的相當奢華。同學們歡天喜地，有的同學舍不得吃，帶回家給爸爸媽媽弟弟妹妹。
這頓麵包香腸讓我交了一位好朋友小溪，就是因為看到平時孤傲的她喜滋滋地吃麵包，那麽接地氣兒，我就喜歡上她了。
課間十分鍾我們最愛玩“拉大炮” 的遊戲——一個人當大馬背人，被背的是大炮，把對方的大炮拉下來。我長得粗壯，背著小溪樓上樓下地跑。我懷疑我的個子不高就是那時壓的，姐姐妹妹個子都比我高。
學校要求我們每天報告打死蒼蠅的數量。我和小溪一人拿著三個蒼蠅拍，走路到農展館馬房打蒼蠅，哪裏蒼蠅成千上萬，一會兒每人就打了一千多。其實打多少蒼蠅並不重要，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次愉快的郊遊。
午休時如果不回家吃飯，我和小溪到教堂後麵的小花園裏。我坐在石凳上，她躺在我的腿上聽我念巴烏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或聽她輕聲地唱歌。她最愛唱印度電影《兩畝地》裏的搖籃曲：“睡吧睡吧，睡神來臨吧，甜蜜的美夢，它從那亮晶晶的小星星那裏，輕輕跳進你的眼睛……”
那陣媽媽下放農村，沒人管我，我幾乎天天都去小溪家。她家雖小，但是好客，總是吸引了一堆青少年。和他們在一起真實地體會到了生活的自由狀態。有時候我們甚至不惜曠課（因為大饑荒，學校考勤很鬆）一起到頤和園，從南邊的豁口鑽進園裏，在湖邊撿一條小船，一玩就是一天。我們都喜愛李清照的《清平樂》，“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和他們在一起就像生活在這首詞的畫麵裏。
小溪的爸爸是畫家，他早就辭職在家做自由職業者，在當時屬於異類。他要小溪練習畫畫，我也得到機會陪練。有一次他搞來一把黃花插在花瓶裏，讓我們畫油畫。我不知道怎麽畫，他說不要拘束，就把油色“拽”到畫板上，想怎麽拽就怎麽拽，於是我拽成了我的第一幅油畫。
美院附中三四月份招生，小溪毫無疑問是要考美院附中的。她爸爸鼓勵我也去投考，我並沒有下過決心一輩子搞美術，但是在他們的攛掇下我也報了名。那年全國共有六百多名學生報考。共有三百多人取得了參加初試的資格，我和小溪都在內。初試是畫一個石膏像素描，一幅創作畫“夏天”。大多數人都畫的是遊泳。
初試放榜的那天，美院附中門口人頭濟濟密不透風。我擠進人群，掃了一眼，然後不動聲色地擠出欣喜的失望的焦急的人牆。而我的心高興得要跳出來了：六十個錄取者中，我榜上有名！我高興是因為我知道了自己有什麽樣的能力和實力，這和親人朋友的誇讚不同，它是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認可。
我接著又參加了美院附中的文化課複試和口試。當媽媽知道我有希望考上美院附中時，與我作了一次嚴肅的談話。她堅決不同意我學美術，因為畫家是自由職業，不能算作正當工作。在這個領域的人往往自由散漫，脫離集體，脫離黨的領導，很容易犯政治錯誤。她列舉了許多成為右派的畫家，說我生性就自由散漫，若當了畫家更是如魚得水，前途是很危險的。又說她下放這幾年我的思想傾向變得不健康了。正在這個時候附中放榜，六十人中取三十人，我落榜了（小溪考上了）。我倒也沒有太大的遺憾，本來就是考著玩的，但我不知道，如果我考取了，會和媽媽發生什麽樣的衝突。
我的功課已經荒廢了許多，我必須把所有的功課撿回來。初三的學生已經放假在家複習，數學幾何我幾乎一題也不會做，我跑到好學生汪同學家請她給我從頭講起，才講了一兩次就悟出了門路，甚至做出了興趣。到考試前，我的數學幾何已經遊刃有餘。
1959 年中國遭遇了三年大饑荒，人們沒有足夠的食物裹腹，更不要說喂雞了，爸爸帶著我們到郊外去采集草籽當雞糧。一塊去的還有馮雪峰一家人，孩子們捋草籽，爸爸和馮雪峰坐著聊天。
可憐的雞好像知道末日已盡，突然爆發了雞瘟。我家的雞一隻接一隻地死去，每死一隻，海燕就抱著大哭。阿巧趁著一些雞還沒死，趕緊殺了做了風雞。在食物極其乏憒的日子，這幾隻風雞多少給我們補充了些營養和安慰了一下饞蟲。
1959年我開始了青春發育期，身材開始豐滿起來。二堂哥從老家安徽省濉溪縣臨渙集來北京，見到我說：“像你這麽又白又胖的，要在咱們老家人們一見到就會把你殺死吃掉。”我說：“胡說八道，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還有人吃人？”他說：“騙你是王八。”
多少年後才知道他不是在開玩笑。老家是饑荒重災區，爸爸的堂哥堂妹表哥表妹幾十個親戚和兒時夥伴都餓死了。餓瘋的人已經失去了人性，隻要是一個活物，他們就會殺來吃。
幸好我們是在北京，“困難”還沒有大幅度影響日常生活。主食可以保持一天九兩的定量，副食供應全靠配給。商店幾乎空空如也。最初隻有“伊拉克蜜棗”是唯一不要票本的零食。中國支持伊拉克和美國打仗，賣給他們武器，人家沒錢還，隻能拿一些棗子頂債。街上偶爾可以看到賣一種（唯一的一種）叫做伊拉克棗的冰棍，盡管是嚴冬，人們馬上就爭相購買，一人買十幾、幾十根，甚至整盒整盒地搶，聊以解餓。不久又傳說伊拉克棗帶有肝炎病毒，很多人吃了得了肝炎，於是伊拉克棗也突然不見了。
一次在王府井，見一個食品門市部窗口擠滿了人，每人手裏攥一把錢瘋狂地搶購汽水。售貨員站得高高的，開瓶蓋時有意地傾斜和晃動著汽水，泡沫衝出瓶子，汽水交到買者手裏時，隻剩下半瓶了，如果有人抱怨，售貨員就說，：“你要不要，你不要有人要。”馬上就有無數手伸過去，搶那小半瓶汽水。喝到汽水的人們臉皺成一團，什麽東西呀，跟藥水似的。那汽水叫“沙士”汽水，過去國人喝不慣，壓了庫房，現在誰還顧好喝不好喝。能進口的就搶。
這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因為大家搶汽水時的瘋狂，而是售貨員的作為，他們像耍猴一樣，玩弄著人們饑餓的欲望，得意地笑著。我覺得人心真是很險惡，連這樣一點點權利都要充分地利用來壓人一頭，如此人們之間生長的隻有恨。
大躍進之後，媽媽因為雇傭保姆受到了剝削工人的批判，阿巧隻好離開我們家另找工作，但是她還住在我們家，每到休息日一定幫我們買菜做飯。平時我們就在媽媽的機關食堂吃飯。
我正在長身體，肚子裏沒油沒鹽，整天想的就是吃。上課無心聽講，熬到中午第四節下課鈴響，立即衝出學校到食堂吃飯。食堂的飯菜做得不夠分量，大師傅們卻一個個肥得挪不動窩。我經常買白菜燙飯，一兩一碗，用大白菜幫子和剩飯煮成。一頓飯要吃四碗，肚子撐得鼓鼓的，可盯不住時候，一會兒就餓了。
在食堂經常吃超當天的定量，到了下半月眼看糧食吃不到月底，隻好回家自己做飯。我發明了一種吃法，叫“煮漁網”，燒上一大鍋水，把茄子黃瓜西紅柿（幸虧還有些蔬菜）等切塊兒放進鍋裏煮開。合上一小團麵，也就二兩，擀成薄薄一大片，下鍋時又拉又扯，扯出一個個窟窿象個破漁網。這樣煮出來的麵顯得挺多，再放些醬油和辣椒麵，吃得滿頭大汗，撐得飽飽的。因為辣和撐，克陽就是那時候落下了胃病，後來發展成胃潰瘍。而我因為胡吃海塞，竟長成了一個胖子。
大饑荒時期，媽媽下放勞動。下放者都是多少有些“問題”的人。媽媽因為如實匯報出差見聞，弄了個“右傾”標簽。一天媽媽突然從農村回來，因為營養不良“浮腫”已經很嚴重了。腿上臉上一按一個大坑。那陣浮腫病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病症。媽媽休息了幾天，浮腫未消又回到農村。右上角的黑白畫是1961年我畫的媽媽和老鄉。
其實北京人得天獨厚，有錢還可以買高價點心高價糖。媽媽屬於那種居安思危，居危思更危的人，買了一斤高級糖不讓我們吃，鎖在保險箱裏，等更壞的年景再吃。一擱就是一年半載。到“大饑荒”情況稍有好轉，媽媽打開保險箱把糖分給我們.剝開糖紙，裏麵一條條白色的肉蟲子把糖都快蛀空了。我們還是把蟲子及蟲屎撿幹淨吃掉了。
再沒得吃，也不能沒有精神食糧。看書一直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中國和蘇聯的長篇小說已經滿足不了我的渴求，我開始閱讀並深深地愛上了西方古典文學。初中期間，我閱讀了大量的西方小說。
1962年文化界開始複蘇，被毛主席後來批判為 “封資修大洋古”的文學藝術音樂紛紛回來。我迷上了西方音樂和歌曲，它們和我當時所看的書，我當時的心境相吻合。我讓媽媽給我買了一個吉他，媽媽批評我資產階級思想越來越嚴重，但她還是花了69元給我買了一個吉他做生日禮物。
當思緒不再被吃飯占領時，我開始意識到我已經是一個青春期的女孩了。我上學的路上經常碰到一個男孩子，一見到就心跳不止。我很想把我的感覺寫在日記本上，又怕別人看見。於是我想出了用密電碼寫的辦法。我自己設計了一套複雜的密碼，變成電報符號，把青春的萌動寫在紙上，再把紙封存起來。
我看了一本《希臘神話故事》，裏麵《麗達和天鵝》的故事，給了我很大衝擊，它以優美的語言描述的愛情故事讓我對性愛產生了朦朧的意識。
經曆了青春期的發育，十五歲時我的體重超過了一般女孩子（一百二十多斤，那時十幾歲的女孩體重一般八十多斤最多九十斤）。“胖子”在當時的中國是最不被人們認可的一類人，人們認為隻有地主資本家才是胖子。從小到大我受到了無數的鄙視唾罵和嘲笑，自尊心受到深深的傷害，以至性格也發生改變。一次在商場看到一麵哈哈鏡，鏡子裏的影像把人變瘦，而我的身影在鏡子裏和正常女孩一般，我站在鏡子前久久不願離去，心想我若是鏡子裏的樣子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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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你的這個係列應該作為連環畫發表。
鏗鏘要是出書了別忘了告訴我，要買這本小人書。+1
你上學時候語文5分+，畫畫也好，現在都用上了，真是沒有無用功啊！
120斤在你們的年代肯定算是超重，哈哈，我知道很多北京人欺負胖女生的順口溜呢：-）
不過, 讀書的意念再強, 也不會把大腳指錯位吧。 有的細節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