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的水鳥
就是想飛。
我的越戰老兵朋友（十，為了忘記）
劉海鷗（鏗鏘豬）
海鷗敘述——越戰後的戴維
酗酒是一種病
我和老宋是1994年認識戴維的。他的女友荔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想讓老宋幫戴維幹活，就這麽著我們認識了。那時候戴維喝酒還沒有那麽厲害，早上起來喝杯咖啡，就開車帶著老宋去幹活。幹活回來先不回家，直奔酒鋪買一瓶沃特卡。剩下的時間才是盡情地喝酒。
後來就不行了，那是荔離開他以後，他從一大早就開始喝酒。從廉價的葡萄酒當水喝到用窩特卡或威士忌兌一些軟飲料當水喝。他還比較遵守交通規則，喝了酒不能開車，讓老宋開，又嫌老宋開得快（其實不快，是他自己喝了酒精神很緊張），就央求我去開車，順便幹一些小活，給一點工資。
剛開始戴維喝了酒還能幹活，又怕客戶聞到酒精味。在人家門口雙手捧著嘴，往裏麵哈氣，再抽著鼻子聞，然後張大嘴往裏噴消除異味的噴霧劑，噴完了又對著老宋哈氣，“你聞聞還有沒有酒味。”確信沒有了，才下車整整衣冠進入客戶家裏。
本來還是在家裏喝，後來酒幹脆帶到了車上，一路上不斷地喝，到了幹活地點，人已經睡死過去，隻好由我和老宋幹。即使他幹，醉眼迷稀的，活也是幹得丟三落四。老宋說：“戴維，你這兒沒有做幹淨。”他就說：“是，老板。”
說實在的，我和老宋也很煩他，從早到晚都醉得象一攤爛泥。頭一天的酒精還沒從體內釋放，第二天的酒又接上了。經常是說好了要幹活，需要我們兩個人都去。等到了他家（每次幹活是先到他家，開著他的工具車，帶著他去雇主家），他已經喝得兩眼紅得跟血泡子似的，說：“今天不幹了。”
我們很生氣：“為什麽不幹？”
“你看我這樣能幹活嗎？”
然後他顛三倒四地翻著他的日誌本，半天半天才找到一個電話號碼：“你替我打個電話告訴顧客，我心髒病突發，住院了，等一出院就會和他們聯係。”瞧，醉成那樣，還會編瞎話維護自己的臉麵。
我不願意打：“你自己怎麽不打？”
“我住院了，怎麽能打呢？”還沒喝糊塗。
我隻好對著電話說謊話，那頭人家一陣驚歎，一通慰問，更讓我不是滋味。放下電話他急著地問：“顧客態度好嗎？有沒有生氣？”
我說：“人家關心你，問候你呢。我以後再也不打這樣的電話了。要打你自己打。”
他鬆了一口氣：“明天。明天一定幹活，絕不喝酒。”然後醉腔醉調地背誦著莎士比亞的《麥克白》：“Tomorrow, tomorrow（明天，明天）……”
第二天還是重複前一天的一切。
有幾次，我們根本敲不開門，隻好悻悻地回家去。這麽一來一去，一個上午，每天最好的時光就白白浪費了。最後我忍無可忍了，對他說：“你喝酒毀了你自己，我們不想做犧牲品，你還是另找人幹活吧。”
他抬起頭，迷離醉眼好不容易聚集起驚異的問詢的目光，半晌，驟然爆發出巨大的火光：“好，走吧！我不需要你們，走哇！你們被解雇了。我永遠不想再見到你們！”
我拉起老宋轉身就走。
“等一等！”回頭看，他臉上是狗一樣乞憐的神色，“你們真的要走啦？我隻剩你們這兩個朋友了，你一走，我真的一個朋友也沒有了。”他一下子大放悲聲，“你以為我喜歡喝酒嗎？我恨酒，恨透了。我也想戒酒，可是我沒有辦法，酗酒是一種病，你們知道嗎？一種和心髒病肝炎糖尿病癌症一樣的病。不是我想戒就戒得了的。”哭到傷心處，大呼：“我想我媽媽，隻有她最了解我……”
架不住他的目光和哀求，我和老宋仍是一接電話就去他家。
最後他幹脆不去幹活了：“你們自己去，你們幹得比我好。幹完活別忘了把支票拿回來，咱們一人分一半。”等我們把支票拿回來，從來也沒有對半分過。
我和老宋是實在人，要是換了別人，早把他的客戶戧走，開自己的生意了。那些活真的沒有什麽技術含量，連我一個人都能幹。
有這麽做生意的嗎？戴維再也攬不到顧客，生意讓他自己禍害完了。
為了忘記
若問他為什麽要這樣喝酒，戴維回答：
“為了忘記。”
“忘記什麽？”
“忘記了。”
他想忘記什麽事？
我手頭有一部戴維寫的自傳《Baby Boomer》（書名不錯，但他生於嬰兒潮之前），他請我幫他把手稿輸入電腦。從自傳中看他，大半生都像是在一個黑暗的隧道裏打滾，活得毫無意義。
他出生於一個大家庭，父母都是再婚，各自帶著前一窩的孩子，再加上後來的共有十四五個。童年是在貧困和打鬧中度過。好不容易見到了出路——讀了大學，剛剛有了自己的事業，就參加越戰了，然後一切都毀了。
妻子和他離婚了。兩個女兒跟著媽媽，大女兒十五歲時被一個小子弄大了肚子，戴維把那個小子差點打殘，大女兒恨透了他，從此再也不和他往來。
戴維又結了兩次婚，後兩任妻子都欺騙了他，一個跟別的男人跑了，一個奪了他的公司，遠走海外。
他的兄弟姐妹除了一個弟弟，都不和他來往。
隻有他母親一如既往地愛著他。1997年他母親患癌症去世，他像孩子一樣大哭，母親最喜歡他，因為他最像他的父親，也最讓人操心。其實，他並不常見他的母親，甚至母親病重住院期間他連見她的勇氣都沒有，隻是在病房外麵等待荔從裏麵帶出來的消息。但是隻要母親在，他的心總是有依托的，母親去世了，世上再也沒有疼愛他的人了。醉酒後的他常常會哭道：“我想我媽媽。”
他的身體也垮了。1998年的一天他突然尿血，按他說“馬桶裏全都紅了”。他嚇得渾身哆嗦，不知所措。荔大哭著打電話給我，請我開車帶他們去看醫生。家庭醫生神情嚴肅地給他開了B超的單子，檢查結果是膀胱癌。專家醫生馬上給他安排了手術，切除了一個草梅大小的癌瘤。醫生警告戴維，絕不可再喝酒抽煙。手術第二天一早戴維就從醫院偷偷溜回了家，一手拿煙，一手拿酒，他不能忍受不抽煙不喝酒的日子。
對癌症的恐懼伴隨著後來所有的日子。醫生囑咐他每半年複查一次，因為害怕聽到檢查的結果，他寧可不去複查，一次都沒有過。幸好，膀胱癌是癌症裏最容易治療並不易擴散的癌症之一。戴維一天一瓶沃特卡，一盒50支裝的煙，就這麽煙啊酒啊地折磨自己，竟然又活了十五年，人的生命力真強，可他這十五年白白地浪費在恐懼上了。
“這是橙色劑害的，我要告他們！”三十年過去了，單槍匹馬的，告誰呢？
1999年連荔也走了。荔對戴維非常好（其實除了酗酒賭博，戴維算是一個不錯的人），對他嗬護備至。盡管戴維酗酒越來越厲害，沒有了任何收入，荔不離不棄，打全職工作養家糊口。可是哪個女人能長期忍受有著抽煙喝酒賭博的惡習以及由悲傷恐懼帶來暴戾脾氣的男人？和他共同生活了五年後，荔終於再也無法忍受了。導火索是一天他們在酒吧發生了激烈爭執，戴維把荔趕走了。酒吧經理十分憤怒，把戴維攆走並且永遠禁止他進入此酒吧。回到家，荔已經走了，連她都走了，還有什麽人能接受戴維呢？
荔的離去是對戴維最大的打擊，他後悔不已，荔是他所有的女人中對他最好的。他想盡一切辦法甚至請求我幫忙把她追回來，但是荔決心已定，再也不回頭，她對我說：“離開戴維，我突然感到從來沒有過的輕鬆。我早就應該開始我的新生活。”
其實戴維這一輩子都沒缺過女人，女友離開他，他仍然可以天天帶女人回家來睡覺。
“容易。”他刻意掩蓋著荔拋棄她的失落，“在街上或酒吧裏隨時能找到，一個眼神，就知道她會不會跟你走。”想想吧，他醉酒迷離的樣子甩出來的是什麽樣的眼神，帶回家的能是什麽樣的女人？半瘋、酒鬼、騙子、小偷……都是些loser（生活中的失敗者）。交往也就是一兩個小時兩三天個把星期。結果不是他的東西錢財被偷走拐走，就是吵鬧得由警察來解決爭端。這些女人的出現讓他的生活更加一塌糊塗。
這一切的一切，他能忘記嗎？
手稿打好，我還給戴維，他說：“你留著吧，不要了，沒有人會感興趣我的生活。”我說“留給你的女兒們看吧。”他說：“不行，我決不能讓他們知道我的生活是這樣。”至今我還保留著他的稿件，曾經有一天我試圖把它翻譯成中文，翻了幾百字，放棄了，太費時間，我自己無數的事情還做不完呢。稿件就先擱著吧。
無形的鮑勃
壓垮戴維的最後一根稻草是鮑勃的死。
戴維總是提到鮑勃。
他經常告訴我和老宋一些小道消息，比如在美國公布打伊拉克之前他就說美國要出兵伊拉克了，還說澳洲決定和美國一起參戰，具體到連參戰人數都知道。我問：“真有這麽回事嗎？是你自己分析的還是聽誰說的？”他說：“鮑勃告訴我的，這些都是國家機密，你千萬不要對人說。”
鮑勃是誰，就是那個當初動員戴維參加軍隊、戴維回來後又幫他找到一個工作的軍事情報局官員。我不大相信一個高級軍官怎麽會把國家機密告訴這麽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
當初戴維要我寫他在越南戰場上的故事時候，我曾拒絕過。我說：“這些故事屬於你，你也能寫，應該自己寫。”
他說：“不行。我不能寫。我做的事情都是反美的，如果寫出來會遭到美國人的懲治。美國那些雜種什麽事都幹得出來，他們會在不知不覺中把我幹掉。並且我和軍事情報局簽署過協定，我所知道的一切軍隊的事情要保密三十年，三十年不可暴露身份。現在我的一言一行還都在軍情局的監視之中。”
我心裏有所懷疑，不就是一個中尉（lieutenant）情報官嗎？有這麽嚴重嗎？我問：“你都退役那麽久了，還有什麽可監視的？”
他說：“你不相信嗎？我給你講一件事。我回來幾年後，有一次在外麵喝得非常非常醉。一般來說，我喝了酒就不開車了，坐出租車回家，第二天才去取車。那天大概我喝得太醉了，沒了意識，糊裏糊塗自己開車回家了。在紅燈路口，我根本分不清紅綠燈，一直開過去。結果撞了車，我一定是開得特別快，把正在拐彎的一輛車撞了兩個滾，我自己也昏過去了。
醒來的時候是在醫院，身邊有大夫和兩個警察。
警察說：‘你血液中酒精的含量是限量的四倍，你喝酒肇事，對方司機已經死亡，你被逮捕了。現在我們怎麽和你的家人聯係？’
我說：‘我沒有家。’
警察說：‘你的工作單位？’
我說：‘你們自己查我的口袋吧，愛和誰聯係和誰聯係。’
說完我又睡著了，也可能是醉過去了，也可能是昏過去了。
第二天，我醒過來，醫生跟我說：‘你的傷不重，可以回家了。’
我奇怪：‘警察呢？’
醫生說：‘什麽警察？我們沒看見。’
‘他們說我喝酒超量，不是說要逮捕我？’
‘你的酒精含量正常，沒有超量。’
‘那個被我撞死的人呢？怎麽處理？’
‘那是他自己違反交通規則，你不需要負任何責任。現在你可以走了。’
我疑疑惑惑地回家了。回到家，鮑勃的電話就來了，他說：‘戴維，你這樣做令人難以容忍，但是我替你擺平了這件事。’
我問：‘到底怎麽回事？’
他說：‘警察在你的衣袋裏看到了你的軍人證，給我們打了電話，我告訴他這件事情交由我們軍隊來處理。然後我處理了，就像你知道的那樣。但是我警告你，就這一次，不能有第二次。’”
戴維結論說：“你看，有鮑勃罩著，這件事我沒有承擔任何責任。”
我說：“我十分懷疑。”
他說：“你不相信？鮑勃一直在跟著我。不論我走到哪兒，做了什麽，和什麽人交往他都知道。你信不信吧，包括你和老宋他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你們什麽時候來澳州的，你們做什麽工作，家在哪兒，我們通過什麽電話，電話裏都說什麽，他們都會知道，因為你們是我的朋友。”
聽得我簡直毛骨悚然。
“不過你別怕，他們對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的事不感興趣。”他補充。
我仍是將信將疑。
“你還不信嗎？你看這裏是他的電話。”他翻開電話本指著一個沒有標姓名的電話號碼。我現在就打給你看。他撥了一個號，聽了一會兒，放下了，說：“他不在。”
不管是否有鮑勃其人，我覺得還是謹慎為好。我說：“那越戰的事就再等等吧，以後你自己寫。”
他說：“不行，我不寫，還有個原因，我不能讓我的女兒和家人知道我在越南都幹了些什麽。但是我必須講，放在心裏這麽多年都快爆炸了，講出來會好受一些，你用中文寫，在中國發表，他們看不到，沒有問題。”
我還是覺得有些不妥，放了七年沒有動筆。我仿佛也感到了背後鮑勃的眼睛。
2000年的“老兵節”（ANZAC Day紐澳軍團日，澳洲最大的節日之一，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軍人。參加遊行者都是在曆次澳洲卷入的戰爭中的老兵）戴維邀請我和老宋跟他一起去看老兵遊行。自從那次被女孩子啐了唾沫後，戴維再也沒參加過老兵節的遊行，也從來不觀看。他的軍服燒掉了，軍功章都放在前妻那裏，他不想再看到那些東西。這次不知道為什麽要去看遊行，大概是因為前不久給我的講述激活了他心中的往事。
在市中心的喬治大街，我們站好了一個位置。遊行隊伍過來了，一戰的老兵隻有四五個人了，坐在一輛敞篷吉普車裏，受到人們最熱烈的歡迎。然後依次是二戰的，朝鮮戰爭的。戴維一直在朝他們歡呼：“Hooray，Hooray（烏拉）！”
隨後越南戰爭的軍人過來了。戴維聲嘶力竭地喊著：“我愛你們！”突然他的聲音哽咽住了，回頭看，他正在大把大把地抹眼淚。緊接著越戰中軍事情報局的隊伍過來了，打著綠色的旗幟。戴維興奮異常：“我們的隊伍！我們的隊伍！”突然，他拉著我的衣袖：“快看，鮑勃！那是鮑勃！”他的眼睛放出異彩，把手卷成話筒，拚命地喊著：“鮑勃！鮑勃！鮑勃！”
我伸脖子張望。沒有人答應。隊伍過去了。
這以後不久，有一天戴維告訴我，鮑勃死了。
鮑勃“死”後，戴維好像沒了娘的孩子，又好像被抽走了靈魂，他哀歎：“The Army Divorced me（軍隊把我拋棄了）。”
今年（2006年。注，這篇文章寫於2006年）是越戰結束的第三十一年了，三十年的保密協定已經到期。鮑勃已經死了，戴維的故事可以見麵了。
到底有鮑勃這麽一個人嗎？我一直這麽懷疑。也許他就是一個象征性的符號，代表著戴維內心僅存的一點點為參加越戰而寬恕自己的理由——國家的利益？要不然為什麽鮑勃“死”了以後，戴維更其一蹶不振？
不過故事好看
隻是不知道，這樣的人生調料我們需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