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字之我見到（3）

繁簡字的爭議在漢語言中隻是個小漣漪，或者可是說是漢語言文化發展史中的小部份。漢語言文字從誕生日起就因推廣使用而產生變化，之所以這樣說，如甲骨文的刻錄者會有一個傳承，例如得教自己的徒弟，那怕是秘傳，否則就失傳了。

曆史上以行政方式對漢語言文字進行改革的，印象中僅有兩次：一為秦始皇統一六國文字，二就是我們現在所見的簡體字推廣了。官方是皇家的事，例如曆代科舉規定用正偕，民間則隸書草書等各式其式的並用。這不僅僅是在字體上，行文也是如此。試以寫信為例，在開始時往往是“啟者”然後空一格再續寫下去。當代的變化是“某某”，或許在前麵加上“敬愛的”“親愛的”之類的字詞，再續寫是下一行的事了。空一格再續下去的事，現在也繼續在用，往往用在墓碑中，不空出來就近乎對死者的不敬。

漢語言文字在行文中講究“切題”，也就是說所寫的東西得與題目有關，否則就算是“離題”了。記得讀小學時有一次作文，老師的評閱說離題，給的分數是一百分的一分，更刻薄的說寫的字算是工整，要不然連一分也沒有了，那警鍾至今難忘。行文要寫得好，還講究“起﹑承﹑轉﹑合”，作文的基本功是我讀小學時的老師就有教。當代高考中偶用繁體字會不會被扣分，這我不知道。

幸而漢語言文字改革隻是規定了“字”，並沒有規定句式的組合，否則所寫的幾乎都得有個紅色的交叉。例如這一段的“幸而漢語言文字改革”隻好寫成“幸運的是漢語言文字改革”，倘若都得這這樣寫，不但千篇一律，看多了會不會有點“堵”。即如俗話說“千古文章一大抄”，沿用思路可以，但得變著法子寫出來，即使閱者是明曉得的，也隻能說“絕”才是好文章。

偶然寫“簡體字之我見到”，除了是看早期澳洲華人報紙有感外，在“小紅書”中也偶見有人將自己所見而不識不懂的字上傳求助，後麵隨之的評論中不少人將整個版麵崇新寫了下來，並將該字的讀音和字解都附上，這我寫的第二個原因。不難看出，在國內還是有不少人繁簡字通識，一些古﹑僻﹑澀﹑難字對他們不起作用。

無論是文字統一或漢字簡化，其目的也是讓更多的人能在聽﹑讀﹑講﹑寫四方麵能力有所普及和提高。但將字簡到連當代人都接受不了，這也是後來的兩批簡化字進行不下去的原因。第一次公布的簡體字表能讓社會接受，之不過其中大多字早已在社會上流行，甚而是在共存的情況下的。

看到有關漢語言文字改革的文章，有的說是由西方傳教士將漢語言拉丁化開始，不但有“扯蛋”的感覺，要上升到民族情感的話，又有西方文化侵略一說了。漢語言拉丁化最早大概在1602年後不久，澳門被葡萄牙占用之後，滿清規定傳教士須略識中文，所以西方的傳教士先在澳門學一段時間中文再轉入內地傳教。到後來在廈門有專門培訓華人傳教者的教會書院，西方的傳教者幹脆將聖經用拉丁文注音來教授，所以當年的聖經有中英文兩種版本。這些曆史在網上不難查到，不一一引用了。至於當年在宮廷禦用的西方人有沒有另外一套，不很清楚。

現在流行的有兩大類：一個是在漢字下麵注音，方便學的人曉得如何正確讀藉這個字。而這種方法有兩個版本，一個是類似英文的注音流行於國內，一個是以類似漢字部首筆劃的注音流行在1949年前及現在的台灣。另一類是四角電碼，以4個亞拉伯數字代表不同的漢字，現在收發電報時是否還在用就不知道。

前蘇聯文字中原有37個拉丁字母組成，後來為了教育普及而在1917年將37個字改成33個，並且在1921到1932年間於少數民族強製推行，甚而到1936到1940年間直接改為斯拉夫字母化（或者這也是前蘇聯民族衝突和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現在是俄語已然與俄國革命前徹底脫離。

蘇聯為了推行他的世界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1921年在莫斯科辦了一間“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生來自73個國家共1025人，中共的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蕭勁光等23人是第一批入該校的人（北京晨報駐莫斯科記者瞿秋白為翻譯）。1925年為了專門培養中國人而單獨成立中山大學，學生中包括來自中國及歐洲支部的，例如聶榮臻﹑葉挺﹑朱德﹑鄧小平等。同時也包括國民黨方麵的子女，例如蔣經國；也有來自新疆內蒙等少數民族的人。

十月革命前後在蘇聯遠東有10萬左右的中國勞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專門設立了一個“中國問題研究所”來研究中國文字的拉丁化，主要參加者有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簫三等及蘇聯漢學家郭質生等人主要擬定人瞿秋白在郭質生協助下於1929年寫出“中國拉丁化字母”方案。1930年瞿秋白回合，續後吳玉章﹑林伯渠移居海參威。之後由列寧格勒的的“中文拉丁化委員會”繼續進行，1931年全蘇新字母中央委員會正式批準“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這一方案要注意的是這一條：“必須清除政治上有害﹑思想上不正確的詞語，清除偏僻的土語，有機地輸入國際上革命的﹑政治的﹑科學的﹑技術的詞匯”，漢語言進入了近現代“全新”的篇章，而其第一條中“必須創造一種通俗而接近大眾的﹑適應現代科學要求的﹑國際化的拚音文字”的含義隻不過是如何與蘇聯接軌。1932年國內有人簡單地作了報導。

國共雙方與蘇俄的關係或許可以這樣來描述：國民黨植根於本土，與蘇俄是互為利用的利益關係，能否長期則得看價值了。共產黨則是蘇俄直接培養成長，隻不過長大之後要脫離掌控﹑求自立。所以在許多方麵國民黨亦在仿效之中，也包括世界語在中國的推行者如方善境的注意，並將“中國拉丁化字母”及世界語並行推廣。於是乎各類拉丁文課本成係列出現在市場，甚至在上海及香港作嚐試，陝甘寧邊區則在1942年開始實施並延續到解放初期及於部份城市推行。1938年3月國民黨中宣部的電文是這樣說的：“….中國字拉丁化運動在純學術之立場，加以研究，或成為社會運動之一種工具，未嚐不可”。

當年的“工人識字班用的拉丁化課本”有一段話摘錄如下，看看有幾人能讀得出來：“Ba sin Wenz nianxui ixou,iao shchang yng sin Wenz kanshu siesin.Gang kaish siedi shxou, shui ie mianbuliao iou cowu.Dansh bu iao xaipa, iao buduandi sie, buduandi yng, iding manmandi xui shuliankilaidi。”（注：我將中文部份放在文的最後，閱者自行對比）。假如將漢語言文化進行成這樣，早就玩完了。倒不是說它沒有用，現在是用在識字讀音的漢字注音上。

民國時期的兩大運動影響至今，一個是“白話文運動”，另外一個是“國語運動”，都是漢語言文化的。另一個是“新文化運動”針對日常生活的。“白話文運動”針對的是八股文，鼓吹漢語言文字口語化，影響的是到現在我們在寫作上已基本接近日常的口語。“國語運動”就不必多說了，負麵的是各種地方語言瀕臨解體。

實際上，在大環境的影響下有不少人對如何讓更多人快速識字上作各種不同的嚐試，例如王雲五。他所創的四角號碼來辨認漢字，後來則擴展到計算機所用的五筆輸入法。

1957年的反右，幾乎打斷了知識分子的脊梁。但繁簡字在民間依然通用，所以影響還不算大。

恐怖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教育完全停止。到重辦大學時招的是被推薦的工農兵學生，走後門而進的比例是多少至今應沒有統計過，真正的文化水平是甚麽，上層心裏到後來才有數，否則就沒有恢複高考的事了。近10年的斷裂，無論師資及學生的水準都無法跟上。1968年下鄉的那一批知青，曾讀高中和家庭成份較好的都被安排到城鄉鎮的中小學去教書。我小學時的右派語文老師幹脆直接從教小學轉到教高三的語文。也就是說當年的政治環境造就了後來繁簡字脫節，現在能在繁簡字間自動在腦海交替的，大多是自學成材的人。

沒有必要在所謂的繁簡字優劣的爭議中去，“青菜蘿卜，各有所好”而已。

事實上漢語言文字中許多已經消失，沒有多少人會用得到，尤其那些繁到見之頭痛的字。例如前文所引用垃圾的古字，我隻能對著才能寫，或者會寫得歪歪斜斜連自己都不敢相信是自己的字。至於古字中的“圾”在計算機中根本打不出來，大概字庫中已經沒有了這個字，故以“以簡就繁”可以說是必然。現實生活中太多的東西變化得急速，學都學不過來，也隻能將就將就，隻要不要簡到連我們都不敢相信這算是漢語言文字。

一字一音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不要說隻有四聲調的現行國語，即使是有九音的粵語也不可能。然而將繁體字看作是文字學家或曆史學者的事，那並一定，好奇心是天性。不曉得那天碰到些老對象，錯將寶物作廢柴，損失就大了。

即使如何推廣簡體字，其目的是讓更多的人能有聽﹑讀﹑講﹑寫的能力，卻與國人的素質沒有多大的關係，君不見自以為學富滿車者不乏害民賣國之人，高官小吏更多是無恥之輩，平頭百姓也有撥耍之人。“德﹑智﹑體”教育上下數千年，名目花樣變著來。奈何？！

附：“工人識字班用的拉丁化課本”中的漢語言文字：把新文字念會以後，要時常用新文字﹑看書﹑寫信。剛開始寫的時候，誰也免不了有錯誤。但是不要害怕，要不斷地寫，不斷的用，一定慢慢地會熟練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