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inese Question”的疏理與解讀
二.華人淘金
過去寫了一些“澳洲華人移民史”的文章,而現在依據Henry Leau Appa在“The Chinese Question”的陳述,是需要作部份的修正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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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Henry Leau Appa所述歸納如下:
當華人乘船抵達墨爾畔後,許多人先去了翡翠山Emerald Hill,那裡有三家華人商店,但極少能提供住宿的地方,然後會先問哪條路是去淘金的地方的。不同的人會去不一樣的地方,取決於他們的朋友在那裡。許多人去的是邊地高(Bendigo,當時俗稱“大金山”,現譯本迪戈)。Henry Leau Appa則在華人店買了水靴米肉和茶,在洋人商店買了鎬、斧頭、鏟子和水桶;然後和4個朋友租了輛馬車去Friar’s Creek,前後顛簸了4天才到達,那是因為他的朋友在那裡開了間商店,去Friar’s Creek是有個朋友帶路的。在途中他看見有華人去淘金的隊伍,並且有一個翻譯隨同。
另外墨爾畔的英文報紙The Age 在1863年4月10日第7頁的“The Chinese in Melbourne”中對當時唐人街的情況陳述的資料細節著實讓人吃驚:在Little Bourke Street有11個華商經營商舖,他們是依靠華人前來淘金而就業的,相當多的人從事準備食物,尤其是魚,供金礦區的華工消費。這些商行都僱用一些店員,除了從廣東或香港進口商品外,又在本地生產各種服裝、食品、泡菜和醃果。另外有3名中西藥批發,15名餐館或供住宿的華人(其中2名為抽鴉片的提供住宿; 1個餐館老闆;3名華人屠夫是宰殺家禽和豬隻,也醃製豬肉,除供金礦區消費外也供墨爾畔消費;有2名從事理髮;6名鴉片製造商,也就是將進口的鴉片分開包裝或製成熟鴉片;1名華人製作豆腐;4名製作蠟燭,供金礦區照明;另有4名木匠僱有10人左右;1名銀匠;3名職業賭徒。提供住宿的有兩個非常雜亂,既供剛到墨爾畔的或準備回國的華人住宿,除了供華商堆放進出口物品外,往往是擠滿了人,這兩家都在皇家劇院Teatre Royal的後麵。華商有光明公司Kong Meng & Co、孫金利公司Sun Kum Leo & Co、義安公司Gee On & Co、東合Tung Hop、新廣合Sun Kwong Hop、廣裕泰Kwong Yu Tyo、喜昌Hi Cheong、新金利Sun Kan Lee、廈門公司Amoy & Co、亞福公司Ah Foo & Co、東昌堂Dung Chung Tong、廣智成Kwong Chye Cheng、亞顧公司Ah Gyo & Co等,沒有人知道他們做了多少生意,很難予以估計。
下麵的表格是依據墨爾畔的英文報紙The Age 在1863年4月10日第7頁的“The Chinese in Melbourne”中華商在1861年進口的數據列表,比例部份在原文是沒有的:
解讀
翡翠山Emerald Hill, 即現在的South Melbourne,到唐人街約10公裏;該區在淘金早期是著名的Canvas Town,也就是說許多準備往淘金地的人會先在這裡搭帳篷臨時停留。Emerald Hill在1854年時人口為3504人,缺1861年人口統計資料,但在1861年時有華人32人居住。也就是說即使有華人商店也購買在淘金期間的日常食用,而淘金的工具或許在當地有洋人商店可能買到。
從翡翠山Emerald Hill到邊地高Bendigo為158公裏,到Friar’s Creek是123公裏,兩者都是同一方向,隻不過Friar’s Creek是在1851年發現有黃金的淘金地Castlemaine的山區內,並於同年有超過8000人瘋踴而至,高峰時竟至25000人。
這是一張在網上不難找到華人租馬車前往淘金地的圖片。
從上麵華人租馬車前往淘金地的圖片中,不難想像Henry Leau Appa和4個朋友前往淘金地的情景。馬車上坐的是5個人,車頂沒有人,隻是放著他們的行李,畢竟袋兜裡比其他華人多了幾個錢。而圖中坐在車頂的幾個人,每當馬車走到斜路或山路時就得步行了,這圖片隻是擺拍的。從墨爾畔到孖辣Ballarat的行程有點難,有些華人居然要走了28天,比坐船的時間還長,直線的話約為110公裏,稍繞一下約135公裏,每天走的不到5公裏(按現代成年人在平路走的話,1小時足矣),有點懷疑Henry Leau Appa是不是記錯了。
至於維省另一個著名的淘金地Ararat則是華人在1857年從南澳入境往維省途中最早發現的,也是在澳洲唯一一個被華人發現且發展成的市鎮。孖辣Ararat在距墨爾畔西198公裏,現在是個以農為主的城鎮,人口接近12000人,但華人已少到92人。孖辣Ararat有一個名為“金山博物館”Gum San Chinese Heritage Centre,內陳設有當年華人淘金的一些物件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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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從墨爾畔出發到淘金地或由南澳的羅布繞道到維省,華人淘金隊伍最有權威或不得不尊重的除了帶隊就是醫生了。這醫生當然不會是西醫,而是隨船而來的中醫師,所用的藥材可以在唐人街買到或補充。
下麵的一張圖來自Sing Wu, Wang的碩士論文“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Emigration, 1848 – 1888,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Emigration”,他也是引用英文報紙的。
中醫師的地位不難理解,個人經濟能力基本上優於其他華人,不需要動用體力,一如華商依賴淘金的華人生存。Henry Leau Appa在陳述時有點誤導洋人,說的是中醫師不收費,隻收紅包。實際上中醫師在病人來診時或許不指明診費,而是將診費由藥費上承擔,也會視病人的經濟能力來作調整。窮的病人可能連藥費都支付不起時,則必須以其他東西代替。
到澳洲淘金的華人,無論從廣州或香港出發,一路的顛簸勞碌,體質下降是必然的事,再來一個長途跋涉,病則或大或小,中醫師成為唯一的依靠。
中醫師在澳洲行醫大抵是在淘金期開始,初期各殖民地政府很少插手管理,因為中醫師行醫範圍僅在華人之間。後來情況有了變化,華人娶洋女為妻後,中醫師也為這些洋婦醫療了。例如Henry Leau Appa有個叔叔也在孖辣行醫20餘年,也參與當地的驗屍工作。Henry Leau Appa的叔叔與本地的洋人醫生有交流,但不大願意教洋人。事實上,就算有相當英文能力及醫學常識的人,要用英文說清楚脈絡及中藥材的分量和效用,肯定會頭大如鬥的連連擺手求饒。
對中醫師在澳洲行醫歷來不許用Doctor一詞,所以中醫師隻在售賣中藥商店中附診,這種情況似乎至今沒有改變;之所以這樣說,在中式理療大行其道的今天,好像還沒有那位名醫高掛中醫師並附Chinese Doctor的招牌行醫。而Chinese Doctor一詞是在大小診所或醫院中常見,指的是華裔醫生,而非中醫師。
敢掛中醫師並附Chinese Doctor招牌行醫的,要冒些風險。直至澳洲成為聯邦製後,各省的法律界爭議較大。例如廣益華報在1901年9月14日第5頁中所登的“為醫坐獄”中稱“外國業歧黃以濟世,必須過考其才。不然聞呼而至,操術以登,有不受王法之統者。本鳥修威省坤邊埠,有華友姓陳名享賢其人。平生樸質,持躬忠厚,處世且精於脈理,善驅二豎(二豎,即病的意思),故在該埠裏行醫爲藝。至前數月間,受該處官差(警察)控告。其未經在本處過考,先得文憑,即掛招牌以醫病。照洋報說,其招牌雖未稱爲跌打,亦居然以藥師自任。國例有載,稱藥師者亦照自稱醫師,一律辦理。是時陳君,幸得明白。且他大狀師胸中成竹,用理辯駁,化凶爲吉。後陳君爲醫之名,更覺宣揚,生意日盛。…. 不料該處官差,妒忌成仇,視爲眼釘,數次向官告發,亦幸而免。至前禮拜六早,有該埠之縣官(地方法官)成爲紳衿之職。三人一共坐堂,一名姓堅恩,一名姓威乞。此二縣官雲說,某人在中國原以醫業爲藝,到來本土,調理華人,亦是平常。惟有姓基路縣官,在場不允。雲說必將其人,照巡差控告之口語。凡未先行過考例書,不得掛牌,緣恐其術有未結,悮人性命。此後官判罰銀五十鎊,否則在坤邊埠困監六個月,以儆將來” 。
廣益華報說“該處官差,妒忌成仇,視爲眼釘,數次向官告發”則過了,澳洲要當醫生的路太難了,中學高考沒有98分以上及通過心理測試恐難進醫學院進修,五年苦讀之後仍需在醫院當實習醫生,再之後亦僅是普通醫生而已。類似廣益華報所說陳享賢被告的例子,並非孤例,罰50英鎊是夠重的了。
早期來澳淘金華人的疾病及醫療留待後麵再說,先將中醫這部份說透。淘金地中醫的宣傳情況及醫療都很難找到原始資料,僅選1902年後的一些中醫方麵的廣告作說明。
圖中的(1)保生昌號是在雪梨的,兩位司事人僅出售藥材及按方配藥,另有中醫陳瑞生坐館,並兼售雜貨。這類中藥材商店一直延至今天仍有存在,不過極少兼售雜貨了。
圖中的(2)是在墨爾畔,要注意的是使用英文Herbalist,是生草藥醫生的意思,這就避免觸犯澳洲法律。
圖中的(3)是高錦堂初到雪梨寄居在新三才麵診。廣告不用英文,廣義上仍在犯例的範圍。
圖中的(4)登廣告者並非華人,以藥劑師Chemist名義所登。登廣告者在英國倫敦取得藥劑師資格,故可知當時醫生與藥劑師是分別的,一如今天。
圖中的(5)是在墨爾畔,一個惹官司的廣告。直接使用Chinese Doctor一詞,盡管說的是剛遊墨爾畔,但無論是他寄居的安昌泰號或愛國報的鄭祿都有可能帶來麻煩。
中醫在澳洲歷來為人質疑的是所醫者包羅萬有,無所不能。在早期的華人報紙中所見的中醫廣告,幾乎少不了“花柳”兩個字,故應知早期華人不僅僅是吸鴉片,性病的比例並不少,所以在1830s時討論接受華工時澳洲輿論的擔憂正常。當然,時至今日性病依然存在,種類也多了起來,人性這東西暫時是地球不一樣統治方式的國家都控製不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