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澳夢子
澳洲早期華人的故事
- 雪梨唐人街雜錄 (6)
假如不瞭解澳洲自1788年至今的歷史，那對澳洲移民政策的變化則無從提起。倘若僅指責早年的“白澳政策”，而從不深究它的起因，也就墮入了某些意識形態的宣傳中去。“白澳政策”為其他國家所責難，倒是可以理解，而華人就有點說不過去。歧視是世界性的社會現象，絕對公平的可能性太遙遠了，種族的文化基因不同而造成的文化衝突，社會分層也突顯矛盾，即使是共產主義社會真的存在，精英與平民之間會是怎樣的一種狀態，誰也沒有解釋過。既然沒有人去設計共產主義社會的架構組成，那“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就值得懷疑，因為有“分”，“公”就說不清楚。
先看一幅地圖：
上麵的澳洲地圖在準確度而言是不完整的，因為有一些離岸小島並沒有包括在內。
從1788年到1868年的80年間，英國前後向澳洲輸送了16萬囚犯，但並不包括西澳在內。但從1793年到1850年間共有20萬自由身份的人移民來澳洲，絕大部份是英國人，少數是愛爾蘭Irish及蘇格蘭Scottish的人。換言之，自1788年起到1850年間，自由身份者移民中當時的比例逐漸加重並超越囚犯的總額。另外，在囚犯中有數量相當的刑滿後轉為自由職業者及部份死亡，但另一方麵則是自由身份者移民來澳後也有不少人回流母國，所以在歷史中能清楚找出不同時期的近似比例變得極為艱難。
1. 英國與紐省政府主導階段（1788 - 1929）
從上麵的澳洲地圖可以看得很清楚，1929之前在澳洲是隻有紐省及西澳，而西澳僅是船隻途經當地的一個添加煤炭的港口，人口極少，故移民絕大部份在紐省。殖民地建立之初在在需要技術人才，故而英國政府是有意主導這方麵的人移民到澳洲。
1820年紐省新總督上任後，極力主張盡可能吸引英國的技術及投資移民，並許以極為優厚的條件；對刑滿的囚犯也給予土地以便自我謀生。
澳洲有民間報紙出現在1829年10月15日的Sydney General Trade List,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週報共4版，僅出了5個月，以社會資訊為主，不包括政府政策，而紐省的政府公報New South Wales Government Gazette最早見諸於1803年。
2. 民間對移民的討論
雪梨先驅報Sydney Herald則在1831年4月18日出版，同樣是四版的週報；雪梨時報The Sydney Time隨之在1834年8月也出了四版的週報。這兩份報紙開始了有一些專題的報導，在這之後陸續有其他民間報紙，是故可以搜集一些零散的移民資訊。
當英國為數不少的自由移民者來到澳洲後，發覺勞工不足及難以安居成為生活中的難題。土地是有了，單靠家庭成員是無法在短時期內得到自足；住和家居傢俱不可能從英國帶來，本地能製作傢俱的工人少之又少，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
1830年7月26日的Launceston Advertiser (塔省)在第2頁的“An Era”中提及有船長在中國引進了9個多方麵的勞工（能造櫥櫃），文中堅信“通過適當的管理而得到的效益能使僱主及工人都得到好處（We are certain that with proper management the benefit will be mutual both workmen and employers）。
這樣的例子發生在更早前的麥世英及為數極少的華人身上。同時這些討論則偶而在其他報紙上出現。
1834年12月11日雪梨晨鋒報在第2頁轉載了新加坡紀事報的一篇題為“Chinese Emigration”文章，該文回顧了華人大規模移民的一些歷史。華人大規模移民往往來自中國對外貿易的省份，包括廣東沿海及福建省（文中沒有提及香港，因為香港在當時並未割讓，反而提及澳門）。
說及華人的移民特徵是盡管非常貧窮，隻要他們能到達氣候適宜而能立即找到工作的地方，一上岸後情況會有驚人的改善。華人移民時全部的裝備僅有身上的襯衫﹑一捆舊衣服和睡覺用的髒墊子（枕頭）。追蹤華人移民潮中會發覺多是政治原因迫使出國的。
另外的特徵是粗獷而勤勞，對工作並不誠實而無法將事情做好，但有獨創性和進取心；在商業上非常投機，甚至到賭博的程度。華人喜歡孤注一擲，故極少見華人成為大資本家，反而沒有華人苦力精神的印度人卻有能力買下印尼的巴達維亞或馬來西亞檳城的華人產業。
文章對華人的推崇很高，在個人技能﹑靈巧及獨創性都較馬來西亞及爪哇人為高，故月工資多在兩倍當地人之上。
華人移民來自不同的地方，生活習慣喜歡吃好﹑穿好﹑住好，有點奢侈而不是出於炫耀，而是對舒適的渴望。廣東人之間存在爭鬥和爭吵，當局通常發現很難管理，而福建人傾向於商業追求和最傾向永久移民。
從文章的表述中可以看到該作者對華人的分析相當到位。
文中提到當時華人持續的移民潮是乾隆年間廣東潮州人鄭昭在暹羅（現在的柬埔寨）當國王的歲月。這裡就不說鄭昭的故事了，有興趣的可以在網上找，然而是可以理解在東南亞一帶潮州人特多的原因。
該文是轉載，故沒有提及離澳洲更近的婆羅洲。印尼婆羅洲的“蘭芳共和國”年代從1777年到1884年，也是早於英國移民到澳洲，更是大量華人來澳洲的尾聲之間，本應有更好的類比性。盡管以“共和國”稱之，實際是兩大聯營公司組成類似董事局的禪讓製政體，近似梁山好漢的江湖組織形式，有領地﹑有軍隊﹑有地方管理，並且在擴充地盤。
到了1837年，一個在Hunter’s River 的Davison先生向牧場主們建議批量輸入華人的機械師及工人，而雪梨的一份報紙Sydney Monitor則響應在新加坡預訂第一批300人（第一批有40個農場主預訂）。該報導題為“Immigration of Chinese Labourers”（1837年6月19日第3頁），報導中聲稱“我們相信中國的法律禁止婦女移民”，他們“感到反對中國移民是我們的責任”。報導中說引進500個中國人根本不算甚麼，麻煩的是倘僅引進男人而沒有婦女，是對身心健康毒化的源泉，因為這違背了所有動物性中最強大的本能，易於引起犯罪而將社會基礎夷平；報導中是這樣說的：“我們寧願讓這些中國人和印度人帶著他們的妻子在我們中間定居下來….而不願看到同樣的男人在沒有他們的女同胞的情況下輸入，並被訓練過獨身生活”。
原預訂的華人來自新加坡，當牧場主在確認需要的人數時，需要預付款5英鎊作為在航行中的衣食及新加坡的其他費用（總額為11英鎊，其中5英鎊是船費，1英鎊是新加坡代理人傭金）。勞工合約為2年，第1年沒有工資（抵扣來澳洲費用），但需包食宿；第2年除包食宿外，每月工資1英鎊；第3年應是與在當地的自由歐洲人同樣的工資。
報導中聲稱每年有約6000到8000個華人到新加坡，而這些華人剛到新加坡時“身無分文”，所以要招募數百人是沒有問題的。其負責人說“根據他在東方世界各地的長期經驗，毫不猶豫地向新南威爾士州的定居者強烈建議輸入中國勞工;他在他們中間有過豐富的經歷，知道他們是努力工作和勤奮的人。木匠、櫥櫃匠人、車輪匠人、磨坊主、鐵匠、瓦匠和匠人、園丁、廚師、玉米、糖和煙草種植者以及一般勞動者;他可以滿懷信心地推薦他們。作爲牧羊人，他懷疑他們是否會回答”。在這些人中最大的比例是木匠。各個預訂者的需求不同，所以在不能滿足的情況下採取抽籤優先選擇。
報導中建議預訂者最好按自己的人數進口1000到2000麻包袋大米（因為華人隻喜歡吃飯而不是麵包，米的價格每磅為1.5便士，每人每天約需1到1.5磅米）。
雪梨的另一份報紙在7月6日第5頁中登了該計劃的設計者G. F. Davidson的“ Chinese mechanics and labourers”文章，該文略比上述的詳細，隻是作了補充。主要有：
(1). 在過去的幾年，在新加坡可以看到新到達的華人在離開中國時非常貧窮，他們願意償還那些支付船費及其他開支的債務而到任何地方，隻要有足夠的食物（大意歸納 - mungji）。
(2). 從他接觸到新加坡船上的華人情況看，華人自報的職業有水份，尤其是牧羊人不大可信。
(3). 在抽籤優先選擇的問題上可能會有麻煩，因為其中可能有人是父子或兄弟的關係，假如讓他們分開，是很容易引起不滿的。這一點上，G. F. Davidson沒有提供解決方案，或許他僅是提醒預訂者在選人上有所注意。
(4). G. F. Davidson建議預定者為其所訂的華人投保一份保險，以防止海難及其他船的意外。
(5). 大米到雪梨時的到岸價格調整到每磅為3.5便士。
(6). G. F. Davidson說有人擔心華人來到後會長期與僱主在一起。他說不需要擔心，因為華人在2 – 3年後會希望回國。華人從不把妻子和家人從中國帶來而不妨礙他們在其他國家住許多年，主要是他們能找到穩定和有利可圖的工作，而如果在澳洲能得到15英鎊和足夠的食物（那是在新加坡及其週邊收入的兩倍），那可以從新加坡市場得到源源不絕的勞工。
(7). G. F. Davidson提醒準僱主們注意，華人是不容忍被虐待的，他們會將這類事情傳播，那將影響到新的勞工來澳洲的意願。
這個計劃後來是斷續實現，原因在1845年2月21日的一份名為“South Australian”報紙中第2頁的“Supply of Labor”文章可以找到。新加坡與澳洲同屬英聯邦範圍，這類移民政策是需要英政府同意的。該文章中提出警告，假如英政府繼續拒絕為殖民地提供勞動力，那來澳洲的自由移民會選擇到其他地方去自食其力。
當代學者Maxine Darnell 在“Indentured Chinese Labourers and Employers Identified New South Wales 1828 – 1856”一文中並沒有收錄上述勞工的資料，大概是因為來自新加坡的原因，所以其資料在1828年到1848年間出現斷層。
在1860年滿清與英國已簽訂了允許華人簽約離境的條約，從中國直接與華人簽約 “合約勞工” 的阻礙除去，換言之在“Supply of Labor”文章中所說的“合約勞工”在當時的中國並不算合法，但該文除了僱主需要注意華人來澳的一些細節外，還特別提到為華人提供住宿﹑有必要設立口譯員和預付工資（俗稱“安家費”，在日後工資中扣除）。
這個計劃預視了今天的移民政策（當然也有變化），這包括政府依市場需求而設立的技術移民的永久簽證和僱主擔保及臨時簽證兩部份，對僱主擔保部份設立最低工資要求條件。
當然，這份計劃的澳洲本土依需求而進行有目的有步驟地引進勞工移民，但在10多年後卻被無序的淘金潮移民所打破。華人瘋湧而至，卻並非他們所希望的。
雪梨在1848年到1849年最早有輸入華人勞工的記錄，人數累計達 390 人，直到 1853 年初仍有廈門華工抵達。然而累計總數有多少在澳洲是個難題，因為這些華工來澳洲後除分發在紐省之外，還有部份是到了1836年在紐省分割出去的南澳省及1851年又再分割出去的維多利亞省，在澳洲方麵需要這些省份的綜合數據。在紐省博物館中有一些華人入境的原始檔案，相當部份清楚寫明是“Canton, China”或“Amoy, China”，而有些僅標明是“China”的就不好分了。中國方麵出港的數據似乎沒有學者統計出來的文獻，目前較爲可信的結論是在 1848 - 1853 年間至少有 3000 華工抵達澳洲殖民地。
1850年之後，福建廈門的幾家洋行招募勞工到澳洲，有一份勞工合約現存紐省圖書館中，簽訂時間是1851年10月11日。簽約人名王夥，澳洲代理是廈門德記行，澳洲被譯作“英屬亞實低黎惹”。
現在可以驗證該合約中的內容：（1）每週供米10英磅（高於前麵1837年的合約標準），約等於每月39斤。這裡無法證實米的品質，按定量高於國內1980年前的城市居民供給。（2）肉每週8英磅，也就是說每天供的肉是1斤多一點，所供應的估計是牛肉或羊肉為主，吃得習慣與否另說，算夠可以了。查證當年的佛銀（西班牙銀元）約在國內能買300斤米左右，假如每月扣去1佛銀作填補銀舟資及借去的6佛銀，個人日常開支也算1佛銀，餘下的1佛銀付回家中作補貼也足減輕負擔或免於饑餓。
“1852 年，英國駐廈門領事曾報告說：‘廈門人很適合在熱帶地方做工，本地夏季的熾熱陽光，其炎熱程度恐怕是中國其他地方所罕見的。工人們在田裏操作時雖在盛暑頭上也不戴帽子。中國人比馬來人更不易於受熱病的侵襲，也較少受到霍亂的傳染。……廈門的（農業）工人必須會播種、收割、犁地、灌溉和施肥。總之，他應當會種植稻、麥、小米、玉米、花生、豆類、蔬菜、薑、甘蔗、瓜、茄子等等’。顯然，這裏的評論說明當時潛在的廈門移民基本爲農民，他們能夠嫺熟掌握全套耕作技術並且擅長多種亞熱帶農作物的培植工作。不僅如此，無論是出於被逼無奈還是體質彪悍，廈門人能夠忍受酷暑高溫的折磨，而且還不宜患消化道疾病，這在拓荒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素質。這個優勢很可能是因爲華人普遍習慣飲用煮沸的水，而馬來人則和多數東南亞居民一樣，傳統上喜歡直接飲用天然水，哪怕事先經過沈澱。26麵對澳大利亞東南部荒野常年驕陽普照、夏季高溫缺水的現實，英國駐華外交官眼中的廈門人似乎符合理想標準” （費晟：“澳洲淘金熱中華人移民的環境經驗”，中山大學大洋洲研究工作報告，2012年第02號，總第02號，第11頁）。
最早批量的中國合約勞工由廈門來澳洲，似乎與這一份報告有關，也與新加坡紀事報等傳媒的影響力有關。
有關早期中國勞工移民海外的書有兩本，一本是陳達所寫的“Chinese Migr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obar Condition”,該書是陳達的博士論文，發表於1923，由美國勞工部專書出版，網上有PDF可以下載。陳達回國先後在民國期間的清華大學及解放後的中央財經學院及人民大學任教，也曾在國務院任職。另一本是王省吾於1969年在澳洲國立大學的碩士論文“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emigration 1848 – 1888,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Emigration to Australia”,該書在1978年修改後交Chinese Materials Centre, Inc San Francisco出版，網上也有PDF可以下載。王省吾是退休後才由台灣移居澳洲任國立圖書館東方部主任並修讀該學位。無獨有偶的是兩人都是浙江人。
費晟在“澳洲淘金熱中華人移民的環境經驗”一文仲介紹了Myra Willard在1923 年所寫的“白澳政策史History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o 1920”一書，說“這本書回顧並解釋了當時一係列重大的事件 - 它們導致澳洲最終採納了一種排斥華人移民的政策”。這本書暫時還沒有看，澳洲的大學圖書館有這本書。
研究早期澳洲華人的歷史絕不可忽略淘金熱時代的問題，更不能忽略更早時期澳洲的實際環境，否則無法完整地理解白澳政策的由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