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郵船公司 (21)

21．黃柱James Ah Chuey（中澳郵船公司的人物麵譜）續

 

三．黃柱的社會活動

黃柱在朝尼埠近40年，而早期的朝尼埠並非華人聚居的地方。

1861年在紐省的華人近13000人，絕大部份（12200人）在各淘金地流淌。朝尼也非主要的淘金地，各淘金地的年份約是1853年（Turon）﹑1854（Meroo）﹑1856（Rocky River）﹑1858（Tambaroora）﹑1860（Lambing Flat）﹑1861（Kiandra ﹑Nundle）﹑1870（Tingha）。黃柱在1878年到達朝尼埠時淘金潮已經過去，大部份仍樓在這些地區的華人多轉為砍伐灌木林和清理地麵的工作，黃柱剛到也毫不例外。

在梅東星移居雪梨時，黃柱已有自己的商店並承接義興在附近地區的影響，故國民黨即使在大規模發展其影響力時，該地區仍無法建立分部，而原義興的致公堂卻能成立起來。*1904年，梅東星仍在獲加獲加Wagga Wagga主持Young (前Lambing Flat)商人楊永才迎娶來自Cowra的Lily Young。獲加獲加的共濟會（前為義興會）的成員及黃柱都有參加婚禮。婚禮中演唱中英文歌曲（“Wing Choi - Young”: Wagga Wagga Advertiser,3 may, 1904. Page 3）。從地圖看，已是義興會會員的大敘會了。

黃柱也在自己的家中為都密埠的曾倫迎娶來自他士免那省的華女鐘氏提供方便（“婚禮再誌”：廣益華報1909年8月28日第3頁）。按習俗，遠道而來出嫁的女方，多住在鄰近新郎的親戚家中或酒店待到出嫁的那天。

在Junee埠，當華人春節的那天，黃柱會組織華人及本地的西人在該埠中的教堂Wesleyan Church共度，1903年參加節目的本地的西人超過60人。

1883年澳洲紐省政府爲了取得有關華人營的可靠資料，透過警務總監，委任新南威爾士州警察副督察布倫南及梅光達前往獲加獲加Wagga Wagga鄰近的5個華人營區視察及報告，其中並沒有包括Junee埠。黃柱與梅光達成為密友大概不在那個時候。

辛亥革命前後，澳洲國民黨還沒有公開活動，所以與義興常有合作。辛亥革命後義興會認為滿清既倒，原有的“反清復明”已不合時宜，於1912年更名為共濟會。1916年國民黨正式在澳洲註冊為非政治政黨（不參與澳洲政治活動），到1917年嘗試與共濟會合併以擴大在華人社會的影響，但幾經商議而不成功。這事除了有澳洲本土華人的原因，也與孫中山有關。

1917年部份原出席北京議會的議員在廣州另起爐竈，選孫中山為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但美加洪門華人卻無法參政，加上辛亥革命前孫女在世界各地籌款時的諾言沒有兌現，故而洪門中人對宣傳孫中山頗有抗拒，到1922年孫中山宣佈北伐更是反應寥寥。

而澳洲的國民黨在宣傳中卻是大宣特宣孫中山，終於導致國民黨宣傳員文偉南於1922年3月26日在科士打街與欽布街角宣傳時與共濟會人爭辯且至互毆，文偉南受傷。從現在的角度看，國民黨反應過激，雪梨支部於28日決議執行黨規“凡屬黨員不得兼入他黨”而與致公堂（1919年共濟會改名致公堂）決裂，未幾又與歷來友好的“民國報”脫離關係。一時間“民國報” ﹑“民報” ﹑ “公報”相互攻擊。後來文偉南在雪梨站不住腳，移居墨爾畔。

國民黨的反應過激，與孫中山派遣的“中國國民黨澳洲特派員”陳安仁有關，當時他正在雪梨為北伐籌集“钜款”，而孫中山得蘇聯支助而在廣州成立臨時政府。

假如將致公堂列入與國民黨作對之一（“前進南太平洋：中國國民黨在澳洲的生根與經營”（ http://shao3736.blogspot.com/2007/04/19101924.html）,怎麼樣都說不過去；學者郭美芬在整理國民黨資料時發現一封由孫中山在1920 年於上海簽發的電文（見“孫?與積極進取的澳洲華商：締造南太平洋國民黨”），擇錄如下：

雪梨救濟局 黃柱先生暨 諸執事先生均鑑

昨承電匯永安轉來 貴局存款英金貳千鎊，已照收到。隨經電覆，料經均覽，茲由財政部照給收據一紙，請為查收。敬悉諸先生救國有功，接濟無懈，至為感佩（以下省略）。

雪梨救濟局全名為“澳洲華僑籌款救濟局”由洪門“中華民國總公會”與國民黨支部於1918 年 6 月發起，共同募款捐助孫文的護法運動，並推崇總公會會長黃柱為總理。

在澳洲國家博物館有一幅國畫名為“Revolution in China”,圖中紅圈的人則是以黃柱為原型；整幅圖以7部份組成，而第5部份則將黃柱完全突出。

1938年黃柱逝世時，時任中國駐澳洲總領事與另一人同持花圈走在前麵，應是當時的國民政府對黃柱的肯定。

1919年6 月黃柱退休後搬遷到雪梨，先在士達飛爐埠Strathfield購的房屋居住，“其屋宇左側與後院空地闢作小圃種植菜蔬為樂屋之前地則闢作小花園”（ “港商馬陳兩君之遊蹤”： 民國報1919年7月19日第6頁），文中所說的是馬應彪及陳麗珍兩人。

義興會先後兩次為黃柱祝壽，前在朝尼埠（1914年），後一次在雪梨致公總堂（1923年）。

四．黃柱的家庭

黃柱夫人的中文名及籍貫不詳，目前僅得的是她的英文名是Rose Chuey及是塔省朗塞斯頓Launceston 華人James Chung Gon的女兒，1953年7月16日病逝於北雪梨的12 Kareela Road, Cremorne Point家中(該屋已不存在，被改為三層住宅單元)。

該房子是黃柱在1919年購入直至他逝世，之後黃柱夫人亦在此居住到逝世之日。

從目前資料看，黃柱夫婦並沒有生育子女，但收養過一名禮安路Lionel的男孩，收養後的姓從黃柱的Chuey，中文名為黃日厚。

黃日厚的親生父親是卑列活埠Braidwood的中醫，母親是西人。黃柱收養子是件怪事，卑列活埠Braidwood是華人的另一淘金地，距朝尼埠287公裏。

黃日厚被收養後被送到雪梨Petersham 的Newwington College讀書，其後黃柱將他送回臺山（新寧縣）學習中文。豈料黃日厚被匪徒盯上，劫去“打單”，早期通知福華銀行轉黃柱要求3000中國銀元，當黃柱同意後被匪徒再加碼至10000銀元（前者約為370英鎊，後為800英鎊）（ “新寧縣黃柱君之子竟被匪擄去”： 廣益華報1916年8月12日第10頁）。

該事在紐省部份英文報紙也有報導，然而卻沒有下文。

黃日厚是否被撕票，不清楚，直到黃柱逝世也沒有他的資料出現，之後在雪梨也沒有他的身影。盡管當時的英文報紙報導的是“Lionel Chuey目前正在中國完成他的學業，然後將返回澳大利亞從事商業活動”（ “Mr. James Wong Chuey”：Argus, Victoria. 13 Oct, 1938. Page 2） 。

但到了1938年時，黃日厚的年齡應超過30歲了，不大可能仍在讀書。此時國內正是抗日戰爭時期，黃日厚是否不能回澳洲，或已返祖歸宗，都不清楚。

五. 黃柱的葬禮

1938年10月13日在家中病逝，享年76歲。次日舉行葬禮，隨後葬在Rookwood墳場B區，編號Plot Number為184。

追悼的地點選擇在沙厘希Surry Hill澳洲華人共濟會會館Chinese Masonic Society of Australasia內。

下午2點，在舉行葬禮的共濟會會館附近的街道上，圍觀者。站在他們的商店門口。

儀式結束後，遊行隊伍在瑪麗街狹窄的空間裏排成一行。領頭的是一個十人樂隊，他們演奏了“掃羅進行曲” The Dead March in Saul。緊隨其後的是兩個手持黑白橫幅的中國人和兩個手持大花圈的人（其中一個是中國駐澳洲總領事保君健）。緊接著後麵是兩個人手裏拿著一張死者的大照片，照片是裝在一個沈重的相框裏的。

照片後麵站著共濟會會員，多身穿藍色套裝，頭剪得很緊，胸前佩戴著鮮紅色飾帶。

靈柩上覆蓋著華麗的紅色絲綢，兩車花圈跟在靈車後麵。悼車裏坐著死者的遺孀、親屬和華人社會的代表，隊伍的後麵是30輛出租汽車。

就在送葬隊伍離開之前，三個華人開始向送葬的人分發紅包（一個包著便士和一塊粗糖的紅包，這種形式據說可以解去晦氣，上世紀在香港依然流行）。這三個華人立刻被圍觀者團團圍住，主要是要求施捨便士的婦女。中國人耐心地解釋說，這些硬幣是給哀悼者的。其中一名哀悼者發覺紅包有了剩餘人群從人行道上湧了出來，圍住了馬車，足足有十個人，喊著要錢。警察沖上前把他們趕走了，哀悼者便從計程車上往街上扔了一把硬幣，引起路人的瘋狂爭奪。。

送殯隊伍將喬治街和中央火車站附近的電車服務有所延誤了。

有關黃柱葬禮的情況，雪梨﹑墨爾畔及各省的地方報紙多有報導。

（黃柱的葬禮參閱 “CHINESE RITES AT FUNERAL. Late Mr. Wong Chuey. CROWD SCRAMBLES FOR PENNIES”： Sydney Morning Herald, Saturday 15 October 1938, page 13）

五．地名選錄

下麵是早期華人報紙的地方翻譯。

Juneee 朝尼埠，亦有譯作朱尼埠或招呢

Gundagai 根打佳埠，亦有譯作

Wyong 威郎埠，亦有譯作歪朗或揀地佳槐朗

Tumut 都密埠

Albury 柯巴利埠，亦有譯作柯罷厘埠﹑阿備利﹑阿巴利埠﹑柯布厘埠﹑朵備利埠

Launceston 朗賒士頓

Petersham 必打甚

Newwington 鳥榮頓

Rookwood 樂活

Surry Hill 沙厘希

Strathfield 士的辣非

Young 央埠，亦有譯作羊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