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員在澳洲的往事 （29）

中國駐澳洲第八任總領事陳維屏

陳維屏生平（注1）：

陳維屏（字碩卿）。漢族。1876年出生於北京，1972年12月22日逝世於台北。其父為衛斯理宗美以美會在華北地區名牧的陳大鏞（1840-1900），1900年6月在延慶牧會時被義和團所殺,同時被殺害的還有陳維屏的母親﹑17歲的弟弟及11歲的妹妹，時年24歲的陳維屏幸免。1911陳維屏赴美國入讀波士頓大學，後獲神學、哲學兩博士學位。1918年8月，陳維屏與香港胡素貞女士、南京蔡蘇娟女士、九江石美玉女士、北京宋發祥夫人、餘日章博士、誠靜怡博士等七人推動全國性的聯合布道工作，在廬山牯嶺商討成立“中華國內布道會”，其後組織籌備委員會聯合各省六十九人加入工作，於翌年正式成立“中華國內布道團”。當時布道地點是以雲南省為目標，其後更擴展到黑龍江省。1920 年返國受聘為金陵神學院教授、全國禁煙委員會科長、中央國術館參事。1931年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悉尼總領事（時年56歲）。1936年12月22日去職。1949年隨著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會友遷居台灣。1951 任台北信友堂主任牧師。1953年陳維屏與篤信基督、熱心教育人士張靜愚、郭克悌、賈嘉美牧師、鈕永健、瞿荊洲及桃園中壢地方士紳吳鴻森先生、徐崇德等籌設農工學院（名為中原大學）；在曆經多次籌備更名，於1955年10月奉“教育部”核準立案，定名為“私立中原理工學院”， 1980年8月1日改製為中原大學。1964年7月4日，張學良和趙四小姐結婚時，證婚人是88歲的牧師陳維屏（婚禮在台北寓所舉辦了一個隻有12名親朋好友在場，主婚人是黃仁霖，來賓有宋美齡、張群、王新衡、張氏父子兩代人的朋友莫德惠、何世禮及張學良兒時的玩伴馮庸等）。陳維屏之弟陳維城是密歇根大學博士，曾任中華民國駐英國大使館代公使，代辦，駐倫敦總領事等。

陳維屏在1931年9月20日乘船抵達悉尼（注2），隨行有在1929年投考外交部錄用及為派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館主事的駱介子，另一位是龔駿（職務不詳）。陳維屏於10月9日接收總領事館職（注3）。

陳維屏等在乘船期間是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時候。當時的情況較為複雜：

（1）“中國東北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 (蔣介石在1934年10月事後檢討) 。

（2）日俄在1905年開始就一直在形勢上於日本有利，廣州、南京之爭方急（注4），江西紅軍勢張（注5），長江水災嚴重（注6），歐美經濟恐慌（注7）。日本關東軍從上到下則變得極為急迫（注8）。

“九一八”事變後，悉尼華僑在同年9月27日於國民黨會所開會成立“雪梨華僑對日救國後援會”組織勸捐，同月美利濱（墨爾砵）也成立“滅敵救國軍費基金”，同年12月2日悉尼成立“鳥修威華僑拒日戰費籌備會”，在收到捐款的過程中華人占最大部份，澳洲人亦有參與。

盡管南京中央政府一心寄望於國際聯盟調解，未作直接交涉注，駐墨爾砵領事保皞則在墨爾砵的國際無線播音台用英文演講日本強占南滿的情況（注9）。

11月15日悉尼華僑在衿布街Campell Street加倫厭巴拉大戲院開追悼東北殉難同胞大會，總領事館予以協助。

澳洲華僑的捐款屬民間自發，在有需要時總領事館協助，所捐款項是專屬專用的。

到1932年4月23日，墨爾砵公布捐款金額為6717鎊零6便士。最大宗的支出是電匯中央財務委員會5000鎊，犒勞前方將士200鎊（注10）。5月28日悉尼公布的是捐款金額3134鎊11先令，支出是電匯中央財務委員會1000鎊，犒勞前方將士400鎊，電匯上海十九路軍1000鎊（注11）。

當年的國民政府基於各方麵的牽製而未能在九一八後進行全麵的抗戰，到後來形成更大的分裂及山河破碎。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前後投入中國戰場兵力為420萬人；在華日軍人數最多時有近200萬，協助日軍的中國偽軍最多時超過100萬（整個抗戰期間偽軍總人數約為210萬）（注12）。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損失總數應在5000萬人以上，也就是說在華日軍前後投入中國戰場兵力與中國人口損失總數的比例是1：10，若除去抗爭勝利投降日軍的人數，這比例更高。

抗戰期間最慘痛的是內耗，1931年開始到1945年結束的長達14年的日本侵華戰爭應該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黑暗的一頁，國民黨內部分裂，各軍閥擁兵自重，共產黨則在1931年9月20日按共產國際要求發表宣言號召工人、農民、學生、貧民、士兵全體起來推翻當時領導整個中國的國民政府，1932年“北方會議”要求中共滿洲省委在東北“實行土地革命，創造蘇維埃政權，武裝保衛蘇聯”。

整個中國亂成一鍋粥，駐外使節們的信息渠道更多也更清楚局勢。陳維屏後來選擇的路，可以理解。

還有個小插曲：北領地達爾文的國民黨接到國內大勝日軍的消息，擬聯同該埠的華安公所共同慶祝。華安公所以該會專屬做慈善的會所，況慶祝大勝的日子尚遠為由予以拒絕，兩造大起衝突，終致互相控告。“堂審之日，華人滿署”（注13）。“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況乎全麵抗戰的日子還未開始就亂灑金錢，這種思潮在一般的華人中相當普遍，也對駐澳洲總領事館帶來壓力。

注：

（1）綜合網上各資料而成。

（2）“陳領抵澳”東華報1931年9月26日第8頁。

（3）“駐澳總領館布告維字第一號”民國報1931年10月17日第6頁

（4）1931年5月，汪兆銘、李宗仁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派遣陳友仁赴日本接洽援助，並策動石友三叛變、出兵北伐同時以武器資助江西南部的紅軍。(見“維基百科”)

（5）1929 年7月，中國國民政府和東北地方政府為收回中東鐵路主權，派軍隊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對蘇聯宣戰，同蘇軍之間發生了一場震動中國乃至世界的武裝衝突，史稱“中東路事件”。在中蘇邊境戰事日趨激烈的情況下，蘇聯為了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急需中共進行武裝暴動，以響應和支持蘇聯，分散國民黨政府對蘇的力量。192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宣言；7月24日又發出《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的42號通告，對全黨工作進行了新的部署，計劃在城市采取飛行集會、示威、罷工和遊行宣傳來發動群眾，在中心城市發動群眾運動，蘇區的紅軍則要盡可能改變遊擊的方式，並與工農群眾運動結合起來奪取最重要的城市，建立蘇維埃政權。（見“1929年國民政府對蘇聯宣戰”https://www.6400.net.cn/rbRzKweE8/）

(6) 1931年江淮大水，又稱1931年中國水災、1931年長江水災，當年中國的幾條主要河流如長江、珠江、黃河、淮河等都發生特大洪水受災範圍南到珠江流域，北至長城關外，東起江蘇北部，西至四川盆地。這次水災被廣泛認為是有記錄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自然災害，全國共15萬人淹死。 如包含病死、餓死的總死亡數字，有案可查的為422,499人，官方報告考慮漏報情形而估計有200萬人。 災民5311-6000萬人不等。受災人口5000萬。(見“維基百科”及“百度百科”)

(7) 經濟大蕭條（英語：Great Depression），又稱經濟大危機、經濟大恐慌，是指1929年-1933年之間全球經濟大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經濟大蕭條是二十世紀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廣、強度最大的經濟衰退。經濟大蕭條嚴重影響日本經濟。在1929-1931年間，日本經濟衰退了8%。大藏大臣高橋是清是第一個采納凱恩斯主義的官員：第一，通過大量財政政策，包括赤字支出來刺激經濟；第二，將日元貶值。高橋是清通過日本央行進行赤字開支，並將隨之而來的通膨壓力極小化。計量經濟學研究顯示這些財政刺激十分有效。貨幣的貶值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例如：日本紡織品在出口市場上取代了英國紡織品成為了第一。而赤字開支的影響也極其深遠，這些支出被用來購買武器軍備。在1933年，日本已經擺脫了蕭條。(見“維基百科”)

（8）1905年日本擊敗俄羅斯帝國後，日本擁有中國東北地區境內的南滿鐵路，和鐵路沿線的駐軍權。為擴大利益，日本政府積極主張建設鐵路支線。初期東北的統治者、奉係領導人張作霖為獲得日本的支持，同意日本修建鐵路。後來迫於民意壓力，張作霖計劃自行修建鐵路，打破日本的壟斷。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發生，張作霖被日軍暗殺，其子張學良繼續其父的方針，引起日本的不滿。同年12月29日，在第二次北伐戰爭末期，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改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廢除五色旗，歸順國民政府。1929年3月1日奉天省政府改稱為遼寧省政府，並主張收回旅順大連租界與南滿鐵路。1929年底，張學良的東北軍為了從蘇聯手中收回中東鐵路與蘇聯軍隊爆發武裝衝突，即中東路事件。此役張學良大敗，暴露了其相對虛弱的軍事實”力。東北當局對俄力抗無功，俄亦知難而退，中央政府對俄宣布絕交。事後，中蘇關係徹底斷絕。九一八事變在中國被史學家視為十四年抗戰的開始，不過此時中日還沒有爆發全麵戰爭，因為日軍是在沒有抵抗下就占據了東北，並透過扶植“滿洲國”來間接管理。（詳見“維基百科”）

（9）“保領事對外宣傳日人之橫蠻”民國報1931年11月7日第8頁。

（10）“美利濱各界華僑捐助第一次救國金進支總結束”東華報1932年4月23日第5頁

（11）“澳洲雪梨華僑抗日救國會財政報告”東華報1932年5月28日第5頁

（12）綜合網上各資料而成。

（13）“波打雲華人大打架”民國報1932年4月16日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