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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蘭成寫道：
士是生於中國文明的政治，所謂士誌於道，即是誌於治道。中國政治有治術，有治道，向來是治術在民間，惟治道在朝廷，故為政可以簡靜。周製的王官，許多是民官，不可以為大夫，大夫必以士，若加以分別，則大夫才是官，而民官則是吏，後世秦漢以來仍一直保持這官與胥吏的界限，官必須是士出身。現在民國亦許多事情仍是民間自理，新的知識分子並非小資產階級或所謂受過教育的人，雖然以代表的資格參政，但他們要管的仍是治道，不為作胥吏，更不為從事職業謀生活。
（議：高中語文裏讀過“一件小事”後，就去找魯迅的文章讀。由此，知道了比毛主席的話說得好的人，心裏也有了不服報紙上老一套的根據。
但同時又生出另一種毛病，以為就魯迅說得好說得對。
也怪不得我，確實也見不到個能比一比的。
翻開胡蘭成的文章，能和魯迅比一比的，找到了。
魯迅之於中國人，一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二是“時時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
可怎麽惡意，還得“低頭不見抬頭見”；再“並非人間”，病成那樣，也不願去德國看病生。
所以，他的絕望，不可以跟著去抹脖子，吊頸子；那更是“人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懷裏總有一絲兩縷的“渺茫的希望”。可也別跟著去“登臨送目”，壞了那“就好這一口”的“獨上西樓”的意境。
說白了，還是有點點裝在裏麵。
因為這“絕望”和“總覺得”並不坦然至不自然，都是非得皺著眉頭不解，懷著悲傷吃喝不成才能夠的。誰能？
做不到的悲傷和過頭的嗨相近，都掖著或多或少的裝。
取得這樣的態度，再想想聽讀過的魯迅，忽然產生好多以前沒產生過的輕鬆。還會忽然覺得，是自己如是這般的，人家早就並總是說“人類血戰的曆史，徒手請願是不在其中的”。
胡蘭成之於中國種種，取態輕鬆，意趣。說著甚至辨著地為中國的古往今來開脫，找遁辭，但都穿著飄逸的長衫，喝著不錯的綠茶說和寫，甚至做。
知道他說得牽強，可就愛聽，別人那兒聽不到；每每所得的結論，象舊時擰衣服時不經意的甩撒，不洗麵，但涼絲絲地致使嗔而不怒；尤為要讓人成粉絲的，是其俏智麗識，使會根本不在意想得是啥，而迷迷於那呆板的“我認為”竟能有這般得體優美的打扮，更何況其中不少的識見，是他“獨家播出”。
而且，喜歡他“我也來說說玩玩”的士姿態，清言語。
魯迅的“凡是中國人”，讀到無不沉重或怎麽，他和曹劌到康梁到“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一列，負擔著沒人發薪水的上班人才有的責任，讀著累，想著想著就想歇一會兒。
胡蘭成就不。他知道自己負不起這責任，也沒想過要負。但也並不“哪塊城磚是你的”的耍鄙。所做的，是一述自己的所識和所感，完成“士”之所為。
故而，他的文章裏寫出的見識和感受，有了份“有意者留意”，沒拋磚引玉地客套，也不舌頭打個滾地“雅正”，“多提寶貴意見”的態度，其逾坦然而不致玩瀟灑的高級甩。
說該自己說的話，不容易。說說就撞舌了，拾牙慧了，比比。還有，說著說著就代表誰或被誰代表了說。讀胡蘭成說靠他近的五四北伐抗日民國民間，覺得他說該自己說的話。挺服。
胡蘭成輕鬆搞定看穿人世的張愛玲，而魯迅隻能鼓惑未諳世事的女學生。也許這就是他們間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