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艾老是我們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他時任副主席,有不少重要的外事活動都會請他出席,由他出麵主持。因艾老年事已高,外事活動均有夫人高瑛陪同。工作的需要,我跟艾老夫婦接觸頗多。在幾次陪同外賓家訪艾老時,其中一回便是陪駐華前大使魏科特(德國電視一台Ulrich他爸)去艾老的家,遂有機會也接觸到了艾未未。雖相遇匆匆,交談不多,但他的性格、個性通過他的言談舉止、通過他跟母親的對話,還是能窺見一斑。尤其是他後來國內國外地成了新聞人物,媒體傳說沸沸揚揚,相關他的信息和報導每每不絕於耳,加之文友的議論,或許多少能折射出艾未未的某些性格。這幾天來,艾未未在德國再度成為新聞人物,他在接受《世界報》采訪中透露,準備離開德國,並表示:“這個國家不需要我。” 事後,《法蘭克福匯報》記者很快發表一文,題為《立論強勢,論據弱微———艾未未在清賬》,予以回應。
卜居柏林四年的中國藝術家艾未未,聲稱將結束在德國的流亡生活。原因是:德國不是一個開放型社會,“是一種樂見開放、但且首先自保的社會”。德意誌文化之強勢,使得它事實上對外來的理念與爭論無法接受。於公開的辯論幾乎不存有空間,對不同意見基本上不予尊重。文章認為,這一強勢論點可待商榷,然而,它出自艾未未之口,聽上去更是一種挑釁,有如在拿氣球做一次新的藝術試驗、用詞語在編織花環,因為他的論據缺乏內涵。問及他此一觀點有何例證,艾未未的回答則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出租車軼趣: “這種事我已親身經曆三次,每當我跨入出租,司機見了我馬上一句 <出去>”。另一場景,艾繼續道,因為香水的氣味問及能否開啟車窗,他跟司機落得個婦姑勃谿。記者回應:“此類爭吵更多是因人而異,日複一日,數見不鮮。”·······
德國根本不存在禁止辯論。幾年來、甚至幾十年來相關出身的爭論一直賡續不斷,近年來更是蔚然成風。就此爭論,幾乎各陣營時有發聲,公開及自由的程度近乎到了挑戰法律的邊緣,這是人們日日有目共睹的。當然也毋庸諱言,就是那些出生於德國的人們,哪怕是一輩子———倘使善意———都會被問及其出生國;更有甚者———作為負麵例舉———因為其模糊的“外國人長相”而受侮辱或襲擊。近期,極為糟糕的是這種現象波及戴小圓帽的猶太人和係頭巾的穆斯林。至於題及與傳統移民國諸如美國相提並論,德國是該迎頭趕上,這或是一個大有裨益的討論話題。但遺憾的是艾卻坐失良機。
文章結尾,作者對艾未未厲聲駁斥:“這個國家不需要我”,此言即為該藝術家本次訪談的結論。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德國需要每一個藝術家,更是象他一位此番受人逾常敬重、能構建通往中國多種橋梁的藝術家,不啻贅述有關這一人口居最的國度那些迂腐的老生常談。至於言及德企的利害得失,以及有關對華關係的解說,則更顯現艾談話的實質所在,諸如,在他提到,於此涉及人權話題隻會得不償失。抑或他已心知肚明,如若這次訪談在德國輿論界錯失一次語出驚人,他或將被讀者疏虞。然而驚人之餘所剩的是一記毫無作用的空炮,因為他論據匱缺。興許他會予以補充,或我們隻權當僥幸······
艾未未是個藝術人,搞藝術需要的是靈感,而靈感的前提是敏感。艾未未是個敏感之人,他有藝術新意,搞行為藝術,在中國吃螃蟹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拍男女裸體群照;他算目光犀利,汶川地震發現無數個小學生書包,收集當作藝術品;他算是有藝術創意,繼小書包後利用廢舊的Lego辦出新展。然而,藝術雖然需要思想,但藝術家跟媒體人不能相提並論。艾未未看到了地震後的書包,他的藝術展揭露的是一種現象、一種事實,但他沒有去探討這場災難之前是否能更好地預警,災發後在援救措施上有哪些可鑒之處,災情發生後又有哪些人為的失誤。他沒這麽做,他隻是個藝術家;
不同於媒體人,藝術家的宗旨在於揭露提示,停留在表層; 藝術作品的本身不會給你更深一層的解說。除了這幅表層,進一步的內涵需要觀者自身的分析想象,看藝術展是需要帶著思想去的。他的地震展是在提示這些小書包背後隱匿著什麽;他的群體裸照是在挑戰中國傳統道德的底線,在眼下中國變遷的大時代,傳統遭受突破屬情理之中,一張男女恥毛畢見的公開裸照引來紛爭也是人之常情。想想茅盾在他的《子夜》裏,老爺子看到坐黃包車的旗袍女人展露大腿,一句“萬惡淫為首”,心髒病突發命歸西天一樣,七十年代末的我們都已看得忍俊不禁。這些裸體照想說明什麽?艾未未未作說明,他隻是個藝術人;
Lego是孩子的玩具,那麽多玩過的Lego背後是那麽多的孩子,這又意味著什麽?艾未未沒有解說詞。這是觀者的任務,是藝術評論家的職責。艾未未在德國才生活了四年,可謂走馬觀花,白駒過隙,但他發現了德國社會某些有典型的現象,至於這種發現是真假對錯姑且不論,人人聞之可見仁見智。但他作為藝術家已把問題浮托在可見的層麵,更進一步的深層探討則是媒體人的職業範圍了。我們不能要求一個藝術家去做評論家的工作,這本來就不是他該做的事;就跟我們不能要求一個媒體人去辦藝術展一樣。這篇文章對艾未未的質疑,是強人所難,苛求於人。
事實上,我如言對艾未未沒有太多的了解,更談不上有什麽交情,隻是因為工作之故與其父親過往甚多,因此也連連上了他。這次看到德國某些媒體對他不公的批評,遂站出來替他擋一槍,頗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氣。或許換作是中國人在指責他,這回我也許就不予發聲了。這似乎很像是一個女人,自己的老公在家裏做妻子的可以任意罵,出了門被別人數落,老婆就不會幹!不知這是血濃於水,或是民族的狹隘?
艾未未要走的主要動因之一,無疑是他感到此地“融入”無望,“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他一定會這麽想。德國不同於美國,要想“融入”並非如此一詞這麽簡單,談何容易。"融入"必以語言為先導,而學習德語甚至掌握德語之難,作為母語的德國人難以想象,不能理解。象艾未未這樣搞藝術的,不會本國語言,想在德國生活下來,困難不言自明。就是他會英語,在此生活,跟社會永遠貌合神離,永久脫節。
再一點,艾未未說得沒錯:“日耳曼是一個文化很強勢的社會。” 德國人是永遠不會俯就放棄自己的母語,用外來語跟你溝通,這一點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們已有認知。我們的德國外教,哪怕在中國生活了十年,甚至二十年,也絕不會放棄德語,用磕磕巴巴、文理不通的中文來跟你交流。就如我們到了國外,哪怕智商再高,一旦失去了語言,就頓間成了聾啞人;搞理工的還能湊合,而文科類沒有語言則舉步維艱,不精通寓居國的母語,事業將是一籌莫展。《芙蓉鎮》作者古華到了加拿大還能寫出什麽?顧城到了德、英,顛沛流離北歐,最後魂斷“激流島”;北島到了德國,想跟顧彬在文學上成就鴻誌大業,最後不也是南轅北轍,無奈回歸本土;
所以日前我聽說北外校友,因央視英國撤站,轉戰德國,而日耳曼文字卻目不識丁,歎如一介 “德語文盲”,欲在此開設記者站,雖勇氣可嘉,然我無奈深感驚詫。我若到了法國就會變得聽說不能,瞬即忽如半殘廢的智障,盡管我在大學二外學的還是法語!央視為何不撤回此班優秀人馬,留作他用,換成德語班子,這明擺著舉措有失!中國又不匱缺德語人才。艾未未都是這把年紀的人了。德語之難,不僅德國人不知道,但凡沒碰過德語的中國人都不會有充足的思想準備,往往會拿英語作參照,以為會了英語就很快會德語。事與願違。一旦學起來其難度就是啞巴吃黃連了。尤其到了成年,特別是年過三十,難度翻倍。艾未未想終生定居德國,往下的歲月就是什麽都不幹,光學德語,到了莫齒能拿三分,就該祝賀他了。
艾未未的性格像極了父親,也是倔硬不阿。艾老文革時的受難表現,從來不肯低頭,吃軟不吃硬,而且一直是個性情中人。雖跟艾未未見麵不多,但通過其父母加群友的談論,也算知曉一二。艾未未的長相不像父親,取了母親,艾老就是年逾不惑還是英俊男子一個,一如既往地顯得清秀利索。艾未未的外表更像艾青夫人,但他的性格則更多地隨了父親,是個大男子主義,也是個性情中人。
一九八五年五月,德國文獻作家Hatto Kuhn應中國作協的邀請單獨訪華四周,我有幸全程陪同,最後一直把他送出香港。小Kuhn的訪華是因他叔叔,德國首屈一指的翻譯家Franz Kuhn,其迻譯生涯之久及譯著數量均居世界之最。他終生不娶,堅持六十年有奇,翻譯了我國從明、清直至茅盾的《子夜》幾乎所有經典小說。小庫恩作為唯一精神遺產繼承人來華作書展訪問。在京期間有一回正式宴請,餐定在前門吃烤鴨。
德方我們邀請了文化參讚夫婦和一秘夫婦加庫恩五人,我方是北京圖書館館長,因庫恩書展在北圖舉行,一位作家加我翻譯,宴請由艾青出麵,帶上高瑛,也是五人。正常安排一桌八人,因不好精簡,八人桌加了兩把椅子,已經顯得局促。宴前,德國客人和中國作家趕在艾老前已經到場。出乎意料,德方事先沒打招呼地多來了一位文化秘書,聲稱懂漢語可以當翻譯。這種外事的不測弄得我們很被動,餐桌本來已經超員,再加一把椅子已是絕無可能。我靈機一動,為了無損外交禮儀隻好考慮精簡高瑛了,趁著他們還未到場,我趕緊衝下樓去等侯艾老的車,把情況如實向艾老匯報,建議高瑛能否就不參加了。艾老也沒有征求一下高瑛的意見,就對我說:“讓她在車裏等著,我們走。” 我頓時感覺到高瑛難堪的表情。雖說尷尬不悅,但高英女士依然客氣地逆來順受,還是非常隨和地衝著我強作歡顏,讓我扶好艾老盡管走吧。直到今天回想此事,我仍懷歉疚。艾老就是這種爽直的性格,說一不二;
還有一次是一九八七年年底,作協要接待一個波蘭作家團,因作協沒有波蘭語翻譯就向廣播電視部借了一個,麵試時一聊天,他連什麽叫“意識流”都不清楚,外聯部主任認為沒辦法用,會影響兩國作家間的交流。後來從對方團的履曆中得知,來訪團員第一外語都是德語,團長和兩個副團長均參加過“二戰”,團長的長篇戰爭小說“Niemandsland”《真空地帶》,已德文付梓。根據新的情況,領導決定利用我的德語,此團由我接待。
訪華過程中,波蘭團提出要跟我作協簽署一項兩國間五年對等互訪協議,由此作家團代表波方政府,波駐華大使也將出席。中國作協當時連個像樣的會議廳都沒有,機關還設在抗震棚裏,沒法接待外賓,最後借用文聯的,中方團長由艾青出麵。簽完合同,艾青做著手勢大聲地問:“香檳酒呢?香檳酒呢?哪有簽完兩國協議連香檳酒都沒有的?” 波方團長問我是不是在要香檳,我不能說謊,弄得外事人員頗為尷尬,不知如何回答。艾青的性格從來就是這樣痛快耿直的,電影《戴手銬的旅客》講的就是他,這一點艾未未與父親如出一轍。艾未未是隱瞞不住自己觀點的,他在中國是這樣,到了德國還是這樣————舊性不改,千牛落海。
有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文人作家到了國外,其新聞價值性極強,不像科學家往往默默無聞。但這種價值取向不會維持很久,沒有了新聞價值,其所依附其上的文藝價值也會瞬間受損,往往是到了國外,更換的國家越多,文人的身價越跌!另外,在此不得不提到這位《法蘭克福匯報》記者的德語是出色地好,每每用詞精確到位,非常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