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父與子    （書稿修訂）

——對艾未未要離開德國的聯想   金弢

八十年代，艾老是我們中國作家協會的領導，他時任副主席，有不少重要的外事活動都會請他出席，由他出麵主持。因艾老年事已高，外事活動均有夫人高瑛陪同。工作的需要，我跟艾老夫婦接觸頗多。在幾次陪同外賓家訪艾老時，其中一回便是陪駐華前大使魏科特（德國電視一台Ulrich他爸）去艾老的家，遂有機會也接觸到了艾未未。雖相遇匆匆，交談不多，但他的性格、個性通過他的言談舉止、通過他跟母親的對話，還是能窺見一斑。尤其是他後來國內國外地成了新聞人物，媒體傳說沸沸揚揚，相關他的信息和報導每每不絕於耳，加之文友的議論，或許多少能折射出艾未未的某些性格。這幾天來，艾未未在德國再度成為新聞人物，他在接受《世界報》采訪中透露，準備離開德國，並表示：“這個國家不需要我。” 事後，《法蘭克福匯報》記者很快發表一文，題為《立論強勢，論據弱微———艾未未在清賬》，予以回應。

文中披露：

卜居柏林四年的中國藝術家艾未未，聲稱將結束在德國的流亡生活。原因是：德國不是一個開放型社會，“是一種樂見開放、但且首先自保的社會”。德意誌文化之強勢，使得它事實上對外來的理念與爭論無法接受。於公開的辯論幾乎不存有空間，對不同意見基本上不予尊重。文章認為，這一強勢論點可待商榷，然而，它出自艾未未之口，聽上去更是一種挑釁，有如在拿氣球做一次新的藝術試驗、用詞語在編織花環，因為他的論據缺乏內涵。問及他此一觀點有何例證，艾未未的回答則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出租車軼趣： “這種事我已親身經曆三次，每當我跨入出租，司機見了我馬上一句 <出去>”。另一場景，艾繼續道，因為香水的氣味問及能否開啟車窗，他跟司機落得個婦姑勃谿。記者回應：“此類爭吵更多是因人而異，日複一日，數見不鮮。”·······

文章往下幾段後又說：

德國根本不存在禁止辯論。幾年來、甚至幾十年來相關出身的爭論一直賡續不斷，近年來更是蔚然成風。就此爭論，幾乎各陣營時有發聲，公開及自由的程度近乎到了挑戰法律的邊緣，這是人們日日有目共睹的。當然也毋庸諱言，就是那些出生於德國的人們，哪怕是一輩子———倘使善意———都會被問及其出生國；更有甚者———作為負麵例舉———因為其模糊的“外國人長相”而受侮辱或襲擊。近期，極為糟糕的是這種現象波及戴小圓帽的猶太人和係頭巾的穆斯林。至於題及與傳統移民國諸如美國相提並論，德國是該迎頭趕上，這或是一個大有裨益的討論話題。但遺憾的是艾卻坐失良機。

文章結尾，作者對艾未未厲聲駁斥：“這個國家不需要我”，此言即為該藝術家本次訪談的結論。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德國需要每一個藝術家，更是象他一位此番受人逾常敬重、能構建通往中國多種橋梁的藝術家，不啻贅述有關這一人口居最的國度那些迂腐的老生常談。至於言及德企的利害得失，以及有關對華關係的解說，則更顯現艾談話的實質所在，諸如，在他提到，於此涉及人權話題隻會得不償失。抑或他已心知肚明，如若這次訪談在德國輿論界錯失一次語出驚人，他或將被讀者疏虞。然而驚人之餘所剩的是一記毫無作用的空炮，因為他論據匱缺。興許他會予以補充，或我們隻權當僥幸······

文化人艾未未

艾未未是個藝術人，搞藝術需要的是靈感，而靈感的前提是敏感。艾未未是個敏感之人，他有藝術新意，搞行為藝術，在中國吃螃蟹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拍男女裸體群照；他算目光犀利，汶川地震發現無數個小學生書包，收集當作藝術品；他算是有藝術創意，繼小書包後利用廢舊的Lego辦出新展。然而，藝術雖然需要思想，但藝術家跟媒體人不能相提並論。艾未未看到了地震後的書包，他的藝術展揭露的是一種現象、一種事實，但他沒有去探討這場災難之前是否能更好地預警，災發後在援救措施上有哪些可鑒之處，災情發生後又有哪些人為的失誤。他沒這麽做，他隻是個藝術家；

不同於媒體人，藝術家的宗旨在於揭露提示，停留在表層； 藝術作品的本身不會給你更深一層的解說。除了這幅表層，進一步的內涵需要觀者自身的分析想象，看藝術展是需要帶著思想去的。他的地震展是在提示這些小書包背後隱匿著什麽；他的群體裸照是在挑戰中國傳統道德的底線，在眼下中國變遷的大時代，傳統遭受突破屬情理之中，一張男女恥毛畢見的公開裸照引來紛爭也是人之常情。想想茅盾在他的《子夜》裏，老爺子看到坐黃包車的旗袍女人展露大腿，一句“萬惡淫為首”，心髒病突發命歸西天一樣，七十年代末的我們都已看得忍俊不禁。這些裸體照想說明什麽？艾未未未作說明，他隻是個藝術人；

Lego是孩子的玩具，那麽多玩過的Lego背後是那麽多的孩子，這又意味著什麽？艾未未沒有解說詞。這是觀者的任務，是藝術評論家的職責。艾未未在德國才生活了四年，可謂走馬觀花，白駒過隙，但他發現了德國社會某些有典型的現象，至於這種發現是真假對錯姑且不論，人人聞之可見仁見智。但他作為藝術家已把問題浮托在可見的層麵，更進一步的深層探討則是媒體人的職業範圍了。我們不能要求一個藝術家去做評論家的工作，這本來就不是他該做的事；就跟我們不能要求一個媒體人去辦藝術展一樣。這篇文章對艾未未的質疑，是強人所難，苛求於人。

事實上，我如言對艾未未沒有太多的了解，更談不上有什麽交情，隻是因為工作之故與其父親過往甚多，因此也連連上了他。這次看到德國某些媒體對他不公的批評，遂站出來替他擋一槍，頗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氣。或許換作是中國人在指責他，這回我也許就不予發聲了。這似乎很像是一個女人，自己的老公在家裏做妻子的可以任意罵，出了門被別人數落，老婆就不會幹！不知這是血濃於水，或是民族的狹隘？

文章觀點之我見

艾未未要走的主要動因之一，無疑是他感到此地“融入”無望，“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他一定會這麽想。德國不同於美國，要想“融入”並非如此一詞這麽簡單，談何容易。"融入"必以語言為先導，而學習德語甚至掌握德語之難，作為母語的德國人難以想象，不能理解。象艾未未這樣搞藝術的，不會本國語言，想在德國生活下來，困難不言自明。就是他會英語，在此生活，跟社會永遠貌合神離，永久脫節。

再一點，艾未未說得沒錯：“日耳曼是一個文化很強勢的社會。” 德國人是永遠不會俯就放棄自己的母語，用外來語跟你溝通，這一點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們已有認知。我們的德國外教，哪怕在中國生活了十年，甚至二十年，也絕不會放棄德語，用磕磕巴巴、文理不通的中文來跟你交流。就如我們到了國外，哪怕智商再高，一旦失去了語言，就頓間成了聾啞人；搞理工的還能湊合，而文科類沒有語言則舉步維艱，不精通寓居國的母語，事業將是一籌莫展。《芙蓉鎮》作者古華到了加拿大還能寫出什麽？顧城到了德、英，顛沛流離北歐，最後魂斷“激流島”；北島到了德國，想跟顧彬在文學上成就鴻誌大業，最後不也是南轅北轍，無奈回歸本土；

所以日前我聽說北外校友，因央視英國撤站，轉戰德國，而日耳曼文字卻目不識丁，歎如一介 “德語文盲”，欲在此開設記者站，雖勇氣可嘉，然我無奈深感驚詫。我若到了法國就會變得聽說不能，瞬即忽如半殘廢的智障，盡管我在大學二外學的還是法語！央視為何不撤回此班優秀人馬，留作他用，換成德語班子，這明擺著舉措有失！中國又不匱缺德語人才。艾未未都是這把年紀的人了。德語之難，不僅德國人不知道，但凡沒碰過德語的中國人都不會有充足的思想準備，往往會拿英語作參照，以為會了英語就很快會德語。事與願違。一旦學起來其難度就是啞巴吃黃連了。尤其到了成年，特別是年過三十，難度翻倍。艾未未想終生定居德國，往下的歲月就是什麽都不幹，光學德語，到了莫齒能拿三分，就該祝賀他了。

性情中人艾未未

艾未未的性格像極了父親，也是倔硬不阿。艾老文革時的受難表現，從來不肯低頭，吃軟不吃硬，而且一直是個性情中人。雖跟艾未未見麵不多，但通過其父母加群友的談論，也算知曉一二。艾未未的長相不像父親，取了母親，艾老就是年逾不惑還是英俊男子一個，一如既往地顯得清秀利索。艾未未的外表更像艾青夫人，但他的性格則更多地隨了父親，是個大男子主義，也是個性情中人。

一九八五年五月，德國文獻作家Hatto Kuhn應中國作協的邀請單獨訪華四周，我有幸全程陪同，最後一直把他送出香港。小Kuhn的訪華是因他叔叔，德國首屈一指的翻譯家Franz Kuhn，其迻譯生涯之久及譯著數量均居世界之最。他終生不娶，堅持六十年有奇，翻譯了我國從明、清直至茅盾的《子夜》幾乎所有經典小說。小庫恩作為唯一精神遺產繼承人來華作書展訪問。在京期間有一回正式宴請，餐定在前門吃烤鴨。

德方我們邀請了文化參讚夫婦和一秘夫婦加庫恩五人，我方是北京圖書館館長，因庫恩書展在北圖舉行，一位作家加我翻譯，宴請由艾青出麵，帶上高瑛，也是五人。正常安排一桌八人，因不好精簡，八人桌加了兩把椅子，已經顯得局促。宴前，德國客人和中國作家趕在艾老前已經到場。出乎意料，德方事先沒打招呼地多來了一位文化秘書，聲稱懂漢語可以當翻譯。這種外事的不測弄得我們很被動，餐桌本來已經超員，再加一把椅子已是絕無可能。我靈機一動，為了無損外交禮儀隻好考慮精簡高瑛了，趁著他們還未到場，我趕緊衝下樓去等侯艾老的車，把情況如實向艾老匯報，建議高瑛能否就不參加了。艾老也沒有征求一下高瑛的意見，就對我說：“讓她在車裏等著，我們走。” 我頓時感覺到高瑛難堪的表情。雖說尷尬不悅，但高英女士依然客氣地逆來順受，還是非常隨和地衝著我強作歡顏，讓我扶好艾老盡管走吧。直到今天回想此事，我仍懷歉疚。艾老就是這種爽直的性格，說一不二；

還有一次是一九八七年年底，作協要接待一個波蘭作家團，因作協沒有波蘭語翻譯就向廣播電視部借了一個，麵試時一聊天，他連什麽叫“意識流”都不清楚，外聯部主任認為沒辦法用，會影響兩國作家間的交流。後來從對方團的履曆中得知，來訪團員第一外語都是德語，團長和兩個副團長均參加過“二戰”，團長的長篇戰爭小說“Niemandsland”《真空地帶》，已德文付梓。根據新的情況，領導決定利用我的德語，此團由我接待。

訪華過程中，波蘭團提出要跟我作協簽署一項兩國間五年對等互訪協議，由此作家團代表波方政府，波駐華大使也將出席。中國作協當時連個像樣的會議廳都沒有，機關還設在抗震棚裏，沒法接待外賓，最後借用文聯的，中方團長由艾青出麵。簽完合同，艾青做著手勢大聲地問：“香檳酒呢？香檳酒呢？哪有簽完兩國協議連香檳酒都沒有的？” 波方團長問我是不是在要香檳，我不能說謊，弄得外事人員頗為尷尬，不知如何回答。艾青的性格從來就是這樣痛快耿直的，電影《戴手銬的旅客》講的就是他，這一點艾未未與父親如出一轍。艾未未是隱瞞不住自己觀點的，他在中國是這樣，到了德國還是這樣————舊性不改，千牛落海。

艾未未該往何處去？筆者真心希望他能慎酌考慮，語言的因素不能不顧，尤其想在寓居國長期生活下來。

有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文人作家到了國外，其新聞價值性極強，不像科學家往往默默無聞。但這種價值取向不會維持很久，沒有了新聞價值，其所依附其上的文藝價值也會瞬間受損，往往是到了國外，更換的國家越多，文人的身價越跌！另外，在此不得不提到這位《法蘭克福匯報》記者的德語是出色地好，每每用詞精確到位，非常難能可貴！

2021年10月28日 修訂慕尼黑 （原稿發表2019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