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弢 ———— 一段護照的故事

 

               一段護照的故事           —— 金弢

因為外事任務的頻繁，除了剛陪完一個團回國還沒有休整幾天又得隨下一個團出訪外，有時候甚至是人還在國外，但第二個團申請簽證的準備工作必須開始。這就意味著，僅僅一本護照是不夠用了。所以為了工作的需要，我擁有了兩本公務護照。那個時候的公務護照分兩類，除了外交護照是紅色的外，普通的公務護照是綠皮的；還有一種公務護照是深咖啡色的，名稱叫作 “因公個人護照”，其不同於純因私的淺咖啡護照，是公務護照的另類，不光顏色和私人護照有不是很明顯不同，發放機構也不一樣。前者隸屬國家各部委管理，後者由各省市公安局發行。

因公個人護照的發行有兩個目的。一是除了避免一個國家工作人員持有兩本安全相同的公務護照外，即綠皮護照，但因需要又必須擁有兩本因公護照，就象我這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有些出訪任務，無論是因通過個人關係聯係來的，還是此外事活動考慮到可以實施，但沒有必要作為國家機構的官方派出，而以私人的名義出訪已經足夠，但這項活動跟國內官方的文化文學交流項目又有關聯，或我政府部門意願將此項出訪納入官方的交流總項目，但出方的對外身份僅代表個人，沒有官方色彩，象顧城和北島的個人出訪。加之該項出訪的經費不由我政府出資，而是通過作家本人自己的關係或努力而獲得，這類外事活動我們就叫作自費公派。

這種護照的辦理，對作家而言的好處，首先是方便，他們隻需來一趟作協外聯部，交齊各種所需的材料，一切相關的行政操作均由作協包辦，而且全額免費；其次是對辦照的成功有絕對的把握；去公安局辦理公民私人護照，除了繁瑣的程序及外加費用外，能否保證如期辦得下來，卻是個未知數。

然而，因公因私護照的優劣性各有千秋：因公的盡管在國內申辦時，利大於弊。然而一旦出了國，使用起來就沒有私人護照來得方便和自由。雖然在因公個人護照上體現不出公務的因素，這在西方國家的外管局是無從知道的，這隻是我國內部掌握。但是，一旦遇上護照丟失或護照到期而需要補發和延期或更換時，因公性質的護照所須走的流程要複雜和拖宕得多。然而一個作家以何種形式派出，往往會取決於中國作協。作為作家，特別是中國作協的會員，受到國外的文學活動的邀請，這樣的出訪事宜，公安局一般不會受理，因為對文學這一攤要掌握的尺度他們非常陌生，一定會推到相關的機構。公安局的服務對象，原則上是按常情負責普通公民的因私出國探親訪友。作家遇羅錦的出訪之所以走的是公安局，首先她不是作協會員；哪怕就是，基於八十年代她特有的家庭背景，恐怕作協也不會接受派出。她出國的事由是普通中國公民純粹的出國訪友。

至於我自己的問題又是一個比較例外的事宜。文中我曾提到，1988 年十月，我手裏有個作家公務團去漢堡參加 “中國文學周”，但同時我又得到了兩個以上的德方獎學金。我想因公帶私將這兩項出訪項目鏈接起來，時間上的安排不存在問題，我可以跟德方獎學金機構調整獎學金期限。基於我幾年來一直跟護照打交道，詳細明白各種利害關係及涉外管理的原則問題。如前所提到，我當時已有兩本公務性的護照，而當年國內單位裏，對護照的管理幾乎是零，一次出國任務完成，護照不用上交，全由個人自己保管，這是因為文革的剛剛結束，過去的年月未曾有過護照的管理問題。加之單位裏，也沒有設立相對的部門進行管理。國情的突變帶來突然間外事任務的大增，人人都已忙得不亦樂乎，於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也不知到誰下一個團又得馬上出訪，所以幹脆護照都個人留著。

我事先心裏明白，自己這次出國的原委是因公而後轉因私。除了作家團的訪問，我持有正常的有期限的公務簽證外，我緊接著的獎學金訪問會麵臨一個身份轉變的問題。因我的公務簽證隻是有效期短於三個月的 “入境簽證”，一旦到期就得去申請延簽，轉成當時一般半年以上的有效 “居留簽證”， 並報戶口。這樣，我如若繼續使用公務護照，我接著的因私居留和公務護照就會出現矛盾，當然我可以不用綠皮的純公務，出示深咖啡的因公個人，這個問題在出國前我已經考慮到了，所以作家團的簽證萬不得已我可以用這本護照，一則它可以充當私人護照，二則上麵有我的入境簽證，這將對後來的續簽，順理成章。

然而這樣做，我將會少掉一種機會，那就是：萬一的萬一，萬一這本因公個人到了失效期（這本護照我已用了幾年）而我還有獎學金的機會想繼續留在德國，我就得更換新護照或做舊照的延期，因為這本因公個人的案底不是 “私人”而是 “公務”，管理部門是本人的原單位。當然憑我跟單位領導良好的關係出具證明是不存在任何問題，但是我國的使館領事部完全有可能六親不認地公事公辦，稱：這是一本因公護照，你的公事早已結束，當時訪問漢堡和法蘭克福書展不過也就四周。既然沒有了公事，這本公務護照也就沒有了存在的必要。再者，也是因為你眼下在德國的逗留不是因公，所以使館沒有義務給你辦理護照更新或延長。

一旦走到了這一步，我將麵臨無以數計的麻煩，我得重新辦理私人護照，而人不在國內要辦理新的護照，不是延期舊的護照，若僅僅是延期會方便的多，因為一切均有了案底。而從零開始辦，或缺任何一點材料，整個事情就會擱淺，人又不在國內，光簽字的問題就解決不了，而當時的手段又那麽低下。這樣的辦理法，不但聞所未聞，而辦理的成功性也難穩操勝券。結局業已預見，護照一到期，勢必回國。雖然我有獎學金不存在延簽的問題，然而沒有了護照，簽證的機會也等於了零，那將失去在德國的一切。然而，我一旦選擇了回國，就是辦成了護照，但是再次進入德國的簽證則將是一個新問題。

既然知道了將會遇到如此種種的危機，必須未雨綢繆，避免這些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辦理第三本護照，一本純粹的私人護照。這次辦出國簽證，勢必雙軌並行，雙管齊下。首先向部領導解釋清楚，這種事情尚無先例，但外事領導都明白外事公私的差異；得到了領導的首肯，要說服人事處開具介紹信，沒有介紹信，公安局不會受理。我專程去了是時位於東郊民巷的北京公安局。看得出，我的因公身份和我的因私出國是背靠背的，兩套完全獨立、互不相幹、互不通氣的機構，電腦聯網當時隻是天方夜談。

我在兩種有效護照上持有兩套有效簽證，懷揣著三本護照出了國。還有一個細節當時一旦忽略了也或將後患無窮。就是兩本護照如何聯係起來使用。

雖然我手裏有兩種德國的有效簽證，但出國時，我首先是以中國作家代表團成員的身份，我們全團十來個人是一個整體，所以出境時我必須出示公務護照，不然我們團的人員名單將與海關記錄相悖。所以 88 年我的出境章就蓋在了公務護照裏。然而到了進德國時，因考慮到下一段的私人訪問及延簽，我入關時就不能仍然出示公務護照了，不然我的私人護照上就會缺了入境章，而事後德國外管局建立我的檔案時，在我延簽的文件上就缺了入關的記錄。抑或我出示公務護照以證明合法入境，這樣必將暴露了我的因公身份，而這種暴露的後果是什麽，雖不得而知，但無疑多了一層風險。其間又明白了另一個細節，就是兩國海關間也是背靠背的，因為在我的私人護照上沒有中國的出境章，但德方既沒有權責，也不感興趣。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七年後的第一次回國，在北京海關發生了一出好戲。

因為懷孕期加上老二的出生孩子還小，所以歸期一拖再拖，終於到了出國後的第七年才得已成行。護照有效期為五年，已經續了五年，當年出國的很多細節已被逐漸淡忘。

我們抵達北京機場，入關時，向邊防警察遞上一家四口的護照。海關不停地來回查看，像是在護照裏尋找什麽。因為海關高高在上，不明細節。我知，這七年的德國生活，我們每每準時延簽、平常處處謹慎，事事遵紀守法，從未出過問題。這時走來一個便衣警察，讓我們一家先到一邊等著。到底出了什麽事？等待期間，我腦子裏不免有各種猜測。七年別故，國內發展日新月異，國外報導紛紛，莫衷一是。難道是多生了一個孩子，違反了獨生子女政策？

我不禁想起出國前去財務科領出國製裝費的情景。那時中國人窮，在家穿的衣服出了國不夠體麵，生怕有辱國格，國家實行出國製裝補貼 400 元，主要是用來買一套外裝。當時北京最好的西服店就是 “雷蒙” ，要量體裁衣，臨時新做，現成的西服是買不到的，難得碰上也不會合身。我去財務科領錢，因為大家關係不錯，都很熟，說話也不吝，玩笑不斷。財務科長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我說：誰都知道你在國外神通廣大。我想，她這麽說，一定是因為我出國過於頻繁的緣故。她說：你這回出國要是去了不回來的話，那些獨生子女費要退給我們的。我認為她話中真情多於玩笑。為了給自己一個台階下，我也開著玩笑答道：怎麽能這麽說話，中國心嘛！能不回來嗎？當時那一刻我確實沒有在德國久待的打算。但人生往往是事與願違，人算不如天算，你越不打算留在國外，事實反而越讓你留了下來。

我女兒四歲多出國，也就是說拿了國家四年多的獨生子女費。五十多個月的五塊錢，加起來當時確實不是一個小數，差不多夠上了王蒙當部長兩個月的工資，對小民百姓而言已是一筆大款。那個時候，錢的重要性日見突出，拿錢開路，有錢能使鬼推磨，漸成時尚。這又讓我想起了有些公派留學生，到期後因自己籌到了新的獎學金而繼續留在德國，到了護照延期時，因公派逾期不歸要受罰款，向國家繳納培養費，否則不給辦理護照延長。

出國前曾聽說過不少 “超生遊擊隊的” 的事例，違反了 “獨生子女” 政策，黨員要作黨內處分，普通工作人員在晉級評職稱時都會受到影響，還會在福利上會大打折扣，尤其是影響分房。一句真心話，要不是出了國，一個女兒也就認了，國家主席和總理不也是以身作則光有一個女兒嗎？

正遐想著，過來一個海關人員，年紀看上去比剛才那些年輕人要大些，說話的口氣與作態象個領導。他更仔細重複地盤問我七年前的出國情況。我說：沒錯啊，七年前的某月我就是從北京出的關。他當著我的麵將我的護照從頭到尾又細細翻查了一遍。我問：有什麽問題嗎？他說：請你們再等一會兒，我馬上就來。他這一走又是半個鍾頭。他們在離我們十多米的一個櫃台後低著頭議論著，而且又出現了幾張新麵孔。這時我已隱約感覺到，問題與孩子的超生沒關係。

接下去我的第二個懷疑是公務與私人訪問的問題，難道我以因公的名義出了國，到了國外又以私人的名義留在了國外，從國家政策而言手續不全？是我違反了國家政策？但看海關人員彬彬有禮、和藹耐心的態度，他們不象把我們當作壞人對待。瞬間的閃念讓我想起了已閑置七年、此次隨身帶回的兩本公務護照。臨行前，就這兩本七年後早已過期、上麵也沒有任何有效簽證的護照要不要隨身帶上，我還有過刹那間的考慮。最終決定帶上現在看來是絕對的正確，因為這時我想到了那枚出境章，這是在我的因私護照上沒有記錄的。

那些討論的海關官員不知什麽時候都消失了。我一邊琢磨著是不是真的因為這個原因還是別的問題，這是他們又出現了，多了一個上了年紀、體態豐腴的幹部。這次由他來盤問。他重複了那些已問過的問題後，說：你確實是帶著這本護照出的國？我說：沒錯。他又問：你就隻有這麽一本護照？沒有第二本？我說：有，我還有兩本呢。說著我從書包裏翻出那兩本護照，一本因公、一本因公個人護照。他很快在那本綠皮護照裏找到了我的出境章。他詢問了當時是怎麽回事兒。我就把當年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德，後來又因獎學金留在了德國留學，我想，他看到了我兩本公務護照上蓋滿了德國簽證和無數次的出入境章，一定會認為我不但是一個安全人士，而且當年還是身居要職，90 年代初，國人對能出國的同胞都懷有三分莫名其妙的尊敬。

比如說我們家裏的煤氣證。因為人在國外，老婆帶著嬰兒又不會騎車，換證處是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又沒有公共汽車，沒辦法去，所以誤了換證的日期。沒有了有效新證，買不了煤氣家裏就開不了夥。我回國後去補辦，一個大辦公室裏八九個女同誌，一聽我要補證，七嘴八舌地說都過了三四個禮拜了。負責我們西城區的那個女的，在身後的櫃子裏翻騰了十幾分鍾，說找不到，可能換證結束後連同剩餘的費證一塊處理掉了。我說：你們補一個新的不就行了嗎？我這裏不還有舊證嘛! 那人說，不行，他們查不到底，沒辦法開新證。那時的中國什麽東西都要憑票憑證的。我很不高興 ，說，你們總得讓人過日子。那女的說話變得不太友好了，反駁說，發了通知那麽長時間不來，不怪自己怪誰？我說收到通知我人都在國外，怎麽來換證？我不是昨天才下的飛機今天就來了嗎？！

沒想到我最後的一句話起了作用。一聽說我剛從國外回來，大家頓時肅然起敬，滿屋子的都站起來在各自的櫃子裏找，還真的給找出來了。我在想，我出國大肥差一趟，得到實惠無數，但這些人沾不上一點兒好處的邊，但因為我這麽一句出國的話，大家就任勞任怨地忙開了，此地無理可言，不是社會偏見或勢利眼又是什麽？當然對他們的熱心我感激於心，我不是在說那幾位女同誌的壞話，而是感慨那種社會現象，這種社會現象當然現在好多了，但並非已經絕跡。包括眼前的海關人員，看我們洋裝在身、帶著兩個孩子，小的坐著手推車，一副西方的架勢，這一切當時對國人來說都是非常的新鮮，無形中對我們就會禮貌有加。當時的國情就是這麽落後。我說八十年代的北京首都機場上飛機隻有兩個通道，現在的幾零幾零後有誰會相信？當時與我這當然不是一件壞事，但社會能一視同仁，不摻雜物質因素，人人平等，以禮待人不是更好？我要是缺了那句出國的話，或許不會有那麽多人積極幫助尋找了。而她們如此熱心幫助最終從我的出國也沒得到什麽好處嘛？！

那位海關領導如釋重負地說：這就對上號了，我們奇怪的是莫非當年你是飛出去的？這兩本護照你以後千萬不要再拿出來了。我說不會的，我有一本就夠了。事情虛驚一場，前後折騰了一個多小時，我的人生也平添了一次新的體驗。

2019年7月17日易稿德國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