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在北外的時光（ 一 ） 金 弢： 北外德語七七級 —
忘不了在北外的時光（ 一 ） 金 弢： 北外德語七七級 —— 一張畢業照帶來的回憶 （修定稿） 1977年的高考，是一次特殊的高考，是我共和國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大學招生。七七年——是“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的第二年，經過中央45天教委馬拉鬆會議，終
莫言往事
是莫言往事還是莫言往事，看官見仁見智。
賽德爾夫人
賽德爾夫人雖是家產萬貫，長得雍容華貴，我見過她年輕時候的照片，氣質美麗高雅，但她獨身，而且一輩子從未結婚，這讓我們大家頗為困惑。賽夫人對我們是全程陪同，從我們到訪的頭一刻起，整個旅程一直奉陪在左。或許是因為語言上的方便，我對她的了解相比他人更多一些。有些不適合公開的話題，在長達一個月的旅遊、每日穿插其中的郊遊、散步過程中我們就談開了。也是我們每每話題聊得投緣，往後我來德國留學，多次被她邀請上她家訪問。
她曾是一位大家閨秀，一個不曾涉世的純情少女，大學時代的初戀，她投入了畢生的熱愛和終生的期待。她的戀愛經曆 “是她情感體驗的登峰造極”，她這麽說。但她失望了，雖然她沒有闡述細節，但這次初戀的失敗對她一生又是何等致命的打擊。這不僅影響了她往後的整個人生觀，還影響了她對整個西方世界的失望，甚至絕望。她自認，她往後一輩子的情感生活將永遠不會超越她的初戀，但她不願苟且將就，勉強自己。與其說不能極致，不如幹脆放棄。她向我展示她當年男友的照片，一個帥極英俊的年青人。
賽夫人閱書萬千，我所談及的德語書目她均了如指掌，談話間時不時地向我推薦書名，還給我買了一大堆她認為值得一讀的好書。自 88 年得知我在慕尼黑大學讀博，專攻日耳曼文學，她來信主動提出承擔我全部的書籍學雜費，坦言她生活裏多了一個兒子。談到了 85 年在西柏林對張潔、對王蒙、對北島的印象，她見地非常獨到，作品朗誦會她場場出席，認真聆聽。這回中國作家團的再次訪德，我們言談之中不免議論團裏的每一位作家，然而她更多的話題似乎談及莫言。
賽德爾夫人獨具慧眼，處世為人敏於觀察，不知她從哪個角度看出了莫言的質地，她幾乎從一開始就感到莫言是非常的神秘，或許因為我把莫言的名字直接意譯成了德文。她很讚賞莫言的筆名，明言表示這一名字取得到位，作家應該是一個沉默、深層、寡言的人，隻有言辭少了，思想才會深邃。她稱莫言為 “偉大的沉默”，並援引德語成語：言語是銀，沉默是金。她認同老莊大智若愚的理念，認為莫言敢取這樣的名字，一定是"大逆不道"，是個大潮流的叛逆者，而且一定具有充足的自信與強實的底氣。半瓶水會響，水滿了就有了城府，城府深了就沉默了，然而這種沉默不會是永遠的。會有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這次出訪，一個她，賽德爾夫人，，還有一個德國漢學家顧彬都是出乎尋常地看好莫言，早在 2008 年 3 月， 在莫言獲得諾獎多年前的一文中，《顧彬重炮猛轟中國作家》，我曾談及顧彬當時最看好的除了王蒙就是莫言，這在後麵我還會談到。後來莫言得了諾獎，很多熟人敦促我繼續寫寫莫言，說我們那麽熟，那麽聊得來，既是同年佬且又同有農村的經曆，加之出國又總是合住一個房間，哪怕是住到德國人家裏也無例外。這麽多年來我一直沒再寫莫言，是因為確實不好寫，讓我說莫言的好話，我總認為吹捧的文字沒有價值，尤其是他得了諾獎後，我不甘與人一同趨之若鶩。所以過了 2012 年，我在文章裏很少提到莫言。但要批評他的不是，對莫言確實說不出他有什麽讓人不齒的話題；有些個人習慣方麵的軼事，說來自然讓人聽得開心，但我們一直算是鐵哥兒們關係，怕說得不合適造成讀者對他形像的誤會。
2009 年的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中國是那年展會的主賓國，我本來是安排好應中國作協的邀請去參加展會，因那本收集了 12 位當代中國作家的德文版中短篇小說集《空的窗》，由於柏林出版社的倒閉導致出書計劃的夭折，我自覺無臉見江東父老而沒有應邀。還在展會期間，莫言就跟時任作協外聯部主任的劉憲平稱：你們先到了慕尼黑，你跟金弢說，我到了慕尼黑要去找他的。當年出訪，我跟作家們的個人關係都很好，莫言當然是其中最好的一個。所以寫莫言的軼事便會擔心，生怕言辭不到，詼諧說得過了，影響了他的 "光輝形象"。而且莫言得了諾獎，對 “莫言形象” 的維護，這不僅關係到他本人，其中還包含著 “民族形象”，畢竟諾獎的影響力是國際性的，莫言的獲獎於中華民族在多個層麵都是一種象征，所以我這種擔心也是情理之中。也正是因為心裏沒底，生怕文字上不經意地閃失影響了他，於是乎既然沒把握，於是至今幹脆沒寫。
然而中國的發展速度實在太快了，快得讓人目不暇接，這 30 年的曆史堪比西方兩百年之強，而且一直仍以一種加速度的勢態在繼續發展，方興未艾。我和作家們在一起共同經曆的那些歲月，雖在曆史的長河中隻是白駒過隙，但那幾年卻濃縮了這個民族曆經摧枯拉朽、翻天覆地的變化，見證了我們走出貧窮落後的最初階段。這些親身的經曆均是信而有征的史料，不記錄下來則將風流雲散，將蕩然無存。這八年、十年來，莫言的話題一直糾纏著我，無法釋懷。或許是到了該救救曆史的時候了，對事實視而不見不是明智，這種緊迫感我日趨強烈。
莫言沒有什麽花邊新聞，當時沒有，我到德國 32 年也一無所聞；也沒聽說過他有什麽腐敗或經濟上的問題。這在眼下物欲橫流、窮則思騙、笑貧不笑娼的社會風氣裏，莫言能做到這樣，確實是難能可貴的。至此不免想起外聯部幾年同一辦公室的一位室友來德訪問對我說：金弢你真是不錯，出國幾十年，還是原配原妻，我們外聯部的年輕人全都換了，我是沒有這個能力，但你忠誠你的家庭，奮鬥幾十年，讓人欽佩。我說，出國幾十年，但我們思想意識沒變，還是八十年代的、還是當年的道德觀念。我們沒變，變的是國內的人。國人潛移默化，變得連自己都不認得了。
至於每個作家團到了西德都去跳蚤市場買舊衣服，那是因為當時的國情所定，也是一段我們走過來的曆史，這我將在另文別述。想寫寫王蒙暗紅色的皮夾克，想寫寫張潔、張抗抗披風式的大衣。
莫言的墨寶初留海外
那次出訪因為是私人邀請，我們團基本上沒跟德國的官方打交道，是一次旅遊式的民間訪問。在說顧彬對莫言的印象之前，還有個繞不過去的插曲，就是漢堡家訪關愚謙，莫言也因此第一次在海外留下了他的簽名、墨寶。
在漢堡，有個海內外眾所周知的新聞人物名叫關愚謙。說起關愚謙，八十年代在北京中央部委搞外事的恐怕沒有不知道的。他是六十年代文革初期利用工作之便，瞞著單位拿了對外友協的日本客人的護照冒名頂替出的關，為此，是時負責友協的領導還受到了中央的嚴厲批評。關的事件在當時可是一條不可饒恕的滔天大罪。正是基於這一背景，我們 85 年的作家團到了漢堡，關愚謙提出邀請我們對他進行家訪而遭拒絕。但這次瑪拉沁夫、莫言團，關再次發出邀請，我們卻爽快地答應了。這之間相隔的幾年，跟國內當時改革開放的需要以及與時俱進的觀念不無關連。
在瑪拉、莫言團之前，王願堅、路遙團也去過德國，其實那次我們已經有了與關見麵的準備。除了改革開放，另外關到了海外幾十年也沒有什麽對不起祖國的言行，他靠自己的艱難拚打贏得了一隙生存之地。還有國內快速的形勢發展， “以階級鬥爭為綱” 的觀念已逐漸消融。我們內定底線：不主動、不熱情。到了漢堡就等著 “薑太公釣魚願者上鉤”。
或許是 85 年關吃了閉門羹，輪到王願堅、路遙團訪德，他比較知趣，沒有主動來找我們。這回瑪拉、莫言團，也許是時間隔久了一些，記憶變得有所淡漠，抑或是改革開放的氣勢更強大了，關再次提出要見中國作家。這回我們一拍即合。
關終究是搞外事出身，事事講個有禮有節，考慮問題也比較周全，他兩次欲跟我們接洽，都是通過漢堡文化廳提出來的。頭一次 85 年，我們還在組團期間，漢堡文化廳的來函已把他提名在冊。這一回也是漢堡文化廳先把電話打到了我們下榻的飯店。我把這一信息向瑪拉團長匯報，團長說：想見就見吧，讓我約個時間。
我們是那天下午十幾個人包括本地的留學生去關愚謙的家。關的為人應該說是平易可親的，他保持了上海人識大體的風格，無論遇到什麽場合，大麵子上一定過的去；他那種上海人能 “吃苦耐勞”、“忍辱胯下” 的精神，給人印象至深，這也是他後來在海外成功的關鍵。
為了家訪認路方便，我跟團長先去的他在漢堡大學的辦公室。上海人那時到哪兒都喜歡說上海話。這當中自有上海人為自己的方言感到驕傲。甚至在北外，係裏在電影大廳放德語電影，整個係裏的學生濟濟一堂，在這樣大庭廣眾之中兩個上海老師隔著好幾米大聲說上海話讓人頗為費解。這裏是經院式的氛圍，地處北京，況且全是知識群體，卻不說普通話。就是再愛說家鄉話，就不能之後私底下去說？我聽懂沒問題，但係裏大半的師生來自北方。
到了關家，他對我也是一口上海話，我到現在也不明白他是從何渠道打聽到我是杭州人。杭州上海，方言不同，但說話相通。還有，他跟我說上海話當然也有親切、套近乎的意思。但到了接下去文人聚會開始後，出現了讓人忍俊不禁的場麵。八十年代剛改革開放，一下子來了那麽多中國作家，都是原汁原味的地道漢語，自然驚動了整個漢堡及北部半個德國的漢學界，那些自以為是權威的漢學家、教授們都想方設法地通過關係參加此次聚會，也想亮亮自己的漢語水平。為了照顧在場的中外來賓，關說中文，我替他翻譯，但關發言時，他時不時地跟我說上海話，弄得那些漢學權威聽起來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
關畢竟是個文化人，又在德國生活了多年，有文化人喜好收藏的習慣。當年的作家若不是名家也出不了國，所以今天到場的用當下的時髦語言來說都是 “大腕兒”，關自然不會放過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他讓作家們在他的家庭記事本上留言。我忙著翻譯頭緒多，都記不得自己寫了什麽。但作家們都留了自認為是最精彩的一筆。在莫言前麵是高曉聲，我在一邊正好看到了。高寫了: 同是一個 “漢”；輪到了莫言，他的留言是：吃完麵條聽古琴。在場的大家看了都哈哈大笑。
莫言的談吐與思維獨具個色，這一開始就被賽德爾夫人言中。他不光寫作，在日常生活中也時時語出驚人。從維熙、瑪拉、張煒、王安憶、張承誌等都正經八百地留了言，而他卻來了一句大家意想不到的 ”吃完麵條聽古琴“，那是因為那天關請的是意大利麵，完後讓住在樓上的一對中男日女的留學生夫婦演奏了《平沙落雁》。還有一次莫言發表的見解也讓人大跌眼鏡，搞得我都不好意思直接把他的話翻譯給賽德爾夫人聽。
那個年代，中國人曆經了多次 “除四害“ 運動，在國內已見不到走獸飛鳥。一次我們到了一個德國小城市參觀，滿街的鴿子，它們絲毫沒有怕人的跡象，會直接停在我們的手掌上要吃的，作家們看了個個新奇感慨，各自發表言論，到了莫言他又是出人意表，一句：這麽多的鴿子，要是擺在國內，中國人早就會想方設法怎樣把它們盡快地變成大便。說得作家群裏頓時嘩然。
”莫言將來是個偉大的作家“
這一預言 87 年出自德國漢學家顧彬。八十年代的顧彬初出茅廬，羽翼未豐，經常遭到瑞典漢學權威馬悅然和德國馬漢茂的揶揄奚落。2008 年我在《顧彬重炮猛轟中國作家》一文中有過這樣的記錄：
·········· 說到王蒙和莫言。對王蒙顧彬一向非常敬重。顧彬是個很具有中國文化傳統的漢學家。在他眼裏，王蒙不僅是一位名作家，而且還是一位長輩，一位領導。1985年3 月，中德作家在北京什剎海《文藝之家》舉辦兩國文學座談會，整個過程，顧彬對王蒙一直畢恭畢敬。王蒙身為資深作家、中方代表團團長，英語又好，時常出訪歐美，談吐風格自然比較隨意。加之德方多為中青年作家，在發言中王蒙偶爾也會用長者的口吻，對客人略有提醒告誡之辭。就是我們不翻譯，顧彬也能句句聽懂。盡管如此，顧彬絲毫沒有動搖過他虔敬的神態。就是後來王蒙當了部長，顧彬來京讓人帶去王蒙辦公室，這也隻不過是一種禮節性的拜訪；
然而對莫言不一樣。顧彬一開始就非常看好這位當時的青年作家。莫言不光寫小說出名，人緣也不錯。出訪德國一個月，我們總合住一個房間，白天忙完日程，晚上什麽都聊。八七年中國作家團訪德，在波恩大學搞作品朗誦會，當時顧彬就說：莫言將來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我們當時聽了多少有一種言詞誇張的感覺。中國文字的表達比較含蓄，而德語相對直白的多 ······
又之，當時信息手段的落後低下，我們對海外同步在發生什麽、他人在想些什麽知之甚少，所以很多的文藝動態會讓我們出乎意料，甚至讓人吃驚，可以通俗地說，對西方的行情我們不甚了解。顧彬敢這麽斷言，當時我們隻是一笑了之，現在事後諸葛亮地分析，的確不無道理。顧彬首先是個嚴肅的學者，他不象某些漢學家，漢學隻是一種手段，而對顧彬，漢學是他的終極，是他人生的摯愛，我曾寫過 ”為了漢學他可以舍棄一切物質上的追求“，我也曾試問過，他的第一次婚姻的失敗是否與物質有關。同時我們也很早寄望於他能成為德國的 Franz Kuhn 第二。庫恩不僅翻譯了我們幾個朝代的文學經典，他終生不娶，從事文學翻譯六十年，是世界上包羅各種文字在內的翻譯量之最的翻譯家。（見——《顧彬重炮猛轟中國作家》一文）。
顧彬跟我們打交道那麽多年頭，我回憶不起顧彬曾有過開玩笑的場景，張潔、張抗抗與其說評論他是 “沉默的顧彬”、“嚴肅的顧彬”、“不苟言笑的顧彬”，其實都是在說他是個 “認真的顧彬”。如果讓我對顧彬不受限製任意地評論，我能輕而易舉地一口氣說上一百句描述，然而隻允許我對他一言定音，我會說顧彬是個 "嚴肅的學者"，這讓我想起他當時對莫言的評判絕非是一句信口開河，基於他嚴肅的治學風格，他是經過深思熟慮、是認真的。
同時顧彬的性格也是一個心裏藏不住話的人，這種性格或習慣與他的漢學倒是相吻。85 年中國作家團出席西柏林地平線藝術節，我們還沒完成組團，他已把消息帶到了北京：這回每人能得一千馬克。事實上顧彬並沒有讀過莫言過多的作品，更沒有親自譯介過莫言的小說，那年在波恩的作品朗誦會前後，他讓一個漢學係的女生來找我們，表示她有翻譯莫言小說的意向。對顧彬而言，那時近來五年的情況已大有變化。他已不再是自由職業，而已受聘成了波恩大學的漢學教授。或許他已力不從心，或許他已無暇他顧，昔日與北島孔捷生高行健輕鬆的時光已經過去。但他畢竟已經注意到了莫言。
那一次顧彬說的不少話，當時在我們聽來不會覺得入耳，也不會往心裏去，甚至會認為顧彬因中文有限，在表達上或是辭不達意。在今天看來，顧彬的預言：莫言將來能成為一名 “偉大的作家”，跟莫言後來果真榮膺諾獎相吻合，這難道是一次無辜的巧合？我想不盡其然。顧彬這麽預言，不光是他個人的預感，這其中還包含了他從他們內部得來的信息。很多事情，德國人對外守口如瓶，而對內卻是無話不談，他們的原則跟我們的外事工作無異，也是內外有別。因此顧彬的看法不隻是代表了他自己，也代表了西方學派，包括諾獎評委會，所以他這麽看好莫言並不是空穴來風。我們當時一則是信息不通，閉目塞聽，顧彬手裏掌握著許多遠遠為我們所不知的信息，加之我們也沒朝這個方向去努力分析。
不同於八十年代，世界今天早已進入了信息時代，人類近來 20 年在電子科技方麵的發展風馳電掣，中國尤甚。中國的作家要得諾貝爾文學獎，除了作者自己寫作優秀外，還得有一位優秀的翻譯。我自己搞文學迻譯，深有這種體會。譯者不同的本國文字水平，可以把原作譯得麵目皆非。
諾貝爾文學獎與漢學的影響
歐洲漢學實力的分布主要在德國和北歐，其他的歐洲國家相形之下隻是鳳毛麟角；尤其諾獎的評委在北歐，這非常至關重要，加之北歐的文學走向世界，德國是北歐諸國的一扇大門，兩者間有著緊密的文化淵源。北歐文學往往是先迻譯成德語然後介紹給世界，如斯特林堡、林格倫等。
在德國，眾多的名牌大學均有實力雄厚的漢學力量，而且分布與側重也頗具戰略考慮。慕尼黑大學的東亞語言學院，從 70 年代的鮑吾鋼到現在的賀東勱，其研究的重點均在中國的古代文獻，對老莊、孔孟思想的探討研發，幾十年一脈相承；而對現代漢語、中國當代文學的挖掘，此任務則落在了顧彬旗下的波恩大學。他們的哥廷根、圖賓根，海德堡、漢堡大學等均有凸顯自己強項的漢學流派與權威，這在我們如何分析利用這一現狀，設立專家專項學術機構，配合中國文學 “走出去” 的國策，或已迫在眉睫。我們不可忽視的是，德國曆來學術研究氛圍濃厚，科目分類精細，是個強調權威性的國家。
在瑞典，年界耄耋的馬悅然（ G · Malmqvist，1924 —），師出名門，他曾師從高本漢（ K· B· Karlgren，1889 — 1978 ），高當年曾是哥德堡大學教授、校長，主持遠東考古博物館，堪稱瑞典漢學的鼻祖，並在瑞典創建了漢學成為一項專門學科，功不可沒。
自 78 年高本漢離世後，馬躍然躍居歐洲漢學界首屈一指的權威。馬從青壯年起致力於漢學研究，身為翻譯家，畢業於斯德哥爾摩大學，他曾曆任斯德哥爾摩東方語言學院漢學教授兼係主任、瑞典文學院院士及歐洲漢學協會會長、為諾貝爾文學獎十八位終身評委之一。他將我國的《詩經》、老莊哲學、四書五經，包括荀子等先秦諸子的著作、辛棄疾的詩詞及中國近代古典名著如《水滸傳》、《西遊記》等率先譯介到了瑞典。
馬悅然梅開二度，曾娶兩任中國陳氏女性為妻。他對中國文化、中華民族的感情不容置疑。誠然，諾貝爾文學獎毋庸諱言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這是西方人手裏的一張牌，也是他們欲以此體現自己的普世價值觀。在評委裏，馬自然會力挺漢學，然而他畢竟勢單力薄、孤掌難鳴，有時會輸得很慘，敗得一塌糊塗，1986 年便是一例。
我們八十年代興起的 “改革開放” 國策，形式上是一種往前的模式，實際上是在跟過去做一次清算、推陳出新。“改革開放” 的提法明擺著承認自己過去的封閉。因此以往我們在欣賞和評價自己的作家時，總會與國外的優劣標準判若雲泥。所以，當年顧彬對莫言的預言，不僅反映了其個人的文學鑒賞和價值取向，同時也是對歐洲文化背景的揭示。這種以世紀為計量的文化積澱而形成的美學品味和價值觀，在以往各自為政的封閉年代，要達成共識有如異想天開。眼下隨著信息科技的迅猛發展，國際間彼此溝通的加速與加深，或許我們能有效地參與影響。
86 年為配合諾獎評比，我方派出作家團出訪瑞典，意在氣勢上佐助馬悅然，以造聲勢 ，結果無功而返。現在想起，實際上並不是馬悅然的作用沒有發揮到家，而是中國作為一個大背景的時機尚未成熟。世界承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學成就，往往離不開以經濟發展為先導；中國在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同時在告語世界，不僅經濟，中國同樣謀求文學引領世界。文學標誌社會發展的總和，一個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地位跟它的文學地位在國際上得到的認同是相輔相成的。一個經濟大國必定是一個文化大國。顧彬當時的預言，已道出了西方對中國文學重視的端倪，莫言的得獎隻是一個開頭，再往下用不了多少年，便有第二個莫言。社會的變遷正是產生文學的契機，這種變遷越巨烈，出現的文學就越驚心動魄。
西方國家不弘揚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價值觀，而倡首自信和毛遂自薦，就象優質產品，要盡數自己的優勢與強項，彰顯自己的陽光麵。文學作品無異一項產品，是一項精神產品。因經濟的飛躍發展，中國社會的昌明與變遷正備受世人關注，我們可以自握綱繩，推轂自己的主題文學，可以有計劃地分類分批地譯介中國作家，既有在國內已確立文壇地位、但在國際上尚未大紅大紫的作家，諸如賈平凹一類；也有已嶄露頭角、年輕但已成熟、作品思想性強、風格獨樹一幟的中青年作家，象陳染、東西、格非、葛水平之輩；也有年輕的新潮作家，隻要思想意識符合國情，都可以薦譯出來，這是我們的多元、也是 "百花齊放" 的傳統 .........
我們一起出國那年莫言剛好三十出頭，在團裏算是小字輩，是個青年作家。我是因為聽了路遙《人生》的廣播小說才知道了作者，莫言我是因為看了電影《紅高粱》才聽說了莫言，盡管那時我已經到了作協。當然首先是莫言的小說寫得好，張藝謀才給它拍成了電影。但反過來也是因為電影的成功，轟動一時，使得莫言的小說一舉走紅。莫言不吝的寫作風格我事先已略有負麵的耳聞，就是寫作手法比較開放、大膽，寫了別人沒想到或者想到而沒有寫的東西。一次，同辦公室的、後來出任作協外聯部主任的室友，手拿一本《人民文學》刊物向我展示莫言的一篇有爭議的小說，我們還曾對他的作品根據當時的形勢議論過。
這次出訪，除了在波恩黃鳳祝老板和顧彬舉辦的中國文學報告會外，在慕尼黑舉行的 “中德作家會晤” 是整個旅程中唯一的一次比較正規的文學對話。談話對象是一批德國民間的左翼作家。座談會上，老作家從維熙不無好意地拿莫言作品說話，給我印象特別深刻。
八十年代的西德作家群裏，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對中國的文藝政策均成見極深。本來偏愛中國、思想意識左派的賽德爾夫人在慕尼黑召集德國作家參加文學會談是有意識地選擇了一批左翼作家，目的是為了座談會上達到和諧融洽的交流氛圍。但沒想到的是，西方的所謂左派跟我們想象的左派還是相去甚遠，他們不是我們期待的社會主義革命派。會談時他們毫不隱晦地直接批評我們中國作家沒有寫作自由、寫了也不能隨意發表，也沒有人敢給你發表。其實西德作家所謂的左、右派之分，並不在於對中國是擁戴或是否定。就說言論自由，頗具理性的德國作家群，無論左右都不讚賞歌功頌德的文字。他們的區分在於一個是善意的批評，另一個是刻意的指責。
俗話說人的耳朵皮是軟的，喜歡聽好話，這鍾現象說不上是什麽缺點，國內國外、東西方都一樣。本來講好都是些友好的左派作家，我們以為話題皆是輕鬆的提問，了解一些信息而已。沒想到就是左派也並非你好我好的。一旦觸及創作理念，他們直言不認同 “文藝為人民服務” 的提法，強調寫作不是服務於人，作家不是服務員，他們要隨意表達自己的心聲，要體現言論自由。他們雖承認文藝創作可以引導人的思想，敦促社會進步，自然中有提倡美德的社會效益，但不能本末倒置，寫作不能迎合某種號召，文學不能成為受人製約的職業。
中國作家與西方左派作家雖然思想意識相對接近，但受教育不同，理念各異，加上我們文革剛過，國門才打開，對迎麵撲來的新風，還沒來得及很快適應，這種公開的討論、加上當麵的質疑甚至批評，大大出人意料，我們很不習慣。文藝為人服務的話題尚待探討，說到底，人各有誌，任何作家可以闡述自己的創作意識，對各種口號性的提法都可以見仁見智。這類話題依然局限於文學專題和個人範疇，這種問題兩國作家可以任意扯，是否能扯出什麽結果也無傷大雅，本來就是公理婆理之說。然而緊接下來的一個話題，內容與性質上就發生了急變。
談到了文藝作品受檢查的問題，西德左派作家直言不諱地抨擊這種政策，提倡西方的言論自由，依據法律，人人都具有暢所欲言的權利，寫作人人可以隨心所欲，隻要對自己的文字負責，對社會負責，不觸犯法律即可；對中國作家得認同國家政策、調整自己的言論，他們不能理解並予以譴責。這麽一來，話題不再是文學的流派抑或個人的理念，而成了一個國家文藝方針的政治話題。即是三十多年過去的今天，歐洲作家對中國的偏見一成沒變。瞬息間，全體中國作家變得鴉雀無聲。這種政治話題本來就非常敏感，到了國外更不知如何對答，外事又強調內外有別，明言外事無小事。大家隻好等著領導發言了。
碰到此類大是大非問題，出麵發言的團裏除了瑪拉沁夫，就數從維熙了，此刻老瑪沒出聲，這場麵就得從維熙來撐了。然而從的發言舉例出乎大家的意料，尤其讓莫言幾乎吃驚失色。為了據理駁回對方論中國作家沒有自由發表文學作品的提法，從維熙霸氣反擊： 中國自 1949 年成立新中國以來，一直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政策，過去如此，今天同樣如此。隨著目前中國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這種自由的文化氛圍將會變得更加寬鬆。拿個現實的例子：象莫言這樣的青年作家，他所寫的文字被文學評論界認定為 “髒學”，象他這種被人評為肮髒的小說照樣可以發表，這在過去是無法想象的，更不用說遇上了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運動了，這充分說明了我國的文藝政策在長足進步，是開放的、自由的。
從維熙談得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然而莫言卻是另有一番心境，他扯扯翻譯的衣角耳語：別給他翻，別給他翻！回到了飯店，關上了房門，更是怨氣難消，但適才座談會上隻好無奈忍氣吞聲。不難理解，作家都是有脾氣個性的，聽了批評總不是滋味，尤其還在國外，當著眾多陌生的外國作家。這也是我跟莫言的接觸中他唯一的一次不悅。莫言是 “青年作家” 的作家，從維熙即是領導又是長輩，那就是當時的國情。我出國三十載有奇，這種現象國內當下不知又是如何？
跟莫言的”悄悄話“
出訪四個星期，莫言跟我一直同住一個房間，即便有那麽一兩個城市，為了體驗一下德國人的日常生活，我們寄宿在德國人家裏，我跟莫言也是合住一間。出國那麽多天我們總是相處和諧。加之雙方都有過在農村的生活經曆，我們間的聊天總有說不完的話題，而且農村生活也很相似。想想自己大學生活七年，除了時而去學校澡堂洗洗澡，平時圖書館晚自修後回宿舍睡覺，上床前很難得洗腳，所以莫言晚上不洗腳，地毯一蹭就上床，也就見怪不怪了。
我跟莫言同年，他大我幾個月，我尊他為兄，他對我的學曆和德語專業也是佩服有加。我們住飯店很少談文學，別的幾乎什麽都聊，話題無所忌諱，談得隨心所欲，但話題最多的是農村的經曆。他坦言，盡管不足二十年的農村生活，但經曆及感受，他耳聞目睹的事夠他足足寫一輩子。事實也是如此，他後來所有的作品幾乎一直在消耗他童年、青年時代的資源，他跟路遙、古華、魯彥周不一樣，他永遠在寫別人。莫言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八八年我已來德留學，慕尼黑漢莎出版社計劃翻譯出版莫言的《紅高粱》，讓我寫了書評簡介，並從國內調來了英文譯本。出版社老板讀了小說的英譯本說: 莫言真是個講故事的高手。莫言的成功，尤其後來諾貝爾文學獎的榮膺，首先得感謝他講故事的技巧，還有優秀的的譯文。
柏林是我們訪問西德即將結束的一站，在前一站大家已經開始收拾行李，會看看行李箱還有多大的空間，以定奪再能帶些什麽紀念品，莫言也是一樣。
莫言的出生地是山東高密，是個窮地方，雖然他很早離開家鄉，但他的家人仍在農村。我插過隊，知道農村的茅坑是怎麽樣的。一個簡易的茅草棚，地下挖一個土坑，土坑上放一個木框架，中間隔一道擋眼的草編，連個門都沒有，就算是兩個單間了，沒有男女之分。那時的民風不但簡樸，還道德正派，我在農村那麽多年，包括之前幾十年的老農，都沒聽說過有誰因脫了褲子被誰強奸了。茅舍就在公路邊，跑遠程的貨車或行人時有來往，單身女青年或婦女，脫了褲子坐那裏半天，也沒見過出事兒的。還經常是一邊男的在解手，一邊女的在上崗，就是碰上互不相識的男女，雖隻聞其聲，不見其人，隻要有一方積極發言，兩邊就會搭訕起來，跟我們現在的微信聊天挺相似，時而還聊得甚歡。至於兩人是否聊得投懷，後來鑽了草蓬，隻要他倆不說，那就是天知地知，你我不得而知了。平常農活完了晚飯後去農民家串門，說到了葷笑話，談及如廁一事，尤其碰巧男女逢緣，有經驗的農民就會向我們知青泄露天機： 其實啊，十個女人九個肯，就怕男人嘴不穩。
農民沒有廁紙，莫言老家的茅坑也一樣。我們分別各自描述過自己家鄉的茅坑，其形狀雖不是如出一轍，但也大同小異。事畢必須例行的公事是一問題。我插隊的算是魚米之鄉，不缺稻糧，所以稻草比比皆是。茅坑中間一分為二的擋壁，中間穿有一孔，好心人會往孔裏塞一把稻草，完事之後，抓來些許，手心絞一絞，用得得心應手。
來德後，有位我的同胞常客，後來成了朋友，他屬老三屆，六十年代下鄉去了江西插隊，一次茶餘飯後，話及農村茅坑，我便向他討教，江西的農民是如何處理這一“善後” 問題。雖然江西盛產毛竹，似乎用竹葉太嫌滑溜，難濟於事。他透露，江西的孩子很小就得學會削竹管，隨身攜帶，以備急用。江西遍地都是竹林，加之中國人從來善於因地製宜、就地取材。
莫言要出國了，而且去的是舉世聞名、肥得流油的工業強國西德。莫言的結發是個心細過人的良家女子、賢妻良母。八十年代的中國，剛剛從物質匱乏的文革中脫胎出來，別的不說，就說那個年代城裏的廁所紙，恐怕現在不到 40 歲的國民都沒正緊見過。丈夫要去先進發達的西歐國家，雖說咱們還窮，比不上人家，但咱們中國人愛麵子，再窮也隻能窮在家裏，不能丟人現眼，我們不是常說窮家富路嗎？這是中國人的傳統，家外敲銅鑼，家內喝薄粥，再沒錢，這件長衫馬褂還是要穿的。
莫言老婆想起了家鄉的茅坑，在家完事兒幹草一把可以打發了事，到了國外則可不行，怎麽也要來一點兒上品的，不然人家還以為咱們中國真是個窮國呢？盡管平時省吃儉用，但在廁所紙上，為了麵子怎麽也得投資一番。八十年代的中期，中國的經濟剛剛開始有起色，經濟政策的放寬，號召國民發展私營企業，提倡文人下海，推舉全國首富 “萬元戶”，市場開始改型，出現了首批 “精品商店”。所謂 “精品商店”，裏麵要不是國內質量一流的品牌，就是 “舶來貨”，質量雖好，但價格都是市麵上的三至四倍，除了海外回國華僑或剛發了財的個體戶，普通老百姓是可望不可及，怎敢問津？但為了丈夫出國為國爭光，不失臉麵，莫言老婆咬牙跺腳地進了 “精品店”。我就沒有這個福份享受過這般好待遇。
這種廁紙，我們先說顏色，是白的，暫且不說白到什麽程度，問問那年頭庶民百姓見過白色廁所紙嗎？絕對沒有！ 就算我這個學了十幾年的洋文，工作搞的是外事，在日常生活中也沒見過，是因為接待外賓住進了北京飯店才開了眼界；再說其形狀，是圓的，說起來會讓人覺得是天方夜譚。幹嘛要園的？都不知道怎麽用，還需要什麽樣的設備，都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去普通商店買，都是一刀一刀、棕紅色的，大約 20 厘米見方。我國為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我糟糠單位跟別人一樣考慮到女性生理特點每月照發衛生紙，作為婦女保健福利用品，新中國提倡男女平等、是尊重婦女的社會。到了西方三十二年，現在想起來，相比之下社會主義還是好，有很多優越性，單位裏什麽都發，連避孕套也發。那時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每月補貼 5 元人民幣獨生子女費。有了一胎就要實行計劃生育。老婆報社管計劃生育的婦女幹部小高時不時地往我老婆手裏塞避孕套，也不事先問問，套套型號分大中小，我一直覺得納悶，她哪來知道我的型號？
莫言接受了我的意見，決定換下兩卷好的，但見衛生間裏的手紙已所剩無幾。我說這個好辦，我去服務台取就是了，一取取了一大包十五個。莫言使了勁裝完了兩卷好的，手裏拿著兩卷差的，猶豫良久，還是奮力一同打進了行李。
莫言 ”痛哭“ 柏林牆
柏林是我們這次德國訪問的下一站。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柏林牆始建，這一牆之隔，隔出了兩個德國，隔出了東西方世界的兩大陣營，它即是德國分裂的象征，也是冷戰時期兩種社會體製對壘的重要標誌。柏林牆全長155公裏。起初用鐵絲網或磚石為材料作防圍牆，後來加固為由瞭望塔、混凝土牆、開放地帶以及反車輛壕溝組成的邊防設施。到了西柏林，參觀柏林牆無可置疑是首當其衝。
柏林牆中的 "牆" 字跟我們長城中的 “城” 字在德語裏是同一個詞，都叫作城牆（ “Mauer”）。早在 70 年代我們開始學德語時，筆者曾跟外教談起過有關柏林牆的話題。我說中國有個 “城牆”，德國也有個 “城牆”，這難道是巧合？外教說：兩個 “城牆” 不一樣，你們的是文化的 “城牆”，而我們的是政治的 “城牆”。外教何嚐不知，我們的 “城牆” 也曾經是一堵政治的 “城牆”。
那天上午，初夏的一潮陣雨把西柏林衝洗得透幹淨，象是為了迎接我們，讓柏林牆給我們一個好的印象。我已多次分別從東柏林和西柏林參觀過柏林牆。隻要我們是訪問西德的代表團，若安排得出時間，我們會上午從西柏林看柏林牆，下午從東柏林看柏林牆。柏林牆的東麵，之前有一百多米的開闊地帶，戒備森嚴，人不允許靠近，怕有人強行突破，開闊地埋有地雷，也是瞭望塔的射程範圍。從東柏林看去，柏林牆潔白、幹淨，一堵 “漂亮、整齊” 的牆；而靠西柏林這一邊，柏林牆沒人看管，徹底開放，遊人可以走至牆根；也沒人管理，不僅垃圾遍地，而且尿騷嗆人。是一堵肮髒透頂的牆。
去柏林牆我已是清水熟路，今天領著大家來參觀，身為團的翻譯，得時不時地給大家解說柏林牆的政治背景。為了讓遊客能登高瞭望東柏林市容，在牆的西麵建有諸多個鐵製瞭望台。我們下了車，多數作家想先拍照留念，我跟莫言直奔鐵塔而來。
一場大雨剛過，遊客一下子擠在了一起，有人往塔上攀登，也有人從上麵下來。莫言跟我靠前靠後幾乎平行往瞭望台上擠，莫言在我的右側，我比他快那麽一兩個台階。幾乎要到平頂的時侯，我正前方下來一個六十開外、身材豐腴的女士，左手拿著雨傘，見我上來，下意識地往左一讓，正好對撞上由下而上的莫言，左手的雨傘尖不慎擦及莫言的左眼角。這女士或是自己都沒覺察碰了別人，沒有反應地徑直下瞭望塔而去。
莫言頓時疼痛難忍，上了瞭望塔的平台，手捂著眼睛蹲在地上。這時從下麵上來一個西服革履、七十來歲瘦津津的德國老頭，看看我是中國人，又看看捂著臉蹲在地上作痛哭狀的莫言，便自言自語地大聲發表感慨： 社會主義的中國看到了社會主義的德國，同情可憐得痛苦流涕 ······虧得莫言聽不懂德語，否則當時非把他氣炸不可。
莫言 “痛哭” 過的柏林牆兩年後倒塌。我國古時有孟薑女哭長城，“哭倒了長城” 一說，今有莫言痛哭柏林牆，也能說成莫言 “哭倒了柏林牆”？史學家們都說柏林牆是德國人自己推翻的，我想，沒有兩年前莫言痛苦的熱淚泡酥了牆根，柏林牆能倒得這麽快嗎?這難道是一巧合？ 莫言這一壯舉跟他二十五年後得諾貝爾文學獎難道沒有絲毫有機的聯係？此事有待考證！
2019年五一勞動節於德國慕尼黑
大家在狂罵鄧文迪（31歲嫁68歲默多克）和貶損翁帆（28嫁82）嫁給老人家的時候，幾乎沒有什麽人在網上罵馬悅然的第二任太太。而美國的豔星 Anna Nicole Smith 在26歲時嫁給89歲的德州石油大亨 J. Howard Marshall，中國人和海外華人一般不詬病她。 看來，鄧文迪和翁帆被罵隻是因為中國人認識她們。
受夠了在農村時沒有手紙的的尷尬，差的也舍不得丟掉。這是骨子裏的節儉，這是從苦難中走過來的中國人的優秀品質。寫得非常的真實。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