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重炮猛轟中國作家——
作者 金弢
顧彬近期來，連連放炮，讓國內文壇非常不爽。一個月前，我跟一位文友通電活，對方說： “你們德國的顧彬是怎麽了? 頻頻大放厥詞，往我們的作家頭上倒垃圾。但我們沒轍，德國漢學界的馬漢茂不在了，顧彬老頭現在是一統天下，什麽事都由他一人說了算。盡管他近來表現不佳，但是中國作家協會還是把 ´中華圖書貢獻獎’ 給了他.............. "
日前，在另一次電話裏，對方又說：“你們的顧彬越來越離譜了，他口出狂言，稱：我以前以為王蒙、莫言能成為偉大的作家，現在看來，他們的問題很大!” 聽得我哈哈大笑。
認識顧彬20年
算起來，我跟顧彬認識也有二十多年了。因工作緣故，初次相識是在85年3月，而且認識過程也非常有意思。那年一月，我剛從大學出來，被分去了文化部。中國作協因文革後剛恢複工作，急需外事力量，把我借調去作協。同年四月，作家協會將接待文革後來自 ?歐洲的第一個作家團———西德作家代表團，其中就有頤彬。身為漢學家，他為代表團打 ?前站，提前一個月到了北京，然而事先也沒跟我們通個氣。
一天下午，顧彬突如其來地出現在辦公室門口。那時作協還在北京美術館西側、沙灘北街文化部大院的抗震棚裏。我因為剛接手工作，還未來得及把卷宗徹底過目，隻知來訪團的名單，也沒翻見照片，自然不認得頤彬，尤其是想德國團的來訪還有一個多月，所以他的出現完全出乎意料。顧彬主動做了自我介紹，我一聽蒙了：你們團不是下個月才來嗎，怎麽已經到了，你們坐的是哪個航班? 他指了指停在院子裏的那輛舊自行車，他是蹬車來的。
我們就這樣認識了。往後的幾年中，我們成了明友，幾乎每年都有幾次見麵的機會。要麽他來北京，我們約好了去張潔家包餃子；要麽就是我們作家團去德國，偶爾也去他在柏林或波恩的家蹭飯吃。那時他有個七、八歲可愛的女兒。
顧彬給人的印象總是非常好，和藹、謙遜，少言寡語。張潔老開他的玩笑，稱他是 ?“沉默的顧彬”。我搜索舊日的記憶，絲毫想不起顧彬曾有慷慨言辭的一刻。毋庸諱言，顧彬對中文的理解遠遠超出了他用中文的表達。跟他聊天，偶爾也會有詞不達意的感覺。聯想起他近期的言論，我非常懷疑這未必是他的本意。如換成一位中國作家，用委婉的措辭，含蓄地表達他的意思，效果會截然不同。
顧彬對中國的當今文學 (這裏指的不是當代文學)，尤其是眼下一代青年作家的作品是有成見的。他拿老一代作家做比較，認為這些年輕人閱曆淺，文化根蒂有限，把他們的作品喻為垃圾，這其中有著他本身的因素。
人的性格也起著作用
顧彬性格內向，很在意自我感覺。他所推崇的好作家，都是他私交不錯、過往甚密的朋友，如北島、孔捷生、張潔、高行健、張抗抗、舒婷和傅天琳等。如果你跟他本人做不上朋友，他恐怕很難賞識、舉薦或翻譯你的作品。1985年6月，中國作家代表團 (王蒙團長) ——— 一行十六人出席“西柏林地平線藝術節”。前麵提到的這些作家，在團員中算是小字輩，三十至四十歲之間，也正是顧彬的年齡段，是他最熱衷的作家，都是哥兒們。 我們這群青年幫去他家鬧騰，之間摯密的關係也足以證實這一點。
按我們中國人的說法，顧彬是個有點呆氣的書生，為了他心儀的漢學，他可以舍棄其他物質上的追求。我曾試問過他第一次婚姻的失敗是否與此有關。我們那次去怕林，上他家玩，他簡陋的家舍，隻有一台小小的黑白電視機，讓我們的作家很感慨。回國後，抗抗寫了一篇旨在讚譽他的文章，文中提到了顧彬的清貧生活，他當時在北京的中國女友來作?協時還抱怨，照這麽寫，她的家人和明友會誤以為她找的是個德國的窮漢。
顧彬對事業的追求是執著的。我們很早就寄望於他能成為德國的Franz Kuhn第二。 Kuhn花了畢生的精力，翻譯了我國從明、清至茅盾的《子夜》—— 幾乎所有重要的文學經典作品。顧彬自然也有他自己的人生哲學。魯迅先生曾說過，人都有一杆自己的秤。顧彬拿自 己嚴謹的治學態受、近乎苦行僧的人生觀去衡量和要求現在的青年作家，看不慣眼下文壇上的某些時風，發些牢騷，我很能理解。
相比老一輩，二十年後的文壇新秀跟顧彬的個人緣分似乎差了一些。對顧彬而言，中 ?國文學發展到了今天這一步，是一門新課題。身為波恩大學漢學研究院教授，客觀上或許他不能跟當年那樣有著充裕的時間和精力去探究、認識這些新作品。他的領域、他的專利也隻能局限在他四十歲上下時所熟知的那批作家的作品上。
顧彬的文學評判不免有代溝意識
再者，顧彬對當今文學的評判，也是他思想意識中價值觀的反映，這裏也不難排除他的代溝意識。在他看來，作為他同代人的那些中國作家，是經曆了十年文革，有過生活苦難，其作品是那段史實的寫照：象從維熙蹲過牢寫出了大牆文學；北島經曆了西單民主牆寫出了他的墓誌銘詩；張抗抗的支邊，舒婷、傅天琳、王安憶生活中的不順以 及張潔《沉重的翅膀》， 他們所寫的不隻是他們的個人恩怨，而是一代人的疾苦。他們的作品，活生生，有血有肉， 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是經典。而現在的青年作家，衣食無愁，茶餘飯後碼些文字，?釋放一下情感，是一些趕時髦的流行曲罷了。
話說王蒙和莫言。對王蒙顧彬一向非常敬重。顧彬是個很具有中國文化傳統的漢學家。在他眼裏，王蒙不僅是一位名作家，而且還是一位長輩，一位領導。1985年4月，中德作家在北京什剁海《文藝之家》舉辦兩國文學座談會，整個過程，顧彬對王蒙一直畢恭畢敬。王蒙身為資深作家、中方代表團團長，英語又好，時常出訪歐美，談吐風格自然比較隨意。加之德方多為中青年作家，在發言中王蒙偶爾也會用長者的口吻，對客人略有提醒告誡之辭。就是我們不翻譯，顧彬也能句句聽懂。盡管如此，顧彬絲毫沒有動搖過他虔敬的神態。就是後來王蒙當了部長，顧彬來京讓我帶去王蒙辦公室，這也隻不過是一種禮節性的拜訪。
對莫言不一樣。顧彬一開始就非常看好這位當時的青年作家。莫言不光寫小說出名，人緣也不錯。出訪德國一個月，我們總是合住一個房間，白天忙完日程，晚上什麽都聊。八七年中國作家團訪德，在波恩大學搞作品朗誦會，當時顧彬就說：莫言將來是一位偉大的作家，在場的多少都有一種言詞誇張的感覺。中國文字的表達比較含蓄，而德語相對直白的多。
想起1989年三月，慕尼黑卡爾—漢薩出版社計劃出版莫言的小說《紅高梁》（後因六四學運項目中輟），讓我寫個評介。出版社文藝部主任曾讚譽，莫言真是一位 “Großartiger Erzähler”。如直譯的話，可以說成莫言是一位 “偉大的小說家”，但這種譯法未免太直接，多少有翻譯腔，缺點傳神。我倒願意譯成莫言真是一位 “講故事的高手”。由此想到顧彬的定義，“偉大的作家”、 ”問題很大“，其實這些都是中文表達上的不到位，用詞不當容易引人發笑。本來同樣的意思，如果換種表達：我本以為王蒙、莫言能成為了不起的作家，現在看來他們也有他們的問題。如此說來，就比較委婉，也不會有言過其實之嫌，讀者看了也會平靜的多。然而作為外語，這種感情色彩很難把握，這是眾所周知的 。
中德文字差異造成誤會
我曾在德文報紙上讀到，人稱讚鄧小平是 “Chinas kleiner großer Mann”。乍一看似乎修辭存有矛盾，說鄧小平又是小，又是大，翻譯不當，會出笑話。但譯成鄧小平是“中國的小個子偉人”，文理就順了。其實顧彬的中文再好也不是他的母語。老外說中文，難免有差錯，我們也就不必過分計較。何況我們自己說德語也時常會詞不達意。
說到中國作家“喝酒吃飯”。現在國內誰不在喝酒吃飯 ？！這又不是作家們搞特殊。眼下的中老年作家大多經曆了三年自然災害、物質匱乏的十年文革，抑或下過鄉，抑或去幹校，挨過餓。想想自己當知青的年頭，挨餓是常事。有幸享受國家的特殊照顧，知青每人每月發一斤肉票，而全國的農民就沒有這份口福。每到買肉的前三天，大隊全體知青個個興奮異常，開心得摩拳擦掌，精神上早就開始提前消化這一斤肉了。那是一個非常的年代。現在形勢變了，物質條件好了，作家們經濟上翻了身，補補油水也無可厚非。就算是“君子以酒會友”也沒有什麽可大驚小怪的。李白不也是沒有酒就沒有詩、鬥酒詩百篇嗎? 更何況時代不一樣了。不過反過來我們也可以玩點兒氣量，聽得起別人說你，誰又能保證不讓別人說呢? 所謂真金不怕火煉，是垃圾還是鑽石，世人自有公論。
孩提時母親常訓誡：說話是刀子，會傷人；到了大學，漢語老師曾教晦：貴人語遲。我如此一口氣寫來，不顧不忌，但願不會冒犯了誰。
2008年3月31日淩晨於德國慕尼黑 （本文最早發表於德國《華商報》2008年4月刊，又：為保證作品的原貌，此次網絡發表，沒有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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