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年輕的時候，巴洛克這個詞隻有學建築的人們涉及過，大概搞文學和音樂理論的人也有涉獵，那就是更加零星的象牙塔了。 近年來隨著旅遊的發展和大眾文化的西化，巴洛克居然在中國大眾文化裏時時浮出。說到巴洛克，最顯著的討論自然是建築風格上與文藝複興風格的繼承和對立。這個題目，比較深而細。本文先講講關於巴洛克在城市規劃上影響的一些隨想。
在意大利北部，靠近威尼斯的地方有一個小城維琴察。因為文藝複興晚期的建築師，建築理論家帕拉迪奧在這裏留下幾十座建築而聞名於世。 這城裏有一座奧林比克劇場是帕拉迪奧設計，其弟子斯卡莫齊在1584年完成的。這個劇場的舞台布景和劇場自身一樣有名。
圖一 奧林比克劇場內景
奧林比克劇場是維琴察戲劇研究院委托帕拉迪奧設計的。 當時研究戲劇，言必稱古希臘，而古希臘戲劇依據其三一律（劇情沿一條主線發生在同一天，同一地點）隻有一個永遠的共同舞台背景。就是說舞台背景和劇院建築一樣是一次建成永久使用的。所以舞台布景也是劇院建築的點睛之筆。多少建築師為之嘔心瀝血的。塞巴斯蒂亞諾·塞利奧（Sebastiano Serlio。 6 September 1475 – c. 1554）1536年在一個改為劇場的大房間裏設計了喜劇和悲劇兩套布景。充分發揮了文藝複興以來透視學研究的視覺效果，在建築史上留下一筆。
圖二Sebastiano Serlio 悲劇（左）和喜劇（右）布景
經過兩代人的時間，奧林比克劇場的布景比塞利奧的深遠的多。布景建築依舊是文藝複興透視學的原理，前麵的大，後麵的小以造成深遠的效果。不同的是三條街道從觀眾廳前排的視點發散出去，形成街景的豐富變化，可見這個被後世視為巴洛克城市規劃設計經典手法的Trivium在帕拉迪奧/斯卡莫齊時代的建築師，規劃師那裏已經了然於胸。值得提的兩點一是奧林比克劇場的布景是悲劇布景。西方十七世紀以前，悲劇和喜劇是一種陽春白雪，下裏巴人的對比。二是Trivium這個拉丁詞古意是“三條道路匯集的地方”。和中文“三岔口”不同的語境是比較側重這個地方的公共性和社會性。 文藝複興以後的城市設計，三條景觀大道的匯集點往往是城市廣場或重要建築，其它通向這裏的道路可能還有多條，但這些功能性道路不妨礙（不計入）Trivium作為一個設計手法的純粹性。
圖三 奧林比克劇場布景近照。
圖四 奧林比克劇場布景及劇場剖麵
巴洛克風格在城市設計上的形成和發展有一個過程。 從廣泛的思想背景來說，從十四世紀開始，大航海的地理發現，地心說的形成改變了以前人類生存空間封閉，靜止的概念。數學，天文學的發展使人們對地理空間，生存空間，宇宙空間產生了無限的感覺。 政治上，經濟上，歐洲絕對君權，專製主義的崛起，和教廷改革（Counter-Reformation, 反新教運動的改革）為之提供了實施的機會。 這也解釋了為什麽巴洛克城市設計是一種首都城市的風格。
巴洛克城市規劃的首例史推教宗西克斯圖斯五世（SIXTUS V）的羅馬規劃。他在教廷風雲變幻的複雜鬥爭中蟄伏多年，晚年才被推舉為教宗。在餘生的五年四個月裏，大約預感來日無多，力促羅馬的城市建設,將文藝複興時期前任曆任教宗建設的星散的街道，從尤利烏斯二世（JULIUS II）在台伯河兩岸建設的兩條街道， 利奧十世（LEO X）規劃的通往Popolo 廣場的Strada Leonina 大道， 到他的直接前任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修建的聯結Lateran,和S. Maria Maggiore 兩大教堂的Via Gregoriana 大道全部統一在新的羅馬規劃裏。這個規劃的一係列筆直寬闊的大道將城內散布各處的古羅馬重要遺址，文藝複興時期新教堂聯結起來。 為新的未來的羅馬城奠定了宏偉的基礎。 在中世紀時期，羅馬城由古羅馬時期百萬人口的大都會衰敗成一個小鎮，人口最少時不到兩萬人。既是經過文藝複興，到了西克斯圖斯五世執政的十六世紀末，城裏不多的居民依然集中在西南角台伯河邊Navona廣場周圍的中世紀聚居區。城裏其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地方是鄉野一樣的丘陵林地農田。所以這些建設基本跳開了中世紀城市改建的問題。
圖五 西克斯圖斯五世羅馬規劃
Trivium這個規劃手法在羅馬的首次應用是文藝複興時期，保羅三世（Paul III， 1534-1549）時期的Piazza di Ponte。 三條短街從這個橋頭廣場延申出去。使去聖彼得教堂朝聖過橋的人們方便進入到台伯河東岸的中世紀舊城區。第二個應用是在城市北入口的Piazza del Popolo。西克斯圖斯五世是擅於為城市廣場定位，和畫龍點睛的人。他把古羅馬留下來的埃及方尖碑或重新豎起，或移動位置作為廣場的中心。Popolo廣場的方尖碑就是他在1589年豎起的。這裏原來三條匯集在城門前的道路因為Popolo廣場的出現，一下子從平淡無奇的三岔口成為了Trivium。六十多年以後的1662年，三條路之間的兩塊地上，Carlo Rainaldi的雙教堂開始奠基興建。 這個經典的Trivium終於完整了。
圖六 羅馬地圖，Piazza di Ponte（左）和Piazza del Popolo（右）
圖 七 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 ，羅馬Popolo 廣場， 1750
圖八 Gaspar Van Witte，羅馬Popolo 廣場， 1713
這個城市設計手法很快就傳遍了歐洲。
圖九 法國，凡爾賽宮 - 1682
圖十 柏林， Rondell Trivium， 1735.
圖十一 俄羅斯，聖彼得堡-1834
1792年美國建都華盛頓後，規劃的任務就交到傑斐遜手上，因為他是國父這一輩人們中唯一的秀才，家裏有些藏書。 琢磨了一陣以後，傑斐遜畫了一張草圖。 上麵的方格網據說是從費城的規劃中受到的啟發。
圖十二 傑斐遜華盛頓規劃草圖， 1791
後來規劃交到來美國參加獨立戰爭的法國誌願軍軍官朗方手上。他在全城最高點Jenkings Hill 設立國會 （以後這裏成為國會山），次高點設立總統官邸白宮。規劃國會山以南是國家廣場，全城的方格網道路上疊加一套放射性大道，這些大道將所有重要建築聯係起來。完全是西克斯圖斯五世在羅馬的做法。 這個規劃，盡管因為國力微弱，在以後一百年也沒能實現多少，但比傑斐遜的宏偉的多。歐洲來的一個小軍官就比美洲最有學識的人廣博許多，可見當時殖民地與歐洲在文化上的巨大差距。可美國人的可貴在於一直守著這個規劃，到二十世紀國家發達了，朗方的規劃終於得以實現。
圖十三 華盛頓朗方規劃-1792
圖十四 華盛頓朗方規劃-2019
奧林比克劇場的布景裏的三條街，除了中間的那條稍為寬闊，兩邊的兩條街道還是中世紀街道的樣子，狹窄昏暗，有神秘感，引人遐想，做舞台背景再合適不過了。可是在城市設計上，Trivium的街道都是寬闊的大道，與華盛頓不同，大多數歐洲首都的Trivium和其它寬闊城市街道的規劃在巴洛克時期有著作為政權維穩基礎建設的功能需要。其目的就是洞穿中世紀密集雜亂的老城區，防止人們憑借街壘發動暴亂。 建大街這件事文藝複興時期就開始了。十五世紀拿波裏國王斐迪南，頻遇政變，就曾有過“窄街是對國家政權的威脅”的名言。羅馬在1570年前後修建Alessandrina大道時，當時的人也曾形容這條大街直達梵蒂岡門口，使人們可以在舊城區發生暴亂時得以及時脫身。巴黎的霍斯曼改建 更是對法國大革命的直接回應。盡管巴洛克時期及其後的城市街道建設有因應人口增加，馬車交通興起的其它原因，歐洲曆史上城市暴亂的頻度和烈度遠過其它文明，確是不爭之事實。
類似的情況在西方以外的文明則少見的多。中國在二十世紀前也鮮聞城市暴亂。“禍起於蕭牆”多是王公貴族的爭鬥，城市平民起事不見著於史。在傳統中國社會裏，為現實逼迫落草為寇的人們多是選擇遠離城市的偏遠地方躲藏起來，既是勢力壯大到如水泊梁山，也不會去主動攻打城市。因為一旦觸動哪怕最小的縣城，都會激起龐大王朝的注意和圍剿。 而城裏的居民，既是縣城，也比鄉下的農民過的好些，對官家多一些直接，間接的攀附，關聯。這個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有其深遠的文化傳統。 可以上溯到西周的九服製度，這個製度既是一種地理人文分布等級，又是社會政治經濟製度。它把天下分為，王畿，候，甸，男，采，衛，蠻，夷，鎮，藩。越高等級的人們血緣與王族越近，住的離王畿越近，文明程度愈高，也越是可靠。
圖十五 周之九服
這種製度肯定在周之前就存在，中國的考古發掘，發現相應於夏，商，西周時期的都城遺址，如二裏頭，小屯殷墟，西周東都洛邑，西周都城豐鎬都沒有大規模的城垣建設。都城的防禦由建在周圍的軍事重鎮負責。再外麵是忠心的方國環繞，一層層下去，縱深千裏，敵對外族不可能威脅到都城。這就是上古時期的守在四邊之製。在以後的千百年社會發展中，雖然原來的血緣關係漸漸稀薄了，雖然有農業社會定居的本質使流民在城市不得立足的因素，在城裏人比城外人可靠這一點上，幾千年社會政治傳統的力量仍然起非常重要作用，使得城市成為王朝統治的穩固控製據點。
用同樣的時間，空間尺度觀察歐洲，文藝複興，巴洛克及其後的城市設計可以跳過中世紀直接上溯到古羅馬。因為中世紀時期歐洲的城市大都湮滅，退化成小鎮，人口銳減，沒有什麽大的後世影響。古羅馬時期戰爭頻繁，戰爭的結果，有時候甚至戰爭的目的就是大量的把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轉變成奴隸。 奴隸即財富。例如公元前168年的第三次馬其頓戰爭，羅馬將領鮑魯斯進攻伊庇魯斯（Epirus），在戰爭過程中他將經過的所有地方都洗劫一空，並且還將十五萬伊庇魯斯居民全部賣出去做了奴隸。在公元前58年開始的八年高盧戰爭中，凱撒先後將五十萬俘虜賣作奴隸。奴隸人口在整個羅馬帝國人口中都占有相當比例，城市比鄉下比例高，越是大城市奴隸人口比例越高。比如東方城市珀加蒙（pergamum，今土耳其），四萬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奴隸。羅馬城在公元元年前後，據曆史學家估計九十萬人口中，三十到三十五萬是奴隸。這樣奴隸起義就成為城市暴亂的一個重要原因。著名的三次奴隸起義，特別是第三次（73-71 BC）的斯巴達克起義名垂羅馬戰爭史，小的起義更是不計其數。
大量廉價奴隸勞動力投入農業生產的另一個後果是大批底層的羅馬公民失去工作，淪為流落城市的流民，隨著對政治的不滿，又擁有投票權，這些人成為有組織的城市暴民（mob）。城市暴民的危險性甚至超過奴隸，羅馬執政者對他們也要避讓三分，拉攏安撫。比如前三頭之一的克拉蘇公元前70年被選為執政官時為拉攏民眾，自己破費擺萬桌酒席宴饗羅馬公民，還給全體羅馬人以3個月的穀物津貼。作為競爭者的凱撒也以保民官身份把糧食無償分配給3．2萬公民。克勞狄王朝的最後一任皇帝尼祿更是窮盡國家財政發窮人補貼，老人年金，頻繁舉辦全民娛樂活動，極力討好民眾。而一旦有天災導致饑荒，或陰謀家操縱阻止西西裏和埃及的糧食進羅馬，饑餓的暴民就四處搶掠，放火，甚至圖謀刺殺執政者。
曆史學家總結羅馬城市暴亂的原因，一是大量移民，流民的存在，這包括很多外地來的公民和非公民自由人。他們和羅馬本地民眾 - 很多已經貧困 - 有方方麵麵的衝突。二是貧窮和饑餓，三是政治人物，如一些參議員，利用暴民為政治工具，四是對暴力文化的普遍接受和容忍。
這些古代社會政治生活的生態在千年之後的文藝複興巴洛克時期再現，甚至延續到今天，說明雖然技術進步可以在幾個世紀，甚至幾十年內根本改變社會的物質生活，文化傳統的演進則呈現出大得多的慣性， 在千年的尺度上脈絡依舊清晰可循。也許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開始步入文明時大家差異不大，然而從這個源點出發，西周的九服製度和羅馬的共和製度，中國的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和西方的網絡式社會結構，人們各自按照自己的道路分岔出去，漸行漸遠，再也看不到匯合的時候。
Antonio Vivaldi (1678-1741)
Concerto in D Minor (RV235) II. Adag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