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林彪不願總當乖巧的狐狸，渴望成為一隻嘯傲山林的百獸之王，提出離開陝北另辟天地，被堂兄阻止。
東征期間，一軍團拒絕撥兵給徐海東。毛澤東憤怒地說：“紅一軍團不是你林彪的兵！”回師之後，調任林彪紅軍大學校長。
斯諾眼中最昂貴的軍校和最富計謀的校長。第一科學員平均年齡二十七歲，平均槍傷三處，他們的首級賞格總值二百萬銀元，解放後最低軍銜為中將。
一時疏漏釀成“出走風波”。毛澤東親自做許世友的工作，使這位“反對者”變成了赤膽忠心的追隨者。
林彪率領的紅一軍團先後參加了毛澤東直接指揮的吳起鎮、直羅鎮戰役，並取得輝煌戰果。
盡管林彪和他在長征途中一樣機智靈活，指揮若定，但他的情緒陰沉、性格陰鷙妨礙了毛澤東對他作更高的評價。相反，對於彭德懷的豁達樂觀、立場堅定，在關鍵時刻所起的決定性作用，毛澤東十分欣賞，並在舉止言談中不時表現出來。
紅軍勝利開進陝北吳起鎮後，毛澤東給彭德懷發去了一封這樣的電報：
山高路遠坑深，
大軍縱橫馳騁。
誰敢橫刀立馬，
惟我彭大將軍。
毛澤東能詩善詞，他的詩詞常被人們當作無上褒獎，傳遍全軍，在他麾下的林彪、彭德懷、黃公略三位著名戰將中，有二位曾出現在他的詩扁中。彭德懷自不必說，對於黃公略，《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中有“贛水那邊紅一角，偏師借重黃公略”之譽；《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中更有“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的誇讚。
可對於自詡為“常勝將軍”的林彪，毛澤東卻未給他寫下隻字片語。林彪對此十分妒嫉和慍怒。
中央紅軍曆經千辛萬苦，輾轉十一省到達陝北，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移到了大西北。這無疑使毛澤東十分自豪。由於長征的成功，他作為全黨、全軍領袖的地位也更加牢固。他滿懷激情地歌頌了長征：
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麽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曆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曆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麽?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個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裏，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曆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麽?沒有，從來沒有。
“”林彪對毛澤東給予長征的評價不以為然，他一直不認為長征是勝利之舉，相反還把長征說成是“一場敗仗後的潰逃”。部隊開進陝北後沒幾天，林彪受直羅鎮大捷鼓舞而高昂起來的情緒又黯淡、低沉下來。
林彪當時的心情並不難理解。作為中國革命大本營的陝北雖然地域如同信天遊一樣悠遠遼闊，軍事態勢也較以前有利，但陝北的經濟、文化如同那“蘭花花”一樣淒涼、落後、貧乏。映入林彪眼簾的，是寒風暴虐中的幾座破窯洞，荒原上是一望無垠的黃色塵土。天是黃的，地也是黃的，林彪的心如同澆了一瓢涼水，寒透了。
1935年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召開瓦窯堡會議前夕，曾征求各軍團領導幹部對戰略問題的意見。藉此機會，林彪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帶領隊到陝南去打遊擊。
林彪自己常說：“我有時候是虎，有時候是狐狸。”他深深意識到，在毛澤東的身邊，他永遠隻能當一隻乖巧的狐狸。這次，他渴望能夠獨闖天地，成為一隻嘯傲山林的百獸之王。為此，他在信中稱，開辟陝南比在陝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更重要，更有意義。林彪還開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要求將紅一軍團主要幹部盡數調出，由他率領南下。
“林彪又搖晃起來了。”毛澤東目光敏銳，洞察一切。他看出了林彪的心思，嚴厲地批評了林彪的悲觀思想，指出他同中央有分歧，並希望他及早改變主意。當時的戰略態勢是十分明顯的，向南發展，就要同東北軍和西北軍打仗，而且陳誠在洛陽及其以西地區控製了三個軍，放在機動位置上，專門用來對付紅軍。向南發展，就會把蔣軍嫡係部隊引進西北，加強對西北的控製，最終會危及陝北的安全。
林彪南進的要求遭到毛澤東批評以後，他沒有就此斷絕念頭。幾天後，他又在一封電報裏和毛澤東軟磨硬爭，仍說“我還在期待中央批準我打遊擊戰爭”。這次，毛澤東幹脆沒有理他。
得不到毛澤東首肯，林彪成天在軍團部陰沉著臉，耷拉著頭，亂發脾氣。聶榮臻比林彪大好幾歲，在黃埔軍校和武漢軍委分別擔任過林彪的老師和上級，一身兼兄長、師長和政委三重關係。他勸林彪說：
“我們隻有這麽一點部隊，隻保有這麽一點骨幹，你能帶多少出去呢?你帶多了，我們這裏能維持下去嗎?我們這個根據地能維持下去嗎?”
林彪和聶榮臻共事六年來，爭論不斷。林彪從沒贏過他，他總感覺聶榮臻以大自居，居高臨下，說話不十分入耳。但他又無可奈何，因此發生爭吵時，對聶榮臻的話總是一隻耳朵聽，一隻耳朵出。
聶榮臻見林彪臉色不好看，於是放慢語調，和言悅色地說：
“你不要小看目前這幾個破窯洞，它終歸是個根據地，是我們的落腳點，我們不是經過兩萬五千裏才找到了這幾個破窯洞嗎?你去陝南，搞不好，連破窯洞也找不到。你別以為四方麵軍曾經從那裏經過，打過遊擊，條件會好，我看綜合各方麵條件來看，不見得一定會強過陝北。”
聶榮臻這番推心置腹的話，林彪根本沒有聽進去，但他也未再作爭辯。對這些批評和勸告，他素來不屑一顧。林彪隻相信自己，“人的上帝是自己”，這是他多次重複過的一句引以為訓的格言。林彪在談論戰爭和指揮藝術時，曾經這樣講：
隻要有信心，就會勝利。你必須盡可能少依賴別人。不管別人是多有經驗，力量有多大。這就是要領。
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中充滿了自滿、自信，有時甚至是倔強。一旦形成自己的觀點、看法和思想，他就不輕易放棄，不輕易退卻，這使他在跟隨毛澤東的漫長歲月中經常與毛澤東發生衝突，思想上經常產生歧義。因此，他獲得了一個較為恰當的外號：“搖擺不定的毛派分子”。
這次，林彪關於率部單獨到陝南打遊擊的想法未能堅持下去，最終放棄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突然來到陝北的緣故。
張浩，又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33年，張浩化名李複之赴莫斯科，擔任了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和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在莫斯科，張浩參加了共產國際1935年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並參予製定了在中國建立統一戰線的總政策。
為了傳達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指示，恢複已經與中共中斷了一年多的電訊聯係，共產國際決定由中共代表團派人回國，擔當此重任。
從蘇聯回國，有三條路線可供選擇，即可從東北、新疆、內蒙古三個地區的中蘇、中蒙交界處入境。在當時，東北已被日軍控製，新疆路途太遠，隻有假道蒙古入境較為方便。但從蒙古入境卻要穿過浩瀚的沙漠，闖過層層關卡。最為艱難的是，回國的人身上不能帶一片紙一封信，必須把所有文件印記在腦海中，抵達陝北後再口述出來。因此，派回國的人一定要立場堅定，勇敢機智，有應付敵人的豐富經驗。同時，此人還要在中共黨內有一定聲望，被國內同誌所熟悉和信任。
經過慎重考慮和反複權衡，張浩被選定擔當這項任務。
張浩花了半個多月的時間把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主要文件和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的指示背熟，然後取道外蒙回國。他一路上忍饑挨餓，過關闖隘，於1935年11月趕到定邊，隨後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
張浩一回國，就立下了殊勳，贏得了黨內廣大同誌的信賴。這不僅僅是由於他全麵地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在中國建立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指示，更重要的，還在於他代表共產國際強有力地支持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鞏固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批判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錯誤，為兩個方麵軍的再度會師奠定了基礎。
張浩回到陝北黨中央之前的1935年9月，毛澤東帶中央紅軍北上後，張國燾一意孤行，帶領紅四方麵軍和原屬紅一方麵軍的第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南下，並於10月5日在(四)川(西)康邊界卓木碉另行成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通令撤銷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和通緝楊尚昆、葉劍英。12月5日，張國燾發了一封長電給陝北黨中央，狂妄地要黨中央改稱“北方局”。
電文如下：
(一)此間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係；
(二)你們應稱北方局、陝北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冒用黨中央名義；
(三)一、四方麵軍名義應取消；
(四)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報來，以便批準。
1936年1月6日，張國燾打電報給張浩，攻擊黨中央的路線是“機會主義的退卻逃跑路線”，要求張浩轉告共產國際承隊他的第二中央。
張國燾的電報和他另立中央的消息在陝北傳開後，黨內一陣嘩然。張國燾的行為激怒了毛澤東等中共高層領導人。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誌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電令張國燾立即取消他的“中央”機關和“中央”政府。對於這封電報，張國燾並不吃驚，當初他就知道陝北會作此反應。但是，兩天後，他接到了另一封電報。這封電報無疑使他感到心情抑鬱和前途未卜。發電人不是別人，而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成員之一張浩：
(甲)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於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的。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裏長征是勝利了。
(乙)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
從字麵上講，甲乙兩點互不關聯。但久居領導地位的張國燾一看就明白，這是分別從思想上、組織上對他提出的嚴厲警告。張國燾也知道，此時張浩的聲音已不是湖北黃岡林家大的土話了，而是代表了共產國際，代表了斯大林的聲音。
張國燾在莫斯科工作期間，十分清楚和了解斯大林的脾氣和手段，這是一個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令人膽寒的國際共運領袖。張浩帶來的共產國際的壓力和紅四方麵軍南下受挫陷入絕境的事實，迫使張國燾最終低下了頭。很快，他回電黨中央，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第二“中央”改稱西南局，他自己也將率四方麵軍北上與一方麵軍會師。
張國燾分裂中央的企圖，終於徹底失敗了。黨中央負責同誌向張浩表示祝賀，林彪也心悅誠服地向堂兄表示欽佩之情。林育英、林育蓉(林彪原名)兩兄弟雙珠聯璧，一時在陝北傳為佳話。走在陝北的黃土路上，人們常常這樣指著他倆說：“左邊是林彪的哥哥，右邊是張浩的弟弟。”
黃岡家鄉的人們得知此事，在林彪父親五十壽辰的宴席上，特意送了一塊上寫“雙鶴棲庭”的壽匾。
1936年1月，毛澤東決定遣軍東進，打到山西去，武裝宣傳抗日救亡綱領。彭德懷有些擔心，一怕紅軍渡不過黃河，二怕東渡黃河後在國民黨軍阻截下回不了陝北。因此，他打電報向毛澤東提出，要絕對保證部隊同陝北根據地的聯係。對此，毛澤東滿臉不高興，他見到彭德懷後氣衝衝地說：“你去絕對保證，我是不能絕對保證的。”
話雖是這麽說，在背後，毛澤東還是囑咐林彪到黃河邊去勘測水文，調查敵情，製定
渡河計劃。
黃河以東是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天下。閻錫山把山西視作自家花園，連外境的一隻野兔也不願放進。為此，他和蔣介石、馮玉祥等人曾經大打出手，屍橫遍野。到最後，連蔣介石也奈何不得這位“閻老西”。1935年冬，他一聽說紅軍到了陝北，就沿黃河東岸十多個縣構築了明碉暗堡，普遍實行閭甲、連坐製度，發誓不讓紅軍將半步跨過黃河。
東征前，林彪來到黃河西岸，對東岸敵人的工事設施、兵力配備、火力配置進行了觀察，選定了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的渡河點。
1936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早。才2月份，黃河就已開始解凍，白天黑夜，沿河上下，到處可以聽見“咯吱”“咯吱”的冰塊崩裂聲。鑒於這一情況，林彪建議渡河方式由冰上搶渡改為船渡。
2月19日，毛澤東來到紅一軍團前線指揮部。正遇上林彪、聶榮臻、左權在爭論誰的手表時間準。在紅軍中，每次總攻之前，部隊常常為時間準確與否扯皮拉筋，有時上級批評下級延誤了時間，下級不服，說按照我們的表還提前了哩。這是因為當時紅軍指揮員戴的手表都是在戰場上繳獲過來的敵人的手表。式樣各異，新舊不一，快慢不同。見大家又為這個簡單的老問題爭個不休，毛澤東說：“給各個部隊發報，渡河時間不可參差，一律在20號20時開始，以聶榮臻的表為準。”
紅一軍團二師五團是渡河左翼先遣隊。先遣隊先將小船由通向黃河的港汊裏悄悄地劃出，推到水深處，然後載人直向黃河對岸劃去。這夜，沒有月亮，沒有星星，隻聽見黃河的咆哮和冰塊撞擊木船的聲音。接近對岸的時候，槍聲如炒豆般地響了起來，偷渡變成了強渡。紅軍戰士迅速登岸，投入戰鬥，很快突破了江防，向縱深推進。26日，閻錫山組織晉軍反攻，企圖把紅軍趕回河西。林彪率紅一軍團主動迎敵，擊潰了晉軍獨立第二旅，打了渡河後的第一個大勝仗。
3月下旬，紅軍以十五軍團為左路軍，二十八軍和三十軍為中路軍，紅一軍團和十五軍團八十一師為右路軍，兵分三路，向山西腹部進軍。
紅一軍團作戰區域是汾河流域。當時，晉軍大部被紅十五軍團牽製於北線，無力抽兵南下，隻得眼睜睜地看著紅一軍團深入汾河富庶地區。
汾河，是山西的天堂。這裏的地主除擁有大量土地、羊群外，往往宅第連雲，幾乎占半個村子，幾十匹騾馬，連雜色的都沒有，把從陝北來的紅軍戰士看傻了眼。山西財主喜歡把金銀財寶埋在地下窖起來，紅一軍團的戰士們很快學會了根據敲打地麵的聲響來判斷窖藏所在位置的方法。在這裏，紅一軍團擴紅發展迅速，補充了五千名新戰士。對這一點，林彪特別高興。
一天，毛澤東打電報給林彪，告訴他紅十五軍團在北線作戰艱苦，傷亡過大，加上處於山區，籌款、擴紅等工作開展得不理想，希望紅一軍團能夠撥點兵力給十五軍團。
“我還有幾個鳥兵?!”林彪氣呼呼地把電報摔到桌上，大聲說道：“不給，不給。就說沒有，不給。”
聶榮臻看完電報後，向師團一級的幹部們了解了一些情況。下邊的幹部們也反映部隊編製還不健全，人員也不滿額。聶榮臻找林彪商量後，打電報給毛澤東，匯報了自己部隊員額未滿的實際情況，請求免撥。看到政委和他觀點一致，林彪臉色稍緩。
1936年4月，蔣介石派十個師分兩路進軍山西，閻錫山也派五個師另兩個旅南下，以圖南北夾擊，形成包圍之勢。毛澤東鑒於紅軍東渡黃河作戰目的已經達到，遂揮師西進，撤回陝北。
1936年5月，毛澤東在延川縣大相寺主持召開紅一方麵軍團以上幹部會議，對紅一軍團的本位主義觀念進行了嚴肅的批評。這主要是指紅一軍團拒絕撥兵補充紅十五軍團的事。頓時，會場上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林彪和聶榮臻身上。林彪一向以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著稱，這次，他索性一聲不吭，無動於衷地望著寺外的幾株古柏，把問題全推給了他的政委。
作為政委，聶榮臻主動地向大會作了檢討，承擔了責任。這種處理問題的方式，在他們的共事中屢見不鮮。林彪的精明，有時正表現在他的沉默上。
這年夏天，中央軍委頒布命令，林彪調任紅軍大學校長，任命左權代理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仍任軍團政委。這一調動，對林彪是獎勵，還是微懲，人們議論紛紛，但大多傾向於後者。人們知道，1934年以來，林彪與毛澤東的分歧之處太多，有必要煞煞他的銳氣。
紅一軍團為他們的軍團長舉行了簡樸而又熱烈和隆重的歡送會。政委聶榮臻在致詞時，繞開了他們之間的爭論和分歧，熱情地讚揚了林彪在紅一軍團工作期間的建樹和功績。
但是，林彪沒有對此表示出應有的大將風度。他仍然對與聶榮臻之間過去發生的不悅耿耿於懷。他對聶榮臻說：“我們在一起搞了幾年，現在要分手了。過去我們之所以發生分歧，是因為我們看問題的著眼點不同。你是從組織上考慮的，我是從政治上考慮的。”
聶榮臻笑了笑，然後嚴肅地說：“你這個說法不對。你把政治上和組織上絕對對立起來，完全不對頭。我們之間爭論的許多問題，都是政治問題。現在你要走了，又扯這些問題，再扯幾天也扯不清楚，還是等以後有機會慢慢談吧。今天我們主要是歡送你，不談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不歡而散。軍團長和政委就這樣分手了。第二天，林彪帶著警衛員，離開了紅一軍團，踏上了去紅大的路途。
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始建於1936年6月1日，這是毛澤東為即將全麵展開的抗日戰爭準備幹部力量而采取的一項戰略措施。按照中央的規定，各軍團從軍團長到連排基層幹部，都必須在紅大進行輪訓，以求充分利用全麵抗戰爆發以前的有利時機提高紅軍自身的戰略戰術水平。毛澤東希望紅大能辦成第二個“黃埔軍校”，為此，他挑選黃埔軍校畢業的林彪來擔任紅大校長。林彪也常以“校長”之譽而自勖。
紅大校址最初設在瓦窯堡。1936年6月21日，國民黨第八十六師高雙成部突襲瓦窯堡，紅大即隨中央機關撤出瓦窯堡，遷至保安縣城。
就在這場突襲事件中，林彪有過一個因驚嚇過度而偶爾失態的插曲。這件事是羅瑞卿講的。他的女兒點點在《非凡的年代》一書中，首次披露了這件事：
由於陝北紅軍和地方部隊沒有及時趕到，敵人突然襲擊了瓦窯堡。第二天，父親隨林彪到瓦窯堡的後山去觀察地形，看看我們有沒有收複瓦窯堡的可能。
襲擊瓦窯堡的敵人部隊大部分都是陝北人，是很熟悉地形的，他們隱蔽得很好。父親他們估計到這一點，在接近敵人的時候就很小心地棄馬步行。但是狡猾的敵人還是遠遠地發現了他們的行動。“劈劈啪啪”，一排冷槍打過來，父親大吃一驚。這倒不是因為敵人突然打槍，而是他看見林彪隨著槍聲仆倒在一塊大石頭的後麵。他想，糟了，一定是林彪負了傷。他就趕快向林彪靠攏。
他還沒有爬到林彪藏身的地方，忽然又聽見林彪在大聲地喊，那聲音又尖厲又淒涼，完全變了腔，又走了調。細心分辨，才聽出林彪喊的是“校長要馬呀，校長要馬呀……”這時候，父親還以為是林彪真負了傷，走不得路才大喊要馬。
可是，把馬牽過來，目標更大，更危險。父親拉著林彪往回走，幾個警衛員也聞聲趕來架著林彪往回撤。直到林彪爬上馬背，大家才明白他一點傷也有。
紅大進駐保安城地，極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坡，破窯亂洞外，到處是野草亂石，遍地是羊屎馬尿。當地一首民謠這樣唱道：
保安窮山窩，
破洞比房多；
菩薩比人多。
就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林彪帶領他的學員——那些身經百戰、備嚐艱辛的紅軍指揮員們，開始了緊張的學習和生活。
紅大第一期學員全部來自於中央紅軍和十五軍團，絕大多數是經過長征的骨幹。他們分為三個科。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科。
第一科有三十八個人，都是紅一方麵軍團以上領導。他們在1955年我軍初次授銜時，最低軍銜也是中將，其中比較有名的有羅榮桓、羅瑞卿、譚政、彭雪楓、陳光、楊成武、劉亞樓、張愛萍、蘇振華、黃永勝等人。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將軍科”。據統計，第一科學員平均年齡二十七歲，人平有傷疤三處。如果把蔣介石對這些大名鼎鼎的學員懸賞金數額加在一起，總數竟超過了二百萬銀元之巨。
紅軍大學有許多獨一無二的地方。正是他的特殊魅力，吸引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他被毛澤東特許，來紅大采訪林彪。
埃德加·斯諾是進入共產黨、紅軍控製的區域進行采訪的第一個西方新聞記者。斯諾筆下的林彪是個什麽形象呢?
靦腆好羞，擅使計謀詭術以及和毛澤東保持著無以言喻的親密關係。這，就是林彪給斯諾留下的深刻印象。
斯諾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記》中寫道：
我記得有一次在抗日劇社看戲，休息的時候，群眾一致要求毛澤東和林彪來一次合唱。林彪是紅軍大學的校長，隻有二十八歲，他以前是蔣介石參謀部裏一個著名的年輕軍校畢業生。林彪像一個小學生似的漲紅了臉，講了幾句很得體的話，請女共產黨員替他們唱一支歌，逃脫了“點名表演”一關。
林彪和毛澤東一樣，從來沒有受過傷，享有這樣盛名的紅軍指揮員並不多。他在前線身經百戰，在戰場指揮大軍曆時十年以上，凡是他的戰士所經曆過的各種艱難困苦他都嚐到過。他的首級懸額高達十萬元，但是他仍神奇地沒有受傷，身體健康。
還有一次，斯諾采訪林彪時，毛澤東在座。交談中，斯諾驚奇地發現毛澤東當著林彪的麵脫下了長褲，低著頭專心致誌地找虱子，隨隨便便，毫不在乎，沒有一點難為情的神色。倒是林彪看到斯諾驚異的目光，十分窘迫。斯諾由此發現，林彪和毛澤東具有類似學生與導師的關係。
至於林彪的機警和韌勁，斯諾更是難以忘懷。在林彪那兒，他遇見了進入紅區以來第一次也是公有的一次尷尬場麵：
我到達後不久，林彪邀我找個日子給他的學員講話。他擬的題目是：英美對華政策。我感到為難。我對兩國的對華關係都知道得太少了，我也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解釋。但是林彪堅持要我講，他說他們自己可以提供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他為此安排了一次“麵條宴”，使我感到盛情難卻，隻好勉強從命。
兩百多個學員集合起來聽我講“英美對華政策”。我扼要地談了一下英美的態度，然後同意解答問題。我不久就發現，這是個大錯誤，請我吃的麵條根本抵償不了我遇到的難堪。向我提出的問題，即使由H·G·威爾斯(著名英國作家——本書作者注)來回答，也要自歎智竭才窮。
1936年10月，斯諾離開保安。他稱譽為“熱情”、“執著”的林彪校長帶領所有紅大學員為他送行，這使他深為感動。
1937年春，紅軍大學更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校長仍由林彪擔任。這年夏天，由於林彪的疏忽和失誤，抗大發生了一起震動保安的學潮。
1937年3月，中央作出《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以後，由於紅四方麵軍的主要幹部都在抗大第二期學習，因此抗大便成了批判張國燾分裂主義的中心。抗大提出了諸如“懋功會師後南下正確還是北上正確?”“西路軍為什麽遭到嚴重失敗?”等問題供學員討論。
可是，對於這樣一場嚴肅的政治和思想鬥爭，身為抗大校長的林彪卻十分漠視，采取超然於外的態度。連張國燾本人也奇怪地說：“林彪擺出他那校長的姿態，表現置身事外的樣子，不公開卷入鬥爭漩渦。”
由於張國燾統治紅四方麵軍達六年之久，長期實行愚民政策，使他在紅四方麵軍中還有一定影響。紅四方麵軍中的一些指揮員對開展批評張國燾的鬥爭有抵觸情緒，特別是對把張國燾的錯誤與紅四方麵軍不加區別的做法感到不滿。而這種情緒蔓延開來後，又沒有得到及時引導，終於引發了事端。
一次，在抗大的批判會上，有些人揭批張國燾錯誤時，不加區別地把紅四方麵軍扯了進來，一股腦地扣上了“逃跑主義”、“軍閥主義”等帽子。生性耿直的“草莽英雄”許世友越聽越憋氣，按捺不住，跳了起來，大聲地說：“有話直說，指著禿子罵光頭算啥好漢?我不同意把四方麵軍從蘇區撤出來叫逃跑主義。中央就沒有逃跑主義，中央紅軍不也從中央蘇區撤出來了嗎?如果說逃跑，應該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紅軍有，四方麵軍有，所有紅軍都有!打不過敵人了，換個地方再打嘛，怎麽叫逃跑呢?四方麵軍從鄂豫皖撤到川陝，部隊從二萬發展到八萬，這樣的逃跑有什麽不好?”
許世友的一席話，仿佛往滾油裏澆了一瓢冷水，頓時炸鍋了。會場上一片斥責聲：“許世友，你這是與張國燾穿連襠褲!”“你這是匪性未改!”“打倒這個托洛茨基分子!”
麵對眾口一詞的批鬥，許世友邊跳邊吼，不顧一切地打嘴仗，最後氣得口吐鮮血，被送進醫院治療。躺在病床上，許世友突然產生了出走的想法。“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哪裏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據地打遊擊去!”他串連、說服了幾十個願意出走的原四方麵軍高級將領，準備帶著他們回川陝老區去打遊擊，出發的時間定在4月4日夜裏。
到了4月4日這一天，一切都準備好了，隻等夜色降臨，就不辭而別。就在這關鍵時刻，許世友的老搭檔、原紅四軍政委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認識到這是嚴重違反黨的紀律的行為，不能由著許世友的性子來，遂將事情緊急報告給抗大保衛處長。保衛處長大驚失色，也沒有聽清楚，便報告林彪，說許世友他們這批四方麵軍的學員要鬧事，要防止他們對毛主席下手。
林彪驚出一身冷汗，急匆匆地趕往毛澤東住所，在門口與葉子龍迎麵撞了個滿懷。他嚷道：“許世友要殺毛主席!快讓警衛把門看緊，我馬上派人來!我去向毛主席報告!”
門簾一挑，毛澤東聞言走出房間，問道：“什麽事呀，這麽急?”
林彪報告：“主席，我得到可靠情報，張國燾指使一批抗大學員要在今天搞武裝暴動，第一個目標就是殺你！”
毛澤東處變不驚，不緊不慢地吸著香煙，有些不信，問：“哪一個有這麽大的膽量!消息可靠嗎?”
林彪言之鑿鑿：“領頭的是許世友。此人在少林寺當過和尚，好喝酒，易衝動，拳腳功夫十分了得。”
毛澤東表態：“既然這樣，就由你處理吧!先把帶頭的抓起來，再做計議。”
隨後，按照林彪的安排，一個連的紅軍戰士將毛澤東所住的窯洞及其附近地區嚴嚴實實的警戒起來，防止不測事件。
接著，林彪帶部隊進駐抗大，命令全校師生緊急集合。全體師生集合在一間教室裏，教室外麵是荷槍實彈的士兵。許世友感覺不妙，硬著頭皮觀察事態的發展。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鍾走上講台，按照王建安交待的名單點名，點一個，出列一個，捆一個，一連捆了三十多個，許世友最後一個被捆。他還在驚訝如此隱密的事情如何會被林彪看出破綻，他那精湛的少林功夫根本沒有使出一招半式就被五花大綁，動彈不得。等關進窯洞後，他才醒過神來，破口大罵“出賣”他的王建安、抓他的林彪和一些中央領導人。他以為關進了毛澤東的班房，就不會有生還的一天。
毛澤東以寬闊的胸懷和恢弘的氣度冷靜地處理了這件事。他指示成立高級軍事法庭，任命董必武為庭長，傅鍾為檢察長，對涉案人員進行了寬大處理，將大部分人釋放，少數人判了幾個月的刑期，對帶頭鬧事的許世友給予開除黨籍、撤銷軍長職務、判刑一年的處罰，所有釋放人員均回抗大完成學業。毛澤東還要求抗大做好四方麵軍學員的工作，規定：“隻批張國燾的錯誤，不能批對張國燾路線本來就不應負責的四方麵軍的幹部，更不能去批戰士。”
林彪逐一找四方麵軍的學員談話，穩定了他們的情緒，使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清算張國燾的錯誤和抗日救亡工作上來。談話進行得十分順利，唯獨到許世友這兒卡了殼。許世友拒不和解，他提出三條：不管發生什麽事，決不當反革命；離開延安；回家侍奉老母。
林彪一籌莫展地來找毛澤東，毛澤東問清情況後說：“他的工作我來做。”
第二天，毛澤東來到關押許世友的窯洞，與他促膝長談。
“世友同誌，你受委屈了，黨相信你是一個好同誌。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立下大功勞，我對你表示敬意。張國燾的錯誤應該他自己負責，跟你們沒有關係。四方麵軍的幹部，都是黨的幹部，黨的寶貴財產，不是他張國燾的。他拉不走你們，你們也不要有心理負擔。”
毛澤東的一席話令許世友潸然淚下，這個在死亡和淩辱麵前敢於橫眉冷對的錚錚鐵漢被深深地打動了。
“你今後有什麽打算?”
許世友回答：“我想回新縣老家，種田務農，侍奉老母。”
毛澤東搖搖頭：“大敵當前，全國都掀起了抗日的高潮，你還有心思去過那世外桃源的生活?”
許世友難過地說：“我已經被開除了黨籍，還能有什麽作為?”
“黨籍開除了可以恢複嘛。你許世友如果是條漢子，就應該從跌倒的地方爬起來，掄圓了大刀片，再幹一番事業!”
毛澤東說話算話。7月份，中央撤銷對許世友等人的刑事處罰。半年後，中央撤銷了許世友的黨內處分，恢複了他的黨籍。一場軒然巨波終於風平浪靜，經過這場波折的許世友對毛澤東充滿了欽佩之情。他事後追憶時，感慨地說：
到達陝北後，我即離職學習，進當時設在保安的紅軍大學(後改為抗日軍政大學)二期集訓，並參加了清算張國燾罪行的鬥爭。
開始，包括我在內的一些同誌，對這場鬥爭認識不夠，對張國燾也有個去其偽裝、見其實質的過程。幸而在毛澤東同誌親自教育下，逐步認清了張國燾的本來麵目。
毛澤東同誌的豁達大度和懇切話語，使我茅塞頓開，備受感動，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掃而光。痛定思痛，溫故知新，方知主席偉大，國燾渺小，不可同日而語。
此後，許世友成了毛澤東鐵膽忠心的擁護者和追隨者。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抗大二期學員提前畢業。林彪也結束了他為期一年的校長生涯，出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奔赴華北抗日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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