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餘汝信
1999年9月25日，丁盛在廣州走完了他八十六個春秋的人生旅程。雖然官方諸多留難，即使在去世後的稱謂上，也處處設限——不能稱“同誌”，不能提及前任職務，甚至，不能稱“紅軍戰士”……，但還是有數百位老戰友聞風而至，在聽到消息後，不約而同地參加了“丁盛老人”的告別儀式。告別大廳裏，一對晚輩夫婦送來的一副挽聯，格外引人注目：“戰衡寶平西康攻瓦弄人稱大膽將軍，離新疆出廣東謫京滬眾謂落難英雄。”【1】
字裏行間，是人們心中的不平。
1、夢回吹角連營
戰衡寶，平西康，攻瓦弄，無疑是將軍數十年戎馬生涯中閃光的亮點。恰好是在去世前半個世紀的1949年9-10月，丁盛率所部第一三五師，在四野第四十五軍編成內，參加湘粵桂戰役中具決定性意義的衡寶戰役。一三五師在是役中麵對強敵——國軍白崇禧部主力第七軍，打出了聲威，受到四野總部和第十二兵團的電令嘉獎。林彪等在給四野“各軍首長轉全體指戰員們”的電報中稱：“你們西渡湘江以後，動作神速，抓住了白匪的精銳四個師，不顧一切疲勞，日夜繼續戰鬥，與敵反複進行堵擊和包圍，終於將敵人全部殲滅。這種精神與戰鬥作風甚為良好，尤其是一一九師、一三五師頑強的堵擊與反擊了敵人，使敵人數次突圍均告失敗，更值得表場”。十二兵團傳令嘉獎一三五師：“你們這種不怕艱苦，英勇果敢，堅決執行命令，獨立作戰的精神，堪稱此次戰役中本軍的模範” 。丁盛及其所率一三五師，由此聞名於四野全軍。【2】
衡寶戰役一年後，丁盛升任第四十五軍代軍長。不及一載，正式接任軍長。1952年10月，第四十五軍與第四十四軍合編為第五十四軍，丁仍為軍長。翌年1月，率部入朝，至1958年5月返國，軍部駐重慶，隸屬於成都軍區，為該軍區轄區內（四川、西藏）唯一一個成建製的野戰軍。
1959年3月，西藏局勢動蕩。3月14日，軍委令由丁盛組成“丁指”（代號302部隊指揮所），率第一三O師、一三四師赴藏參加平叛。是月，在甘青地區執行平叛任務的一三四師沿青藏公路開進，抵達拉薩、當雄。一三O師由駐地雅安乘車出發，在成都軍區前進指揮所（即“黃指”，代號301部隊指揮所）率領下取道川藏公路，於4月初進抵甘孜集結。3月27日，丁盛率“丁指”主要成員由蘭州乘飛機抵拉薩。“丁指”率一三O、一三四兩師，在西藏高原進行了曆時兩年半的平叛作戰，曆經大小戰鬥978次。至1961年4月，“丁指”方奉命撤銷，一三四師離藏入川，駐南充地區，11月，一三O師亦返回四川雅安。
1962年10月，陸軍第五十四軍再度組成以軍長丁盛為首的前指（亦簡稱“丁指”），以統一指揮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中的瓦弄地區作戰行動。11月6日，“丁指”進抵西藏察隅，立即落實各項作戰準備工作。次日，丁盛召開作戰會議，形成作戰方案，月中，“丁指”前進至航堆以南地區，率所部一三O師等向瓦弄印軍發起全線攻擊。
瓦弄地區位於中印邊界東段傳統習慣線以北的喜馬拉雅山脈南麓，為典型的高山、峽穀、密林地區，作戰條件異常艱苦。是役，“丁指”所部經激戰奪回瓦弄，直逼至傳統習慣線附近，殲滅印軍三個營全部、一個營大部和印軍第十一旅旅直分隊等部共一千二百多人。戰後，奉命主動撤至1959年11月7日雙方實際控製線中國一側20公裏處。12月下旬，“丁指”返抵重慶，所屬部隊亦於翌年1月初返抵原駐地。其後，丁盛奉命在軍區黨委擴大會議上作瓦弄地區自衛反擊戰情況報告，又率員分赴四川各地作巡回報告兩千餘場次，再率員到沈陽、南京、廣州、蘭州等軍區匯報，一時間，丁盛及五十四軍聲名大振。
丁盛指揮作戰計劃周詳，決心果斷。所率部隊，紀律嚴明，作風過硬。以今天的視角回眸昨日，如果說“戰衡寶”尚不過是國共之間兄弟鬩於牆而無須再多提的話，而“平西康，攻瓦弄”則為應該肯定的捍衛領土主權的正義之戰。丁盛作為軍一級高級指揮員，不畏難，不避險，三年間兩度親赴西藏前線，成功地指揮了雪域高原上的典範戰例，功不可沒。
2、困惑的新疆歲月
1964年7月，丁盛離開五十四軍，奉調新疆，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第一副司令員。【3】
大軍區副職，似乎是提升了，但實際是掛名的，兵團才是丁盛真正的落腳處。同時調至兵團以“加強領導”的軍隊現役高級幹部尚有：裴周玉，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原陸軍第六十九軍政委），任新疆軍區副政委，兵團第三政委；李荊山，空軍第二軍副政委，任兵團政治部主任。
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雖一直冠之以“新疆軍區”名義，但早於1956年即已不隸屬軍區建製，退出軍隊序列，改受自治區和新成立的國家農墾部雙重領導。軍委此際再將掛名軍區副職的裴、丁任命為兵團領導，應與當時新疆邊境的嚴峻局勢及欲賦予兵團的戍邊職責有關。
1962年4月，新疆發生“伊塔事件”，六萬餘邊民外逃蘇聯。礙於正規邊防部隊兵力嚴重不足而又為防止邊民外逃繼續蔓延，兵團奉命當年5月始緊急組編6個獨立營共21個值班民兵連，沿中蘇邊境布防堵截並警衛地州黨政機關。同時，抽調36個基幹民兵連沿中蘇邊境建立邊防哨卡、巡邏點、工作站，巡邏邊境，勸阻邊民外逃。北京方麵並決定沿中蘇邊界建立一條國營農（牧、林）場帶。8月，軍委有意擴大兵團民兵值班部隊，決定兵團兩年內組建300個齊裝滿員的值班民兵連。
兵團人員構成複雜，相當部分為原陶峙嶽部起義人員，而又麵臨艱巨的戍邊重任。將裴、丁調來，本意自然是用其所長——裴周玉在六十九軍有對原董其武部的長期統戰經驗，而丁盛則有中印邊境作戰的豐富軍事實踐。惟丁盛一到兵團，就明顯感覺到在此間開展工作並非易事。
首先，是兵團原領導班子強烈的宗派主義、山頭主義情緒。初來乍到，別人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據丁盛後來對別人說，分配給他這位大軍區副職的住房，竟然隻有39平方。而這39平方的房子，卻要住下丁盛一家六口外加一位保姆。直覺告訴他，人家對他的到來 ，並不表示歡迎。
再者，兵團領導機關本身作風散漫，機關大院象個大雜院，雞窩羊圈，堆放雜物，晾曬衣服，隨處可見；上班漫不經心，遲到早退，幾成習慣，兵團機關對下屬不起表率作用。
他曾試圖改變此間種種與野戰部隊截然不同的陋習，但很有點力不從心，畢竟此地不是重慶的五十四軍軍部，他隻是一個勢單力薄的“外來戶”，並非這裏一二號首長——在黨內，他僅是兵團黨委的十二名常委之一，以黨政領導班子排名計，他排在王恩茂、陶峙嶽、張仲瀚、裴周玉之後。況且，還未待他想清楚是否還有可能一展所長，文化大革命已不期而至。
運動初期，兵團機關大字報大都指向裴周玉、丁盛兩位所謂“新領導”，指稱兩人為“羅瑞卿分子”、“走資派”。少數人不同意將矛頭指向“新領導”，而是揭批兵團“老領導”張仲瀚等。1966年12月間，反裴、丁一派為兵團副政委賀振新在揪鬥過程不幸心髒病發猝死一事，再次召開批判資反線大會，要求兵團主要領導參加“說明真相”。經軍區黨委討論同意，派丁盛乘飛機緊急赴京向軍委匯報。
翌年1月9日，兵團被群眾組織奪權。1月26日，兵團農八師所在地石河子發生武裝流血事件，死27人，傷78人。為穩定兵團局勢，2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為兵團文革專門發布文件，宣布“決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實行軍事管製”，並作十二條規定，其中提及“由革命領導成員、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三結合共同組成生產建設兵團文化大革命委員會，負責領導全兵團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受新疆軍區文革小組直接領導”。據此，兵團臨時文化大革命 委員會於3月中成立，裴周玉任主任，丁盛任第二主任，裴、丁實際主持兵團工作。6月22日，軍委轉發中央決定，任命裴周玉為兵團第二政委，黨委第二書記，丁盛為兵團第二司令員，黨委第三書記。次月，中央再調陸軍第六十七軍副軍長孔瑞雲、陸軍第十六軍副軍長杜海林任兵團副司令員，江蘇省軍區第二政委曾如清任兵團副政委。在裴、丁等的努力下，兵團的混亂局麵一度得以一定程度的抑製，但好景不長，1967年下半年兩派武鬥再起，兵團機關亦再度陷於癱瘓。
3、廣州軍區司令員
文革前，丁盛難於適應兵團這種軍不軍民不民的體製，早萌去意，並於1965、66年兩次打報告要求調離，但均無下文。麵對文革中兵團的亂局，丁甚感無奈，調離的願望愈加強烈。
據長期擔任丁盛秘書的陳宏康告訴筆者，1967年初在京匯報期間，丁住京西賓館，隔壁是邱國光。邱是黃永勝小圈子裏的人，當時雖僅為廣州軍區後勤部部長，卻是軍區黨委黨委。一天，黃永勝妻子項輝芳來探望邱，恰好丁也在場，項提及黃永勝等幾位在京的軍區領導欲在春節期間到林彪處拜年事，丁盛一聽便要求同去，得同意。拜年時，丁沒有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當麵向林彪匯報了自己在新疆的困境，並同時提出了調離的請求，黃永勝在旁邊也為之說項，林當場未置可否。
這次晉見，畢竟還是起了作用。據陳宏康說，丁後來在1967年中便接到調令，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惟據筆者查閱到的官方的組織史資料，丁調廣州軍區的軍委命令，應是1968年2月15日才下達的。
丁盛到任的次月，“楊餘傅事件”發生。黃永勝奉調到京，任軍委辦事組組長、總參謀長，廣州軍區司令員一職則仍兼著。丁盛到任前，廣州軍區還有幾位副司令員，但黃永勝顯然是將丁視為接班人。當年12月，經軍委批複同意，丁盛任廣州軍區黨委副書記，排名於黃永勝（黨委第二書記、司令員）、劉興元（第三書記、第二政委），孔石泉（第四書記、第三政委）之後（時第一書記陶鑄已免職，第一政委韋國清非軍區黨委成員）。【4】
戰爭年代，黃永勝頗長一段時間是丁盛的直接上級，對丁盛的軍事才幹，應該十分了解。1944年，黃永勝擔任晉察冀軍區教導二旅長期間，丁盛為二旅一團政委。翌年11月，組建晉察冀軍區熱遼縱隊，司令員黃永勝，丁盛為其轄下二十七旅旅長。1947年，黃永勝任冀察熱遼軍區副司令員，丁盛為轄下熱河軍區第十八軍分區司令員，當年8月，冀察熱遼軍區部隊組建為東北民主聯軍八縱，司令員黃永勝，八縱第二十四師師長為丁盛。1948年後，東北民主聯軍先後改稱東北野戰軍、第四野戰軍，八縱改稱第四十五軍，軍長先後為段蘇權、黃永勝，丁盛為該軍第一三五師師長。直到1949年4月黃永勝調升第十四兵團第一副司令員，黃、丁才分開。
1969年4月，黃永勝在中共“九大”進入中央政治局，丁盛亦當選為第九屆中央委員，並任由四十九人組成的新軍委委員。兩個月後，丁盛正式接任廣州軍區司令員。
此後數年，在廣州軍區司令員的位置上，丁盛幹得還算頗為順心。這幾年中，最具震撼力的，當屬1971年的“9·13事件”，因隨後有所謂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一說，廣州軍區及丁盛本人也就多少受到些風言風語的影響。
1972年7月中共中央正式下發的《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有如此說法：“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毛主席離開了上海。毛主席的行動，打亂了林彪反黨集團的反革命部署，他們謀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誌的反革命陰謀徹底破產了。林彪陰謀攜帶黃、吳、葉、李、邱等，南逃廣州，另立中央。九月十二日晚九時許，由王飛、於新野召集劉世英、魯瑉、賀德泉（即賀德全，空軍司令部某部原部長），朱鐵錚（空軍黨委辦公室原處長）、鄭興和（空軍司令部某部原處長）等開‘七人黑會’，擬定了隨從林彪、黃、吳、葉、李、邱南逃廣州的行動計劃和人員名單”。該材料還引用了空軍副參謀長兼空34師黨委書記胡萍的“親筆供詞”稱：“九月十二日下午四時以後，周宇馳和我安排十三日反革命政變飛機。周說：‘主席最近找了很多軍區的負責同誌談了話，首長（林彪）看這形勢很不好，就決定十三日離開北戴河去廣州。三叉飛機256號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關，首長走時就用這架飛機。……再準備一架多三叉飛機，拉上黃、吳、李、邱和機關的人，十三日八時直飛廣州。由王副參謀長（王飛）指揮。還調一架安-24、一架安-22飛機運上兩架直升機，都飛去廣州。吳法憲還交代把大飛機也都準備好，隨後調去廣州。”【5】
三幾架飛機的人就可以另立中央？這總使人有些疑問。以後的清查結果表明，沒有任何站得住腳的材料能證實林彪、黃、吳、李、邱知道這一“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計劃”，更不說有所行動去實施這一“計劃”了。亦沒有任何材料能證實，廣州軍區的任何一位領導人，包括丁盛在內，知道有這麽一個“計劃”，或為這個“計劃”作了任何思想上、組織上、行動上的準備、策應工作。事實證明，所謂“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實在是一個子烏虛有的罪名。
對於丁盛本人在“9·13事件”中的表現和態度，鄧穎超的秘書趙煒近年寫的回憶錄，倒是作了正麵的肯定：“這天，錢嘉棟、趙茂峰、紀東和我都在辦公室裏。下午，我們突然接到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的一個電話。丁司令員在電話中語調十分鄭重地說：請轉告總理，我們忠於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聽周總理的。周總理怎麽說我就怎麽辦，我們已經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去辦了”。【6】
而在“9·13事件”之後，當時的中央對於丁盛本人亦是充分信任的（這本身就是對“南逃廣州，另立中央”說的否定）。1972年3月，劉興元調成都軍區，丁盛增補為廣州軍區黨委第一書記，隨後並接替劉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委會主任。1973年8月，丁盛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
文革中曾任上海警備區司令員的周純麟，在他本人的所謂“封筆之作”中提及丁盛這位當年的上司時，稱他為“曾經上過林彪賊船的丁盛”，比照史實，這自然是信口雌黃，惡意中傷了。【7】
4、厄運之夜
1973年12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八大軍司令員對調，丁盛與許世友互換位置，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命令宣布後，毛澤東在京召見。與丁盛握手時，毛說：“你到廣州不久，把你換換吧”，又說：“你有心髒病，要注意休息”。丁很有點兒感激流涕，順從地點了點頭。
秉承其一貫的作風，丁盛到南京後，將軍區軍事工作抓得頗緊。到任後不及一月，即根據總參批示精神，製定了軍區的《加強戰備值班的暫行規定》，明確規定各級機關均要建立首長值班、作戰值班、部門值班、部（分）隊值班製度。1975年5月，丁盛到武漢與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誌協商研究二十軍與一軍調防事宜，至當年7月中，順利完成兩軍對調防務工作後，軍區黨委即召開常委會和常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6月軍委擴大會議精神，討論了軍區關於精簡整編和安排超編幹部方案，經初步整頓，軍區部隊的建設得以加強。8月，經毛澤東、中央批準，南京軍區領導班子調整，丁盛為司令員、黨委第二書記（軍區第一書記、第一政委仍由張春橋兼任）。11月，丁盛在南京主持召開作戰會議，討論了軍區作戰預案，研究了部隊基本部署調整及各項保障計劃。當月，還組織了陸軍第六十軍的檢驗性演習。【8】
1976年3-5月，經軍委批準，南京軍區共有三個軍級機關、四個師部、二十七個團進行了部署調整。5月，軍區發出《貫徹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東南沿海戰備工作的指示》，成立軍區浙東南前指，統一領導浙東南沿海戰備工作。7-8月，軍區組織了軍、師幹部集訓，參加集訓共二百五十人。
8月8日，在視察完浙東南及舟山地區防務後，丁盛抵達上海稍事休息，住延安飯店。當時到滬治療皮膚病的軍區政委廖漢生，恰好也住此間。
丁盛的厄運，也就肇源於這一天晚上。
關於這個晚上，人稱“徐老三”的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徐景賢，後於1980年12月“兩案”審判時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所作“證詞”如是說：“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著從上海到北京參加衛生部召開的一個會議的機會，向張春橋當麵匯報了幾個問題，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當時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到上海以後，和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談情況。我對張春橋講，丁盛說六十軍靠不住，這個軍他指揮不動，現在這個軍的位置正好在南京、無錫、蘇州一線，對上海威脅很大，丁盛叫我們要有所準備。我向張春橋匯報說，馬天水已經向上海民兵增發了槍支，在我匯報的時候，張春橋聽得很仔細，還問了六十軍領導人的情況。談話結束時，張春橋叮囑說，要謹慎小心，要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
代表官方觀點的《南京軍區大事記》則稱：“一九七六年毛澤東主席病重期間，江青反革命集團加快了陰謀奪權的步伐。八月八日晚，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同江青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在上海延安飯店密談。他們談了在毛澤東逝世後可能打內戰，並分析了駐上海附近部隊的情況。
“這次密談後，‘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加快了準備武裝叛亂的步伐。八月十日，馬天水下令催發民兵武器，突擊發了各種槍七萬餘支，火炮三百門，彈藥一千多萬發。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賢向張春橋密報了丁盛的主意和他們有所準備的情況。十月八日，‘四人幫’的上海餘黨獲悉‘四人幫’被拘禁，即決定發動武裝叛亂”。【9】
筆者的一位友人，在丁盛生前曾當麵向丁本人詢問過當晚的事情經過，根據這位朋友整理的訪問記錄，丁盛本人的版本大致如下：
這天晚上，丁看望過住在樓上的廖漢生，談了一會話，回來剛要睡下，廖的秘書秉告，廖明天要去華東醫院，請丁給上海市委去一電話，以期引起重視。丁不好推卻，便給上海市委值班室去電告之廖事，值班室即時報告了馬天水等，馬、徐、王三人當即趕來看望丁、廖。
三人一到，本來已欲休息的丁盛隻得強打起精神應酬。寒暄幾句後，丁提及自己是從舟山過來，“過去我去過那裏，看過一部分，但這次看得更完全。看來舟山群島對上海的防禦，我是有把握的，形成個屏障，敵人如果從海上打來就肯定要失敗。不過長江以北及以東我還沒看過，那是個水網地帶，沒有舟山那樣的屏障，這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後還要去看看”（考慮到友人是一位女性，筆者不能保證她的以上丁盛談及軍事地理問題時記錄的準確性，但大意應該沒有問題的）。
丁盛有個性格上的特點，熟人在一起時，他很坦然，很少說多餘的話。而在外人麵前，為免尷尬冷場，他的話反而還顯得多些。丁與這三人其實沒有什麽交情，看這三人也不懂什麽軍事上的事，便換了一個話題：“這次我從長江口進來，感到長江的水很淺，見到很多挖泥船在挖泥，你們為什麽不可以在海島上修個深水碼頭，將外來貨物都卸在海島上，再用我們的船駁回上海，省得船隻、貨物積壓造成罰款嘛”，馬天水客氣地點頭稱是。
馬隨後提及南京軍區在七月份召開的一次檢查批鄧情況的黨委擴大會議，稱會議開得好，要向軍區學習雲雲。丁笑了笑，沒有說什麽話。
馬又說：“上海警備區一個副司令員董常雲，聽說他思想有些不通，最近他出差去了，回來之後我們要批評他”。又問：“李寶奇是怎麽來的？”【10】
丁答：“上麵派來的，也是我們軍區建議讓他來的”。丁想了想，反問馬天水：“這個人怎麽樣？”馬：“他講話比較圓滑，與原來的劉耀宗不一樣，劉直來直去。他到哪裏去了？”丁說，他有病休養去了，馬表態說，我們還是歡迎他回來工作。【11】
上海警備區名義上受軍區和市委的雙重領導，馬等“過問”一下，本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但丁盛不喜歡背後議論幹部，便將話題引開。隨後丁說：我這次來，是因為部隊要在杭州灣搞演習，要來很多人，如本軍區師以上幹部、各大軍區、總部都要來人，到時候都住上海，估計安置有困難，除了延安飯店要將現有的房都騰出來外，可能還要借用市委的其他招待所，另外後勤如副食品供應、車輛方麵，到時都要麻煩市委幫忙，此外，演習地點離市區兩個多小時，到時可能還得請你們派些民兵維持一下交通秩序。
此後，還談了點什麽文工團演出、金山化工廠的事。臨告辭前，馬問了一句丁現在身體怎樣，丁說，還可以，就是有點心髒病，老毛病了。馬對徐景賢說，老徐，你到華東醫院安排一下，給丁司令檢查檢查。據丁說，隨後，丁領著他們三人到樓上廖漢生處坐了一會。回到房間，他不一會便睡著了。
丁盛做夢也沒想到，8月8日這一個晚上，會給他的後半生帶來雲泥之別的巨大變化！
5、子虛烏有的罪名
據《南京軍區大事記》：1977年3月南京軍區舉行黨委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對積極投靠‘四人幫’的原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進行了麵對麵的揭發批判”，隨後，任命南京軍區副司令員聶鳳智為司令員。【12】
《大事記》又稱：“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準，中共南京軍區委員會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政幹會字第119號命令，丁盛退出現役，由地方安置。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軍委紀委（1982）軍紀複字第105號批複：經黨中央、中央軍委批準，同意開除丁盛的黨籍”。【13】
據丁盛申訴，他對馬、徐、王三人是談及對江北蘇南的情況有些不大放心，但那是針對對外防禦作戰的戰場準備而言，與國內政治問題一點聯係都沒有。據丁盛回憶，是談起過六十軍及毛澤東百年之後的事，但不在8月8日晚上，而是杭州灣演習結束後，9月3日他再到上海，在延安飯店又碰到馬天水等人。馬天水問起，上海市委曾給軍區轉去一封信，是六十軍駐無錫部隊一個什麽人寫的，信中說，在部隊招待所查出了四個箱子，不知放了什麽東西，馬問丁收到轉去的這封信沒有，丁回答說收到了，同時說起軍區也收到一封信，是許世友的兒子寫給某醫院一位護士的，信上說到毛百年後要打內戰，丁說，打內戰可不得了，軍區已將這封信送中央，送給陳錫聯了。【14】
筆者相信丁盛的申訴比較接近曆史事實，這理由實在太多。
徐景賢所“揭發”的“丁盛叫我們要有所準備”，是準備幹什麽？徐沒有往下說。《南京軍區大事記》直截了當說是“準備武裝叛亂”。丁盛雖在軍事上號稱“大膽將軍”，但政治上還算謹慎小心，他與馬、徐、王並無深交，可謂素昧平生，有什麽理由在一次禮節性拜訪的閑談中，便與自己不熟悉的三個人去“密談”什麽“有所準備”（潛台詞就是“準備武裝叛亂”）？此其一。
王洪文、張春橋當時是軍委常委，張春橋還是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是軍區第一把手。王洪文也掛著上海警備區政委一職。丁要與“四人幫”有什麽勾結，完全可以不假手他人直接找他的第一書記。張春橋掌控軍隊的能力無論如何要比馬、徐、王強吧，且應該了解下屬部隊的政治思想和軍事布防情況。丁盛如果真要“密謀”什麽，找張豈不更名正言順？何須繞著彎子要找馬、徐、王再去轉告？此其二。
南京軍區當時轄有三個野戰軍，一軍在浙江，十二軍在安徽，六十軍在江蘇。按徐景賢所言，丁盛說六十軍靠不住，他指揮不動，那麽，以邏輯推理，言下之意，其他兩個軍應該靠得住，應該指揮得動（要不丁盛為什麽不說三個軍都靠不住，他都指揮不動呢）。六十軍的軍部在鎮江，一軍的軍部在湖州，湖州比鎮江更靠近上海，按邏輯推理下去，丁盛豈不是可以拿一軍及十二軍作資本去投資靠“四人幫”？丁盛有這樣做嗎？此其三。
張春橋當時還兼上海警備區第一書記，第一政委，王洪文亦還兼警備區政委。上海警備區本身就有三個師的兵力（即駐市區的警備師，駐周浦的守備一師及駐鬆江的守備二師），即使三個野戰軍都指揮不動，以丁盛加上張、王，警備區這三個師總還能控製，還能指揮得動吧？如丁盛真的參與了“準備武裝叛亂”的密謀，為什麽不與馬、徐、王議議如何去指揮調動較易於掌控的這三個師呢？此其四。
丁盛其實什麽都沒有做。這麽說來，所謂“丁盛叫我們要有所準備”，與1971年“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對丁盛來說，都是子虛烏有的罪名。
6、公道自在人心
時任南京軍區政委的廖漢生，近年在其回憶錄中多處提及丁盛（還好，稱其為“丁盛司令員”），多少還算從側麵反映了一些客觀事實。如廖說，他1975年2月接到調令去南京，“一個星期以後，我又接到軍區司令員、黨委第三書記丁盛打來的電話，歡迎我速去上任”，又說：“我和彭衝，丁盛都比較熟悉”，“我和丁盛前後接觸的時間更多一些。丁盛原是紅一方麵軍的幹部，後到陝北紅28軍當團政治委員。1937年8月紅軍改編八路軍時，紅28軍與紅2軍團第6師合編為第120師第716團，宋時輪任團長，我任副團長，丁盛任2營黨總支書記。宋時輪團長帶領2營開赴雁北地區時，丁盛調到第715團任黨總支書記，以後又去了第115師。1955年，我們一同進入軍事學院戰役係學習，我是第2小組組長，他是組員。畢業後，他任第54軍軍長。1963年，我們一起到高等軍事學院參加軍委組織的馬列理論學習班，我是班主任，他是學員。……”。【15】
關於8月8日這一個晚上，廖漢生說法有別：“9月初，軍區有人來上海看病。當天晚上，上海市的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就跑來看望。我住在同一層樓，在上海已經住了1個月，他們從未來過。大概他們覺得有什麽不妥，於是讓人向我通報：一會兒來看廖政委。
“他們幾個人在房間裏從晚上7點多鍾一直談到10點多，還沒有出來。我本不想見他們，於是就關燈睡覺了。
“我剛剛躺下，就聽到他們一行人從房間裏出來，推開我的臥室門，連著叫了幾遍：‘廖政委，廖政委……’
“我沒有搭理。
“他們自言自語地說：‘睡著了，睡著了，以後再來看吧！’
“第二天，徐景賢來看我，請我搬到錦江飯店去，說那裏有冷氣，條件好一些，對治療有利。我謝絕了。”【16】
根據丁、徐及《南京軍區大事記》，這一晚應該是8月8日夜間，瘳說是9月初，顯然是記錯了。另廖說他是8月4日乘飛機抵達上海的，這距8月8日隻有四天時間，說自己在上海市已經住了1個月，他們從末來過，恐怕是言過其實。再說，丁盛不打電話，上海市委並不知道廖到了上海，知道了以後不是馬上趕來了嗎？不是第二天徐景賢又專門來請廖搬到錦江嗎？廖又說：“軍區有人來上海看病”，顯然是指丁盛，但丁盛已言明，他是視察完舟山後途經上海的，並不是專門去上海看病。此外，廖說丁與馬等人“從晚上7點多鍾一直談到10點多”，而丁說他們是深夜才到的，廖說他們沒有進房，而丁說他們是進房談了一會兒。
這真是一個撲朔迷離、說不清、道不明的晚上！
廖再說，1976年10月7日，“四人幫”被抓後第二天，軍委緊急通知：南京軍區丁盛、廖漢生，江蘇省委彭衝，許家屯立即乘專機到北京開會。當晚10時30分，軍委辦公廳通知馬上去開會，廖說：“我立即起身，匆匆下樓。其他幾個人也來到樓下，隻有丁盛司令員還在澡盆裏泡著呢，房間的門反鎖著。於是，我又派人上去敲門，好不容易才把他叫出來。”【17】
當晚參加會議的，有華東各省市、湖北和南京、濟南、武漢三個軍區的負責人，華國鋒宣布，中央對“四人幫”采取了“堅決的措施”，全場爆發出熱列掌聲，這掌聲，應該也包括了丁盛的吧。
10月9日上午，彭衝、丁盛和廖漢生一起找周純麟談話，分析在“四人幫”被公開揭露以後上海可能會出現的情況。10月10日，彭丁、廖等返寧。到南京後，立即召集軍區常委、顧問、離休老幹部作了傳達，晚上，又召集駐南京地區的陸、海、空軍和軍隊院校的軍以上單位負責人進行傳達。
根據廖漢生的以上描述，丁盛在粉碎“四人幫”之際並沒有“準備武裝叛亂”的反常活動和表現，相反，坦然得可以，要不，怎麽還有心情在京西賓館的大澡盆裏泡個老半天呢？
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其後丁盛突然被拋了出來，究竟原因何在？自稱與丁盛“比較熟悉”的廖漢生，其中又起了什麽作用？廖的回憶，始終沒有對此作出令人信服的明明白白的交代。
有人說，因為丁盛得罪了許世友。
自南京軍區成立始，許世友就將其視為自己的“地盤”。廖漢生在回憶錄中亦承認，許在文革中整人也不可謂不厲害：“僅以軍師職幹部為例：被以‘5·16分子’名義從領導職位上搞下來的幹部就多達32人，其中軍職13人，師職19人，被所謂辦學習班交代問題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還有趙俊、黃振東等多人；進行‘背靠背’審查的10人，其中軍職1人，師職9人；還有一些幹部有所謂‘曆史問題’……”。【18】 丁盛到任後，根據軍區幹部的反映，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平反工作，這傳到了許那裏，據說，許十分不滿。
有人說，因為丁盛得罪了葉劍英。
葉劍英的秘書張廷棟後來著書說，1969年10月下旬，“葉劍英被遷出北京，抱病輾轉於湖南長沙、嶽陽、湘譚和廣州等地，受盡折磨”。當年底，在湖南安置的葉去廣州治牙疾，“到廣州後，廣州軍區的一些領導對葉劍英很冷淡，主要領導人根本不見葉劍英，而讓一位副參謀長出來安排葉劍英的住行。他們不讓葉劍英住原來住過的房子。……”。【19】 所謂主要領導人，指的是丁盛、劉興元。其實，以葉當時的情況，讓軍區副參謀長劉興隆去安排葉的食住行也算可以了。丁盛不喜迎來送往，不要說葉劍英，即使後來江青到廣州，丁盛也不願出麵，隻是由軍區副司令員吳純仁負責接待。
筆者不知道有關丁盛得罪葉、許的說法有沒有什麽依據。不過可以確切知道的是，當丁盛急速從高位往下墜落時，落井下石者有之，而並無任何有份量的人伸之援手。丁盛雖已處處小心行事，但還是始終欠缺高層政治鬥爭曆練，疏於防範（也可以說是防不勝防吧），為徐景賢這樣的肖小所誣陷，終釀成後半生的悲劇！高層政治，即便對於一個久經沙場的軍人來說，不也是太險惡了嗎？
丁盛晚年，據說經四野出身的總政主任於永波同意，由廣州軍區收回，按師級幹部安置，惟政治待遇沒有任何變化（生活待遇倒還算有所改善）。然而，人民沒有忘記他。據知情者說，1990年代，丁盛“仍以耄耋之年，時常應邀奔走於京津、贛粵桂瓊、滇川渝和魯豫等省市，他的老部下、老戰友，包括不少同他從未謀麵均已轉業地方的幹部戰士，聽說‘丁軍長’來了，看望者絡繹不絕，迎迓有加，情真意切，顯示了他的人格魅力。以在昆明、成都、重慶為例，他的老部下一家一家請他去住，去吃飯，陪他去遊玩，簡直排不過來。他是從山城重慶調走的，舊地重遊，軍隊和地方，凡是和他認識或有過交往的，還有大量的隻聞其名，未謀其麵的中青年人們，拜訪探視者竟日盈門，令人感懷不已！”【20】
公道，自在人心。（2005年5月）
附：丁盛簡曆
1913年，生於江西省於都縣。
1930年6月，加入中國工農紅軍。
1932年，由團轉黨。
1935年11月~1936年2月，任紅一方麵軍政治保衛局二科政委，參加長征。
1937年8月後，曆任八路軍旅政治部科長，團政委。
1945年4月，作為晉察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
1945年11月，曆任晉察冀軍區旅長，軍分區司令員，冀察熱遼軍區旅長，東北民主聯軍八縱二十四師師長，東野（四野）四十五軍一三五師師長。
1950年4月後，曆任四十五軍副軍長，軍長，五十四軍軍長。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將軍銜，並被授予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9年3月，組成“丁指”，指揮西藏平叛作戰。
1961年8月~1964年3月，中共成都軍區黨委常委。
1962年10月，再度組成“丁指”，指揮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東段戰事。
1964年8月~1968年2月，新疆軍區副司令員、軍區黨委常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副司令員、第二司令員。
1968年2月-1969年7月，廣州軍區副司令員。
1969年4月，中共九屆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 ~1977年3月）。
1969年7月-1973年12月，廣州軍區司令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1972年3月~1973年12月，並同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委會主任）。
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中央委員。
1973年12月~1977年3月，南京軍區司令員，軍區黨委第二書記
（1974年10月~1977年3月）。
1977年3月，停職審查。
1982年7月，被令退出現役。10月，被開除黨籍。
1999年9月25日，在廣州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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