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以忘憂
古稀之年，知足常樂，助人為樂，自尋其樂！
說三道四（90）樹挪死，人挪活
“樹挪死，人挪活”這個諺語說的是，樹移栽多次，根係受到損傷，不易成活；人挪挪地方，增長了見識，更具活力。諺語所言，通俗易懂，言簡意賅。
我的一生，從長江之北移到長江之南，後來繼續南下，跨過瓊州海峽，到了海南島。退休後，漂洋過海，從地球那一邊，到了這一邊。實在是增長了許多見識，且更具活力。
“死”的就沒有什麽可說的了，就說說“活”吧。
武漢三鎮，我出生在武昌，讀書在武昌。1965年高中畢業，因“不宜錄取”，沒有被大學錄取，直接被武漢市教育局錄用當中學語文教師，送到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短訓，還是在武昌。本來計劃培訓一年，因1966年5月16日爆發文革，延遲到1967年12月，被分配到武漢市水廠路中學，終於離開武昌到漢口了。1977年恢複高考，我跟著安大庭校長調到礄口區重點中學武漢四十三中，也在漢口，而且離武昌更遠了。囉嗦半天，無非是說明，我一直是從學校到學校，對學校之外的人事不甚了了。從水廠路中學調到武漢四十三中所有手續，都是安大庭校長辦好了，通知我到武漢四十三中去上班。即使如此，也增長了一些見識。
在水廠路中學十年，“水中”是武漢市教育局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新建的十六所新校之一，校址在武漢市礄口區水廠路，武漢自來水公司職工宿舍裏麵，一塊巴掌大的地方。據久居那裏的老人講，原來那裏就是一個臭水塘。新建的學校隻有兩棟四層的教學樓和一棟兩層的辦公樓。依據地形，三棟樓的平麵圖呈倒“L”形。學校大門就在那個拐角的地方。大門外邊是水廠的職工宿舍，進門左邊一棟教學樓與水廠路垂直，進門右邊是與水廠路平行的辦公樓，繼續往裏麵走就是第二棟教學樓。大約有三、四個籃球場大的一片空地，我們去學校報到時還是坑坑窪窪的，沒有圍牆，空地那邊是一排市民的民宅，大多是平房，也有幾棟二三層的樓房，參差不齊。
怎麽看都不像一所中學，那麽一點點小，完全不能與我讀了六年的母校——湖北省重點華師一附中相比。而且，那時隻能服從分配，到了“水中”，文革還在如火如荼進行，後來，工宣隊軍宣隊進校、清理階級隊伍、複課鬧革命等等，好在“水中”的教師隊伍總共四十人，十九個個華中師大六五屆的大學畢業生，二十一個短訓結業的高中畢業生。盡管當時階級鬥爭無處不在，而且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還有人說什麽“廟小神通大，池淺王八多”，折騰幾年的結果是“池淺沒王八”。
而1977年之後，從這個小廟走出去了許多神通大的人。最值得一書的物理老師李芳，正值芳華之齡的她，是華中師大物理係的學霸，1965年畢業被分到正在興建的水廠路中學“儲備”，下放到農村搞“四清”運動。1967年回到學校繼續參加“運動”。那個年代，在這樣一個全是年輕人的新校，找不到“運動”對象，於是就在“矮子裏麵挑將軍”，把她列為“學習班”的重點。她那時還有六七個月的身孕，挺著大肚子接受“批判”，回到宿舍，她忘我學習英語、背單詞。當時，我正在戀愛中的女友、現在的老伴，還笑著問過她：“你為什麽還要學英語啊？”她笑了笑，無語。1978年恢複研究生考試，她以優秀成績考取了北大物理係空間物理專業，畢業後分到中國科學院物理所工作到退休。
我到了武漢四十三中，才真正走上了語文教學之路。後來，安校長的傾情助力，母校袁福校長盡心全力，讓我回到了母校，才開始健步走在語文教育教學的漫漫長路。
就是在從江北的四十三中，調到江南母校，這咫尺之遙，一年多時間讓我閱人無數，增長了許多見識。
“樹挪死”，死在樹根；“人挪活”，活在人緣。
恢複高考後，我調到武漢四十三中執教文科重點班，安校長給我的升學率指標：“實現零的突破！”為此，我盡心盡責盡力，兩年堅持不懈。沒有想到，在學生還沒有畢業之前的1979年國慶節，我從武勝路新華書店買了幾本語文高考複習資料，出門遇到了母校原來校辦農場的王仕良場長，時任華師一附中總務主任。
王場長緊握我的手說：“好個李培永啊！居然十幾年不回學校看一看！你現在哪裏？做什麽工作？”
當他聽說我在武漢市四十三中教文科重點班的語文時，深情地對我說，回母校來吧！學校現在急需年輕人啊！當他知道我已經有兩個孩子了，愛人也是教師時，他告訴我，如果你回來，你的兩個孩子將來不論成績是否達到省重點中學錄取分數線，都可以到華師一附中上學！臨分手時，他再三囑咐我，假期結束來學校找我吧！為了你的兩個孩子，你也應該馬上回來呀！
我在母校讀高三時，是班團支部書記，每學期都去農場勞動，就歸王場長領導，當年我們亦師亦友，無話不談。十幾年不見，這次邂逅，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算“人緣吧！”
再說一件“人緣”往事吧！
結緣海南，始於1984年9月中旬，海南農墾總局教研室吳多雄主任，來武漢聽了我的一節課之後。
現在也記不清當時上課的內容是什麽，反正我一貫堅持的原則是，不論誰來聽課，我都按教學計劃該講什麽就講什麽。下課以後，聽課的老師們非常興奮，謝謝聲不斷。帶隊的吳主任對譚老師和聽課的老師們說：“我們這樣突然襲擊式的推門聽課，聽到的、看到的都非常真實。李老師教態自然，講課要點清晰，重點突出，學生主動學習、思維積極、課堂氣氛非常活躍！感謝李老師為我們上了一節很好的、非常真實的語文課。”吳主任握著我的手說：“請你在方便的時候，一定到我們海南來，給我們農墾係統的語文老師講講課吧！”
不成想，那幾年，每年暑假人民教育出版社都舉辦全國性的教材改革實驗工作會議，1985年在青島，1986年在上海，1987年在太原，1988年在西安。每次會前要準備論文和總結材料，會議結束以後，回到湖北還要繼續開會研究新學期的實驗工作計劃。
到了1989年暑假，吳主任又一次邀請我們，並說如果這次不來，以後就可能沒有機會了。於是，湖北省教研室譚愛旭老師就組織我們到海南講學。我主講語文，借農墾中學的學生上示範課。
結識賴瑞光校長卻是在農墾中學一堂語文示範課後。賴校長也來聽了課，課後邀請我們一家，第二天早上到海口華僑賓館喝早茶。
在喝早茶時，賴校長詳細介紹了海南農墾中學的曆史、現狀和未來的前景，盛情邀請我們來農墾中學工作。
賴校長真是一個非常會做說服工作的人，他講到農墾中學當時的工資和新建的高級教師樓，無法打動我，就轉而問我的兩個女兒讀幾年級，在哪裏讀書。當他得知我的女兒正在華師一附中讀書時，他馬上告訴我，你的兩個女兒如果到海南來參加高考，一定可以考上理想的大學。然後，他詳細介紹了海南高考的情況。我說，如果考不上呢？他說，隻要你願意正式調來農墾中學工作，如果考不上，我們就花錢給你買指標。賴校長如此求賢若渴，這樣盛情，還有什麽話說呢？於是，我緊緊握住他的手說，為了我兩個孩子的未來，為了你強烈的事業心，我一定會考慮來海南的。
可以說，1990年，我們舉家南下到海南農墾中學，是最早的高考移民。
最後說說，我們一家能從中國來的美國，還是“人緣”。
1993年，我們從武漢、湖南、四川到農墾中學工作的“大陸”老師，與農墾中學的海南老師，同心協力，取得那一年高考升學率全省第二名的優異成績，時任教育廳長謝峰逢會必講農墾中學“低分進，高分出”真經驗。報社記者、後來還有新華社記者前來采訪，賴校長讓我負責接待。因而與新華社記者尹鴻祝相識相知相熟。
我的小女兒從小就夢想出國留學，上大學後，特別重視學好英語，大一過四級，大二過六級，大三過托福，大四過JIE。1995年、1996年暑假，還住在北京“新東方”強化英語。1997年大學畢業，已經具備了出國留學資格。
1997年四月初，我到北京開會之餘，與老朋友、新華社記者尹鴻祝一起吃飯，恰遇他的朋友、教育部留學生處劉處長。我立即向劉處長谘詢有關留學事宜，明確告訴他，我的女兒今年大學畢業，想去美國留學，請他幫忙。他表示，現在公派很難，隻要有自費指標，首先就給我。
一個月後，尹鴻祝打電話給我，讓我馬上帶錢到北京辦自費留學的手續。劉處長已經幫我聯係到美國自費留學的指標，要到教育部留學生服務處交三萬美金。交錢後，該服務處給我一張臨時收據，明確告訴我，如果將來孩子能順利簽證到達美國，該服務處收取三千美金手續費，將在美國把二萬七千美金打到孩子的賬戶上。如果將來孩子簽證不能通過，就憑這張收據退錢，一分不收。
該服務處收費後，由中國駐美國大使館負責教育事務的賀念平先生負責聯係學校和辦理有關入境及入學手續。
1997年九月開學，我到女兒順利到美國來留學了。女兒碩士畢業時，我和老伴應學校邀請，第一次出國到美國，住在女兒就讀的學校研究生樓。在那座樓邊，有一個人工湖。有一天我們在美麗的校園散步，走到湖邊，看到一群野鴨棲息在那裏，女兒非常感歎：“連野生動物都知道選擇優美安全的生存環境，我們為什麽不選擇工作、生活環境更好的地方呢？”於是，她積極幫姐姐和姐夫技術移民到加拿大了。
從此，我和老伴就開始奔波在中國和北美之間了。
人生如夢，圓夢不僅靠自己拚搏，還要靠人緣！
“樹挪死，人挪活”，樹死在根，人活在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