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以忘憂
古稀之年，知足常樂，助人為樂，自尋其樂！
四、我的十年教學成長（28）
赴京修訂教材，住在人教社招待所
1986年8月1日，在太原，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高中語文分編型教材實驗工作會議。報到當天晚上，《寫作》責任編輯王連雲老師告訴我：“國正先生與我研究，決定請你參加《作文·漢語》的修訂工作。這是非常難得的學習機會呀！”
9月9日，人教社發公函到華中師大一附中，李水生校長欣然同意。我於9月21日到北京人教社招待所報到。
從踏上開往北京的特快列車那一刻起，心情激動，思緒難抑。
遙想二十年前的8月18日，我被選為武漢市的紅衛兵代表，第一次到北京……
1966年11月26日，我奉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革委會”之命，帶領短訓班部分紅衛兵，第二次到北京……
我第二次來北京時，找到了我的發小劉先旭，他請我去餐館吃了一餐大米飯，那是我在北京吃的最美的一餐了，因為紅衛兵接待站每餐吃的都是雜糧窩窩頭。先旭看到我穿的一雙球鞋，就說：“北京天冷，穿球鞋會凍壞腳的！”吃完飯後，馬上去商店給我買了一雙棉靴。他時任國家二輕部部長秘書。
彈指揮間，二十年一晃而過啊！
我到人教社招待所報到後，下午與王連雲老師見麵，他帶我出去熟悉人教社院內和周邊環境。人教社當時在沙灘後街55號，出大門向右走幾步，就是景山公園的東門，向左轉不遠，就是著名的“五·四”大街，還有“紅樓”。人教社大院裏更有許許多多的文人軼事。我們邊走邊聊，他說，這次修訂教材，人教社還請了你的老朋友、北京的張必錕先生，還有一位新朋友是江蘇常熟中學的語文特級教師朱泳燚老師，朱老師可能要晚一點到。張老師上午報到後就回家了，他明天早上來招待所，住在你隔壁。張老師可是老北京了，更是人教社的老朋友。他熟悉北京，更熟悉人教社的人和事。你這次跟他住在一起，可以隨時聽他講故事了。
（左起：朱泳燚、張必錕、王連雲、李培永在人教社合影）
我們轉了一圈回到招待所，王老師讓我先休息休息，他到時來請我去食堂吃晚飯。我謝謝他說，“我準備去看看老同學，明天早上，我們共進早餐吧！”
當我找到住在月壇街的發小劉先旭家時，他已經下班在家。我們聊往昔，不勝感慨；談如今，知足常樂。他知道我這次來京任務繁重，一個人住招待所個把月，叮囑我注意加強鍛煉，保重身體。在他家吃了晚飯後，他送我去乘車時說，你如果有時間就打電話給我，我約李小懷、郭進軍兩位校友一起來聚一聚吧！
（我與發小劉先旭在他家客廳聊天）
第二天早上，跟著王老師去食堂吃早餐。人教社食堂的早餐實在是品種多樣、價廉物美，我吃了兩個鮮肉大包、一碗稀飯加一小碟鹹菜，吃得真的好香啊！
上午，張必錕先生來了。我們雖然隻有兩個月沒有見麵，但一見麵還是有說不完的話。我為這次能與必錕先生朝夕相處、一起工作，感到非常榮幸，更覺得機會非常難得。三年多來，先生對我是關懷備至，不僅關心我的試教工作，高中剛開始試教《文言讀本》，就不遠千裏，親自到我們實驗班上文言文誦讀示範課，而且關心我的兩個女兒。1985年，他與人教社中學語文室的幾位編輯去香港考察，先生特地在香港買了一台英文打字機，返回北京途中，在武昌下車到我家，送給我的兩個女兒，並鼓勵她們一定要學好英語。
張老師一見麵，就高興地說：“你這次來北京，我們要在這裏住一個月時間，真是太好了！”
王連雲老師說：“培永這次來，是國正先生點的名。國正先生非常重視這次修訂工作，他最近在“八大處”參加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等會議結束後，準備在中學語文編輯室，開一次《作文·漢語》修訂工作會議。”
王老師說，一個月時間非常緊張，國正先生囑咐我們先按原定計劃開始工作。
第一次修訂工作會議於1986年9月29日上午，在人教社中學語文編輯室（以下簡稱“中語室”），召開《作文·漢語》修訂工作第一次全體會議，由責任編輯王連雲老師主持。參加會議的有副總編劉國正、中語室黃光碩主任、張厚感副主任、《課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長、初中《閱讀》責任編輯張定遠、張必錕、朱泳燚、李培永等八人。
王老師請副總編劉國正先生講話，國正先生傳達剛剛開完的，國家教委（教育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精神。特別強調有關教材改革的重要信息。他說，國家教委為保護各地出版社的語文教改實驗教材，製定了所有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中學語文教材，必選180篇課文的目錄；統一擬定各年級語文教學要求；中學取消邏輯教學；高考語文隻考語法實例，不考語法概念；文言文規定了必須掌握的“一些”常用實詞和虛詞，明確規定了高考隻考“淺易文言文”。
國正先生說，剛剛結束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討論並修訂了“語文教學大綱”，基本精神已經明確了。
他說：“我們人教社的這一套初中實驗教材，第一輪全國大規模實驗已經結束了，實踐證明了這套教材的可行性，編輯體例的科學性，為了把這套教材編得更好，以便明年在全國正式開始使用，我們決定進行修改。現成體例基本不變，主要根據執教老師和實驗班學生的意見進行修訂。修訂時要對教材有些單元的內容、例文、單元練習題等進行修改。修訂後《作文·漢語》，擬定名為《寫作》。為把這項工作做得更好，我們人教社建國以來，第一次聘請第一線的老師來參加修改，就是今天在座的，北京的張必錕老師、江蘇的朱泳燚老師和湖北的李培永老師，他們也都是我們的老朋友了。一個月時間確實有點緊，希望大家抓緊時間共同努力完成任務。”國正先生聽取了修改工作進度匯報後，請張厚感副主任、王連雲責任編輯，一定要安排好三位老師國慶節期間的娛樂活動和生活。
黃光碩主任的講話，主要從宏觀方麵談分編型教材當初的設想，讀寫教材分編，但讀寫教學要結合。從教學實際的角度考慮教材的編寫，是這套《閱讀》和《作文·漢語》課本最顯著的特點。所以，請三位來自第一線的老師，在修改時，多多提供你們的實踐經驗和體會，還有試教師生的建議和意見。特別是一些練習題的設計，怎麽改得更切合實際一些。
張厚感副主任，重點講了“課外練筆”和“學生例文的批語”以及課內作文學生“評改訓練”三個方麵的修改建議，希望我們先搞出一個基本框架來，再集中討論研究。
最後，王老師講了下一段的進度計劃，一定要在10月22日前，完成第一冊的修改任務。
其時，張厚感副主任經常來招待所過問修改工作進度、審閱修改質量，然後就與我們由此及彼，談天說地。
國慶節期間，厚感副主任還在王老師家，兩人一起宴請我們三位中學老師，準備了名酒，他還親自下廚，做了十幾道菜，邊喝邊吃邊聊，興之所致，無所不談。
我和江蘇來的朱泳燚老師真正見識了北京人，特別是必錕先生和厚感先生兩位畢業於北大的才子的睿智和口才。
必錕先生是湖南人，早年畢業於長沙湘雅中學，1952年畢業於北大，三十多年來，一直在北京教中學語文，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有關語文教育教學的文章，常見於報端和各地語文刊物。八十年代初，被人教社中語室聘為實驗教材特約編輯，負責文言文單元的編寫，每年暑假在全國初中實驗教材工作會議上文言文誦讀示範課。
10月1日，必錕先生一定要盡地主之誼，請我們幾個人去他家過節吃飯。我們先到他家，在等候王連雲老師時，他請我們欣賞鋼琴名曲，每彈一曲之前，他都要講解名曲之名的由來。一口純正的普通話，字正腔圓，娓娓道來，生動再現了名曲誕生的背景，故事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活靈活現。他講得津津有味，我們聽得興趣盎然，讓我永遠都記得蕭邦的《黑狗》和貝多芬的《月光》那優美動聽的名曲之名由。
厚感先生與必錕先生是北大校友，幾年來一起從事語文實驗教材編寫，情同手足。兩人一起聊天，他口若懸河，非常健談也非常敏銳，小酌慢飲，談吐間不時流露出精彩語句。
厚感先生喜歡喝點好酒，酒量不大，喝得不多，但酒後話就多了。當時不知怎麽扯到當官的事，他笑著問必錕先生：“必錕兄，你最近與你的老同學吃飯沒有啊？”
厚感先生說的“老同學”，就是時任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當年與必錕先生是北大中文係的同學，參加革命後，肄業成為了職業革命者，後來逐步成長為職業革命家了，當了北京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他隻要有機會有時間，常與北大學友聚餐，在一起敘學友之情，聊天下之事，暢所欲言，不分彼此，其樂融融。
“今年他特別忙，到現在快一年了，還沒有來參加過一次活動。你想說什麽？盡管說吧？”
厚感先生說，俗話說，為人不當官，當官都一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們這些讀書人，隻知“書中三昧”，哪懂“官中三味”。西方民主社會，那些“議員”，要想當好，當長久，就得學會“小罵大幫忙”。而封建集權帝製，像魏征那樣敢於直諫，妄議皇上，大都不得好死。幸虧他遇到了“明君”李世民， 在他死後下詔厚葬。感謝魏征讓他懂得了“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厚感先生是性情中人，他六十年代初北大畢業就在人教社中語室當編輯，辦公桌與張中行先生麵對麵，共事二十多年。他與張中行先生亦師亦友之真摯感情，隻要看他執筆的《沉痛悼念張中行先生》，就一目了然。
我這次來人教社參加修訂實驗教材之前，我們華師大中文係的劉興策教授，托我請厚感先生為他主編的《語文教學與研究》月刊，寫一篇有關高考方麵的文章。我剛來不幾天，在厚感先生到我的房間來看我時，就直接對他說這件事。厚感先生爽快地說：“好啊!有一年我與劉教授一起參加高考命題時相識，他是一個非常厚道的人，善於做學問，還不怎麽懂經營之道。我一定會幫幫他的。”
記得10月10日，時任高中語文實驗教材閱讀責任編輯周正逵先生，請我們去他家吃晚餐，席間還有河南省教委張進副主任。吃完飯後，厚感先生聊興未盡，與王連雲老師一起再回招待所繼續聊。也不知道是不是見到那位副主任之後有話要說。王老師關注的是具體工作，表示一定要在22日之前，完成第一冊的修訂。厚感先生酒後吐真言，他關心的是整個語文教育教學，宏觀要控製，但是不能像教委那些人那樣去管控，像他們那樣隻能把語文教學管死！他情不自禁地說：“語文教學還真他媽不是誰都可以來管的！”
厚感先生是語文教育教學專家，還雅好文墨，學郭沫若體，微妙微俏，四川“樂山大佛”就是厚感先生的題字，有稍懂文墨的遊客還以為是郭老的墨寶。他的詩歌也寫得非常好，以至於有老師聽說他要參加高考命題，立即警示學生，今年高考要考詩歌的！
一晃三十五年了，斯人已逝，當年的人教社也人是物非，但是厚感先生和必錕先生永遠活在我心中！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王連雲老師是人教社中語室分編型教材初中《作文·漢語》、高中《寫作》課本的責任編輯。初中《作文·漢語》與初中《閱讀》課本配套。高中《寫作》自成係統，獨立成冊。這套分編型教材是建國以來改革步子最大、試教規模最大的一套教改實驗教材。第一輪實驗，全國除了港澳台和西藏外，其他各省市都有四個重點中學各一二個班，參加從初一年級到高三年級長達六年的試教實驗。各省市教育廳局指定專職教研員負責領導試教。
再說試教教材。人教社副總編劉國正先生負責，組織中語室編輯和特約編輯，分別編寫初中《閱讀》和《作文·漢語》（86年修訂後為《寫作》）；高中閱讀課本：高一年級《文言讀本》、高二年級《文學讀本》、高三年級《文化讀本》，《寫作》一、二、三冊。另外還有《現代文課外讀本》一、二、三冊。
1988年10月15日，周正逵老師到武漢開會，離漢前，他與我談高中實驗教材修訂工作，重點談關於高中實驗教材《寫作》的修改思路。
他認為王連雲老師的高中《寫作》教材，較之初中修訂後的《寫作》教材，有了比較大的突破，但是總感覺還沒有完全跳出老框框。他希望我說說試教實踐之後的體會。
我認為，從建國之初到八十年代初，中學語文隻有一本《語文》書，而且課文是“文選型”的，人教社推出的重點中學初中語文分編型教材《閱讀》和《寫作》，是開創性的改革，特別是試教師生寫作教與學，終於有本可依，增強了教學的計劃性和科學性。從1982年9月到1985年7月，三年初中試教實踐證明，《作文·漢語》課本有效地提高了學生的寫作能力和說話能力，三年來，我們在試教過程中，以指導學生不斷改進學習方法，適應改革教材的教與學，經過有計劃、有步驟地訓練學生“敢說、多說、會說”，“愛寫、多寫、會寫”，培養了學生的說話能力和寫作能力。少數學生在我外出開會期間，走上講台組織教學，效果也不錯。盧山同學寫的課外練筆文《我第一次走上講台》（見《作文通訊》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生動地再現了學生自己上課的情景，集中反映了學生不斷增強的能力。
1985年6月3日，國正先生和定遠先生特地來我們華師一附中實驗班，參加語文課代表孫燕主持的“語文教改實驗匯報會”，定遠先生聽了學生的匯報後，鼓勵學生說：“你們很會說話，說得很得體，有的同學還有點風度。希望你們繼續練好說話，練到出口成章。”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的實驗成果受到湖北省教研室和人教社的高度重視。其直接原因是學生在6月28日中考結束後，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由湖北省教研室組織學生參加1985年全國高考語文單科測試，與當年高考學生同時考試，試卷交華中師範大學高考閱卷教師評改。考試結果為人平61分，比當年湖北省應屆高考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當年高考語文命題組負責人章熊先生審閱了學生的答卷後，在《語文教學與研究》上發表文章，充分肯定這批參加語文教改實驗的學生的語文能力，是平時訓練的結果。
實踐還證明，寫作教學有本可依，課堂教學搞活了，學生思維活躍了，就能在寫作過程中進一步發揮創造能力。三年來，我班有二十五人次分別在《語文報》等刊物報紙上發表了各種文體（包括創作的小說）的優秀作文。其中兩人榮獲天津新蕾作文邀請賽二、三等獎；一人榮獲84年武漢中學生作文競賽乙等獎；兩人榮獲85年武漢少年兒童征文比賽二、三等獎；王江同學的《假如我是武漢市市長》，時任武漢市長吳官正閱示後的回信，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報道後，在全國引起了巨大反響。王江的優秀作文和日記選己由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編成全國第一本中學生個人作文集——《少年改革者的大膽設想》。她的這篇優秀課外練筆文被王連雲老師編入了人教社高中實驗教材《寫作》第一冊。供她本人和她的同學們學習。
所以，我認為王連雲老師和所有參與編輯《作文·漢語》的老師們功不可沒。寫作教材從無到有，奠定了中學語文寫作教學的科學性和計劃性的基礎；按單元編寫與閱讀教學單元橫向讀寫結合，縱向按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係列，一個單元集中解決一種文體的一二個重點問題，以螺旋式上升的態勢穩步提高，解決了寫作課堂教學三種文體的具體內容的係統性和訓練的可操作性。
初中《閱讀》課本，按單元編排，每單元教學程序為：先講讀課文、再課內自讀、後課外自讀。《作文·漢語》課本的單元編排與《閱讀》單元密切結合，每一單元閱讀教學程序完成之後，就是寫作訓練程序的開始：先講《作文·漢語》單元寫作的基礎知識、自讀課本上的學生優秀習作、然後進行寫作訓練、學生自改和互改訓練。這套課本編者的意圖是著重建立現代語文讀寫能力的訓練序列。自1982年教材問世以來，語文單元教學的研究方興未艾。大家都在探索單元教學與訓練序列的關係、單元教學過程中講讀課文與自讀課文的關係、課內自讀與課外自讀的關係。講讀、課內自讀與課外自讀三者之間的關係，有老師結合葉老講的“學步法”，形象地比做“看我走”、“扶你走”和“放你走”三類不同課文的教學法的特點。
周正逵老師同意我的上述看法，我回憶了與王連雲老師相識、相知、相熟的難忘經曆。
我們相識於1983年暑假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試教工作會議。
8月4日上午《作文·漢語》責任編輯王連雲老師講作文教材編輯理念、體例和具體的教學方法及建議。會後，張必錕老師介紹我認識了王連雲老師。
從83年開始，人教社每年暑假都召開全國實驗教材工作會議，84年在蘭州，85年在青島，86年在太原，87年在上海，88年在西安開總結表彰大會。每次開會期間，王老師都要找我詳談寫作試教情況，告訴我如何收集整理一手資料，指導我對試教資料進行科學分析。
一個月時間，在人教社地下室招待所，朝夕相處，在王老師的領導下，如期完成了修改任務。在最後一次工作會議上，國正先生和張厚感副主任肯定第一冊修改任務，達到了預期目的，感謝大家，特別感謝來自一線的我們三位中學老師。同時宣布，後麵五冊的修改工作繼續請我們三人參加，不過再不集中到北京來了。請王連雲老師把修改的具體任務分給各位，按這次的修改原則和方法，各人在家完成初稿後，掛號寄到人教社，請厚感和連雲兩位審閱後，提出再改的具體意見，再回寄給三位老師修改後，交給王連雲老師匯總定稿。
我在會上發言，非常感謝國正先生、中語室黃光碩主任、張厚感副主任，還有王連雲老師、張必錕老師和朱永燚老師，感謝他們對我的關心和幫助，特別感謝國正先生和中語室對我的信任和鞭策，讓我繼續參加修改工作。但我有一個想法，不知是否合適，是否可行，請領導決定。
我的想法是，把人教社分給我的後麵五冊的修改任務，交給我們湖北省參加第一輪試教的另外五位老師來分別完成。因為我們這六位老師在湖北省教研室的領導下，第一輪初中試教都取得了豐碩成果，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他們五位老師都比我強！請各位領導考慮行不行。
後來中語室領導與湖北省教研室領導商定同意我的建議，由那五位老師在省教研室的指導下完成了人教社的修改任務。
王連雲老師當時盛讚我的團隊意識非常強，其實，我在人教社中語室感受最深刻的正是全體編輯的親密無間的團隊意識。否則怎麽可能為中學生編出那麽多優秀教材呢？
然而，當周正逵老師把他的高中《寫作》教材設計思路說給我聽了之後，我不得不佩服他！
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而有序：高一，思維和語言；高二，思路與章法；高三，思想與理義。
憑直覺，高中《寫作》教材的修改，“正逵思路”比“連雲思路”可能要好一些。
後來我調到海南去了，離語文教改實驗越來越遠了，也不知道後來高中《寫作》實驗教材的修改，到底是按“正逵思路”還是“連雲思路”。但是，我想不論是按哪位的思路去修訂，一定還是人教社中語室團隊的最優秀的寫作教科書！因為我知道他們都是國正先生最得力的資深責任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