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抒懷（二）

八十抒懷（二）

1984年9月中旬，一個周一的上午八點，上課前幾分鍾。湖北省教研室的譚愛旭老師帶了十幾位老師來到我的教室門口。我正準備上第一節課，他回頭看了看吳主任後，對我說：“吳主任帶海南農墾係統的老師來我們湖北聽課學習，省教育廳安排他們到華師一附中來，教導主任說第一節課就聽你的。”我馬上表示歡迎，立即安排他們到教室後麵就坐。

現在也記不清當時上課的內容是什麽，反正我一貫堅持的原則是，不論誰來聽課，我都按教學計劃該講什麽就講什麽。下課以後，聽課的老師們非常興奮，謝謝聲不斷。帶隊的吳主任對譚老師和他們聽課的老師們說：“我們這樣突然襲擊式的推門聽課，聽到的、看到的都非常真實。李老師教態自然，講課要點清晰，重點突出，學生主動學習、思維積極、課堂氣氛非常活躍！感謝李老師為我們上了一節很好的非常真實的語文課。”吳主任握著我的手說：“請你在方便的時候，一定到我們海南來，給我們農墾局的語文老師講講課吧！”

吳主任是海南靈山人，高高的個子，健壯的體魄，典型的海南人，說的是標準的海南普通話，為人特厚道。他回海南後，請他們教研室的語文教研員李德雄老師經常與我聯係，互相交換教學教研信息。每年快到放暑假之前就發邀請函，一定要請我去海南講學。

（2023年12月回海南，專程去看望吳主任。）

非常遺憾。那幾年，每年暑假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都安排了全國性的實驗教材改革工作會議，1984年在蘭州，1985年在青島，1986年在太原，1987年在上海，1988年在西安。每次會前要準備寫論文和總結材料，會議結束以後，回到武漢，省教研室教研員張良謨老師，還要組織四個學校參加實驗的執教老師集體備課。從1983年到1988年，六年寒、暑假都在忙實驗教材改革的事情。

1989年暑假，吳主任又一次邀請我們去海南講學，並說，如果這次不來，以後可能就沒有機會了。大家都知道那一年發生在北京的震撼全球的事件之後，所有全國性的會議都取消了。唯有海南可以舉行大型會議。於是，湖北省教研室的譚老師就組織我們去海南農墾總局講學。

我們一家四口第一次有機會一起出行，而且是到海南島，兩個孩子特別興奮。上島以後，吳主任安排我們住在農墾總局第四招待所，講學時間是一周。

我主講語文，結合六年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的實踐，介紹了全國及湖北省的語文教學改革的大趨勢、具體做法及取得的初步成果。還借海南省農墾中學初中部曾建儀老師班上的學生上示範課。上完課後，再結合那節課的教學內容，講我是怎樣備課、怎樣設計教案，在課堂上如何根據具體情況實施教案等等。農墾總局教研室組織全局一百多個農場中學的語文老師來聽課。他們對我的報告和示範課非常滿意。其時，海南農墾中學的賴瑞光校長也來聽了課。聽完課，他盛情邀請我與家人，第二天早上去海口華僑賓館喝早茶。

華僑賓館是海南剛建省時海口最豪華的賓館，喝早茶時，賴校長滿腔熱情地極力說服我調到農墾中學來工作。賴校長是一位非常善於做思想工作的領導，他見我不為特區的工資待遇、三房二廳的新建高級教師公寓住房福利所動，看著我的兩個女兒，笑著對我說：“如果你調到農墾中學來，她們兩個，你的兩個寶貝女兒將來一定可以考取理想的大學。”然後，詳細介紹了海南建省初期高考招生的許多優惠政策。賴校長這一招，真是一語中的，擊中了人到中年之我的軟肋。我立即緊緊握住賴校長的手說：“賴校長，為了您強烈的事業心和如此求賢若渴的誠心，為了我兩個女兒的美好未來，我會考慮到農墾中學來助你一臂之力！”

講學活動結束了，我們一家從海南回到學校。我的高中同班同學、當時也在華中師大一附中執教數學實驗班的遊麗昭，問我海南之行有什麽收獲。我重點向她介紹了海南省高考的有關政策和賴校長的盛情邀請，她問我的打算，我說為了兩個女兒的未來，我去海南！她向來處事果斷，馬上說，我跟你一起去！當我把這個信息告訴賴校長後，賴校長非常高興，立即邀請她去海南農墾中學考察一周。她回武漢就更加堅定了去海南的決心。

於是，我和遊麗昭兩家一起，於1990年9月率先調往海南，接著，水運生和張重謹夫婦、胡承輝和王孝模夫婦、李國光和李更儀夫婦，他們幾家也相繼調來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們雖然都在武漢教書，但是少有聯係。機緣巧合，我們四家（從左至右先生都站著，前麵坐著夫人：李國光和李更儀夫婦、胡承輝和王孝模夫婦、水運生和張重瑾夫婦、李培永和聶靜儀夫婦。）還有遊麗昭夫婦、吳多星夫婦一起接受農墾中學賴瑞光校長的盛情邀請，調到海南省農墾中學任教。

再說，我們這群武漢人調到農墾中學以後的情況吧。

我們都是湖北省重點中學的高級教師，三個語文老師、兩個數學老師、兩個英語老師、兩個化學老師。一到農墾中學引起的震動就不必說了。

隻說賴校長當時決定，讓我們到應屆高三去抓升學率，我對賴校長說，您這樣安排，可以說，我們這群武漢人去抓一年，明年學校的升學率肯定可以上去一些。但是我懇請您從長計議，我們都是正式調來的，不是隻在這裏工作一年，而是一輩子，如果現在把那些教了兩年畢業班的老師撤下來，我們去教，就算明年升學率上去了，別的老師，特別是那些被換下去的老師服氣嗎？我建議，您考慮並組織學校主要領導，研究製定一個三年計劃，初中高中都從起始年級抓起，三年後，我們這群武漢人不僅讓其他老師對我們刮目相看，而且一定會讓農墾中學在海口市乃至整個海南省引起轟動效應！

賴校長不愧是優秀校長，不僅能禮賢下士，廣招人才，而且虛懷若穀，從善如流。他尊重我的建議，製定了一個把農墾中學建成全省一流中學的六年規劃。而且，安排我們這群武漢人都從起始年級教起。

我和遊老師任高一年級的班主任，她的班偏重理科，我的班偏重文科，我們兩人互教對方班的語文和數學，胡承輝老師教教兩個班的英語。也就是說湖北省兩個頂尖省重點中學的三位高級教師負責的兩個班，三年後要是不出成果那才是怪事！

三年後，果然不出所料。我們這一屆的高考升學率，名列海南省第二名。直逼年年第一的海南中學，轟動全省，引起省教育廳的高度重視。時任教育廳長謝鋒逢會必講：“低分進高分出”，是農墾中學的成功經驗，比“高分進”的海南中學更值得各學校學習。

1991年教師節，海南省政府決定評選第一批特級教師。按省政府規定農墾中學可以上報民主推薦前四名的個人材料。學校民主推薦第一名是賴校長，第二名是黨委書記林尤鎗，第三名是副校長趙建南，第四名是李培永。賴校長當時在大會上說：“我自從當校長後二十多年沒有上課了。感謝大家推薦我，但是我不夠格當特級教師，以後評特級校長時，你們再選我吧！”當場依次補上一位老教師，上報農墾總局教育處研究，報省教育廳的兩位申報人是趙建南（數學老師）和李培永。

1991年12月26日，省教育廳通知我到該廳電教招待所報到後才知道，這次負責考評語文特級教師的是省教研室田厚謙主任、海南中學語文教研組長楊俊良老師和三亞一中特級教師梁啟聖。

這次全省各縣市和農墾總局，上報參加考評語文特級教師的共有十位，除我和海南中學的吳蔭華老師之外，其他八位都是校長。

十位申報人全部報到之後，田主任主持會議，並宣布這次考評程序。所有參加考評的老師都必須上兩次課：第一次考評課，今天就在這裏抽簽決定上課的內容和上課的地點。內容是三本高中語文課本中，專家指定的篇目，抽中哪一篇就講哪一篇，就在這裏準備，不能回家。明天上午，上課地點分別在海南中學、海口一中和僑中，抽中哪個學校就在那個學校，不得調換。第二次考評課，在參加考評的教師所在學校，聽課時間由考評組決定，不提前通知，考評組隨到隨聽。

田主任還沒有講完，有三位校長問他，是否可以不講課。田主任說，可以不講課，但是不上課就不能參評。那三位校長說他們二十多年沒有上課，不參評了，當時就走了。他們三位與賴校長事前就主動退出相比，簡直是天淵之別呀！

田主任接著講，在教學業務方麵，考評小組還要檢查教案和批改學生作業的情況。在教學研究方麵，必須提交至少三篇，在國家級學術專業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在德育工作方麵，要考察班主任工作的業績。最後，還要到學校開座談會，聽取師生的意見。

 我抽的課文是高二的自讀課文《警察與讚美詩》，要求一課時完成教學任務，地點在海口一中。

聽課的隻有三位評委，但是，海口一中教導主任沒有聽清楚上級的電話通知，把我要去上課的那個班的學生，調到學校一樓很大的階梯教室等候。等我和三位評委走到四樓那個班的教室門口，一看教室空無一人。田主任立即打電話，該校教導主任馬上去階梯教室，帶學生回自己的教室上課。盡管這節課來回折騰了七八分鍾，還是上得非常成功。三位專家打的平均分為95.7分。我的教案平均分是95分；作業批改平均分是89.7分；教學研究得分97.7分；德育工作95.3分；群眾意見84分。上述各項分數分別乘以“加權係數”，最後總評實得分為94.11分。“專家學科小組結論”：“完全具備特級教師條件”。

1992年教師節，海南省政府舉行慶祝教師節大會，給首批特級教師頒發《特級教師證書》，在《海南日報》上公布首批特級教師名單，語文特級教師共五名。

1991年，我被評為海南省首批特級教師以後不久，接到海南省人力資源廳職稱處的公函，聘我任海南省中學高級職稱評委會的評委。該評委會負責每年評審全省各市縣和農墾教育係統報省廳審批的高級教師資格。

當評委評審別人，不由得想起自己當年被別人評的時候。此時，尤其需要換位思考。

當時，我雖然到海南時間不長，由於工作需要，也經常到下麵農場去，親眼目睹那些常年工作在農場的老師們艱苦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深感他們能幾十年如一日堅守之不易。因此，我隻要看到來自農場或農村中學老師的材料，審閱後，沒有原則問題，一般都予以明確結論，簽名同意。也曾幾次與有的評委發生過爭執，比如有評委在申報人“自述”材料中發現幾個錯別字，便大發感慨，這麽簡單的幾個字都寫錯了，怎麽當語文高級教師？我就說，中國漢字浩如煙海，語文老師也不能保證自己就不寫幾個錯別字，不能因為幾個錯別字就全盤否定一個人。特別是那些在邊遠地區的老師，年過半百，好不容易能有這樣的機會參評，即使我們這裏通過了，評上高級教師了，也許他所在的地區財政，一時還不能兌現他們的職稱工資。僅僅隻是滿足了他們的心理需求，我們何必去傷害他們善良美好的心願呢？

海南省中學高級職稱評委會每年參加高級評審的評委，由電腦隨機抽取。每年參加評審的評委不盡相同。但我當評委多次，每次都是這樣一種心態，所以，經我評審的申報老師的資格一般都通過了，也因此被有的評委稱為“老好人”。為了那些長期堅守在邊遠農村的好人心想事成，我願做不為他們所知的老好人！

1993年，我在海南高考閱卷點作文組當組長，副組長是海南中學的教導主任，也是海南省首批五位語文特級教師之一的吳蔭華。

海南省第一次評特級教師時，與吳蔭華主任相識，後來成立海南省中學語文教研會，經常聯係，相處和諧。吳主任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再後來，我和吳主任都被海南省人力資源廳聘為中學高級職稱評委會委員，聯係更密切了。我們在語文教育教學的重大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分歧。

我們第一次在高考作文閱卷組合作，吳主任說：“你坐鎮辦公室，負責全麵工作。我懂海南話，負責巡視各小組閱卷動態，每天上、下午最後半小時時間碰頭，研究閱卷進度和閱卷質量。”

頭三天閱卷平靜結束，平安無事。

第四天上午，吳主任巡視時，發現一對搭檔為一份試卷的評分各執一詞，互不相讓。請他們到辦公室來談談具體情況。

這一對搭檔，一個是中年教師，一個自報是海南師院碩士研究生。中年教師認為研究生給那篇作文評分太低了，請研究生考慮是不是再看看，可否提高一兩個檔次給分。研究生認為沒有必要了，說這個學生的作文就不能稱之為作文，給他最低檔次的分數都高了，拒絕改分。中年教師就拒絕簽名。

我和吳主任仔細看了那篇作文後，吳主任說：“我先說說個人看法，這篇作文確實寫得不怎麽好，但是，對照評分標準，我同意他（指中年教師）的看法，至少提高一個檔次，最好提高兩個檔次。為什麽呢？第一，這個學生的書寫比較規範，卷麵比較整潔；第二，所寫的內容是健康向上的。當然，問題也是非常明顯的，就是文章結構比較亂。所以給40分左右，即三四檔次之間，比較恰當。李老師的意見呢？”

還沒有等我說話，那位研究生說了一句：“怎麽都是這種水平？”不辭而別。

我請中年教師先回去繼續閱卷。

吳主任也說了一句：“我們這種水平，當他的導師都綽綽有餘，你說，我們兩人是不是有帶研究生的資格？不就是一個碩士嗎？”

我請吳主任不要與他一般見識，再請他來好好談談吧！

我去請來那位碩士，請他先聽聽我們的意見，真是沒有想到，他真的好有個性。就站在辦公室門口那裏，說：“沒有什麽好說的了，你們看著辦吧！”

怎麽辦？我和吳主任商量後，請示考試局李大維副局長，為了對考上負責，把他調去評改閱讀題吧。經局長批準同意，我去通知那位碩士，又沒有想到，他再次不辭而別。

我和吳主任都認為，這不僅僅是他的個性問題，哪個人沒有一點個性？從他所受教育的程度來看，應該說是我們基礎教育的失敗，是我們沒有重視從小，對孩子們的“規則意識”的教育醸成的後果。在社會中，與人交往基本禮節古已有之；在工作中，必須尊重他人的意見或建議，必須遵守公共規則等等。

我們現在的教育，就是從小為孩子選學區房，讀重點小學、中學，課外請名師“一對一”輔導，上興趣班，特長班等等不一而足。家庭教育如是，學校教育同樣忽視對學生的品德教育。所以像這位碩士生不懂禮儀的現象，真是見怪不怪了。他開始在閱卷中與“中年”老師發生矛盾，就是不懂在工作中與他人合作的基本禮節，言語中明顯表現出高傲態勢，拒絕合作。接著對吳主任和我仍然不可一世，完全沒有一點規則意識，更不懂為人處世的常識。最後，他的結局當然是咎由自取。

我們的高考作文閱卷組沒有因為少了一位碩士生，而影響了閱卷進度。我希望碩士生反思一下，這個地球，少了誰都照樣在轉，不論你是偉人，還是所謂“能人”，如“碩士生”那樣的！建議中文係畢業的碩士生，有時間的話，讀一讀管仲寫的“禮義廉恥”,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以禮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