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抒懷（一）

                                                                  八十抒懷（一）

2015年7月，我的兩個女兒分別從加拿大和美國飛回武漢，為我和老伴做七十歲壽辰。

（左右兩邊是我母校語文組的同事，右邊胡茂良和孫明理，左邊甘曉星和他的先生朱學俊）

原來我們隻準備在酒店定三四桌，親朋好友三四十人聚在一起熱熱鬧鬧過生日。不知怎麽的，後來有一百多人，聞訊趕來東湖“亢龍”酒店，祝賀我們七十壽辰。特別讓我感到非常高興和幸福的是，華師一附中1982屆初中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班的學生陳雲鶴、王豔、陳彩萍、陳薇得知消息後，趕到酒店來祝賀我們生日快樂。我手中的鮮花，是身在海外的學生們打國際長途電話，特地在武漢鮮花店預定，請花店老板準時在壽宴開始時，送到亢龍酒店宴會廳，再請在場的同班同學送給我。我們合影留下了那非常幸福的歡樂時刻！

（左起班長陳雲鶴、王豔、李培永、陳彩萍、陳薇。）

一晃十年了，不知不覺已經八十歲了。

特別讓我自豪的是，我的人生八十年，當了一輩子中學語文老師。本來讀高中時，像我的很多同學一樣，堅信“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考大學讀理工科。事不如人願啊！參加1965年高考，因“不宜錄取”而名落孫山，被武漢市教育局直接錄用為中學語文老師。接到錄用通知書，在家糾結了一個月，去師資短訓部接受培訓，將來當語文老師，還是遠走他鄉，到新疆屯墾戍邊。學校團委書記蔡清萍老師多次找我談心，曉之以“團員必須服從組織”之理，動之以情，勸說我要想一想，自己因肺結核病休學一年，到現在也不到三年時間，這樣的身體肯定不能適應寒冷的北方生活。留在武漢當老師吧！父母也耐心勸我聽老師的話，去學校報到吧。一個月後，過了國慶節，才到湖北省實驗師範學校師資短訓部語文二班報到。

報到時，二班的班主任黃娉琴老師滿腔熱情地接待我。年輕漂亮的黃老師是從印尼回來的華僑，對我這個遲到的學生沒有一句責備的話。從始至終一直微笑著輕言細語詢問，是不是遇到了什麽困難？後來，她告訴我，一直在等我來當班長。說完，就帶我去教室，她非常高興地告訴大家：“今天李培永同學來報到啦！我們班五十位同學到齊了！他以後就是你們的班長！”

原來決定短訓一年時間，沒有想到，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學校通知我們立即結束實習，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67年12月17日，才結業分配到武漢市水廠路中學當語文老師。

此生難忘初教時。69屆11班的學生，是我走上三尺講台教的第一屆學生，教語文，還是他們的班主任。
自1967年停止大串聯，師生回學校“複課鬧革命”以來，中小學就沒有教材。說是教語文，可是沒有課本，教什麽呢？《毛主席語錄》（當年簡稱“紅寶書”），“老三篇”（毛主席的三篇著作：《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的社論，這就是那時師生共同學習的全部“教材”。各科都沒有課本，也就沒有作業，學生想來就來，不想來，老師也沒有什麽辦法。那個年代，全國各地的中小學生大都如此！

十年文革，我做了兩件大事。在水廠路中學征得時任書記劉政秀的同意，與武漢市勝利中學當語文老師的陳培芳老師一起，於1974年創辦了三項棋類（圍棋、象棋、國際象棋）訓練班。後來來從訓練班走出去的成名棋手有：圍棋七段國手閆安、李楊（女），女子全國象棋亞軍陳淑蘭等。當年到棋類訓練班來的教練有：圍棋名人劉炳文、1958年全軍象棋冠軍陳培芳、青年優秀象棋選手柳大華、國際象棋湖北省冠軍劉成萬。辦棋類訓練班的經曆，及後來的成果告訴我，“名師出高徒”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再就是到水廠路中學報到時，在學校迎新座談會上，與一見鍾情的聶靜儀談情說愛、結婚生了兩個漂亮女兒，在她們最需要陪護的幼年兒童時期，我們全程精心養育，讓他們身心健康成長。

待到她們上小學時，我幸遇貴人華師一附中王仕良主任和袁福老校長，曆經艱難曲折，從武漢市礄口工業區，調到了武昌文化區，住在久負盛名的千家街華師一附中校園。兩姐妹在武昌區中山路小學讀完小學，順利進入華師一附中讀中學，為她們後來考上大學繼續深造夯實了基礎，更為他們後來出國留學創造了有利條件。

回頭望這一輩子，曆曆在目，實在太快了！最難忘的還是回到母校華師一附中的十年。其中六年時間，從初一到高三，執教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分編型《閱讀》和《寫作》教材改革實驗班。

1982年8月28日，華師一附中初一（2）班五十位學生，及大部分學生家長來報到了。他們被告知，這個班是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班，將使用人教社的分編型語文改革教材《閱讀》和《作文·漢語》（1986年修訂後，定名為《寫作》）。這是建國以來改革步子最大的一套教材，也是試教規模最大的一次教材改革實驗，全國除西藏和香港澳門外，各省、直轄市都有兩個城市和兩個農村的省重點中學參加試教。湖北省有武漢市的華師一附中和武昌實驗中學，還有黃岡中學和沙市三中共六個班的學生參加了試教。

教育部高度重視這次教材改革實驗，要求人教社每年暑假組織全國的試教班執教老師、省市教研室的專職教研員，參加實驗教材備課工作會議。屆時，各位編輯講讀教材編輯理念、體例、教學建議。湖北省教研室教研員張良謨老師，每年暑假帶試教老師參加全國會議，回漢後組織試教老師集體備課；每年寒假組織試教老師集中閱卷評分總結。我們學校袁福校長，為了保證試教成功，特別安排資深語文老教師汪厚鐸專職指導三年。汪老師與我一起備課、聽課、評課；還有語文教研組長吳六林和特級教師陳治平督導。

為了不辜負學生和家長的期待，不辜負袁校長的重托，為了自己在教學上快速成長，從試教第一天開始，我堅持每天寫“三記”：班主任日記、教學後記、日記。每一節語文課後，寫得失，記錄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特別記錄公開課、示範課的全過程，還有“推門聽課”後，那些聽課老師的評價。僅初中三年，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聽課老師一千多人。

為了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和水平，特別重視培養學生的思維方式和思維能力。我書桌上有兩本指導我進行語文教改的“教學寶典”：《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和錢學森編著的《關於思維科學》。

我能從同輩人中脫穎而出，除了客觀條件有利於我之外，充分發揮主觀能動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長達六年的語文教改實驗過程中，我既沒有因一時的成功而陶醉，也沒有因暫時的困難而氣餒，更沒有因人為的阻力而畏縮，始終堅定不移地在改革實踐中不斷摸索。為了不愧對袁福老校長的信任和栽培，不辜負實驗班學生及家長的期望，我全身心投入到改革實驗中了。每學年起始有計劃，結束有總結，每學期有小結，每一單元有安排，每一天有班主任日記，每一課有“教學後記”。我無暇顧及別人的議論，有“爭議”就讓他們去“爭議”吧，每天有幹不完的事，哪有時間去聽閑言碎語呢!

六年時間內，僅班主任日記和教學後記兩項，手寫了400多萬字。根據這些記錄，撰寫有關語文教改的論文50多篇，公開發表在《人民教育》、《語文教學通訊》、《語文學習》、《語文教學與研究》、《中學語文》等雜誌上。其中，《語文教學要麵向未來》一文，參加1985年全國中語會主持的教學論文評選，被該會確認“該文具有一定的學術水平”，獲“榮譽證書”；《敢說·多說·會說》一文，獲1985年武漢市中語會“優秀論文獎”，同時被選為湖北省參加1987年全國中語會的論文，後被選人全國中語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語文教學改革新成果選粹》(廣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

初中試教成功，1982年入學時全班50人，隻有33人，是按武漢市中招班劃定的省重點中學錄取分數線錄取的。1985年中考，達到省重點中學高中錄取分數線的學生增加到37人。

按教育部、人教社、省教研室和袁福校長原定試教六年的計劃，因袁校長退休，時任李校長同意繼續進行高中語文教材改革實驗，但堅持按學校例行規定“抓鬮”分班，執教實驗班的李培永抓到的那個班，就是高中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班。結果，初中實驗班考上高中的學生，隻有五人被我抓來了。其他三十二名學生和家中紛紛來學校找校長，要求繼續參加高中語文教改實驗，都被拒絕。

初中實驗班語文課代表孫涵以優異成績考取華師一附中高中，結果沒有被我抓到。孫涵的媽媽多次找李校長反複請求說：“我和她爸爸都是學理科的，他爸是研究、設計船舶的高級工程師，我一直是醫生。我們原來是希望孩子學理科，將來接我們的班，但是自從她進了初中語文實驗班後，就特別喜歡學習語文實驗教材，更喜歡寫作。中考完後，一個假期，她寫了一部五萬多字的中篇小說。請校長支持孩子的選擇吧！”說完，把孫涵的小說初稿給李校長看了看，校長表示學校對有特殊才能的學生一定會特殊培養。家長說：“我們不需要特殊培養，隻要求繼續參加高中語文教材改革實驗！我的孩子明確表示了，如果學校不同意她繼續讀實驗班，她馬上轉學到有實驗班的中學去！”校長這才答應一定解決孫涵轉班的要求。李校長最後隻批準孫涵和聞名全國的“小市長”王江兩個學生，轉到高中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班。

王江初中寫的課外練筆文《假如我是武漢市的市長》作為範文，當時已經編入人教社高中實驗教材《寫作》第一冊，供高一年級學生學習寫課外練筆的範文。

孫涵到高中實驗班後，繼續擔任語文科代表。李校長同時把她在中考結束後創作的中篇小說《正值青春年少時》交給我，囑咐我盡快製定特殊培養計劃。

初中語文實驗班被拆了，重組高中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班，困難重重，剛開學時，我寫信給人教社劉國正先生傾訴苦惱。國正先生及時回信：

培永老師：

來函敬悉。

語文教學必須改革，你有改革的大誌，而且紮紮實實地在實踐著，積以時日，必見成果。中間出現一些曲折，應在意中。且高中試驗另換新班，固然增加了困難，但也會多一點經驗，望快然當之。

征途何處無風雨，更望花繁桃李枝。僅以此二句相贈，匆匆，祝

教安。

                                                                                                                                            國正

                                                                                                                                        九月三日

（國正先生在我的書房與我們夫婦合影。）

我謹記國正先生“快然當之”，開始抓緊高中重組的教材改革實驗班的各項工作，在湖北省教研室教研員張良謨老師的指導下、在語文組吳六林、陳治平、黃伯宜老師的具體幫助下，實驗班很快就步入正軌。

九月一日，開學正忙時，接到湖北省作協的邀請函。請我於九月五日上午，到中山公園參加少兒作家作品研討會。我第一感覺是給孫涵的機會來了。於是，每天忙完開學事宜之後，坐下來認真仔細閱讀孫涵的小說，並記錄了一些寫得特別好的部分、段落。

1985年9月5日，我在湖北省作協和少兒文學會召開的座談會上，向省作協領導和與會代表，匯報了我們學校抓學生寫作課外活動的一些做法和初步成果。重點介紹了學校“寫作愛好者協會”主席孫涵創作的中篇小說《正值青春年少時》。

與會領導和代表們聽完後，一致認為孫涵的文筆不錯，小說內容真實地反映了現代中學生的生活。省作協副主席劉岱說：“就剛剛聽到的小說片段來看，構思不錯，文筆也不錯。”中午吃飯時，劉副主席還要我把會上的發言整理後寄給他。我送他一本湖北省教育出版社剛剛出版的《少年改革者的大膽設想》（王江作文選）。
省作協主辦的《長江》大型文學叢刊主編田野要求把《正值青春年少時》的原稿帶回去看看，然後再聯係我。
9月11日收到田野主編的來信，約我和孫涵13日去編輯部麵談。
我們如約到了東湖之濱的湖北省作協，田主編非常熱情接待我們，與孫涵長談近兩個小時，肯定了小說的整個結構完整，很多章節都寫得蠻好，也嚴肅指出了存在的主要問題，提出了修改意見和建議。臨別時，送給孫涵一摞稿紙和兩本近期的《長江》叢刊，囑咐她：“你可以隨時來我們編輯部取你需要的稿紙、你想借閱的書。我們非常歡迎你常來。希望你在不影響學習的情況下，抽空修改好了之後，我們再看看什麽時候發表。”

9月25日與孫涵一起去東湖《長江》叢刊編輯部，主編陳齡同誌認為孫涵的小說很有生活氣息，基礎很好，決定修改後在明年第二期發表，要求在八萬字以內，11月底交稿。返校後，即向李校長匯報。校長表示，隻要家長願意，可以停課修改。周末晚上去孫涵家談小說修改問題。10月14日晚上，孫涵的媽媽送來小說修改稿。當晚我就開始審閱修改稿。
孫涵在初中班同學的熱情幫助之下，將小說初稿，抄寫了兩本。在同學中傳閱的手抄本，深受大家的喜愛，孫涵主動征求同學們對小說修改的意見和建議，她這種做法，表現了一個青少年作者的勇氣和魄力。我建議她再請高中實驗班的一些同學看一看，然後在期中考試後，自己主持一次小說《正值青春年少時》討論會。屆時請一些初中實驗班的同學也來參加，聽聽同學們的意見和建議後再修改。
1985年12月13日上午，孫涵利用課間休息時間，通知在其他各班的初中實驗班的盧山、李慧、王豔、曹萍等同學，下午第二節課後，到我們四班參加討論會。
作品討論會上，發言的同學一致認為，孫涵的這部小說反映了當代中學生的生活，吸引了讀者。盧山引述小說中的幾段細節描寫後，高度評價說：“我覺得孫涵的小說與正在播映的日本電視劇《血疑》一樣，與我們的生活‘不即不離’，不是生活又是生活。”
討論會場非常活躍。
主持人孫涵在盧山發言後，不失時機地說：“我非常感謝初中老同學的熱情鼓勵，我更想聽聽高中同學的意見。其實，我們班的學習委員汪深看了小說後，就對我說過他的看法。現在請汪深同學給我提建議吧，大家鼓掌歡迎！”
汪深同學站起來，就像他平時回答老師提問一樣，先用右手把近視眼鏡向上輕輕推一下，微笑著說：“我覺得在孫涵的這部小說中，好像讓我看到了她在初中實驗班讀書時的影子。她正在參加的教育改革，讓我深思，老師應該怎麽上課？學生喜歡什麽樣的老師？為什麽‘師道尊嚴’至今還在我們學生的生活中重演？如果大家想找到答案，請去看看她寫的《正值青春年少時》吧！”汪深的發言贏得了全班同學的掌聲。（孫涵的中篇小說《正值青春年少時》後來發表在《長江》1988年第三期）
晚自習時間，我去教室征求學生對這次活動的意見，他們都說：“太好了！我們以前從來沒有參加過這樣的討論會，真是大開眼界！”同時，大家由衷地感到初中語文實驗班的同學們說話能力實在是強！紛紛表示以後一定要珍惜每一次說話訓練的機會（高中開學第一節課，我就宣布每天早自習按學號順序，請一位學生上講台說話二三分鍾，說什麽、怎麽說自己決定，就是不許拿著講稿唸），像初中實驗班的同學那樣，在大庭廣眾之中發言，做到說話大膽、大方、大聲。
孫涵調到實驗班後，繼續當語文課代表，除了完成課代表的日常工作外，偶爾還在我外出開會時，代我去班上上課。
1985年12月3日，因為第二天要去參加武昌區語文教研會活動，下午兩節課後，請孫涵來商量，可否代我上一節課，她欣然應允。於是，我們開始備課，按教學進度，第二天該上“點讀練習四”。課本上已經明確“訓練要求”：獨立完成二至三題。標點能對70%——80%即可。
語文實驗教材《文言讀本》，沒有教學參考書。我們一起備課，首先解決練習題答案，然後研究課堂教學方法。
12月5日早自習，詢問幾個從外校考來的學生，對孫涵上的這節課感覺如何，他們反映很好。後找孫涵談昨天上課的情況，她也覺得大多數同學表現很好，課堂教學進展順利，按時完成了教學任務。非常感謝我的這位“小老師”，幫了我的大忙。她笑著說：“我要感謝您的重點培養啊！”
可見，不拘一格，因材施教，不僅對才華橫溢的學生是一種能力的鍛煉和提升，而且對全班學生更是一種激勵！也讓我對重組後的高中語文教改實驗充滿了必勝的信心！

重組的高中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班，開學第一次全體學生家長會上，汪深的媽媽發言說：“我的孩子能進語文實驗班，我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他小學、初中語文、特別是作文都不好，而一個高中理科學生必須具有較高的語文水平，才能了解中國文化，提高文化素質。而且語文能力強，將來才能研讀各種文章，探求自己所需要的各種知識。李老師剛才介紹了實驗教材的情況，我覺得特別好，真是建國以來改革步子最大的一套教材，內容豐富，而且有係統、有序列、有層次。高一學文言，高二學文學，高三學文化。我們在座的許多家長都是知識分子，都知道一個文化人，如果沒有一定的文言基礎，就談不上文學鑒賞，也就沒有文化可言。特別可喜的是還有一本《寫作》教材，這對我的孩子幫助太大了！”

1985年10月5日，班上成立學科興趣小組，汪深參加數學興趣小組（他的興趣非常廣泛，語文課外活動小組去采訪“怪味作家”祖慰，他興致勃勃跟著一起去）。教我們班數學的倪政勇老師，讓我請家長來一起商量，怎麽繼續發揮汪深初中數學特別好的優勢，強化高中數學，爭取三年後衝擊奧賽。我和倪老師、汪深和他媽媽，四個人開會製定了一個“三級跳”計劃。即第一級，參加湖北省數學奧賽取得一等獎；第二級，參加全國數學奧賽取得一等獎，並進入國家奧賽集訓隊；第三級，代表國家隊參加國際奧賽拿金牌。

當汪深拿到化學奧賽金牌第一名，載譽回到北京後，立即給我們發電報：“三級躍過一步而已”。

他的爸爸媽媽得知喜訊後說：“真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啊！”

誠然，汪深沒有能在數學競賽中實現“三級跳”，非常遺憾。但是，正是三年強化數學的艱苦訓練，鍛煉了他的思維能力和應對重大競賽的心理素質，才能在匆匆忙忙強化化學奧賽備考兩周後，一路過關斬將，直達化學奧賽國家集訓十人團隊，最後被選為國家隊四個成員之一，去芬蘭參賽取得金牌第一名的優異成績。

汪深獲獎後，從北京乘火車回武漢。孫涵與我一起，陪汪深的爸爸媽媽，去武昌火車站迎接汪深凱旋歸來時，對我說：“當老師如果能遇到一個像汪深這樣出類拔萃的學生，真是一生的幸福啊！”

我執教六年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班，遇到了三個出類拔萃的學生:“小市長”王江，小作家孫涵，化學奧賽金牌第一名汪深，真是三生有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