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人生（149）李慶霖“上書”與校友“告禦狀”

閑話人生（149）李慶霖“上書”與校友“告禦狀”

《文學城》上“熱搜”，《李慶霖上書毛澤東》一文的開頭，有一段文字引人深思。

“現在的年輕人，不了解文革曆史，對李慶霖這個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全國二千多萬上山下鄉知青，以及他們的父母親人至今仍難以忘記——當年的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師李慶霖上書毛澤東主席，直諫下鄉知青們的艱難困苦，哭訴他們‘無米之炊’的困境。

正是這封信促成黨中央和國務院對知青政策及時作了調整，改變了當時千百萬知青的命運。這使他一舉成名，也使他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文章中介紹李慶霖上書之前，曾給國務院周總理寫過同樣內容的一封信，投寄之後，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再三考慮之後，決定上書毛主席。寫好之後，準備投寄之前，靈機一動，他每次看新聞聯播，毛主席接見外賓時，外交部的王海容都在主席身邊，於是決定寄給王海容，請她轉交給毛主席。作者說，也許是毛主席被李慶霖的文字功底和樸實的文風所感染，給他回信，並寄300元，“聊補無米之炊”。

且不說李慶霖的上書和毛主席的回信，是如何改變了千萬知青的命運，隻說給國家領導人直接寫信反映百姓生活狀況之難，可以說比《蜀道難》還要難！

首先，如同李慶霖給周總理的那封信一樣，也許到不了總理那裏，就被攔截了。

其次，即使送到總理辦公室了，還有多道關口難得過。給各級主要領導的群眾來信，秘書辦公室的秘書閱後要分類提出初步處理意見或建議，呈報給秘書長決定是否送主要領導“閱處”。領導“閱處”之前，還有緊跟主要領導的“大秘”，決定是否有必要交給“首長”。這個流程，可以說是省部級一把手處理群眾來信的一般程序。

如果沒有親身經曆，是難以了解這個複雜過程的。

1980年，母校給武漢市教育局人事處發我的“商調函”，請調我的人事檔案。教育局人事處長拒絕調檔案。她的理由是，華中師大一附中決定調回去的老師，肯定是優秀教師。我們武漢市的重點中學也非常需要優秀教師。所以堅決不能放行。時任武漢市市長黎智的秘書，是我們母校的校友，他向袁校長承諾一定幫忙拿出我的檔案，也被教育局人事處長斷然拒絕。市政府秘書長就給他建議，讓我寫一書麵報告給黎市長，交給當市長秘書的校友。市長秘書再把報告交秘書長簽署意見後，請市長批示“同意”。然後才辦妥有關調動手續。

1984年，我執教的語文實驗班學生寫了一篇《假如我是武漢市的市長》課外練筆文。

    我看完後，作了如下批閱：

    很好!請複寫兩份，一份寄現任市長吳官正同誌，一份寄《長江日報》。

    我幫她寄稿時，附了一封給吳市長的短信，內容如下：

吳官正同誌：

    您好!

    向您推薦一篇學生的課外練筆文章，這不是命題作文，從題目到內容都由學生自擬自找。當我這個語文老師讀完這篇文章時，也“不由萌發了一個大膽的設想”，讓市長來批改一下，可能更合適一些吧!

    市長工作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不過．在公事之餘花幾分鍾時間了解一下當代中學生的思想、誌向，我想可能還是辦得到的。

    孩子們的文章稚氣十足，但二十年後的市長不就從他們之中產生麽?請現任市長對二十年後的接班人說幾句知心話也不失為一種教育方法。如果您確實無暇及此，也就不難為您了。

   祝

工作順利   

                                     一個語文老師

                                 一九八四年六月八日

武漢市人民政府辦公室信訪處工作人員，收到學生的作文和我的短信後，非常重視。他們於六月二十日提出“擬辦意見”：“建議請吳官正市長閱示。”

吳官正同誌閱後作了如下批示：

     小王和小王的老師：

我認真地拜讀了你們的文章和來信，深受感動，小王的思想和誌氣都值得我們學習。我為小王這樣的好學生而高興，為能培養出小王這樣好學生的老師而自豪。

小王的意見也很好，我們將在工作中努力去辦。

                                        吳官正

                                         七月七日

這兩個個例，足以說明領導人處理群眾來信的一般程序。就是走正常程序，少則個把月，多則幾個月。李慶霖的上書，托王海容轉呈毛主席，曆時四個多月，才收到中共中央轉發的回信和300元錢。

再說一段親身經曆吧。

1964年高中畢業前夕，我的發小、高中同學被“萬裏挑一”， 保送中共中央機要學校。據說，當年在湖北省經“政審”和“體檢”合格的僅有三人。一年後，畢業分配到二輕部給部長當秘書。

1989年暑假之後，現在記不得我是去北京幹什麽了，跟以前一樣，我一到北京就馬上與他們三個老校友聯係，約定聚會時間和地點。我們四個人都不會喝酒，邊吃邊聊。快吃完飯時，我的發小猶豫半天，最後還是小心翼翼地問我們，如果我能進中南海去工作，你們覺得怎麽樣呀？

也許這個決定他後半生何去何從的大事，在他心中縈繞多日了，他的組織觀念、他的性格讓他不會輕易與外人道。剛好我們四人此時相聚，又是他非常信任的學友，猶豫再三，終於非常婉轉地表露了心結。我們三人相視一笑，就你一言，我一語說：這是好事呀！

大約是1991年暑假吧，我去大連開會在北京轉機，抽空與三位老友相聚。那時，我們才知道他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辦公地點在中南海。那次，也許是他人生第一次對朋友鄭重承諾，請原諒我不能幫你們做任何事情，但是，如果你們哪一天要告禦狀，寄給我可以保證送到！

我的發小言而有信。後來果真幫我們的校友，把一份“告禦狀”的詳細材料，呈交給時任總書記了。材料中反映的問題很快得以解決。

“上書直諫”、“告禦狀”，自古有之，本不該出現在現代社會。然而，在下情難以上達時，有王海容和我的發小這樣的幹部，真正為民辦實事、辦好事，實在是可敬可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