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張鳴：有關辛亥革命的幾個隱性的問題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相關的研究很多，但是，迄今為止，有關辛亥革命仍然存在一些未解的問題，不是為人忽視，就是過去的解釋過於簡單和概念化。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趁此之機，提出問題，也許是一個機會。

首先，人們都承認，辛亥革命是一場低烈度的革命，革命的破壞性不大（這一點，讓好些研究者感到似乎很不過癮）。一個經常被人列舉的例子，就是作為江蘇巡撫所在地的蘇州，為了以示革命必須有破壞，革命了的江蘇巡撫程德全，命人用大竹竿挑掉了衙門屋簷的幾片瓦。程德全是接近立憲派的開明官僚，他的革命沒有破壞，可以理解。其實，就是在革命黨人主導的一些地方，比如廣東和福建，破壞和殺戮也不太多。當年革命黨的宣傳，似乎恨不得把滿人殺光，食肉寢皮，可一旦革命了，他們反而縮手縮腳，能不殺，就不殺。作為首義之地的武漢，革命軍開始殺了一些滿人，外國領事一抗議，馬上就收手。荊州作為八旗駐防地，多少有些滿漢矛盾，滿人也有被殺的，但外國人一幹預，革命軍也就作罷了。隻有西安由於當地旗營進行了抵抗，所以革命後殺戮較多，也因此引起了當地外國傳教士的強烈反感，屢屢通過西方外交官提出抗議，害得當地的革命黨人十分狼狽。浙江和福建，是當地駐防八旗首領做了象征性抵抗的地方，但革命軍也沒有濫殺旗人，也就是象征性地殺了八旗防營的首領。革命所到，殺戮尚且不多，至於打砸燒搶，就更不多了。隻有後來北伐軍雲集的南京，由於軍餉不繼，才發生了兵變的搶劫。而這樣的兵變，在當時也是為革命黨人所痛恨的。

清朝的新政期間，在日本的立憲黨人和革命黨有過幾次辯論。一個要改良，一個要革命。立憲黨人反對革命的理由之一，就是革命會造成破壞，喪了民族的元氣。革命黨人辯說不妨，不破壞就不會創造，破壞是必須付的代價。看起來理直氣壯，但是，真的到了革命的當口，當日立憲派的顧慮，也變成了革命黨人的顧慮。他們也擔心破壞大了，日後建設不易。

當然，革命烈度小，不僅跟多數的革命黨人不想大破壞有關，也跟立憲黨人的大量參與有關。相對而言，立憲黨人大多為地方實力人物，大士紳大紳商，從他們自身的利益考慮，避免大開大合，減少變革的動蕩，是最佳的抉擇。對他們來說，革命是立憲不成之後的一種無奈，也是借此給清政府的一種最後的懲罰，參加革命，多少有點意氣用事的成分，推翻滿清，當然不可避免，但他們不想讓這個懲罰，傷及他們自己，傷及革命後的秩序。他們在革命中最關心的問題，是維持一個大體不變動的秩序，有秩序，他們的身家性命才能得到保證。

其次，革命中，革命的人們有一個文明追求的取向。這個取向，也是革命造成殺戮和破壞較少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發動革命的革命黨人看來，革命的本身，雖然意味著暴力，但這暴力，卻是為了把中國變得更文明，或者說為了把落後愚昧的中國，變成文明先進的中國。因此，他們在革命進行過程中，最擔心的是西方說他們不文明，最怕西方說他們是義和團。革命中西方人對革命黨人的抗議，基本都有效，隻要人家的抗議說他們不文明，他們馬上就改。革命後出的告示，也刻意跟義和團劃清界限，不僅不排外，而且強調要保護外國人，保護教堂，對趁機搶劫外國人的行為，一律加以嚴懲。甚至，革命黨人特別在意的剪辮子運動，隻要外國人抗議，他們也收斂。盡管，在革命黨人看來，剪辮子之舉，恰是為了向往文明，跟西方接軌。

在革命後的一段時間裏，文明成了社會最時髦也最流行的用語。在那個時代，所有跟西方沾邊的東西，都被冠以文明兩個字。西式禮帽是文明帽，西式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車叫文明車，話劇叫文明戲，西式結婚，被稱為文明結婚。這樣的稱謂，不僅僅是個稱謂，而意味著人們的追求，一種基於價值的追求。可以說，正是這場革命，促進了人們對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不是革命黨膽子那麽小，害怕西方的幹預，刻意把洋人的話奉為聖旨，而是在當時。人們就是那樣一個認識水平，認為凡是西方的，就意味著文明。西方的意見，就是值得尊重的意見。作為一場學習西方製度的革命，革命的發動者，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應該成為追求文明的表率。這樣在今天看來來很有些偏頗的認識，在許多後發民族都出現過，不獨中國如此，所謂的全盤西化，正是人們在學習西方過程中的一個不大好逾越的階段。正因為如此，當時的革命，根本不可能提出反對所謂帝國主義的主張。當年被我們後來的史學家視為帝國主義的國家，都是革命黨人所要學習的對象。革命黨的使命，就是要通過革命，推翻落後野蠻的滿清王朝，建立一個西式的合眾國。為此，他們必須表現得跟“扶清滅洋”盲目排外的義和團不一樣才行。

其三，由於文明的問題，牽扯出第三個問題，即革命為何不發動群眾？這一點，過去被我們的史學家，認為是一種革命不徹底的表現，而這種不徹底，根子跟革命黨不敢反對帝國主義一樣，是資產階級軟弱性的表現。要說參加革命的立憲黨人屬於資產階級，倒還有些道理，畢竟他們很多人都是大紳商。說當時的革命黨人代表資產階級，其實有點冤枉。眾所周知，當時的革命黨人，無非是些國內的小知識分子（中下層士人），海外華僑中的中產以下的青年。這些人，在後來的階級分析中，一般是被視為小資產階級的。而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往往狂熱有餘，穩重不足。他們的革命表現，往往會很徹底，而絕不會不徹底。

其實，革命黨從立誌革命那天起，就沒打算發動群眾。從一方麵說，他們都有英雄史觀，認為這個世界是分為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存在英雄和群氓的。他們作為先知先覺的英雄，有義務拯救後知後覺的群氓。他們的流血犧牲，就可用實現這個目的。為此，他們自信滿滿，也豪氣衝天。另一方麵，革命黨人雖然都是些小知識分子，但畢竟跟國內的士大夫階層有著血肉聯係。義和團運動和太平天國過去時間不長，當時的人們，對此還有記憶，尤其是義和團運動，幾乎是剛剛過去，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跟一般士大夫一樣，天然地對底層的動員，底層的狂熱以及由此帶來的巨大破壞有著警惕和敵意。加上對所謂對文明的追求，他們更加擔心底層動員起來之後的不文明，最後毀掉了他們追求文明的努力。

正因為如此，革命的發動，跟群眾無關，群眾即使在革命之後，對革命黨也沒有感覺。革命過程中，也沒有大規模的動員。“不許革命”，成了革命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凡是農民受革命習染，主動革命的地方，無一不遭致革命後政權的鎮壓。立憲黨主政的地方鎮壓，革命黨主政的地方，也鎮壓。在這個意義上，革命黨人跟立憲黨人無意中達成了高度的一致，秩序第一。在革命之後，客觀上，革命黨成了維護立憲派和地方實力利益的看家狗。

但是，刻意維護秩序的革命黨人，在革命後的名聲依然不佳。由此引出第四個問題，革命中的會黨問題。革命黨在革命發動過程中，對作為第三社會的會黨，有著很大的期待。客觀地說，在革命黨中，做會黨工作的人，絕對要超過做新軍工作的人。很多革命黨人，在革命裏是同誌，在會黨裏則是大哥和龍頭大爺，存在著強烈的角色混亂傾向。革命成功了，在革命黨看來，是革命黨的勝利，在會黨看來，則是幫會的哥弟坐了天下。

可是，會黨畢竟具有黑社會性質，帶有反社會的特征。革命後，凡是會黨占上風的地方，秩序都大成問題。他們成群結隊，在城市裏公然包娼包賭，大呼小叫，甚至公然搶劫，讓市民和士紳以及商人都非常反感。革命後的湖南，被視為會黨大爺的都督焦達峰和陳作新，被會黨兄弟搞得焦頭爛額，長沙秩序大亂。革命後的廣東，各地的民軍也大抵有會黨背景，各立門戶，互相殘殺。兩個革命黨的都督，毫無辦法。四川的袍哥，成了革命後的主宰，連政府機關，都得大開公口（幫會的堂口），大小官員，都得自稱袍哥大爺。陝西也是山堂林立，自立政府，開堂審案，出現了相當多的濫殺，搶劫和襲擊教堂的事件。這些會黨的作為，都是在革命和革命黨的名義下出現的，因此最大限度地敗壞了革命黨的聲譽。四川和陝西，在袁世凱對革命黨下手之前，革命黨已經丟了政權。而湖南的新軍叛亂，殺了兩位革命黨的都督，居然也沒有引起民眾的不滿。在二次革命中，隻有較早鎮壓了會黨的江西革命黨，還有點抵抗力，其他地方，基本上是一哄而散。整個社會，非常冷靜地看著這些革命的先驅，被袁世凱趕走，流亡海外。無疑，這個結果，跟革命黨不得人心大有關係，而革命黨的不得人心，跟會黨的敗壞直接的關係。

最後一個問題，是革命中西方列強的態度。大陸的辛亥革命的研究者，已經最大限度地整理出了辛亥革命前後，西方列強的種種表現的資料。顯然，在革命中，西方列強大體有兩種態度。一種以英國和日本為代表，作為同盟，英國和日本其實對中國革命的態度並不完全一致。日本作為對中國有更大野心的近鄰，趨向於幹涉，而英國則反乎是。在其他列強的反對下，日本最終沒能幹涉，而是跟英國協調了關係，保持了一致。它們的態度，是盡力保持中國的君主製，最好形成一個君主立憲的格局。而另外一種態度，以美國和法國為代表，則對中國的共和革命持讚同立場。但不管持何種態度，總的來說，西方當時對中國的革命，大體上還是樂觀其成，持謹慎的稍有偏向（偏向革命）的態度。這從武昌起義發生不久，西方在武漢的領事，就宣布保持中立就可以看出。作為跟清政府建有正式邦交關係的國家，在事態尚未明朗之際，居然宣布承認反叛者作為交戰的一方，保持中立，耐人尋味。

當然，我們必須看到，革命發生之際，歐洲列強的爭奪已經進入白熱化，兩大集團的明爭暗鬥，已經吸引了歐洲列強的大部分注意力。所以，盡管中國發生了這麽大的事情，列強也沒有派出哪怕一個副部長級別的外交官來過問一下。在那個時代，中國雖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在西方列強眼裏，還隻是一個弱國，小國而已。

一個曆史事件，尤其是像辛亥革命這樣的大事件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視角，也需要更多的理論工具。單線條的研究，不足以理清這場革命的來龍去脈，也不足以揭示革命背後的邏輯。人們常說，要以史為鑒，要接受曆史教訓。但以史為鑒的前提，就是要有一個真實和清晰的曆史。否則，我們就找不到教訓在哪兒，自然也就無從談吸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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