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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創建共和的有四場偉大的民主革命:美國獨立,法國大規模,俄羅斯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美國獨立創建共和,不是推翻帝製,而是擺脫帝製的統治,是殖民地獨立。印度1947年獨立,和美國獨立是類似的,都是擺脫英國殖民統治。近代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大多數保留了君主,包括日本的明治維新,建立君主立憲製度。即大多數資產階級革命都對封建製度特權階層:王室,做出了妥協,保留了王室的生俱來的社會特權。如此算下來,規模顯著的推翻帝製建立共和的革命,隻有三場:法國革命,俄羅斯革命和中國革命。
圖:法國大革命處決路易十六
法國大革命處決了路易十六,俄國十月革命處決了尼古拉二世沙皇,中國革命卻把滿清王朝末代皇帝溥儀變成了新中國的公民,並且成為政協委員,在新中國政府工作。溥儀1934年成為滿洲國兒皇帝,是日本侵華殖民中國的傀儡政權皇帝,是日本侵華幫凶,因此,新中國成了的時候是在押戰犯。三場偉大的推翻帝製建立共和的革命,三個末代帝王命運不同。前兩個被處決,後邊一個成為新國家新政權的政府工作人員。這是巨大反差。
這是曆史偶然,還是文化不同導致的結局不同?如果我們要找答案,隻能在文化中找答案。前兩個革命是歐洲基督教文明的革命,後一個是華夏儒家文明的革命。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基於《聖經》,華夏文明的文化基於儒家學說。
《聖經》中充屠殺。基督教認為上帝就是正義,諾亞方舟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上帝發大水把人類全部都毀滅了,隻留了諾亞一家,這是地地道道的種族滅絕。溥儀做滿洲國傀儡皇帝是有罪的,以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文化,是必死無疑的。但華夏文明不同,《論語·堯曰》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滿族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一員,是中國56個民族之一,這就是“興滅國,繼絕世”。末代皇帝溥儀成為新中國自食其力的公民,成為政府工作人員之一,這就是“舉逸民”。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是華夏文明人本主義尊重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和基本的人的尊嚴的傳統,可謂由來已久。比如說,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黃帝擊敗炎帝,然後與炎帝結為部落聯盟,至今中國人大多數是炎黃之孫。黃帝認為炎帝統治不當,取代炎帝成為部落聯盟首領,而炎帝在黃帝統治下得到與其能力相配的地位。這就是法治精神,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以前的敵人也是平等的。還有李斯著名的《諫逐客書》,奉勸秦始皇重用六國人才。李斯本人就是楚國人。秦統一六國,啟用六國人才在朝為官,就是“舉逸民”,和新中國任用溥儀為文史工作人員是一樣的。日本侵略中國,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慘案。日本投降時,日本軍隊撤退了,卻留下了老人婦女和兒童,這些日本遺孤被中國人民收養,享受中國公民一樣的待遇,不僅沒有受到歧視,反而被中國人撫養。可見華夏文明的文化善良非凡。
西方文明的文化則與中國不同,路易十六和尼古拉二世被處決,雖然是罪有應得,但畢竟比起溥儀來說,是受到殘暴的。遠的不說,西方傾向於肉體消滅,至今還是如此。如美國擊斃了本拉登,媒體炫耀,大肆慶祝。追殺本拉登成為美國反恐戰爭的最大目的。但是,擊斃了本拉登恐怖主義就消失了嗎?沒有。美國20多年的反恐戰爭,是越反恐怖主義組織越多越壯大,乃至成立了伊斯蘭國。如今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到處都有恐怖組織活動。西方這種傾向於肉體懲罰的文化,在《聖經》中體現得很清楚。今天的西方文明是基督教文明,《聖經》的教說體現在其文化中的方方麵麵。
《聖經·出埃及記》第12章第29段,就記載了上帝殺死了埃及人所有家庭的長子,從法老都平民到囚犯,無一幸免。這種行為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恐怖襲擊,對平民無差別攻擊。處決路易十六和尼古拉二世,還能說是冤有頭債有主,法老不讓以色列人出走,和平民和囚犯有什麽關係?和老百姓的長子有什麽關係?這是純粹的恐嚇,讓法老看看上帝的手段。這種神,其神跡類似吳承恩筆下的牛魔王,而道德水準則比牛魔王還低。怎麽能以奪取無辜平民長子的性命來脅迫埃及法老呢?請讀者想想,美國製裁其它國家是不是和上帝殺死埃及所有人的長子有相似的地方?美國說某國領導獨裁,就製裁一國的經濟,令那國全體人民承受苦難。《聖經·舊約》裏的許多故事和理念,在亞伯拉罕一神教中都是共通的,其文化心理在一神教中是共同的,就是可以用極端暴力來強推他們的所謂“正義”。現代的恐怖組織稱之為伊斯蘭極端原教旨組織,亦稱為聖戰組織,他們是為上帝(阿拉)而戰的,用的也是上帝的手段。《聖經·創世紀》第15章第6段說:亞伯拉罕信上帝,所以亞伯拉罕是正義的。這是一神教的核心教義:因信稱義。伊斯蘭原教旨認為他們發動的是聖戰是正義的,隻因為他們信上帝。信上帝是一神教正義的唯一標準。如果是如來佛要讓埃及法老放了以色列人,如來佛會怎麽做呢?以如來佛的法力,一定能讓埃及法老回心轉意心甘情願地放走以色列人。不就是有法力無邊讓法老放了以色列人嗎,為什麽西方的神的法力和東方的神的法力就這麽不同呢。埃及法老最終是讓摩西帶著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但那不是心甘情願的,而是迫於上帝的暴力。可見埃及法老還是很關愛埃及人民的,不想讓埃及人民再受到蝗蟲、冰雹、蚊子等無妄之災。解決烏克蘭衝突也是如此,美國和北約非得暴力壓服俄羅斯作為結束烏克蘭戰爭的手段,而中國的立場則極力勸和。西方傾向於暴力手段,暴力手段就是要建立一個不平等的發達國家壓迫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秩序。中國傾向於和平手段,和平手段要建立一個相互尊重大家有平等尊嚴的國際秩序。怎樣解決國際爭端和衝突,不僅僅是策略和方法的問題,也是正義與秩序的問題。
《舊約·約書亞記》第六章講了以色列人屠殺迦南人的故事。上帝把約旦河以西直到海邊的地方,即迦南,許給了猶太人,就是基督教說的許應之地,於是猶太人渡過約旦河,屠殺了迦南所有的人,隻保留了一個妓女一家人,因為那個妓女幫助過兩個猶太人偵探。隻是種族屠殺。迦南人不也是上帝創造的人嗎?為什麽上帝就搞種族歧視了呢?上帝什麽時候讓迦南人在那裏生活了,為什麽後來又剝奪了他們的生命占領了他們的土地呢?基督教的正義就是上帝選擇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選民。因此他們可以種族屠殺其它族裔。中國文化中,正義的事業手段也是正義的,和平是事業手段也是人道的。共產黨領導的隊伍一直就有優待俘虜政策,是優待,就是貧苦老百姓的隊伍能夠體諒官老爺養尊處優的生活,那些俘虜受不了共產黨隊伍普通士兵的那種簡樸生活,共產黨隊伍給這些俘虜以優於普通士兵的生活待遇,溥儀作為戰犯被關押的生活,就比當時很多農村農民的生活待遇要好得多,這是一種寬闊是胸懷。而西方是“正義”本身就是利益的代名詞。以色列占領迦南地帶,就是要那塊流著牛奶和蜜的土地,是利益。他們的正義是是自封的,就是“我信上帝,所以我正義”,而手段是殘酷的,是種族屠殺。西方這種政治文化延續至今,北約轟炸利比亞,說西方是“正義”的,因為西方是“民主自由”,所以西方就可以使用戰爭暴力把一個經濟繁榮的利比亞炸成一個哀鴻遍野的國家,搞得利比亞難民四處逃難,而西方還很自豪的張揚他們所為“民主自由”的榮耀。牛魔王做了這種事,也會心中有愧,哪敢自詡榮耀呢?其實,目的和手段有內在的統一邏輯,以西方或上帝的手段之殘暴,就知道起目的並非是為了正義與公理,並非是為了所謂的自由與民主,而是為了權力與財產,為了資源與利益。
《聖經》中所標榜的上帝的榮耀,其道德水準遠低於孔子鄙視的怪力亂神。而西方就是把他們的強盜行徑視為榮耀,而且是上帝的榮耀。大英帝國殖民亞非拉製造多少種族滅絕,多少人道主義災難,但他們到處都以維多利亞女王命名城市,街道,海港,到處樹立維多利亞女王塑像,因為維多利亞女王時代英國以堅船利炮征服了世界,有如以色列人種族屠殺占領裏迦南地帶以後得到的上帝的榮耀。
溥儀從末代皇帝變成新中國的優秀公民,是中國禮儀之邦文明的奇跡,是華夏文明比西方文明先進的證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