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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喉嚨疼了，疼了有幾天了。開始疼得不明顯，我有僥幸心理，想讓它自己好，不料又重了一點。我有醫療保險，但是，我必須預約才能看病。我以前也預約過看病，但從來沒能預約到當天的，往往都要預約到好幾天以後，等幾天看病，再吃幾天藥，合計起來至少一周以後才能好。而且，掛號肥要十元，領藥費要十元，還要倒騰工作抽時間才能如約看病，真討厭美國這種醫療體製。
我下班後路過唐人街，進了一家中藥店，在櫃台前說了三個字“我喉疼”。老板回身拿出兩種中成藥，我選了其中一種， $2.75 ，我交了錢拿了藥。回家吃了藥，第二天就好多了，三天過後，一瓶中成藥下去，喉疼早就無影無蹤了。算一下帳，自己省了十七塊多錢，喉疼早好了五六天，而且為公司省了半天病假，這半天應該有幾百元以上的經濟價值，還為保險公司省了一筆費用。
前幾天，中國電視台公開辯論中醫與西醫的問題，反對中醫的觀點有好幾條：一是不科學，認為看中醫與求神拜佛差不多；二是中藥有毒，被西方國家禁止進口；三是有看中醫病沒醫治好反而喪命的，其家屬由衷激情反對中醫；四是指責中國用中醫藥行騙的太多；五是指責中醫為愚昧落後的保守文化。辯論雙方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中醫不科學，這是事實。中醫理論更像哲學。不過，我沒有聽說西方為了科學將哲學和宗教都摒棄的。不科學本身無罪。人類文明史有五六千年了，這五六千年中人類的知識、技術、文化、社會各個方麵都有很大的進步，其中科學方法的產生作用巨大，但科學在人類曆史中隻是最近幾百年的事情。在科學方法產生之前，人類用非科學方法積累了大量寶貴的知識和文化財富，中醫就是人類寶貴財富之一。沒有這些非科學的認識方法，人類至今還是猴子。
從前人們相信有雷公電母，那是迷信。但雷電是客觀存在的。現在有了雷電的科學解釋了，不能說沒有科學解釋之前就沒有雷電。中藥能治病，這是不以有無可科學解釋所能抹煞的事實。中醫不科學，不是中醫的錯，而是科學還沒有發達到可以解釋中醫的水平。
中藥有毒，不錯。西藥就沒毒嗎？治療癌症的化療，吃的頭發脫落，那藥沒毒？知道西方的毒品找成的社會問題嗎？知道什麽叫毒品嗎？毒品就是西藥房需要憑醫生處方開出的西藥。為什麽西方沒有醫生處方不能買到櫃台裏邊的藥？因為那些全是毒品。青少年千方百計拿處方藥，就是為了吸毒。以中藥有毒為論據，認為中醫應該被廢除，認為中醫應該退出主流醫界，完全不能成立。
西醫也有醫療事故，也有藥品致命事件，也有醫療行騙行為，這些與中醫西醫之爭風馬牛不相及。
但是，中醫地位為什麽在中國一落千丈，為什麽連中醫學院的人都想棄中醫而向往西醫呢？答案隻有一個，利益驅使。中醫有上千年曆史，其藥方基本沒有專利。所以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而完全競爭市場是沒有利潤的。所以，學中醫不如學西醫賺錢。例如發燒，你去醫院，醫院給你中醫療法，一瓶銀翹解毒丸才幾塊錢，醫生怎麽利潤提成？但是，按照西醫方法，給你打吊針，一針就五百塊，等你燒退了，帳單幾千，其中利潤提成可想而知。
中醫是窮人的醫療保障，去掉中醫，中國老百姓就連發燒感冒都沒辦法了。
中國入世了，中國全球化了。中國的醫療製度也與世界接軌了。西醫挺進，打擊中醫，把老百姓擠出了醫療體係。這就是中國的醫藥市場被納如了全球物質循環，但中國人被擠出全球物質循環的一個案例。全球物質按照資本運作方式循環，醫療係統按照利潤驅動運轉，老百姓被擠出醫療係統了。（關於全球化和全球物質循環，請參考我博客中[物質循環的世界]專欄）。
http://tech.163.com/special/000915QE/zhongyi.html
http://tech.163.com/06/0814/09/2OFON1JJ00091537.html
http://fangzhouzi.bullog.cn/blogs/fangzhouzi/archives/19572.aspx
中外專家:中國城鄉東西部醫療保障水平差距過大 zt
上海鬆江區地處上海西南角。2005年4月起，鬆江區委、區政府製定實施了《鬆江區農村合作醫療管理辦法》，建立了以鄉鎮為單位的合作醫療補助、區合作醫療大病統籌和困難群眾大病救助三條醫療保障線。目前，全區農民合作醫療投保率為93.65%，農村居民就醫的護理費、住院費、診療費等費用也被列入報銷範圍，當地農民不再怕看不起病了。 這是3月8日，鬆江區佘山鎮衛生院護士在為農民孩子打“點滴”。 新華社記者張明攝（資料圖片）
新華網北京１０月２９日電（李江濤、李響）在此間舉行的第三屆北京論壇“健康與安全”分論壇上，中外公共衛生領域專家就中國農村醫療衛生保障製度的改革狀況指出，目前中國醫保水平呈現“城鄉二元化”“東西部二元化”的嚴重不公平局麵。
專家認為，與城市和發達地區相比，中國廣大農村及中西部偏遠地區的公共衛生體係不健全，人民麵臨著巨大的疾病風險和經濟負擔，迫切需要完善的醫療衛生保障製度為他們提供一張安全網。
世界銀行國際衛生經濟協會理事長亞當·瓦格斯塔夫認為，中國個人承擔醫療費用比重過大，為廣大民眾、尤其是農民造成了沉重負擔。根據調查，農民一旦住院，平均住院費高達家庭年消費額的９０％，農村有近７０％的患者因經濟困難不能入院治療。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吳明指出，中國農村大部分地區公共衛生服務提供不足，農村衛生事業費用投入僅占全國總投入的３５％，資源數量遠不能滿足８億農民的需要。
吳明表示，杜絕農民“因貧致病”，要轉變醫療機構“市場籌資”“以藥養醫”的模式。四川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毛正中建議，應明確各級政府公共衛生投入的標準，避免責任推諉，上級或中央政府應積極加大投入，對於特別貧困的地區，給予特殊扶持，以縮小城鄉、東西部差距。
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係 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7月7日，中宣部理論局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辦公廳聯合召開“和諧社會與社會保障”理論座談會。來自中央黨校、國家發改委、建設部、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部門和單位的專家學者圍繞全麵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社會保障事業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及進一步深化社會保障的理論研究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2010年要實現所有居民全部享有基本醫療保障
國家發改委剛剛公布的《醫藥行業“十一五”發展指導意見》指出：目前，我國已建立了城鎮職工醫療保障體係，但覆蓋麵小。國有企業職工基本參加了醫療保險，但民營企業、外資企業中的職工，特別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大多沒有參加醫療保險，城市下崗職工、失業人員、低保人員、4億多兒童和中小學生沒有醫療保障。
專家：2000億元可以構建全民基本醫療保障體係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學者日前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健康產業高峰論壇”上透露，構建覆蓋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障體係已經勢在必行，並且經過初步匡算，所需花費大概為1500億~2000億元。
上個星期去看了中醫,老中醫說是肝脾不和引起的胃部不適,的確有點潰瘍,開了五副治療肝脾不和的中藥,才吃到第二副就有明顯好轉!
要是一直按西醫治療下去,沒準給治出胃癌來了!
●第一次：告負 ●第二次：略勝一籌 ●第三次：陷入困境
編者的話：
提起中醫，腦海中首先浮現的是一位古稀老人，在風雨飄搖中蹣跚地走來，小心挪動著命運多舛的腳……
近日，中南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張功耀，在網上發起了“取消中醫”的簽名，短短幾天的時間，應者雲集。曾經被視為“中華民族瑰寶”的中醫，在人們的討伐聲中，再一次陷入困境；這位老人，也再一次被下了“病危通知”。
此次“醫史鉤沉”回顧中醫曆史，不為駁其“以訛傳訛”之說，亦不為正其“有科學性”之名，唯求用最客觀的語言記錄這位“老人”的風雨曆程。
20世紀前的“一枝獨秀”
追溯中醫的曆史，恐怕要從遠古講起。早在那時，我們的祖先在尋找食物的過程中，逐漸發現某些食物能消除病痛；在使用石器的時候，創造了砭石、骨針療法，並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為針刺療法等。
此後的幾千年，從《黃帝內經》，到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被譽為中華民族瑰寶的中醫，在順境中發展著，並形成了“一統天下”的局麵。
然而，正所謂“物極必反”，鴉片戰爭後，尤其是20世紀，西醫大規模進入後，隨著國人對西醫的態度由懷疑轉為信服，中醫正式麵臨著嚴峻的挑戰。
第一次論爭：中醫告負
1912年，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當時的政府以中西醫“致難兼采”為由，在新頒布的學製及學校條例中，隻提倡專門的西醫學校，而把中醫擋在門外，也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係統漏列中醫案”。
消息一經傳出，引起了軒然大波。揚州中西醫學研究會創始人袁桂生率先發表言論：“教育部定章，於中醫學校之課程，刪中醫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自此拉開了中西醫第一次論爭的序幕。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汪大燮再次公開提出廢除中醫中藥。隨後，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規程均棄中醫於教育體係之外。
於是，上海“神州醫藥總會”會長餘伯陶等聯合全國19個省市中醫界和同仁堂、西鶴年堂等藥業人士，組織了“醫藥救亡請願團”，要求將中醫納入醫學係。迫於壓力，政府隻得一麵搪塞說廢除中醫的政策不會實施，一麵仍拒絕將中醫列入教育計劃。中醫界的第一次鬥爭就這樣失敗了。
西醫誤診梁啟超
第一次中西醫論爭中，梁啟超是站在西醫一方的。然而，1926年，他的病成了中醫支持者們對西醫發起反攻的有力武器。
3月8日，梁啟超因尿毒症入北京協和醫院。經X光透視，醫生診斷為癌。梁啟超的弟弟梁仲策問醫生：“不一定是癌吧？”醫生答：“不一定不是癌。”再問：“怎麽治？”再答：“全部割除。”手術後解剖此腎，果然看見其中有一櫻桃大的黑點，卻非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仍帶血，且查不出病源所在。
如果僅是一件普通醫療事故，重提這樁舊案，意義不大。許多人關注此案，是想將爭執多年的“中醫西醫孰優孰劣”問題，再付表決。所以，梁啟超被西醫“割錯腰子”事件一經傳出，西醫立刻成為眾矢之的。原來，梁啟超入院前，曾請京城“四大名醫”之一蕭龍友把脈，診斷說“不是急症”，不就是尿裏有血嗎，“任其流二三十年，亦無所不可”。而在西醫那裏割掉一個腎，得出的結論也是“無理由之出血症”。
梁仲策的《病院筆記》中對西醫略有微詞：“中醫之理想，雖不足以服人，然西醫之武斷，亦豈可以服中醫”。而徐誌摩在《我們病了怎麽辦》一文中也提到：西醫所謂“科學精神”，原來是“拿病人當標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個大夫檢查了一下出去了，再換兩三個大夫來看，究竟誰負責這病，你得繞大彎兒才找得出來。”
兩篇“聲東擊西”的文章一經登載，便惹惱了魯迅。7月5日，魯迅發表了《馬上日記》，開篇便將矛頭對準徐誌摩等人：“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啟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蓍歟？什麽有病，何不吃鹿茸歟？”但當時輿論對西醫的譴責和攻擊，占壓倒優勢。
1929年的“廢除舊醫案”
正所謂“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五四運動”後，中西醫之爭愈演愈烈。在地質學家丁文江的書中就有這樣的對子：爬山、吃肉、罵中醫，年來心不老；寫字、喝酒、說官話，知難行亦難。可見，“罵中醫”成了西化知識分子的“飯後運動”。
1929年，民國政府的“廢止舊醫案”，終於引發了中西醫的第二次論爭。這次論爭，直接關係到中醫的存亡。
1929年2月，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了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圍繞“廢止中醫”問題，餘雲岫、褚民誼等人先後提出了四項議案，列出了限製中醫開業、不準辦學等方法。考慮到提案過於激進，中央衛生會議權衡再三，最後通過的廢止中醫案——《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實施辦法緩和了許多。規定了廢止中醫的三條原則：“甲：舊醫登記限至民國十九年為止；乙：禁止舊醫學校；丙：其餘如取締新聞雜誌等非科學醫之宣傳品及登報介紹舊醫等事由，衛生部盡力相機進行。”
議案一旦實施，中醫廢止便僅僅是時間問題了。因此，提案剛公布，首先便遭到了上海中醫界的反抗。3月17日，全國281名代表在上海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成立了“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組成請願團，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議案。社會輿論也支持中醫界，提出“取締中醫就是致病民於死命”等口號。
主張廢止中醫的餘雲岫、胡定安等，紛紛在各大報刊上發表廢止中醫的言論，回應中醫界的批評。論爭充滿了火藥味，並上升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層麵。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不願意因為一些無關緊要的事件而引起社會較大的動蕩。時任衛生部長薛篤弼，更是急於將這場風波盡快平息。他一再公開表示並無廢止中醫之意。並向請願代表當麵表態：“我當一天部長，決不容許這個提案獲得實行。”不久，請願團收到國民政府文官處批示：撤銷一切禁錮中醫法令。第二次論爭以中醫界勝利告終，中醫界也將3月17日定為“中國國醫節”。
建國後的第三次論爭
建國初期，全國衛生工作會議拉開了中西醫第三次論爭的帷幕。1950年，民國時期廢止中醫派的代表人物餘雲岫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中，提出了草案名為“改造舊醫實施步驟”的草案。草案將“廢止”變成“改造”，將中醫“墮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
這次會議上，針對解放前醫藥衛生條件落後的狀況，黨中央製定了我國衛生工作的三大方針，其一便是“團結中西醫”。遺憾的是，團結中西醫的政策，在執行初期，被理解為把中醫改造成西醫。政府舉辦的中醫進修學校，進修卻是現代醫學；青年中醫也都被選送到西醫學院再學習。這一係列原因，使中醫再次陷入困境。
上世紀50年代，中央發現“團結中西醫”政策被錯誤執行後，立即開展了一場自上而下的學習，以糾正各級領導和醫務工作者對中醫的偏見。
然而“文革”期間，由於種種錯誤導向，全國絕大多數老中醫被批鬥、迫害；很多中醫古籍被當成“四舊”送進了造紙廠的化漿池。有人用對聯描述了中醫的處境，上聯：慘，無知，破四舊，萬馬齊喑，文化大革命，老中醫遭摧殘；下聯：悲，有罪，立三股，一派胡言，中西醫結合，小大夫被毒害；橫批：中醫危矣。
“文革”後，中醫才從浩劫中再次恢複了元氣。直至1982年，頒布的憲法中提出“國家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這才給予了中醫和西醫同等的地位。
一個世紀已經過去，中西醫的衝突卻尚未塵埃落定。中醫的大起大落究竟要止於何時？在西醫的夾縫中，中醫又該如何求生？我們拭目以待。▲
中國中醫科學院博士 崔京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