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的現實意義

 

    “六四”屠夫鄧小平針對中國領導人，曾說：“如果沒有自己的東西，就不能稱為一個時代”。他這裏的“東西”，指的就是政治理論。按照這種說法，“新中國”的曆史上，能成為時代的，毛澤東是一個，鄧小平是一個，江澤民是一個，其他的總書記就隻能算是他們某種理論的實踐者。現在的胡錦濤呢？目前還不能稱為時代，因為他的執政綱領：保先運動和建立和諧社會，都是三個代表的延續和實踐。從“三個代表”的實質意義來看，中共已經完成了造反--坐天下--尊儒的中國傳統曆史循環，後來者，很難再有新的理論建樹。如果有，那他也將會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中共的“敗家子”。
    “三個代表”就是公然拋棄馬列主義，恢複儒家思想。由於中共是靠批儒起家的，新文化運動的反儒筆墨未幹，文化大革命的批孔言猶在耳，國民反孔批儒訓練有素，所以，中共今天的尊儒是偷偷摸摸進行的。說他們偷偷摸摸，是因為他們隻讓不懂事的孩子背誦《三字經》《論語》，是因為他們總是以文化辯論的方式試探國民對待儒家的態度，用文化討論的方式宣傳儒教思想。說他們實際上幹著尊儒的勾當，是因為他們用“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取代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用“民族複興”取代了實現共產主義；是因為今天的胡錦濤正在建造“和諧社會”。
    中國傳統文化，本質是混沌的，她本是“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老子》），很難用文字來描述的。如果一定用文字來描述，“和”是其一個顯著的特征。這個“和”，就是“天人合一”的合，“和平”的和，“混和”的和，“調和”的和，就是“和諧”的和。
    基督教國家是“不和諧”的，他們的社會權力是二元的，俗權和神權是緊張的，它來源於人本身靈與肉的緊張。如果說人的肉體需求是火車，那麽人的靈性道德就是鐵軌，他們的緊張，使得基督教國家總是處於運動當中的，總是前進的。這種前進性，我們中國人看到的就是基督教國家的先進的科技和物質。基督教國家的“不和諧”表現在今天的政治上，就是黨派的競爭和民眾對政府自由的批評。
   中國傳統社會曆來都是“和諧”的，因為她是“天人合一”的，皇帝集神權和俗權於一身，沒有監督沒有批評，“替天行道”完全靠自己的道德自覺。也沒有人敢批評皇帝和執政黨，有的隻是忠心的進諫和友好的“民主”協商。
然而，在“和諧”的表象下，是等級森嚴、兩極分化、災害不止、社會動亂改朝換代頻繁等嚴重不和諧的曆史真實。儒教說“忠”，其實中國人最不忠，因為中國的曆史就是由改朝換代組成的；儒教說“仁”，其實中國人最殘忍，中國人發明的酷刑，比地獄還恐怖--儒教的本質就是一個說“反話”的宗教。同樣，儒教說“和諧”，其實中國社會最不和諧。
    中國社會的不和諧，來源於她的等級森嚴，來源於嚴重的兩極分化。而等級和兩極分化嚴重就是來源於“天人合一”，無神論中國必然是一個象非洲原始草原一樣食物鏈等級嚴謹、弱肉強食的社會，“天人合一”又使得她的兩極分化如同天壤。
   今天，中共努力打造“和諧社會”，不單單是對“階級鬥爭”、對馬列的否定，也不單單是政治作秀，而是具有很現實的政治意義，她本身就是對不和諧的、社會矛盾尖銳的現實進行的調和努力。今天的“建設和諧社會”，其本質就是中國社會全麵儒教化，儒家潛規則（腐敗潛規則）徹底製度化：當官的要“明禮誠信”，貪汙受賄要按自己的級別進行，不能越級犯上，更不能象黃金高一樣反水；當警察的和小偷們的分贓要製度化，不要隨機發揮、臨時訛詐，免得撞車露餡；雞頭老鴇們向官爺們的進貢也要形成製度，不要讓警察們捉住了妓女嫖客，你們才上銀子，嫖客抓得不對了，雙方都麻煩，很不和諧；醫生們拿回扣，要適可而止，要根據病人的實際花銷按比例進行，不要象哈爾濱醫科大學二附屬院那樣過分，這樣對誰都不好，尤其是外泄了行業行規，被海外媒體當成了把柄，暴露了中國社會的不和諧……。

 

2005  12  5

 

首發於《民主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