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托克維爾的自由 不是美國人追求的自由
對托克維爾說“不”！
美國人極愛引用托克維爾的言論，但這位法國人的真實人生和他們的想象相去甚遠。
我們印象中的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是一位有著憂鬱眼睛和邋遢發型的法國人，但他實際上並非如此。這種錯誤的印象統治著美國，幾乎把托克維爾塑造成了一位現如今用法語進行寫作的最著名之人。盡管他是一位已經185年沒有踏上過美國領土的法國人，但他的名字卻經常作為自由的象征，出現在美國本土的出版物中。
《紐約時報》就是一例。1月13日，在一篇名為《自由主義後還有生活嗎？》的評論中，羅斯·多賽特（Ross Douthat）就提到了托克維爾的大名。僅僅兩周後，他的名字又出現在了布雷·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的評論文章《共和黨理智的篝火》的開篇。此外，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去年在社論中兩次提到了這位永遠年輕的法國思想家，前年更是提到過三次。去年，托克維爾的名字也出現在了《時代周刊》的社論《出國讓我更愛美國》之中。此外，在關於慈善事業、律師、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夏洛特維爾事件、高級法院、美國與亞洲及澳洲關係等話題的作品中，托克維爾的名字也頻頻出現。
首先要問的是，這有什麽可奇怪的？為什麽美國人不該引用一位來自法國貴族階層的思想家？為什麽他在法國知識界卻得不到讚賞？
本來也沒什麽可奇怪的，直到你發現：托克維爾的著作早已絕版，學校課程裏早已不再有他的名字，而他隻有在80多年前才在法國有點名氣，在美國，他的名字也直到內戰後才開始出現。
托克維爾成名的過程，就如同製造大炮的秘密曆史。他被塑造成了一位風格優雅、極富口才的冒險者。除了這位19世紀的政治思想家是如何成為自由之象征的問題以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另一重被人們遺忘的角色：阿爾及利亞大屠殺背後的領導者和理論家。
和他的表親夏多布裏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不同，托克維爾在1859年去世後幾乎馬上被法國遺忘了。他在法國重新登場並不是因為他在美國的流行度，而是來自20世紀的一個極少被後人驗證的項目：反馬克思主義的探索。
在美國白人保守主義的影響下，這項探索讓公眾對弗裏德裏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批判更加激烈，帶來的結果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在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上連年熱銷，並成為許多參議員書架上的常客。美國白人思想家們並非想以什麽艱難方式來維護保守思想（比如懷疑主義、傳統、進化等原則），反而圍繞著哈耶克的作品、以一種盲目崇拜來複興《資本論》，旨在一邊鞏固資本主義的理論、堅持曆史的經濟原則，一邊批評左派的教條主義。
托克維爾在法國反對馬克思的思潮中成為了自由的象征，因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街道曾被五月風暴及其哲學席卷。托克維爾的複興，背後是戴高樂主義最機敏的運作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阿隆反對薩特、前蘇聯、馬克思主義，支持美國人和自由市場，他不僅是支持美國白人的自由派，更是他那個時代少有的經常到訪華盛頓的巴黎人。
事實上，阿隆對托克維爾思想的複興就是在美國開始的。通過1963年在伯克利舉辦的一係列會議（《論自由》的來源），阿隆把自己塑造成了馬克思的競爭者和優勝者。1967年，他在《社會學主要思潮》（Les É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一書中稱，托克維爾的成就絕不比塗爾幹、孟德斯鳩和馬克思更低。而麵向法國大眾的首版《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馬上於1968年在法國出版了。
隨著學生暴動逐漸成型，戴高樂總統並沒有意識到現狀，反而急忙趕去德國，確認法國隨北約駐紮在萊茵河的智囊團仍然對國家忠誠。但阿隆對當時的危機了解更為清晰：“我利用了托克維爾，就像其他人利用了聖·鞠斯特、羅伯斯庇爾和列寧那樣。”他馬上意識到，那些武裝了馬克思思想的抗議活動已經破壞了戴高樂的民意權威，並因此讓整個社會製度陷入了疑問（當戴高樂自己意識到這一點時，便在1969年辭職，選在第一次重要外交訪問中去西班牙馬德裏問候佛朗哥將軍）。
阿隆意識到他需要回擊，他需要一位反馬克思的人物，利用他的思想來解除學生們嘴上常掛著的“自由、平等、革命”三個大詞。白人對哈耶克的狂熱崇拜，更接近於僅僅要推翻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自由市場一定會帶來繁榮”）；而阿隆的方式則與之不同，他對托克維爾的崇拜來自於1789年法國保守思想家們對革命思想的反對，而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經濟觀。
讓阿隆興奮的是，《論美國的民主》呈現了自由和平等之間的二元對立。托克維爾稱，人類之間越平等，因為墨守成規的“大多數人的暴政”，人們反而會得到更少的自由。托克維爾甚至在《舊製度與大革命》（The Ancien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中稱，法國革命總是會回到路易十四統治下的集權政府狀態。換句話說，革命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國家現有的結構已經根深蒂固，無法被起義所動搖，人們永遠不能逃離舊體製。這些理念共同造就了阿隆的反資本論思想：國家不僅會征服所有的法國革命，自由和平等也並不會合人心意，因此，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平等是一定不會得到允許的。
雷蒙·阿隆在1968年失去了精神和智力上的雙重支持，但他贏得了戰爭。通過與財政和政治權威的謹慎合作（也許是因為他在華盛頓特區受到休斯頓研究所智囊團的影響），他成功地創造了托克維爾崇拜，並將其植入到了法國社會中。他的自由保守主義對當時巴黎學生的意義，不亞於取得高中文憑的意義。
這些穿過大西洋去紐約思考民主的知識分子本身很有意思，但那些穿過地中海去阿爾及利亞進行殖民主義的成熟政客卻並非如此。
那麽，真實的托克維爾是什麽樣的人？在某些情況下，後來的那個托克維爾的肉身並不存在，所以這個問題並不重要。但當知識分子們為一部作品共同樹立了全國性的紀念意義時，他們選擇忽略的東西才能真正讓我們了解哪些是他們認為無關的事情，而這就透露了他們的價值觀。事實是，托克維爾對平等的敵意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就已有所體現，並一直延續到了他晚期的作品和生活中。
改變了法國曆史的那位托克維爾，並不是一位著名作家，而1839-1851年間的一位議會成員。他在1849年曾短暫擔任法國外交大臣，並指派好友阿瑟·德·戈平瑙（Arthur de Gobineau，著有《論人類種族之不平等》，雅利安種族理論的來源）為他的內閣首長。這位托克維爾也是1847年臭名昭著的《阿爾及利亞報告》的起草者。“我知道有些我尊重的、但觀點和我不同的人，”托克維爾寫道，“他們認為，我們燒毀莊稼、清空糧倉、抓捕沒有武裝的人，這些做法都是錯誤的。在我看來，這些都是不得已的舉措，是任何支持與阿拉伯開戰的人必須遵守的法則。”這些對托克維爾來說，是“一種必要的野蠻行為”。
法國的反馬克思“新哲學”繼承了雷蒙·阿隆的思想，進一步貶低了集權主義的概念。他們和哈耶克一樣，在越來越合理的生存環境下，在社會民主的概念下，在現在的女權主義文化下，都認為集權主義是無處不在的。但和阿隆一樣，他們忽略了托克維爾在阿爾及利亞的作為“毀壞了整個國家”。比否認更糟糕的是，他們忽視托克維爾的殖民主義與法國自由主義的結合，而這本就是曆史的一部分。
美國對托克維爾的崇拜有著不同的根源，盡管都一樣“選擇性失明”，原因卻不盡相同。《論美國的民主》在1835年出版時幾乎馬上成名，被認為是天才傑作，但在美國內戰爆發後，公眾對這本書的興趣完全消失了。托克維爾對民主的信心也消失殆盡，他開始瘋狂閱讀，作品也隨之逐漸絕版。
1938年，曆史學家喬治·威爾遜·皮爾森（George Wilson Pierson）拯救了托克維爾的名聲。在大蕭條悲劇發生的同時，美國人也正經曆著一場信仰危機，皮爾森在《美國的托克維爾和博蒙》（Tocqueville and Beaumont in America）一書中重塑了托克維爾的思想。這讓托克維爾在最偉大的“美國必勝”信念出現之時重新出現在公眾視野之內，對命運意義的尋求也得以在1945年再現。新版《論美國的民主》分別於1945年由科諾夫出版社、1947年由牛津出版社、1954年由複古出版社、1956年由新美國圖書館出版社再版。這些蜂擁而來的版本立即登上了美國研究和西方文化研究等迅速發展領域的閱讀清單上，立刻成為了美國文科政治教育的奠基石。
但我們總是很容易忘記，《論美國的民主》並不是寫於林肯總統執政時期，而是傑克遜時期。那時的美國正置身“血淚之路”（Trail of Tears），奇怪的是，寫於這一時期的一本書，卻是頻繁地被用來形容美國那些最傑出的優點。確實，托克維爾作為廢奴主義者，既譴責美國的黑人奴隸製，也反對對原住民的壓迫。但他的民主並沒有涉及到這些內容，他曾寫過關於工作中的幸福奴隸的文章，也堅持認為“原住民永遠不會文明開化，就算他們終於意識到文明的重要性，到時也為時已晚”。前者幸福地承受苦難，後者安靜地消失，這就是托克維爾忽視的地方。
托克維爾似乎在阿爾及爾和密西西比發現了一種共同的命運感。也許我們會覺得奇怪，但從美國到阿爾及利亞的距離對他來說並沒有什麽衝突可言。托克維爾認為，自己的作品是殖民主義的全景圖：從剛剛解放的殖民地美國，到即將成為殖民地的阿爾及利亞。美國是他對阿爾及利亞看法的靈感來源，他在1832年寫道：“阿爾及利亞，就是非洲土地上的辛辛那提。”
托克維爾在阿爾及利亞再一次發現了缺陷。在寫給阿瑟·德·戈平瑙（此時他的雅利安種族理論已經發展完善）的信中，托克維爾稱，一項對《古蘭經》的研究讓他相信“沒有什麽宗教比伊斯蘭教更致命”，它比多神論更糟糕，“這是一種墮落的表現，而不是與‘異教’有關的進步形式。”衰落、卑鄙、隻服從暴力，這就是他對阿拉伯的看法。
這才是真實的托克維爾：他是一個認為自己的職業是眾議院殖民專家的政客，主張法國在北非建立自己的“美國”。這也就是為什麽他既想“毀掉這個國家”，同時也強烈反對畢若將軍（General Bugeaud）在阿爾及爾實行的“獨裁製度”。托克維爾的憤怒點在於，法國在拖慢歐洲殖民的進度。他反對的是歐洲人在阿爾及利亞實行的獨裁製度，至於阿拉伯問題，他強硬地支持軍事製裁。他所希望的，是美國那種白人殖民者的民主出現在北非。他譴責瑞士殖民社會把家庭派去“北美最荒蕪的地區”而非阿爾及利亞的做法，因為這些殖民者更喜歡民主化的機構和和平的領土。
[法]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 著 曹冬雪 譯
譯林出版社 2012年10月
在實現征服之後，托克維爾重新發現了他內心開明的君主主義者，於是勸說法國議會不要重複新世界屠殺式殖民的不人道行為，稱這種行為會“給整個人類群體蒙羞”。但這並不代表他要放棄殖民主義，隻是因為他確信自己找到了一個更好的方式——“英國在印度的那種聰明絕頂的辦法”。在1857年，那時的東印度公司幾乎要撼動法國最強勁對手的帝國地位。他對英屬印度很是著迷，甚至煩惱英國的退縮“可能會為文明和人性的未來帶來災難”。當1857年印度叛亂（Sepoy Mutiny）結束時，他慶祝這是“基督教和文明的一次勝利”。研究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是他未完成的傑作，是他偉大的殖民全景圖的頂點。
美國人還應該繼續讀托克維爾嗎？當然。但《紐約時報》專欄裏那些諂媚和流利的引用，並不是從聖典裏摘取出來的永恒真理，而是來自致力於分析和實現帝國主義的腫瘤。
直白地說，美國要學習的托克維爾，應該是那個把對白人殖民社會的讚美當作路標的作家。閱讀這樣的托克維爾，意味著承認對19世紀的歐洲人來說，美國並不僅象征著民主，也象征著殖民。托克維爾和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一樣，認為在密西西比擴張著的這個偉大的白色帝國，是值得令人崇拜的。
《論美國的民主》是一部優秀的曆史著作，我的論點並不是說它應該被再一次遺忘，而是說它不應該被當作富有遠見的簡單頌歌，被人們盲目引用。它帶來的困擾遠比這要多，同時也為我們揭露了更多事實。
（翻譯：李思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