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詮釋墮入暴政的過程
書不在多,傳世則名,法國人阿曆克西·德·托克維爾便是這樣。他一生隻寫過3本書,但他的思想卻在世界各地紮根,包括中國。
清華大學李強教授曾在他的社會學講座上飽含憂慮地引用托克維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中的名言;青年學者劉瑜在《民主的細節》一書中,開篇就用“托克維爾的那場旅行”為題來講述她所看重的民主故事;曆史學家餘英時先生在其著作中,反複運用托克維爾的研究資料。
2012年,這位已逝世150多年的法國思想家,又被中國人隆重提起和紀念。11月30日,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主持召開專家座談會,聽取專家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座談會結束後,王岐山向與會專家推薦了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在隨後的一個月裏,眾多學者紛紛撰文解讀托克維爾的思想。為什麽一個19世紀的法國貴族,引起中國朝野如此強烈的興趣?
曆經5個政權的貴族
托克維爾,1805年出生在鐵血皇帝拿破侖·波拿巴的帝國,貴族血統。他的一生正值法國民主運動波瀾起伏、政權頻繁更迭的時期——曆經了波旁王朝的複辟,七月王朝的專製統治,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短暫時光,以及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專製統治,54歲時去世。托克維爾一生追求自由,思考民主、平等的意義和弊端,隻是遇到了大革命的波折和詭秘,他的思考最終淪為一個貴族後代的悲鳴和不甘。
在社會動蕩的年代裏,托克維爾卻練就了冷靜理性的思維方式,這源於律師職業的熏陶。在法庭實習時,他認識了檢察官古斯塔夫·德·博蒙,並與之結下深厚的友誼。26歲時,托克維爾與博蒙一起到美國考察刑法和監獄製度,曆時9個多月,回來後兩人合寫了調查報告。顯然,托克維爾並不滿足於此,他心中還有更大的目標,即寫作《論美國的民主》,30歲時,他出版了這部傳世名作的上卷,35歲時,下卷出版。這本著作為他贏得了包括法蘭西學院院士在內的諸多榮譽。
有了名氣的托克維爾在34歲時開始從政,並當選了省議員,其後進入法國眾議院,44歲時出任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外交部長,可惜與時任總統拿破侖三世不和,隻當了4個月的部長就憤然辭職。45歲時,他開始寫作《回憶錄》,反思1848年自己所經曆的法國革命。46歲時,因拿破侖三世發動政變,他被逮捕並關押了一段時間後釋放。之後,他退出政壇,開始寫《舊製度與大革命》,從曆史和社會的角度獨樹一幟地思考法國大革命的功績與悖論。
可以說,在世界近代思想史上,托克維爾都是獨一無二的:曆經5個政權的磨練給了他現實的依據;嚴謹的法律訓練和多國的社會觀察給了他思考的資本;12年的從政經曆給了他第一手的政治體驗;法國大革命後的現實荒誕則給了他承擔曆史反思的激情和焦慮。
“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
以無數個人頭落地為代價的法國大革命,卻沒有給法國帶來應有的民主成果,反而讓各種專製者趁機稱帝、複辟、建立王朝,為什麽會這樣?托克維爾從長遠的曆史視角反複思考這個問題。
他的第一本著作《論美國的民主》,其實就是想看看這個新大陸怎麽在民主的框架下實現自由與平等。要把美國的成功典範引入歐洲,托克維爾的設想是借鑒美國的製度經驗。他認為,保障民眾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鄉鎮自治的法律能讓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在民主法製指導下建立的政府一般趨向於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代議製、分權原則、權力製衡原則可以讓國家有更多的能力和智慧修補錯誤。
在托克維爾的心中,法國大革命走入歧途,法國上層統治階級難辭其咎。在《論美國的民主》中,他十分苛刻地指責法國政壇名人:“國內最有勢力最有知識和最有道德的階級,根本沒去尋求駕馭革命的方法,任憑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去支配,使民主就像失去父母照顧、流浪於街頭、隻知社會的弊端和悲慘、靠自己成長起來的孩子那樣,獨立壯大起來。”那些名人不僅不去想創造民主的方法,而且還在立法上還阻礙法國民主的健康成長,甚至為了手中的權力、職位施展各種陰謀詭計,把法國引向了越來越專製、腐敗的深淵。
在托克維爾對美國興致勃勃進行研究時,自己的祖國卻越來越動蕩。他親眼看到革命怎樣失去它的靈魂,法國舊製度的土壤上如何嫁接出新的專製形式,更加集權的、無所不包的政府被建立,而民眾的自由則慢慢被忘記。對此,珍視自由、尊嚴的托克維爾無比悲痛,卻也無可奈何,隻能在自己的寫作中表明心跡,抒發悲情。他在自己的第二本作品《回憶錄》中說:“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製度,但由於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自由、法製、尊重權利,對這些我極端熱愛——但我並不熱愛民主……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這便是真相。”
在《回憶錄》中,托克維爾盡情地把那些名人的偽善、懦弱、卑鄙、愚蠢揭露了個底朝天。他還表達了自己的愛國心跡:越是在混亂的年代,越是要敢於承擔愛國的責任,越是要有道德和鬥誌。
托克維爾對革命的反思沒有停止。退出政壇後,他認真總結了法國革命的獨特性究竟在什麽地方,從而完成了自己最後一部著作——《舊製度與大革命》。
在書裏,托克維爾提出了“兩個悖論”:一是經濟的繁榮加速了革命的到來;二是在民眾感受苛政最輕的地方卻率先爆發了革命。對這兩點,如今有很多不同的解讀。托克維爾對此似乎也早有預感,他在書出版時寫信給妻子說:“我這本書的思想不會討好任何人;正統保皇派會在這裏看到一幅舊製度和王室的糟糕畫像,虔誠的教徒會看到一幅不利於教會的畫像;革命家會看到一幅對革命的華麗外衣不感興趣的畫像;隻有自由的朋友們愛讀這本書,但其人數屈指可數。”
從托克維爾在其3本著作中探討的主題可以看出,他在尋找以自由與平等為車輪的民主社會前行之路。他眼中的自由,是一種在信仰上帝、法律的前提下,不受政府和他人幹涉的言論、行動的快樂;他眼中的平等,是一種追求自由的平等,而不僅僅是追求物質利益和福利的平等;他眼中的民主,就是實現自由與平等的社會。
農民被其他階層拋棄了
托克維爾絕對想不到,他會在21世紀的中國成為一個話題人物。而事實上,托克維爾的真知灼見對當今中國來講,正是一本極好的思想教材。
除了“兩個悖論”外,托克維爾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中著重論述的另外兩點對今天的中國尤其有借鑒意義。一是他對當時法國農民階層的觀察。農民是法國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國最大的底層社會群體。據托克維爾的調查,18世紀的法國,但凡稍有資產者,無不千方百計離開農村遷往城市——“文獻證明,農村裏幾乎從未見過超過一代的富裕農民。種田人一旦靠勤勉掙到一點財產,便立即令其子弟拋開犁鋤,打發他進城,並給他買下一官半職”——農民被其他階層拋棄了,當時的法國,舊貴族雖喪失了原有的政治權力,但獲得了豐厚的補償;資產階級則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唯獨農民,沒有得到任何好處。最後,農民自己也拋棄了自己。
二是托克維爾對財富的高速增長,保有高度的警惕。“金錢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拚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欲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
脫胎於革命潮流中的今日中國人,在社會心理和情緒氣質上,或多或少地與當年的法國民眾有一些相似。對平等的長久性期待,對民主的長久性努力,對自由的長久性渴望,對革命的長久性習慣應用,都集聚在今日中國人的心理上。對此,執政者不能不警醒,不能不從世界文明史中去尋找一些更具智慧的改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