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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國ChiMerica的起落 世界最成功的合資企業 如何走向解體

(2024-04-23 16:24:37) 下一個

"中美國”的起與落: "世界最成功的合資企業" 如何走向解體

PETER S. GOODMAN 2023年11月15日
 
 
在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裏,美國和中國的國運融合在了一家獨特而宏偉的“巨型企業”中。
 
美國人視中國為一切折扣店的源頭,購買數量驚人的低價工廠產品。各大品牌利用中國作為削減成本的終極手段,在那個工資低廉且禁止工會存在的地方生產它們的商品。
中國的工業為美國家庭帶來了電子產品和家具,而工廠的工作崗位也讓無數中國人擺脫了貧困。中國領導人憑借這架巨型出口機器帶來的收益購買了數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使美國的借貸成本保持在較低水平,也讓美國的消費熱潮得以持續。
 
這兩個隔著太平洋遙遙相望的國家,一個由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塑造,另一個被專製的共產黨所統治,但它們卻聯手投入到一項無比重要的事業之中,以至於經濟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創造了“中美國”(Chimerica)一詞來描述這種“共生經濟關係”。
 
如今,誰也不會用共生這樣的詞匯來形容中美關係了。在華盛頓,兩個幾乎沒有任何共識的政黨都一致將中國稱為地緣政治對手和中產階級安穩生活的致命威脅。在北京,領導人指責美國故意打壓中國作為超級大國的合法地位。隨著兩國努力減少對彼此的依賴,全球企業都在調整自身的供應鏈結構。
杭州灣一家電動車廠的生產線。中國企業正在利用與外國車企的合資企業中獲得的技術。
杭州灣一家電動車廠的生產線。中國企業正在利用與外國車企的合資企業中獲得的技術。
 
“中美國”讓位於貿易戰,兩國都加大了關稅征收並限製了關鍵產品出口,從先進科技用於製造電動車的礦產無所不包。
 
美國企業正在將工廠生產從中國轉移到政治風險較小的地方。中國企業則專注於對盟友及鄰國的貿易,同時尋求讓國內供應商來提供被禁止從美國企業購買的技術。
 
如今,美國已經放棄了過去幾十年間宣揚商業乃中國民主化源泉的那套說辭,轉而默認習近平主席領導下的中國領導層決心鎮壓國內異見,並向海外投射軍事力量。
 
在中國領導層看來,經濟一體化將鞏固和平關係這種曾經盛行的信念已被一種強勢的民族主義所取代,即中國要挑戰仍由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
2010年,深圳富士康工廠的一條生產線。雖然已將部分生產轉移至印度,但蘋果的大部分iPhone都由中國製造。
2010年,深圳富士康工廠的一條生產線。雖然已將部分生產轉移至印度,但蘋果的大部分iPhone都由中國製造。 
 
“在完美的政治世界裏,這兩個國家堪稱天作之合,因為它們完全互補,”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的經濟學家黃亞生表示。“從本質上講,這兩國就好比在不了解對方宗教信仰的情況下結了婚一樣。”
 
但離婚卻是個不現實的選項。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美國和中國緊密相連。中國的製造業已從鞋類和服裝等基礎領域發展成為先進產業,包括那些對限製氣候變化的破壞至關重要的領域。美國仍是最重要的消費市場。盡管地緣政治緊張導致關係惡化,但這兩國仍然相互依賴,它們各自的角色沒那麽容易被取代。
 
雖然已將部分生產轉移至印度,但蘋果的大部分iPhone都由中國製造。中國品牌寧德時代是全球最大的電動車電池製造商,生產此類產品所需的鎳等關鍵礦物的精煉也由中國企業主導。在全球太陽能電池板的供應鏈中,中國企業占據了超過四分之三的份額。
 
好萊塢電影公司到跨國汽車製造商,再到卡特彼勒和強鹿這樣的建築設備製造商,中國成為了全球各大品牌最主要的銷售來源。英特爾、美光和高通等電腦芯片製造商大約三分之二的營收都來自中國的銷售和授權協議。
 
這些商業糾葛的強大拉扯力也存在於周三習拜會預計將討論的話題背景中。在舊金山一場國際峰會上的會晤將是他們一年來的首次會麵。
本月早些時候的洛杉磯港。即便全球企業都在調整自身的供應鏈結構,但中國仍在繼續生產許多美國人都想買的產品。
本月早些時候的洛杉磯港。即便全球企業都在調整自身的供應鏈結構,但中國仍在繼續生產許多美國人都想買的產品。 
 
這種關係從來就不可能天長地久
 
盡管如此,兩國的政治分裂將持續下去的前景正在改變全球供應鏈為找到地方來取代中國作為它們所依賴的世界工廠,企業正在越來越多地探索多樣化的生產方式。墨西哥中美洲正在獲得投資,因為向北美銷售產品的公司正在那裏設廠。
 
一些貿易和國家安全專家將這些變化稱讚為對幾十年經濟增長模式早該發生的調整,那種增長是靠美中之間危險的相互依賴推動的。
 
中國購買美國國債(雖然自2012年以來一直在穩步減少)維持了美國的低借貸成本,也鼓勵了投資者尋求更高的回報。這導致了金融投機者大肆購買低等級的抵押貸款,引發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美國財政部前官員、現為外交關係委員會經濟學家的布拉德·塞瑟爾說。
 
“這當然是一種形式的相互依賴,”塞瑟爾說。“但這裏麵的觀念是不可持續的,那就是中國存錢、美國花錢,中國放貸、美國借款,這些都是好事,因為我們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麵,我們是互補的。”
 
這次疫情讓美國人認識到了依賴中國工廠生產口罩和醫用防護服等必不可少商品的風險,還有健身自行車和智能手機,所有這些東西在疫情期間都變得稀缺港口陷入混亂海運價格上漲等問題,暴露了依賴大洋彼岸單一國家的危險。
 
拜登政府將這種擾亂以及與中國日益激烈的競爭作為一項產業政策的推動力,該政策旨在鼓勵美國製造業在國內生產,擴大與盟友的貿易——尤其是在計算機芯片等具有戰略意義的行業。
 
但也有經濟學家警告,即使是少量工廠生產從中國轉移出去,也會給消費者帶來更高的價格,同時減緩全球經濟增長
 
從2017年以來,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份額已減少了5%。據哈佛商學院勞拉·阿爾法羅和達特茅斯塔克商學院達玟·楚爾的一項研究,從其他國家進口商品的價格更高,比如,從越南進口的商品價格比從中國進口高10%,從墨西哥進口的商品價格高3%。
 
雖然中國的工資水平已經提高,但沒有其他國家的製造能力像中國那樣縱深且廣泛。
這不是偶然發生的。
鄧小平在1984年。在他的領導下,中國政府試圖通過一係列市場改革將國家從貧困和孤立中解救出來。
鄧小平在1984年。在他的領導下,中國政府試圖通過一係列市場改革將國家從貧困和孤立中解救出來。 
 
中國是怎樣開始押注貿易的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開啟了一係列市場改革,試圖將國家從貧困和孤立的狀態中拯救出來。通過製造產品並銷往世界來積累國家財富。中國官員們在建設高速公路、港口、發電廠等基礎設施的同時努力吸引外資。
 
這些努力在2001年達到頂點,中國在那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為本國產品出口贏得了全球市場準入,作為交換,中國承諾向外國競爭對手開放國內市場。
 
美國領導人支持把中國融入全球貿易體係,他們那樣做不隻是為了把巨無霸和推土機賣給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通過加入世貿組織,中國不隻是同意進口更多我們的產品,”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2000年在國會將進行一次關鍵投票的前夕宣稱。“它還同意進口最珍愛的民主價值觀之一:經濟自由。 ”
 
但在如此高尚的言辭背後,美國的品牌想要更多地進入中國,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的工廠能生產比其他地方更便宜的商品。
 
“中國生產的產品是工薪家庭買得起的,”時任著名連鎖店 Pier 1 Imports首席執行官的克拉克·約翰遜1998年代表美國零售聯合會在國會作證時說。
 
這個表述在國會贏得了足夠的票數。
 
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的20年裏,美國從中國的進口總額增長了五倍,達到每年5040億美元。
 
沃爾瑪是一家熱衷於低價的公司,在新興城市深圳建了一個采購中心。沃爾瑪將周邊工廠的數百名代表召集到這個中心。他們坐在木椅上,用一次性塑料杯喝著茶,一等就是幾個小時。沃爾瑪能要到最低的價格,因為隱含的威脅是,如果一家工廠猶豫的話,沃爾瑪能從同一間等候室裏召喚來另一家工廠的代表。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兩年後,沃爾瑪在中國製造的產品上花的錢已達150億美元,幾乎占中國對美國出口總額的八分之一。據一項分析,十年後,沃爾瑪從中國進口的商品總值達到490億美元。
 
從中美貿易中獲益的是走進商店的幾乎所有人。據一項研究,從2000年到2007年,從中國進口產品相當於將美國家庭的平均消費能力提高了約2%,也就是美國家庭的年均購買力增加了1500美元。另一項研究發現,從2004年到2015年,中國商品將美國的物價每年壓低0.19%。
阿拉巴馬州考特蘭鎮的商業中心區,攝於2016年。兩年前,該鎮的主要雇主國際紙業公司關閉了其在考特蘭的工廠,裁掉了1000多個工作崗位。
阿拉巴馬州考特蘭鎮的商業中心區,攝於2016年。兩年前,該鎮的主要雇主國際紙業公司關閉了其在考特蘭的工廠,裁掉了1000多個工作崗位。 
 
被甩在了後麵的人
 
受中國進口產品傷害的群體集中在顯而易見的地方。曾經繁榮的美國工廠城鎮陷入了失業和絕望狀態,以前的餐館和五金店被食物賑濟處和當鋪取代。
 
據經濟學家戴維·奧托、戴維·多恩和戈登·漢森發表的一篇論文,從1999年到2011年,中國廉價進口商品的激增導致美國製造業減少了近100萬個就業崗位,導致更大的經濟範圍裏減少了200萬個就業崗位。
 
由此引發的憤怒幫助特朗普入主白宮。他曾在2016年的大選期間發誓要發動貿易戰。
“我們不能讓中國繼續強奸我們的國家,”特朗普在一次集會上說。“這是世界曆史上最大的盜竊。”
 
這種煽動性的描述與來自中國的低價商品消除了生活成本上漲的現實相衝突。盡管如此,特朗普的譴責在許多工人階級社區引起了共鳴。
 
中國工業違反國際貿易規則的說法有真實性。中國政府通過國有銀行貸款向大企業提供大量信貸。中國的工業企業還能通過與地方官員分享利潤來逃避環境法和勞動法。中國的市場對來自外國公司的競爭仍充滿了壁壘。那些在華投資的外企麵臨知識產權被公然盜竊、產品被猖獗仿造的嚴重問題。
 
然而,美國也在很多方麵從對華貿易中受益。更便宜的商品幫助了家庭應對收入停滯的問題,同時充實了企業資金。問題是,企業的大部分收益流向了在中國生產產品的公司的股東們,而美國政府未能減輕那些被甩在後麵者的痛苦。
 
一個名為“貿易調整幫助”的聯邦項目原本是為了補償那些因廉價進口商品失去工作的人,為他們提供現金和從事其他工作的培訓。但國會批給這個項目的資金嚴重不足。據一項對美國勞工部數據的分析,2019年,有資格領取這項福利的人中隻有不到三分之一得到了幫助。
珠海的一家山姆會員店,攝於2016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兩年後,沃爾瑪為中國製造的產品花了150億美元。
珠海的一家山姆會員店,攝於2016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兩年後,沃爾瑪為中國製造的產品花了150億美元。 
 
簡單的政治口號遠比貿易效益的複雜計算容易理解,這讓公眾越來越相信中國的工業隻是一種壓榨他人的力量,美國人“隻是被它利用了”,康奈爾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說,她曾任拜登政府國務院的官員。“我們在利益分配方麵做得不好,但它們是真實存在的。”
 
美國人情緒的部分變化似乎反映了他們對一個結果的不滿,那就是與中國接觸並沒有帶來這種接觸承諾的政治轉型。
 
中國政府用其巨大的貿易順差擴大了軍事力量危及到菲律賓等鄰國。中國政府針對新疆西部地區的維吾爾少數民族建立了一個奧威爾式的監控機器
 
美國與中國的貿易也未能推動中國政府承諾的市場改革。相反,習近平的政府擴大了國有企業的權力,同時打壓私營部門。
 
幾十年來,中國一直強迫外國汽車製造商與國有汽車公司成立合資企業,作為進入中國市場的一種方式。現在,一批從這些合資企業獲得了專業知識的中國新企業正在奪走外國汽車製造商的市場份額。
 
最終,接觸政策帶來了目前的時刻,開啟了脫離接觸的混亂且令人困惑的過程。
 
拜登政府提出理由稱,通過減少對中國工業的依賴,美國的經濟將變得更有韌性,在麵臨衝擊和衝突時更不容易被擾亂。
 
但越南等國家製造的許多工廠產品仍含有大量中國生產的零部件和材料,據加州大學聖迭哥分校的國際貿易專家卡羅琳·佛洛恩德的研究。
 
隨著“中美國”的解體,世界的供應鏈最終可能會變得更加複雜,會涉及更多國家的更多工廠,但仍依賴主要由一個國家製造的關鍵部件。
 
“世界仍依賴中國,隻是在依賴的過程中繞了許多彎而已,”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塞瑟爾說。“可能會出問題的地方變多了。”
越南的一個工業園區,富士康在這裏有業務。從越南進口的產品比從中國進口的貴10%。
越南的一個工業園區,富士康在這裏有業務。從越南進口的產品比從中國進口貴10%。
 

Peter S. Goodman是時報的全球經濟記者。他撰寫有關經濟與地緣政治交叉的文章,尤其關注這對普通人及其生活生計的影響。點擊此處了解更多關於他的信息。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Joint Venture

China and the U.S. both gained from their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they pull apart, each is finding it will be hard to fully replace the other.

Peter Goodman, a global economics reporter, covered China from Shanghai from 2001 to 2006.

For more than a quarter century, the fortun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ere fused in a uniquely monumental joint venture.

Americans treated China like the mother of all outlet stores, purchasing staggering quantities of low-priced factory goods. Major brands exploited China as the ultimate means of cutting costs, manufacturing their products in a land where wages are low and unions are banned.

As Chinese industry filled American homes with electronics and furniture, factory jobs lif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from poverty. China’s leaders used the proceeds of the export juggernaut to buy trillions of dollars of U.S. government bonds, keeping America’s borrowing costs low and allowing its spending bonanza to continue.

Here were two countries separated by the Pacific Ocean, one shaped by freewheeling capitalism, the other ruled by an authoritarian Communist Party, yet conjoined in an enterprise so consequential that the economic historian Niall Ferguson coined a term: Chimerica, shorthand for their “symbiotic economic relationship.”

No one uses words like symbiotic today. In Washington, two political parties that agree on almost nothing are united in their depictions of China as a geopolitical rival and a mortal threat to middle-class security. In Beijing, leaders accuse the United States of plotting to deny China’s rightful place as a superpower. As each country seeks to diminish its dependence on the other, businesses worldwide are adapting their supply chains.

A worker in a blue helmet stands beside white car on a production line inside a factory. The production line at an electric vehicle factory in Hangzhou Bay, China. Chinese companies are harnessing the know-how gleaned from joint ventures with foreign auto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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