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文化史的背陰麵 中古宗教自撲自搏風

國家為什麽供養這群畜生？

 

【年度榮譽講座】葛兆光：文化史的背陰麵——從胡適、楊聯陞對中古宗教自撲自搏風習的通信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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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2023-09-23

2023年9月23日晚，七周年係列學術活動、2023年度榮譽講座第二講“文化史的背陰麵——從胡適、楊聯陞對中古宗教自撲自搏風習的通信說起”在北京大學第二體育館B102報告廳舉行。文研院學術委員、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曆史係雙聘教授葛兆光主講，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程樂鬆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員、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陸揚，文研院邀訪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吳真與談。本次講座通過北京大學出版社線上平台、北京大學融媒體中心、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直播平台、天一文化講壇等20餘家媒體平台進行全程直播，共計106萬人次在線觀看。

講座伊始，葛兆光老師強調了胡適與楊聯陞關於中古宗教自撲自博風習的通信的意義，並引出本場講座的核心問題。1955年，楊聯陞在《老君音誦戒經》中敏銳地發現了道教清整運動的線索，並在若幹年間與胡適反複通信、討論，而其研究最終大體上揭示了中古道教史上那一場靜悄悄但又相當深刻的宗教改革史。那麽，這場清整運動的意義是什麽？道教為何要進行自我整頓？它革除了哪些內容？它何以使早期道教完成宗教化轉型？在回答上述問題的基礎上，葛兆光老師認為，更為重要的問題在於，為何後世文獻對於曾經存在的野蠻粗鄙的宗教文化現象記載甚少？文化史對這種“背陰麵”的遮蔽對我們理解文化傳統造成了什麽影響？

 一 

葛兆光老師認為，道教的整合與成型到五世紀才完成。在此之前，早期道教不僅內部沒有一個同一的組織、理論和方法，而且在某些方麵還與居於主流地位的儒家禮樂文明和皇權政治多有齟齬。這可以從塗炭齋、政教合一的組織形式以及過度儀等早期道教遺產中窺見一二。

塗炭齋是一種以苦行娛神的懺悔儀式，由自搏等風習發展而來。自搏即自己抽打自己的身體或臉麵，教徒通過這種自我毀傷來表達懺悔。當時的道教徒興許還有以這種苦行的方式求得超越升仙的想法，塗炭齋對他們而言就是一種身體和心靈的雙重試煉。塗炭齋的程序是，在露天處設壇，圍以欄格。教徒“以黃土泥額”，解開頭發，將頭發係於欄格之上，反手自縛，口中銜玉璧，“覆臥於地”，將兩腿分開三尺，叩頭懺謝。然後，自我拍打身體和臉頰。這一過程，白天三個時辰麵向西方，夜間三個時辰麵向北方，每次十二天，上、中、下三元時節舉行，共三十六天。這種自虐方式不僅與世人的習慣相背，也與秦漢西晉以來儒家推廣的禮樂文明迥異。

三裏村東漢墓“北鬥君”朱書摹書

早期道教還存在政教合一的組織嚐試。早期道教曾經試圖把道教教徒和編戶齊民合二為一，把道教的“治”與“方”，和國家地方的“郡”與“縣”合二為一，把信眾自願的宗教捐助與國家強製的賦稅管理合二為一，這就是“領戶化民”。從此構想可以看出，早期道教意圖組建和控製獨立於國家的、組織化紀律化的軍事力量，這必然會遭到儒家學說的反對，也必然會引起皇權的警惕，存在著被取締、消滅的潛在風險。

過度儀就是公開的男女性行為，這相較於還帶有悲涼的莊嚴感的塗炭齋，更難為儒家士大夫接受。過度儀中的性事活動把本來莊嚴的壇場變成愉悅的洞房，無疑褻瀆了神聖。同時，過度儀還將本來隱秘的性事公開在眾人麵前，不僅引信眾入教的導師在場，有時甚至還有“父兄立前”，不啻廉恥盡失，人為禽獸。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性事活動並不一定在夫婦之間進行，所謂“教夫易婦”，這直接違反了世俗中的夫婦倫常。由此觀之，過度儀作為一種公開的宗教儀式，挑戰了傳統社會的倫理道德，一定會受到主流文明和精英分子的激烈抨擊和嚴厲製裁。

葛兆光老師認為，在塗炭齋、政教合一的組織形式以及過度儀中，可以看到道教徒對權力、超升與自然欲望的追求，而這三方麵的渴求和放縱都與政治秩序和社會規則，亦即周秦以來的主流禮樂文明相衝突。這種衝突指向了兩個問題，即禮樂文明是否自誕生起就占據了主導地位？在周秦至中古漫長的時間裏，文化的“背陰麵”在文明史中扮演了什麽角色？

 二 

學界通常認為，殷周之際是文化史大變革的時代，而這種觀點的形成離不開王國維的貢獻。王國維在《殷周製度論》中提出，中國文化從殷商到西周的演變，是從野蠻到文明的轉型。這一文明給華夏政治文化確立了“立子立嫡”“廟數之製”“同姓不婚”等重要規矩。自此以後，區分尊卑、內外、嫡庶的禮樂製度就形成了。這樣，彬彬有禮的“秩序”就建立起來了，人人遵守法度的“規矩”就明確了。葛兆光老師進一步指出，經過秦漢統一帝國“王霸道雜之”的製度統一化和文化統合化進程，又經過西晉泰始年間的儒家法律化，華夏文明的基本形式就已基本定型。

葛兆光先生在日本發現的王國維贈

內藤湖南之《殷墟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最初手稿

吊詭的是，在禮樂文明逐漸形成並漸漸占據主流地位的情況下，在早期道教中竟長期存在著上述不合時宜的科儀和政教合一的組織形式。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後世正統的、官方的文明記憶遺忘了它們，或將之邊緣化，或否認其本土性。葛兆光老師指出，正是這種在中古生活中存在卻又不見於官方文獻的反常現象，指引著我們考察中古那些可能被故意遺忘的一麵，即文化史中的“背陰麵”。

實際上，中古文化史中類似的不文明現象或者說反文明現象不在少數。例如，為了擺脫皇後一族的影響和控製，北魏建立了極其殘忍的“子貴母死”製度。這一政治規定恐怕並非脫胎於少數民族之風習。田餘慶先生就曾指出，這是胡人進入漢地後，受到了“中國固有文化的影響”而建立起來的製度。又例如，在號稱“忍辱退讓為尚”的佛教禪宗內部，也腥風血雨不休，自相殘殺常有。據敦煌傳世文獻的記載，始祖達摩六次中毒，最後死因不詳；二祖慧可身陷道恒（亦是僧人）和鄴都官員的迫害，最後被打殺、毒死。再例如，中古時期可以見到肢解人體甚至食用五髒的風習，相關事件不勝枚舉，最有名的當屬《南史》卷八十對侯景的記載。南朝梁的侯景對反叛者李瞻“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腸”，對劉神茂用“大銼椎，先進其腳，寸寸斬之，至頭方止”；而侯景死後，王僧辯截下侯景的兩隻手並送給北朝的齊文宣帝，把侯景的頭傳首江陵，又將五鬥鹽放在侯景屍體的肚子裏，送到建康，“暴之於市”，老百姓還爭先恐後地去割取屍體，“屠膾羹食”。

針對第三個例子，有人可能會認為這來自中古時期蠻夷戎狄的恐怖性格和野蠻風俗，但葛兆光老師指出，事實上，殘忍的傳統和野蠻的迷信在漢人中也是源遠流長的。西漢建昭年間，西域都護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率領軍隊遠征康居（今中亞的巴爾喀什湖和鹹海之間）的一支匈奴，他們把斬下的首級懸掛在長安槀街的蠻夷邸，威脅居住在長安的異族人。而他們在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時，還援引了《穀梁傳》中孔子在夾穀之會上殺優施，使其“首足異門而出”的故事，在儒家那裏為這種殘忍的行為找到了依據。再上溯到傳說時期，新出土的馬王堆帛書《十大經》記載，號稱“人文始祖”的黃帝也很殘忍，他不僅殺了蚩尤，還剝其皮以作靶，編其發而作旗（蚩尤之旌），製其胃以作球，最後還剁爛了蚩尤的骨肉，製成“苦醢”。

《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劄》書影

葛兆光老師指出，在認真考察了上述的文化史中的“背陰麵”之後，我們應該認識到，世上沒有哪個文化自古以來就是理性而光明的，文明是長期演化的結果，是在不斷驅逐蒙昧和野蠻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但問題在於，無論是古代的文獻，還是當下的文化史敘述，或是刻意遺忘，或出於掩飾，都對這些“背陰麵”避而不談。從這一角度出發，胡適在信中鼓勵楊聯陞對佛教、道教的自撲與自搏做研究，恐怕還有“晾曬背陰麵”的意涵。

 三 

葛兆光老師認為，胡適很早就關注到了中國古代文化的背陰麵，並將其與現代中國的文化缺陷聯係起來。這可以從胡適對中古佛教極端的修行與自殘行為的批評，以及其對古代中國大規模以人殉葬傳統的抨擊中窺見一二。從這種對“背陰麵”的重新發現引申開去，可以進一步討論“背陰麵”的缺失對於理解中國文化史有何影響。

餘英時先生手書《壽張灝八十》中

“幽暗已成千古患”句及自注“幽暗指其‘幽暗意識’之名作”

張灝在《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中提出了一種“幽暗意識”，即“正視人的罪惡性和墮落性，從而對人性的了解蘊有極深的幽暗意識”。樹立“幽暗意識”不等於認可黑暗，反倒是為了克服它，使人們對現實人生和社會常常有“批判的和反省的精神”。葛兆光老師借此概念指出，如果在曆史文獻和中國文化史的書寫當中，隻關注傳統文化的“向陽麵”，而對“背陰麵”避而不談，那可能會使我們難以理解向陽麵的禮樂文明是如何與民眾自發的文化習慣搏鬥進而逐漸型塑了傳統中國社會的，更會使我們忘掉自身傳統內部其實存在很多非理性的、幽暗的、醜陋的甚至是野蠻的東西。一旦對此失去警戒與畏懼，就會沉湎於非曆史的、樂觀的自我想象中，從而衍生出一種沾沾自喜、無端自大的心理，而這是一種極不利於自省和自新的心態。

葛兆光老師認為，再次回到胡適與楊聯陞討論的道教清整運動，可以發現其目的就是祛除為主流禮樂文明所不容的“邪僻祆巫”的成分，使道教成為統一的、“專以禮度為首”的宗教。清整運動逐漸清除了道教組織軍事行政化的現象，消除了道教與世俗皇權對抗的可能與危險；道教科儀也由此逐漸趨於合法化與合理化，變成了一種神聖莊重的宗教活動；過度儀則在強大的世俗壓力下漸漸隱身，轉換為了文學中的玄妙想象。經過這一過程，道教由俗而聖，成為了一個皇權認可的合法宗教。

更進一步地，胡適和楊聯陞的工作提示我們，應該在中古文化史研究中重視文化的“背陰麵”。葛兆光老師指出，認清這種自身文化史中的“背陰麵”，有兩方麵的意義。在學術方麵，這讓我們了解到自身文化史中不僅有理性、文明、和諧的主流，還有殘忍、野蠻和暴虐的潛流——後者不一定源自蠻夷和宗教文化，而是自身文化的傳統。文化史研究隻有兼及兩麵，才能解釋自身文化逐漸趨於文明的過程。在思想方麵，這讓我們意識到，唯有正視傳統中同時存在著“向陽麵”和“背陰麵”，才能真正認識到“文明”，即逐漸形成的規則和秩序的重要性；而所謂傳統和習慣，也許並沒有那麽光明和偉大，反倒是需要用現代文明對它進行“創造性的轉換”。

評議環節現場

評議環節，陸揚老師表示，本次講座探討了道教清整運動的發生學，在這一問題上，需要關注寇謙之的個人經曆與道教重大變革的聯係，而這是陳寅恪先生在1950年代就提出的一條線索。另外，就“文化史的背陰麵”主題而言，還應該關注文明的“向陽麵”可能以某種形式擁抱了“背陰麵”，主流的禮樂文明其實存在許多野蠻的因素，其突出表現就是道德至上主義，借道德之名做殘忍之事。吳真老師評介了楊聯陞先生在道教文獻學方麵的造詣，認為早在1950年代，楊聯陞先生即能熟練運用道藏和敦煌道經，通過開創性的“以經解經”，完整地還原了道教的科儀世界。胡適和楊聯陞在麵對中古宗教中的自撲自搏風習時，敏感地意識到中國傳統宗教可能存在悔與罪的觀念。基於這一理解，道教實際上承擔著言說和警示人性幽暗麵的宗教功能，其實踐形式隨著道教的宗教化進程而變化，從毀傷身體的儀式演變為文學化的表達。至此，本場講座在熱烈的氣氛中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