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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者：美國“Z世代”對華好感度較高，為什麽？
周順 上海政法學院副教授
內容提要
美國“Z世代”是缺乏安全感的一代，是專注於“指尖上的敵我鬥爭”的一代，是主張變革的一代。他們正以積極的姿態重塑美國進步主義政治議程和外交政策方向。“Z世代”的對華認知是美國國內政治生態塑造與構建的結果，也是其對美國內政外交的基本看法投射至外部世界而形成“他者”身份意象的反映。美國“Z世代”對中國的關注度低於其他年齡段人群，他們認為中國的全球影響力正日益增強，在大部分涉華問題上，他們沒有明顯的敵對立場，但卻對中國持有偏見與刻板印象。“Z世代”的對華認知雖然較為正麵，但並不意味著中美關係會在兩國青年一代手中得到全麵改善。生命周期效應可能會使美國“Z世代”的對華態度趨於強硬，這種強硬主要源於青年群體特質及其政治認知。
關鍵詞“Z世代”；美國青年；對華認知；中美關係
美國“Z世代”指出生於1996—2010年的青年群體，他們是參與美國未來政治活動的主力軍，也是決定中美關係未來走向的關鍵人群。“Z世代”的對華認知呈現出某種程度的矛盾性。雖然他們的對華好感度在總體上超過其他年齡段人群，但在“人權問題”上卻對中國持更強硬立場。美國“Z世代”未來是否能成為扭轉中美關係的關鍵性群體，由“Z世代”主導的美國對華政策在未來是否能被調整或者是否會進一步強硬，了解“Z世代”在美國內政外交政策上的基本立場，特別是其對中國的認知和態度，將有助於把握代際政治對中美關係影響的程度，為評估“美式民主”、分析中美關係的現狀與走勢以及應對美國對華實施極限競爭提供政策參考。
一 美國“Z世代”對華認知的基本表現
美國“Z世代”的對華認知是其國內政治生態塑造與構建的結果，也是他們對美國內政外交的基本看法投射至外部世界而形成“他者”身份意象的一種反映。目前來看，美國“Z世代”對中國的關注度雖然低於其他年齡段人群，但他們認同中國的全球影響力正在日益增強。在大部分涉華議題上，“Z世代”沒有明顯的對華敵意，但卻對華持有偏見與刻板印象。
（一）對中國的好感度較高
“Z世代”對中國的好感度略高於全美對中國好感度的平均水平。“Z世代”中有27%的人對中國抱有好感，比其他年齡段的平均值高12個百分點。“Z世代”中有20%的人對中國領導人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持正麵看法，較其他年齡段的人數比例高5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對中國的看法更為分化。2020—2023年，美國民眾中對中國持負麵看法的人數在增多，其中轉向正麵看法者為17%、轉向負麵看法者為26%、看法不變者為53%，“Z世代”的相關數據則分別為22%、26%、48%。其中，傾向於民主黨的“Z世代”對華態度轉為積極與消極的人數比例相當；傾向於共和黨的“Z世代”對華態度惡化趨勢嚴重，轉向消極態度的人群占比約為轉向積極態度人群的兩倍。
（二）對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持較為正麵的看法
“Z世代”承認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正在逐步上升，對中國目前的國際影響力持較為正麵的看法。2021年，“Z世代”對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持負麵看法者在受訪人群中的占比為39%；2022年則為43%，比50歲以上人群的相應數據低35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對中國未來的國際影響力並不十分看好。美國民眾對“未來全球影響力”的看法存在明顯的代際差異。在55歲以上的群體中，有25%的人認為“5年後，中國將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國家”；而在“Z世代”中，持這一看法的人僅為7%。“Z世代”中有73%的人認為，未來美國仍將是最具影響力的國家，這比55歲以上受訪者的數據高出25個百分點。
（三）視中國為“競爭者”而非“敵人”
“Z世代”更傾向於將中國視為“競爭者”而非“敵人”。這一群體中有20%的人將中國視為“敵人”，較65歲以上群體低29個百分點；“Z世代”中有63%的人將中國視為“競爭者”，較年長者高15個百分點；“Z世代”中有25%的人認為中國是合作夥伴，較年長者高22個百分點。就經濟實力而言，“Z世代”認為中國的經濟實力已與美國基本相當，其中持“中美兩國經濟實力基本持平”觀點的人數比例為44%，在各年齡段持相同觀點者中的占比遙遙領先。就軍事實力而言，“Z世代”並不認為中國目前的軍事實力已危及美國的國家安全。
（四）高度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
“Z世代”高度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2020年至2021年間，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Z世代”人群比例增加了7個百分點。“Z世代”與“千禧一代”立場接近，支持因“人權問題”抵製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人群比例為55%，甚至比“沉默的一代”還高出3個百分點。相較於2021年東京夏季奧運會的收視率，“Z世代”收看北京冬奧會的人群比例下降了36%，下降幅度大於“千禧一代”的收視率10個百分點。“中國人權問題全球態度”調查報告顯示，有68%的美國人認為，“即使中美經貿關係受到極大損害，也應該促進中國人權發展”。
（五）不認同把限製中國作為美國的重要任務
“Z世代”並不認為限製中國的實力與影響力應該成為美國的重要任務。美國50歲以上人群中有58%的人認為應該遏製中國，“Z世代”中持相同觀點的人數比例大約少20個百分點。“Z世代”認為，因遏製中國崛起而導致中美關係惡化，或將大幅降低中美合作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可能性，從而影響未來世代的生存權。因此，“Z世代”中近半數的人主張對中國采取更為謹慎的態度並保持合作，僅有12%的人認為美國應將戰略重點放在應對中國的“挑戰”上。美國“Z世代”對於“瓜分世界”或迫使盟友“選邊站”的傳統套路不感興趣，任何試圖把美國迫切需要組建國際“反華聯盟”的觀念強加於“Z世代”的做法都會失敗。
（六）認為美國在對華貿易問題上不應過於強硬
“Z世代”不希望美國在對華貿易問題上持強硬態度。有53%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應該在貿易問題上對中國更強硬，“Z世代”中持這一觀點的人群占比為37%，隻有23%的“Z世代”認為“中美之間的經濟競爭對美國而言是非常嚴重的問題”，這比65歲以上群體的相應數據低30個百分點。但“Z世代”不主張對華強硬並非出於對華好感。這一群體對美國資本主義體係及其經濟結構性問題的批評甚多，他們認為美國將經濟利益作為對外政策的首要驅動力是錯誤的，認為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應該是促進和平與保護人權，其次是確保美國國家安全，再次是應對氣候變化，最後才是維護美國的經濟利益。
（七）不認同台海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
“Z世代”不認為台海問題是中美關係中的重要問題。2022年，“Z世代”中僅有32%的人認為，“台海緊張局勢對美國而言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比65歲以上持同樣觀點的人群占比低28個百分點。總體來看，受到美國國內政治的影響，“Z世代”更傾向於將國內問題國際化、人權問題意識形態化。“Z世代”並不真正關心台海問題，但他們十分關注“民主”的未來，尤其關注構成“民主”核心的“人權”的未來。因此，他們錯誤地把台海問題視為基於“人權”的國際問題，而不是事關中國主權的內政問題。對“Z世代”而言，隻要台海問題中所謂“人權”的麵相未充分顯現，該問題就不是其關注的重點。
（八）不支持美國限製中美教育與科技交流
“Z世代”不希望限製中美教育與科技交流。80%的美國人認為，國際學生赴美留學是好事，但也有55%的人反對錄取中國學生。“Z世代”中有92%的人對國際留學生持歡迎態度，66%的人支持接收中國留學生，56%的人反對限製中美科技交流，該群體是美國各年齡段中對華觀念最開放的群體。中美教育交流目前處於不平衡狀態。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響，中國赴美留學生數量驟降，2022年在美中國留學生人數為29萬人，占美國留學生總數的30%；2021年在華留學的美國“Z世代”的人數為382人，較2020年下降84.6%。雖然美國“Z世代”認為教育比軍事、科技及“民主”更重要，但隨著他們對美國教育信心的下降，任何傳統教育機構要想贏得“Z世代”的信任都變得更困難，這將在一定程度上製約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原孔子學院總部）在中美教育交流與合作領域繼續發揮積極作用。
總體而言，美國“Z世代”對中國持較為積極態度，他們雖然不讚同將遏製中國作為美國的重要任務，但卻高度關注中國“人權問題”。“Z世代”的對華認知表現可能會引發兩種誤解。一是認為美國青年群體對華態度較為友好，未來中美關係會得到較大程度的改善；二是認為“Z世代”群體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得保守，未來其對華態度恐怕會趨於強硬。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年輕一代主要受國內政治文化及青年亞文化圈層疊加效應的影響，他們普遍對外部世界較少關注，他們目前的對華態度隻能反映該群體對外交事務興趣不大，而非對中國抱有友好態度。此外，從年齡因素分析判斷特定人群的政治取向時，還需要區分生命周期效應與世代效應的不同影響。個體年齡增長與政治取向趨於保守之間並不存在單一線性關係，年齡增長過程中政治取向發生的變化更多是由於突發或周期性的經濟、社會、政治事件積累與共同作用的結果。如果美國“Z世代”未來的對華立場更強硬，那麽這可能不僅取決於其生命周期的變化，而主要是世代效應影響的結果。
二 美國“Z世代”對華認知的成因
美國“Z世代”對華認知的成因非常複雜，就宏觀層麵而言，其對華認知受到中美權力變化及美國對華輿論戰升級迭代的影響。前者包括中美兩國戰略資源實力的相對變化資源轉換為國際影響力意願和能力的變化及其帶來的實際影響。後者涉及美國的輿論對中國妖魔化敘事及對美國公眾“反共”意識形態的強化，通過“反外國宣傳和虛假信息法”限製中國媒體與企業為正當權益發聲、限製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項目的運行及限製學者和學生進行正常的人文交流等就是其典型做法。就微觀層麵而言，“Z世代”對華認知的形成可歸因於以下三個方麵。
（一）世代特性
美國“Z世代”的世代特性是其對華認知的核心影響因素。相較於其他年齡段群體，“Z世代”缺乏安全感，崇尚“指尖上的敵我鬥爭”，主張積極變革。這些世代特性導致美國青年群體過早出現對華“認知閉合”狀態，促使其對華認知固化。
從心理特性來看，“Z世代”長期處於焦慮與恐懼情緒的困擾中，心理健康受到很大的影響。“Z世代”認為，“恐懼”是“讓美國人團結起來”的首要因素。他們的恐懼感源於校園槍擊暴力事件、經濟上的人不敷出、自身精神狀況的惡化、個人權利受到侵犯以及氣候變化帶來的危害等。對不確定性事務的恐懼和焦慮使“Z世代”群體更團結，更注重群體間的“安全空間”防線。
從社會交往形態特性來看，“Z世代”是專注於“指尖上的敵我鬥爭”的一代人，他們不僅強調鬥爭的公開化，而且更強調鬥爭的即時性與國際化。一方麵，他們借助社交媒體的點踩與投票功能清晰界定“我群”與“他群”，構建起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共享的敵我觀。另一方麵，“Z世代”的溝通、動員和執行能力不受國界等實體疆域的限製。在“Z世代”的推動下，“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於2020年再掀高潮並迅速波及各國。各國“Z世代”以聲援美國為名，表達積極主張變革的訴求，強調青年一代要承擔的社會責任。
美國“Z世代”是極“不耐煩”與“不願妥協”的一代。2022年，首批“Z世代”國會議員的競選綱領已從“尋求跨黨派合作以實現變革”，變為“打破能使對手獲得優勢的製度”。因此，當“Z世代”認為其個人權利或推崇的價值觀受到國內外各種行為體的威脅時，他們更傾向於馬上采取“破釜沉舟”的行動。上述因素導致美國“Z世代”較其他年齡段群體更早出現了國際政治心理學家羅伯特·傑維斯所提出的“認知閉合”狀態，即年輕人對不符合其原有認知的信息持封閉性態度，並過早形成個人的政治認知圖式（Schema），從而造成認知固化。未來一旦發生矛盾或衝突，這種認知局限可能會顯著加快“Z世代”的鬥爭進程，加大矛盾或衝突的烈度。
（二）政治認知圖式
“Z世代”的政治認知圖式是影響其對華認知形成的另一個重要因素。“Z世代”對美國政治的認知結構是其解讀中國、建構中國形象並作出反應的心理框架基礎，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Z世代”對美式“民主”的信心明顯不足。“Z世代”中僅有4%的人認為美國民主依然“健康”，有31%的人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Z世代”的“美國夢”不再是“嬰兒潮世代”的“買房買車”，也不是“千禧一代”的“自由且財務狀況良好”，而僅僅是“保持無負債”。對於美國民主製度與資本主義的負麵觀感使“Z世代”對中國的發展道路抱有一定程度的好奇，但並無明顯好感。“Z世代”中有54%的人對資本主義持負麵看法，有41%的人對社會主義持積極態度，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觀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他們期待出現一種有別於中國、融合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公平施政”（SquareDeal）原則與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新政（The New Deal）核心理念的新經濟形態。
二是“Z世代”堅定捍衛“人權”。他們強烈支持種族正義，重視對自己身體的掌控及人身權利平等。他們關注氣候變化及其衍生的環境問題對未來世代生存權的影響，如飲食方式的改變、糧食種植創新及城鄉地區複興等。人權問題在“Z世代”認知圖式中的特殊地位決定了美國青年眼中的中國“人權問題”，特別是婦女權益問題、涉港和涉疆等問題不再是政策調整所能解決的政治問題。有鑒於此，“人權”作為抽象的社會道德問題將在中美戰略博弈中成為美國進行國內動員的工具，“人權”話語權之爭或將在未來的中美互動中占據更突出位置。
三是“Z世代”的黨派認知及歸屬感不是出於對特定黨派理念與政策的認同，而是對不認同黨派的政治厭惡與憎恨的結果。一方麵，“Z世代”的黨派歸屬感遠低於其他年齡段群體。另一方麵，“Z世代”壓倒性地支持民主黨，其政治認同兩極化特征也日趨明顯。研究者將此類黨派認知歸結為“政治宗派化”，即“Z世代”積極投票支持民主黨並非出於對該黨的認同，而隻是因為厭惡共和黨。這一認知在行動上往往表現為將“對手”異化（將其視為與自身有本質區別的異類）與道德化（將其視為不義者）。“政治宗派化”也很容易由國內認知延伸至國際認知，“Z世代”可能受到認知對抗與情緒敵對的疊加效應的影響，在涉華問題上持更激進立場。
四是“Z世代”認為合作應優先於競爭。在美國對外事務上，“Z世代”不像老一代美國人那樣支持采取積極或擴張式外交政策，而是更希望推進合作式外交政策，主張美國“有限參與”國際事務。美國國內在人權方麵的倒退，使青年群體強烈質疑輸出“美式民主”的正當性。但即便如此，“Z世代”中仍有80%的人認為，促進“民主”和“人權”應當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優先事項。此外，“Z世代”中有半數的人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應優先考慮應對氣候變化，強調要以國際合作的方式解決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因此，當中美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氣候合作作為推進中美合作共贏的新機遇，其作用愈發凸顯。
五是“Z世代”對中國持有刻板印象及對亞裔的仇恨。在“Z世代”看來，中國人和華裔美國人一樣聰明且勤奮，但他們也心存偏見，認為中國人的創造力和進取心會對美國人構成某種“威脅”，就如同他們在就學與就業問題上所感受到的來自亞裔這一“模範少數族裔”的競爭壓力那樣。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全美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案件迅速增加，亞裔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種族歧視的情況變得更為常見。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美國“Z世代”中的亞裔對華態度也變得微妙複雜，他們一方麵因被美國社會排斥而苦惱，另一方麵也因自身成為美國公共衛生事件及國家安全及經濟問題的中國“替罪羊”而忿忿不平。
（三）社交媒體的認知影響
通過社交媒體，美國政界與利益集團的反華“共識”對“Z世代”的對華認知塑造產生了精準的靶向性影響。尤其在特朗普政府執政後，美國反華敘事與“反共”意識形態借助社交媒體高頻傳播，如“追責”“撒謊”“間諜”“盜竊知識產權”等汙蔑性詞匯，幾近控製了美國“Z世代”中國觀的形塑過程。有研究認為，“Z世代”對美國媒體的可信度評價越高，則他們對中國人的評價就會越好，而對中國政府的偏見會越深。
美國社交媒體在“Z世代”對華認知上發揮的“引導力”遠大於對其他年齡段人群的影響。作為第一代“數字原住民”，“Z世代”眼中的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具有同等的真實性。當中美人員交往陷入低穀，“Z世代”無法通過麵對麵接觸或口耳相傳獲得更多有關中國形象的素材時，數字虛擬世界中的影像片段便成為其構建中國印象的來源。以2023年2月發生的飛艇事件為例，美國社交媒體將監控直播畫麵與氣球被擊落瞬間第一時間推送給用戶並循環播放相關視頻，此舉加劇了上網時間長且對突發事件反應更敏感年輕群體的緊張和焦慮。
在社交媒體信息繭房效應的影響下，涉世不深的“Z世代”容易被與認知相符的錯誤知覺誤導。任何偶發事件都可能被認為是中國“處心積慮”的結果，而中方傳遞的善意信號則往往被選擇性忽略。當中方的行為與其預期相符時，他們則傾向於認定很了解中國，從而進一步固化其原有的認知圖式。經由美國社交媒體的放大，飛艇事件被渲染為美國“Z世代”近距離接觸中國“秀肌肉”的經曆，該事件被貼上了“中美經濟競爭轉向軍事競爭”的標簽。飛艇事件發生後，“Z世代”中稱感受到“中國軍事威脅”的人數上升。美國社交媒體對飛艇事件的不實報道在強化“Z世代”對“中國威脅”認知的同時，也增加了拜登政府嚐試緩和美中緊張的成本。
三美國“Z世代”對華認知對中美關係可能的影響
美國“Z世代”與華盛頓的政治家們在對華認知與外交政策偏好方麵存在明顯差異。“Z世代”更關注氣候變化與人權問題，而非大國關係的中美競爭；他們更關注中美戰略博弈背景下的地區動蕩及恐怖主義肆虐，而非美國政府標所榜的“外交成果”；他們不認同美國將繼續從全球領導地位中獲益，也不相信美國會因發起對華“新冷戰”而變得更強大。
首先，“Z世代”的政治認知或有可能修正美國未來政治議程及外交政策方向。美國“Z世代”的政治參與意願及能力與其政界前輩相比，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就參政意願而言，“Z世代”或將成為“政治冷漠”的終結者，青年群體的“政治宗派化”與激進主義的疊加效應可能會使美國大選的投票率從當前的世界排名第28位，上升至瑞典等國目前的水平。就參政能力而言，“Z世代”的組織動員能力在社交媒體的加持下將顯著超越其他年齡段群體。無論是“Z世代”環保組織“日出運動”持續影響著拜登政府氣候變化政策議程，還是“要變革的Z世代”、“世代批準”等民間組織助力平等權利修正案在美國多個州獲得通過，促進憲法保障女性墮胎權利，抑或“Z世代”槍支管控組織發起的“為我們的生命遊行”運動加速《兩黨安全社區法》通過。這些行動的成功使“Z世代”積累了豐富的參政議政經驗。在可預見的未來，“Z世代”將繼續借助社交媒體等有力武器，以有組織的抗爭方式重塑美國進步主義政治議程。
“Z世代”的政治認知可能會使他們從三方麵修正美國外交政策未來的方向。一是重構美國應對挑戰的方式。“Z世代”在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深切體會到，美國應摒棄以自我為中心的例外主義，學會與不可控的環境與危機共處。美國當前試圖以自身實力贏得對華經濟、科技、軍事、價值觀、認同感、規則製定等全方位“勝利”的想法是錯誤的，企圖尋求“全麵勝利”反而會導致徹底失敗。二是反思並糾正美國在全球扮演的角色。“Z世代”雖然關注世界人權狀況與恐怖主義問題，但堅決反對在海外部署軍力或持續在海外消耗國內資源，認為美國不應充當“世界警察”的角色，應采取更有限度、權責明確的對外政策。三是進一步深化與拓展全球夥伴關係。“Z世代”社會參與形式的多樣化或將使美國未來參與國際事務的方式能夠超越美式“多邊主義”而轉向“多方利益相關者主義”，即通過政府、私營部門、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團體組成的廣泛聯盟，謀求其外交政策的目標利益。
其次，“Z世代”的對華認知可能會進步放大“人權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負麵影響。美國“Z世代”對政治議程中個人權利相關問題的極端關注可能會持續影響其對華態度。“Z世代”眼中的人權問題不是單純的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而是道德善惡問題。認知慣性中的直覺機製將進步放大與權利相關的問題，使青年一代更易立場極端化。雖然他們不顧政府禁令，熱情追捧從TikTok到拚多多跨境電商平台Temu等一係列中國的應用程序，但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美國對中國的持續抹黑、網絡“恐華症”的迅速發酵，均真實地強化了“Z世代”群體“敬畏與蔑視”並存的對華認知。
美國“Z世代”或將在中國“人權問題”上持更強硬立場。受美國輿論誤導和《世界人權報告》抹黑中國的影響，“Z世代”高度關注中國女性權益、少數民族權利及動物保護等問題。這種對中國人權狀況的蓄意歪曲，究其實質是美國“Z世代”將其在國內遭受的不公正對待和“人權受害者”心態投射到中國問題上的一種反映，他們對美國國內個人權利問題的極端立場或將通過影響美國國內政治議程影響對外政策領域。在戰略收縮的背景下，美國未來的“人權外交”或將更具霸權色彩。
結語
在“智能+”時代，依靠算據算力、算法支撐的認知域博弈的重要性日益顯現。在ChatCPT技術的賦能下，美國政府借助社交媒體對“Z世代”政治認知進行精準塑造與信息投放已成為常態。如果說GPT-4具有左翼自由意誌主義者的政治傾向，應運而生的人工智能係統RightWingGPT可以滿足右翼人士的情感需求，那麽在可預期的未來，聚焦認知空間的衝突與對抗、定製或幹預人工智能係統以實現對華認知的統一已不存在任何技術障礙。當然，針對個體認知過程及能力發起的“認知戰”依然仰賴物理與信息維度的能力支撐。在這個意義上而言，關注美國青年群體、青年亞文化以及青年政策，促進中美兩國青年的交往，將會對改善中美關係起到關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