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與西班牙民主化

公民社會與西班牙民主化

談火生  開放時代 2013 年第 5 期
http://www.opentimes.cn/Abstract/1905.html

【內容提要】本文試圖通過重新檢視西班牙民主化這一經典案例來反思民主化研究中
的一個假設：強大的公民社會是民主化的前提和民主鞏固的必要條件。西班牙恰好是
非常虛弱的公民社會和極其成功的民主化同時並存。西班牙的經驗表明，公民社會和
民主化之間不是簡單的線性關係。關鍵的問題在於：公民社會是如何與民主化進程關
聯起來的？什麽類型的公民社會，什麽類型的民主化以及公民社會在民主化的哪個階
段以何種方式發揮作用？

一、引言

 在很多研究者看來，公民社會在民主化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公民社會不僅
是推動轉型發生的關鍵行為者，而且有助於民主價值的培育。①強大的公民社會是創
造一個從獨裁到民主的通道的前提，公民社會的存在和運行是實現政治民主的必要條
件。②盡管現在沒有多少學者會簡單地主張，公民社會自身就能帶來民主的鞏固。但
是，奇怪的是，大量關於公民社會的論述都包含這樣的假設，特別是新托克維爾主義
的理論家們。③幾乎所有認為公民社會和民主之間存在因果關係的人都會引用阿列克
西·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下麵這句名言：“在民主國家，結社的學問是
一門主要學問。其餘一切學問的進展，都取於這門學問的進展。”按照托克維爾的觀
點，公民社會之所以具有促進民主的功能，是因為誌願性社團及其活動有助於提高公
民的民主能力，培養出具有美德的公民。大量的公民結社是美國能夠進行前所未有的
民主實踐的關鍵原因。④沿著托克維爾的思路，學者們發展出更為精致的理論論述，
在活躍的公民社會和民主之間建立起因果關係。⑤

 但是，我們在西班牙看到的情況卻是：虛弱的公民社會和非常成功的民主轉型。
 按照學者們通常使用的衡量標準，西班牙無論是在民主化過程中還是在民主化之
後，其公民社會的發育程度都是非常低的。在曆史上，西班牙的公民社會就不發達，
其社會組織呈碎片化狀態，且發展遲滯。⑥即使是在佛朗哥掌權之前，西班牙人要想
組織起來都是非常困難的。20 世紀初，西班牙著名的思想家何塞·奧爾特加·加塞特
（José Ortegay Gasset）曾痛心疾首，稱其祖國是“一盤散沙”。整個國家處於深深的
分裂狀態，缺乏社團生活作為紐帶，各種對立——共和主義者對君主論者、科學主義
者對神學家、專製論者對無政府主義者——將西班牙撕成了碎片。這些對立的最終結
果就是內戰。⑦如果用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的術語來描述西班牙人的話，
可以說西班牙是一個“孤獨的民族”（a nation of loners）。按照“世界價值觀調查”
（World Values Survey），直到今天為止，西班牙仍是對社團生活最缺乏興趣的國家
之一，西班牙人參加誌願性社團（無論是工會、宗教團體，還是政黨）的比例是最低
的。⑧以至於有學者提出了所謂“西班牙參與之謎”的問題：盡管民主程序已經非常
製度化，但是，公民參與卻步履蹣跚，西班牙的參與率非常低，無論是誌願性社團還
是其他的公民活動。在西班牙，隻有 1 / 3 的成年人加入了至少一個社團，與之形成對
照的是，在巴西，隻有 1 / 3 的人沒有參加任何社團；韓國則有 9 / 10 的人至少加入了
一個社團。這種狀況不禁讓人驚呼：“公民意識貧血症在西班牙到處流行。”⑨

 與此同時，西班牙的民主化無疑是非常成功的。盡管在佛朗哥去世之時，大多數
政治家和政治學家對於西班牙的民主化前景並不看好，甚至可以說是非常悲觀，但
是，西班牙後來所取得的民主成就讓很多人都大跌眼鏡。當西班牙開始向民主蹣跚起
步時，胡安·J·林茨（Juan J. Linz）警告道，西班牙社會存在的極化和碎片化狀態會
引發一場“迫在眉睫的合法化危機”。⑩事實卻是，過去幾十年的經驗表明，西班牙
的民主化堪稱範例。在上世紀 70 年代末，佛朗哥去世後的僅僅幾年時間，西班牙就實
現了從威權政體向民主政體的平穩過渡，締造了 70 年代最成功的一個轉型範例，以非
常有序的方式將民主植入政治社會的肌體；在 80 年代，民主政體成功地應對了各種挑
戰，如經濟改革、軍隊現代化、分權化改革，這些挑戰曾讓很多新興的民主國家痛苦
不堪。這一成就被拉美、亞洲和中東歐的新興民主國家驚為“奇跡”和“模範”。從
90 年代中期到 21 世紀初，當很多新興民主國家退化為委任製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或“非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時，西班牙的民主製度仍然保
持了良好的品質，沒有像那些國家一樣受到普遍的腐敗、大規模地侵犯人權、政府不
透明、不負責任、權力高度集中等問題的困擾。11 以至於林茨感歎道：正如魏瑪共和
國是研究民主崩潰的理想案例一樣，西班牙是研究協議式民主轉型與迅速民主鞏固的
典型個案。12

 麵對如此巨大的反差——虛弱的公民社會和成功的民主轉型，我們的心中不禁會
浮現出一個問題：公民社會和民主化之間到底是什麽關係？為什麽西班牙在公民社會
非常不發達的情況下順利實現了民主化，而且成為民主化的樣板？
 本文試圖通過對西班牙個案的研究，對本文開頭所引述的觀點提出質疑，並嚐試
提出一種更為複雜的解釋框架。本文考察的時段主要集中在 1975 年 11 月佛朗哥去世
後到 1982 年西班牙工人社會黨上台。當然，在具體的論述過程中，也會向前延伸到佛
朗哥去世之前十幾年所發生的一些事件，因為它們是後來曆史進程的一個必要準備，
不對這個準備階段進行梳理，就無法理解後來發生的很多事情。

二、西班牙公民社會的性質與特點

 在考察西班牙公民社會與其民主化的關係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是對西班
牙公民社會的性質和特點進行考察。

（一）公民社會的性質：合作型公民社會

 寬泛地講，公民社會是這樣一個“有組織的社會生活領域：它是開放的、自願
的、自發形成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維持的，有著相對於國家的自主性，又受
著法律秩序或者一套共有的規則的製約”。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不同，政治社會由政
黨和國家機關、政府組成；它也不同於經濟社會，經濟社會由追逐利潤的企業和公司
構成。13 學界對公民社會有不同的分類，就其與民主化的關係而言，筆者擬從國家與
社會關係的角度將公民社會分為合作型公民社會和對抗型公民社會。合作型公民社會
承認現存的基本政治社會秩序，其目標僅限於通過自身的行動來推動局部改革或對公
共政策施加影響。因此，它願意與國家合作，起碼不將與政府對抗作為基本的手段。
對抗型公民社會則否定現存的基本政治社會秩序，其目標是對秩序進行根本性變革。
因此，它與國家處於對立的狀態，試圖顛覆現存秩序。在這個意義上，合作型公民社
會的基本態度是溫和的，而對抗型公民社會的基本態度則是激進的。但這不是說合作
型的公民社會就沒有抗爭，而是說其抗爭的目標更多地是針對具體的政策，而不是整
個政治秩序；其訴求更多地是經濟性和社會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

 就西班牙而言，公民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工會、鄰裏協會、學生社團、天主教
會組織和異見團體。可以說，從曆史上講，西班牙的公民社會就非常脆弱，經過內戰
和隨後的獨裁統治，本來就虛弱不堪的西班牙公民社會幾乎完全被摧毀。但是，在佛
朗哥統治晚期，西班牙的公民社會曾經曆了一次真正的複興，其最典型的表現是城市
草根運動的興起，工會、學生社團、鄰裏協會、異見團體等都十分活躍。此次複興的
起點是鄰裏協會，這個活躍的社會網絡最開始是 70 年代早期出現在馬德裏和巴塞羅那
這些工人階級比較集中的城市。1970 年，鄰裏協會剛剛組建之時隻有 6 個人，到 1977
年，加入其中的家庭達到 1400 個。開始，協會的目標僅僅是提高生活質量（特別是改
善居住條件），但很快其目標就擴展到政治自由化等要求。當時公民社會最重要的發
展可能是有組織的工人運動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我們知道，直到 1976 年，隨著《政治
改革法》的出台，獨立工會才獲得合法地位，但是，在此之前，西班牙工人組織的各
種協會早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合法化之後，工會更是發展迅速，1977 年，有 400 個
國家級工會和 2400 個地方工會登記成立。14

 在這些公民社會組織及其所發起的各種社會運動中，工會和它所領導的工人運動
最能反映西班牙公民社會的性質及其特點。15 下麵，我們就以它為例來說明。

 有學者認為，西班牙民主轉型及鞏固的一個關鍵條件是，工人階級的要求和行為
相對來說比較溫和。無論是麵對新的民主政治製度還是隨後的經濟危機，工人階級都
能及時調整。16 但是，在做出這一論斷時，我們不能不注意一個事實：在整個民主轉
型時期，工人罷工不斷（見表 2）。其中，在民主轉型的關鍵時期的 1976～1978 年，
西班牙每年因罷工而損失的工時達到 1200 萬到 1600 萬個工作日，這幾乎是同時期法
國的 6 倍。

 那麽，如何解釋如此頻繁的罷工和所謂的溫和之間的矛盾呢？我們可以將問題換
一個問法：工人罷工所要求的是更為實質性的變遷，還是僅僅在現存框架下的利益衝
突呢？佩雷斯—迪亞斯（Victor M. Pérez-Díaz）通過對相關調查數據 17 的分析後發
現，工人不僅對於企業和工會的態度是非常溫和的，而且對宏觀層次的政治和經濟秩
序的態度也是很溫和的。這種態度上的連續性取決於工人對自身在社會秩序中的位置
的理解。調查顯示，西班牙工人的階級意識是很淡漠的。1980 年，隻有 37％的產業工
人認為自己是工人階級（這一比例在 1984 年下降到 20％），同時，有 37％的人認為
自己是中產階級（這一比例在 1984 年上升到 44％）。另外，隻有 47％的人認為自己
屬於哪個階級是很重要的，39％的人則認為無所謂。與此相應，工人對資本主義和市
場經濟的認同度很高（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熱情地擁抱它），這至少有兩個後
果：其一，即使大多數工人支持左翼政黨（工人社會黨或共產黨），也並不意味著他
們會讚成對社會進行根本性變革，或讚成采取激進的改革形式；其二，即使工人讚成
建立另外一種政府形式，也不意味著他們會拒斥現任政府的政策。18

 從 1980 年開始，調查問卷中設計了兩個關於參與管理的問題讓工人來回答。觀點
A：工人應該有機會參與與其工作相關的各種組織問題的決策，但是，管理、投資等
決策則應交給企業的管理部門。如果工人對此問題回答是“不”，那麽，就要進一步
回答下一個問題：“請簡要回答你為什麽不同意。”對於這個問題，問卷設計了兩個
選項：“工人沒有理由對其工作的組織問題進行決策”或“工人應該參與投資等問題
的決策”。觀點 B：工會應該盡可能地爭取提高工資，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工會應該
提高產量，這樣就有更多的資金用於分配，同時又不用分擔管理層的責任。如果工人
不同意這個觀點，就要進一步追問：“你不同意的究竟是哪一點？”給出的選項是：
“工會不應該操心產量問題”或“工會應該分擔管理層的責任”。調查結果是，1980
年，受訪者中 85％的人同意觀點 A（1984 年則有 89％的人同意觀點 A，隻有 6.5％的
人不同意，也就是說，6.5％的人認為應該擴大工人參與決策的權力），71％的人同意
觀點 B（1984 年則有 73％的人同意觀點 B，11.7％的人不同意，也就是說，11.7％的
人認為應該擴大工會的權力）。這個調查結果顯示，工人的態度是溫和的，希望改變
現有權威結構的人是很少的。19

 那麽，為什麽西班牙工人階級的態度會比較溫和？起碼有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是
原有政治社會結構的影響，特別是佛朗哥時期法團主義（Corporatism）政治遺產的影
響；二是自 50 年代末以來經濟改革所產生的積極後果。

 第一，我們先來看法團主義政治遺產的影響。按照威廉姆森（P. J. Williamson）
的考察，法團主義的重要思想淵源是歐洲天主教教義。20 而我們知道，西班牙是歐洲
天主教最堅固的堡壘，因此，法團主義傳統在西班牙根深蒂固。即便是佛朗哥上台，
他也不得不按照這一傳統來構造其統治體係。佛朗哥出台了一係列的法律來規製公共
生活，作為自由結社生活的替代品，佛朗哥支持的是一種強製性的公民社會構建計
劃，組織“公民社會”的任務就由天主教會來承擔。21 從一開始，佛朗哥政權就試圖
回應內戰造成的廣泛分裂，倡導“有機法團主義”（organic-corporatist），將其作為國
家的組織原則，旨在促進社會的和平。西班牙社會被描繪成為一個和諧的金字塔結
構，在金字塔的塔尖是國家，底部則是家庭。國家掌控著批準社會組織、政治組織和
其他各種組織的權力。這個政治金字塔的主體由以下幾部分構成：省和市的行政部
門、統一的等級製國家機構，即西班牙工團組織，一般稱為“垂直工會”（the
Vertical Syndicate）。盡管我們可以用各種方式來描述佛朗哥政權的法團主義特征，但
工團可能是佛朗哥法團主義策略的主要支柱。它遍布每一個工廠車間，控製著勞工關
係的每一個環節，甚至產品本身的各種特征。可以說，法團主義策略的高度製度化就
體現在工團之中。22 佛朗哥通過鼓勵公民參加由國家批準的各種組織來創造一種公共
生活，國家有選擇地和工人運動合作，並將天主教會整合進國家的結構之中。23
 那麽，這種法團主義的政治遺產對民主轉型時期的工人階級有何影響呢？

 首先，法團主義的政治實踐強化了西班牙人傳統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傾向。傳統的
法團主義結構是伊比利亞版本的公民社會的基本骨架。在這種社會結構之中，社會成
員的義務和角色要求是確定的，確定的根據是階級、性別甚至是出生的等級。將政治
體粘合在一起的絕對不是托克維爾所說的社團生活，而是一種信念，它相信垂直的等
級製社會結構絕對是天經地義的：國王就應該統治其臣民，教皇就應該統治主教，老
板就應該統治工人。即便是著名的共和主義思想家加塞特也從來不鼓吹社會平等，他
相信群眾就應該接受睿智的貴族的領導。24 佛朗哥 40 餘年的法團主義政治實踐強化
西班牙人的這種政治傾向。70 年代所開展的社會調查顯示，大多數人對於佛朗哥政權
是持默許的態度。西班牙人對政黨沒什麽好感，他們更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領袖，能
解決西班牙麵臨的各種問題。25 也正由於同樣的原因，西班牙人認同君主製，這是君
主製在西班牙能重新確立並與民主製共生共榮的重要前提。

 其次，法團主義的政治實踐培養了西班牙人通過協商而不是對抗來解決社會衝突
的行為模式。按照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的經典解釋，法團主義是這樣
一種代表係統，它由一些有選舉權的單位（constituent units）構成，這些單位數量有
限，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則被組織進一個等級秩序之中，在其中，它們具有明確的責任
（義務），它們之間是一種非競爭性的關係。這些單位得到國家的認可（如果不是由
國家創建的話），並被授權在各自的領域中享有壟斷性的權力，代表該行業參與協商
（a deliberate representational monopoly）。作為交換，它們在領導人的選擇、需求的表達和組織支持等方麵，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國家的節製。26 從這個定義中，我們發現法團主義其實是一種製度化的協商機製，它按照行業來加以組織，並在國家的統一協調
下進行。盡管它是一種等級體係，盡管國家在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其基
本的運作機製不是鎮壓或對抗，而是協商。代表功能利益的壟斷組織與國家之間建立
常規協商關係，國家要求它們為有關的公共政策提出意見，但作為交換，它們必須說
服其成員與國家合作，來實現政策的有效實施。27

 我們注意到，西班牙民主轉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其威權體製和民主體製之間沒
有明顯的界線。整個轉型是在現有政權的主導下完成的。在此過程中，不僅反對派能
與政府通過協商的方式達成共識，公民社會也認同精英們達成的這些共識。那麽，這
種處理衝突的方式是如何產生的呢？除了內戰記憶的抑製作用之外，法團主義政治實
踐也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垂直的辛迪加聯合體不僅提供了政治空間，而且提供
了政治激勵，使得工人委員會組織並創造了議會中的直接民主傳統，以及有效而自由
的集體協商。工人委員會開始贏得策略性鬥爭的勝利，成為有效的代表，並建立起一
種非正式的傳統：與企業主進行“自由的”集體談判。28 隨著民主化進程的啟動，
“自由的”集體談判的曆史經驗不僅重建了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而且為協議
型政治轉型奠定了基礎。

 第二，我們再來考察 50 年代末以來經濟改革所產生的積極後果。可以說，這種積
極後果是一種未預期的後果，佛朗哥當年在啟動這場改革時，可能並沒有想到它會重
新塑造西班牙人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傾向。

 從長期來講，50 年代開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西班牙社會基本結構的深刻轉型。經
過 20 多年的發展，西班牙從一個農業國轉變為一個工業化城市化的國家，農業人口從
49％下降到 1975 年的 26％。經濟的發展使成千上萬的西班牙人轉移到中心城市。這
種結構性變化不僅使得農村地區的意識形態色彩淡化，農業不再是社會衝突的源泉，
而是發揮著穩定器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使西班牙的工人階級從經濟增長中
獲得了巨大的好處。1975 年，工薪階層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比 1962 年高 12 個百分
點。社會保障資金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也翻了一番，從 4.2％提升到 9.3％。國
家對教育的投入在政府開支中的比重也從 1953 年的 8.2％上升到 17.7％。佛朗哥政權
晚期的經濟發展使絕大部分西班牙人的生活水平與他們的西歐鄰居們不相上下。因
此，在普通民眾的眼中，國家是工人的保護者和恩人。在這一背景下，西班牙工人階
級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傾向得到了重新塑造。佛朗哥政權晚期的經濟好運使工人階級從
激進轉為溫和，在政治上相當地節製。有學者認為，經濟的發展使西班牙的普通民眾
經曆了某種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化，階級之間的屏障被部分地溶解了。因此，毫不奇
怪，在民主轉型期間，西班牙的無產階級存在“階級意識的危機”。這也解釋了為什
麽在民主轉型期間西班牙的工人階級很少表現出改變現存社會經濟秩序的熱情。29
 按照我們前麵的分類，西班牙的公民社會可以稱為“合作型公民社會”。30 西班
牙公民社會的這種特殊性質是其民主轉型及鞏固的一個重要條件。除此之外，西班牙
公民社會的結構性特點也是我們不能不加以留心的。

 （二）公民社會的結構性特點

 西班牙公民社會的結構性特點主要有兩個：一是集中化程度非常高；二是左翼政
黨的突出作用。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特點。在前佛朗哥時期，最強大和最重要的工會是“全國工人
聯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 CNT）和“全國工人聯合會”（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 UGT），前者為無政府主義者，後者則屬於社會主義者。但在內戰結束後，前者完全解體，後者急劇衰落，UGT 當時隻有區區數千會員，主要集中在巴斯克地區和阿斯圖裏亞斯地區。31 前文已述，在佛朗哥統治初期，西班牙的公民社會幾乎被打壓殆盡，至佛朗哥統治晚期才逐漸複蘇。其中，公民社會最重要的發
展可能是有組織的工人運動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當民主化啟動之初，工人運動成為公
民社會最重要也是組織最完善的部分。

 我們知道，直到 1976 年，隨著《政治改革法》的出台，獨立工會才獲得合法地
位，但是，在此之前，西班牙工人組織的各種協會早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合法化之
後，工會更是發展迅速，1977 年，西班牙有超過 400 個全國性的工會和 2400 個地區性
工會。32 其中，最大的工人組織無疑是工人委員會（Workers’ Commissions，
CCOO）。它成立於 60 年代初，當時處於非法狀態，盡管寄生於佛朗哥政權的垂直工
會之中，但其目標卻是反對佛朗哥政權。它很快成為反對佛朗哥統治的關鍵力量。在
相當長一段時間裏，CCOO 基本上就是西班牙工人運動的代名詞，直到民主轉型之
後，UGT 才重新恢複生機，到 1978 年，UGT 的力量仍不及 CCOO 的一半。而且，西
班牙產業工人工會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集中化程度非常高。大約 80％的工人加
入的是兩個最大的工會：CCOO 和 UGT，小工會幾乎沒有多少生存的空間。33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特點。西班牙公民社會主要是在左翼政黨的領導下發展，並在
左翼政黨的組織下成為民主化的推動力量。西班牙的左翼力量主要有三支：無政府主
義、工人社會黨和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Espa 愀， PCE）的力量
其實一直很弱小，在內戰前黨員人數從來沒有超過 5000 人。當時左翼運動的主角是無
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特別是無政府主義，它才是西班牙最強有力的群眾組織，在內
戰爆發前，其黨員人數超過 100 萬。當時西班牙的公民社會組織基本在其麾下，西班
牙的工人階級也是在無政府主義者而不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街頭的。34

 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artido Socialista Obrera Espa 愀， PSOE）在內戰後流亡西
歐，並在海外組織流亡政府，希望通過國際壓力來促使佛朗哥政權實現自由化；而西
班牙共產黨則轉入地下鬥爭，組織公民社會來反對佛朗哥政權。60 年代到 70 年代，
反佛朗哥的公民社會的形成得益於西共成功的組織工作。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和鄰裏
組織，均是在西共的組織下發展起來的。35

 CCOO 之所以能夠很快成為反對佛朗哥統治的關鍵力量，這要得益於西班牙共產
黨有力的組織和領導。CCOO 成立不久，西共就控製了它的基層組織。36 共產黨的工
人運動領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充實了各級工人委員會的組織係統（包括
省、地區乃至全國性工人委員會），在工人委員會中發揮著實質性的影響。盡管工人
委員會自稱是獨立自主的，但它實際上是西班牙共產黨在國內的工會。工人委員會領
導機構的 27 名成員中有 21 人是西班牙共產黨黨員。37 通過對 CCOO 的組織控製，西
班牙共產黨成功地將 CCOO 轉變為公民社會的主要力量，從佛朗哥威權政體內部起而
反對之。38 對當時的佛朗哥政權來講，CCOO 簡直就是“西班牙共產黨的分店”或
“工具”。39

 可以說，在西班牙民主化的準備期和啟動階段，公民社會的動員機製的核心是西
班牙共產黨，它在佛朗哥晚期成為西班牙公民社會複蘇的孵化器。事實上，如果不算
共產黨的活動的話，不僅公民社會的複蘇根本談不上，而且更談不上將公民社會整合
進民主轉型的共識政治之中了。毫不誇張地講，直到民主轉型啟動之時為止，西班牙
共產黨是西班牙組織最完善的政黨，其組織網絡覆蓋了每一個村莊，其黨員的數量最
大，並深深地紮根於公民社會之中，與反對佛朗哥政權的鬥爭緊密地關聯在一起，因
此，或者直接加入共產黨，或者與共產黨合作，參與共產黨領導的反佛朗哥政權的鬥
爭，這幾乎已經成了新一代西班牙人走上政治舞台時必須通過的一項儀式。40

 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共產黨在公民社會中的這種壓倒性優勢對後來的民主轉型
具有重要意義。1977 年之後，西班牙共產黨和工人社會黨都致力於塑造一種溫和的形
象，並告別過去那種政治極端主義的做法。他們支持蘇亞雷斯的共識政治，堅決支持
蒙克洛阿盟約，支持通過協商製定新的憲法，並推動工人運動與政府合作。1977 年選
舉過後，西班牙共產黨和工人社會黨就開始對公民社會進行收編，很多社會運動興起
沒多久就被遣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草根形式的社會動員——城市的鄰裏運動——
才突然中斷了；41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西班牙產業工人工會的會員人數在 1978～
1984 年間大幅度下降；1978 年，工會會員占工人總數的 57.4％，到 1980 年，這一比
例隻有 33.8％，1984 年更是降至 23％。42

 與此同時，這兩個政黨在簽署了蒙克洛阿盟約之後就對其麾下的工會進行約束，
使之不再罷工。這就是為什麽在整個民主化過程中總罷工（general strikes）非常少見
的關鍵原因之一。而在其他國家，總罷工常常成為民主化進程中政治穩定的巨大威
脅。43

 可以說，在整個民主轉型和鞏固過程中，西班牙共產黨和工人社會黨這兩個左翼
政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用林茨的話來說就是，它們一直是“忠誠的反對派”。在新
興的民主體製中，左翼政黨在民眾的政治傾向的塑造過程中仍發揮著關鍵作用。左翼
政黨將共識這種價值取向帶給了他們的選民，用共識和實用主義代替了對抗和極端主
義。44 盡管兩黨中有很多人還是主張激進的變革，但是，兩黨願意與政府合作，這無
論是對於民主而言還是對於公民社會而言都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沒有左翼政黨的指導
和支持，我們很難想象在 1976～1982 年間西班牙的公民社會會是一個什麽狀況。西班
牙公民社會的去動員化和 1977 年後的迅速衰落，其根源都在左翼政黨，但是，公民社
會的衰落並沒有妨礙西班牙民主鞏固的步伐。西班牙經驗告訴我們，隻有當公民社會
與支持民主的政府不再處於對抗狀態，而是走向合作，民主鞏固才有可能變成現實。
45

三、公民社會與西班牙民主轉型

 西班牙的民主化包含三個相互交錯的過程。一是轉型過程，即新的遊戲規則的確
立。這些規則主要針對限製國家權力、政黨和社會獲取權力的途徑和方法、權力運行
的形態。這一過程的結束以 1978 年的憲法公投和 1979 年巴斯克地區自治公投為標
誌。二是新政體的鞏固過程。其特征是新政體沒有遭遇顛覆的危險，無論這種威脅是
來自外國幹涉、軍隊幹預、社會革命，還是反對黨。在西班牙，這一過程的完成是以
1982 年第一屆社會主義政府的建立為標誌的。三是政體的製度化過程。大多數人都認
為新的政體是合法的，基本的政治遊戲規則不僅在事實上得到遵守，而且被政治家和
公眾內化於心。這一過程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完成。46 下麵，我們就按照這一線索來
考察西班牙公民社會與其民主轉型之間的關係。

 （一）公民社會與西班牙民主化的啟動

 公民社會以兩種方式來促進民主：一是促成從威權主義統治向（至少是部分的）
選舉民主的轉型；二是在民主建立起來之後深化和鞏固民主。47

 有學者認為，在西班牙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公民社會的作用甚微，主要是政治精
英之間的談判、協商等策略互動在發揮著主要作用。這種說法當然有相當的道理，但
是，完全忽視公民社會的推動作用也有失偏頗。事實上，在西班牙民主轉型的過程
中，公民社會的作用還是很重要的。不要忘記，精英之間的協商或協議是在持續不斷
的社會壓力的推動下形成的，並深受社會壓力的影響。48

 前文已述，在佛朗哥統治晚期，西班牙的公民社會曾經曆了一次真正的複興，各
種政治活動伴隨著西班牙的民主化進程展開，工會、學生社團、鄰裏協會、異見團體
等都十分活躍。這些團體在民主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給威權體製的精英們施加
壓力，迫使威權體製打開大門，從威權統治的陰影中走出來。49

 50 年代開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西班牙社會基本結構的深刻轉型，它不僅使大量人
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也為新的工人運動創造了結構性條件。從 1951 年巴塞羅那交通
工人大罷工開始，一直到 70 年代，罷工成為西班牙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501956 年
春，新的罷工浪潮從潘普洛納逐漸向巴塞羅那和阿斯圖裏亞斯等地蔓延，參加罷工的
人數非常龐大。更為重要的是，罷工第一次在政治上公開聲明反對佛朗哥政權。

511967 年的馬德裏工人罷工是一個標誌性事件，當時有 10 萬工人走上街頭，打出的
標語是“不要佛朗哥，我們要民主”（Franco no， democracy yes）。70 年代早期，
CCOO 公開要求結束佛朗哥統治。在佛朗哥統治晚期，罷工是如此頻繁，以至於在 60
年代初期其頻率超過了除英國和意大利之外的所有歐洲國家。52 在西班牙，因工人罷
工造成的工時損失在 1966 年是 150 萬個工作日，1970 年是 870 萬個，1975 年達到
1450 萬個。而且，工人的鬥爭越來越具有政治性質。在 1963～1967 年間，隻有 4％的
罷工有政治訴求，但是，在 1967～1974 年間，這一比例上升到 45.4％。53

 1976 年，這是佛朗哥去世後的第一年，也是西班牙民主轉型處在十字路口的一
年，這一年有 360 萬工人參加罷工，其人數是 1975 年的 6.54 倍，也是 30 年代以來最
多的一年。這種增長速度是非常驚人的，完全可以用風起雲湧來形容。相對而言，這
一時期的西班牙公民社會不僅在性質上更接近於對抗型的公民社會，政治訴求占了相
當大的比例，並試圖改變現存的政治秩序，而且，其規模和活躍程度也都處於曆史上
的最高點，60％以上的工人均是工會會員，以家庭主婦為主體的鄰裏協會也異常活
躍。工人階級的動員是推動西班牙走向民主的關鍵因素。這種強有力的工人動員成為
公民社會反對威權政體最主要的工具，並加速了佛朗哥政權的解體。它使得後佛朗哥
時代的政治精英們意識到，所謂的“沒有佛朗哥的佛朗哥主義”是行不通的，僅僅
“自由化”是不夠的，還必須實現民主。54 正如何塞·M·馬拉巴爾（José M.
Maravall）所指出的，在佛朗哥政權晚期，由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所產生的自下而上
的大眾壓力，是導致佛朗哥主義產生危機的原因之一。55 佛朗哥去世後，這些動員得
到了進一步加強，它對於激起威權國家內部危機和民主化進程的啟動而言都是非常關
鍵的。56

 事實上，在 1976 年春天、冬天和 1977 年夏天這幾個關鍵的時間節點上，公民社
會的反應成為西班牙民主轉型的關鍵因素。首先，從 1975 年 11 月到 1976 年 6 月，佛
朗哥主義陣營作為一個整體，其反應非常遲鈍，並嚴重分裂。正是公民社會的騷動表
明了佛朗哥主義者的失敗，並為國王啟用蘇亞雷斯鋪平道路。1976 年的春天可以說是
一刻也不得安寧，經濟危機的警報不斷在西班牙人的耳邊響起，隨之而來的是一輪又
一輪的集體談判。其次，當蘇亞雷斯在 1976 年秋冬之際啟動《政治改革法》時，民主
反對派開始猶豫了，並反對參與 12 月舉行的關於政治改革的公投。而人民則用手中的
選票表明，他們相信蘇亞雷斯的良知和他的政治判斷。最後，1977 年 6 月的大選是人
民第三次關鍵的幹預。民眾在大選中表現出來的溫和傾向將極左和極右均驅逐出局。

這一結果為隨後憲法的起草和其他社會經濟政策共識的達成定下了基調。在這個意義
上講，政治精英的成功不是因為他們能引領民眾，而是因為他們善於學習，並順應民
心。57

 （二）公民社會與改革共識的達成

 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公認，協商和共識在西班牙民主化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甚至有很多學者將西班牙政治轉型稱為“共識型轉型”，其基本特點是通過政治
精英之間的談判與約定以及公民之間的共識，來避免報複行為、暴力對抗和內戰。58
很顯然，這種共識包括兩個層次：水平層次的政治精英之間達成的改革共識、垂直層
次的社會共識。第二個層次的共識顯然需要公民社會的參與，通過公民社會，將精英
之間達成的改革共識擴散到社會領域。

 在這一過程中，左翼政黨的作用非常重要。就此而言，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其
一，左翼政黨的溫和化，這是精英共識達成的重要前提；其二，左翼政黨對公民社會
組織的掌控，這是精英共識能順利向社會領域傳遞的關鍵。

 我們知道，左翼政黨一向以激進為其特征，但西班牙的左翼政黨從佛朗哥晚期開
始逐漸溫和化。這首先是從西班牙共產黨開始的。從 1939 年內戰結束開始，西共就變
成了非法政黨，直到 1977 年恢複合法身份，西共一直是組織化程度最高的政黨，也是
西班牙最有效的反對力量。1956 年後，西共在聖地亞哥·卡裏略（Santiago Carrillo）
的領導下在很多領域都對政策進行了調整，在西班牙社會發展問題上采取了更為靈活
的姿態，采取了“全國和解”（national reconciliation）的政策，決定放棄通過革命推
翻佛朗哥政權的策略，試圖“以和平的方式取代佛朗哥政權”，以合法的鬥爭取代地
下鬥爭。西共願意通過談判、協商，與所有“讚成全國和解的”政治團體聯合，特別
是與天主教實現和解與聯合。59 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策略轉變對於後來的民主轉型是
非常關鍵的。60 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才有了後來的一係列步驟：1970 年的自由
協定（the Pact for Freedom）開啟了西共通過改革而不是革命來實現轉型的大門。

1976年，西共和工人社會黨一起接受在西班牙重建君主製的主張，通過這一讓步來加速民主的回歸。61 在 1976 年 4 月巴黎召開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卡裏略表示，如果出現奇跡，國王要實行民主改革，共產黨不會成為這一曆史進程的障礙。621977 年之後，西
班牙共產黨致力於塑造一種溫和的形象，支持蘇亞雷斯的共識政治，10 月份簽訂的蒙
克洛阿盟約就是這一策略的產物。這份盟約明白地顯示了中間政黨和共產黨之間利益
的匯合。而工人社會黨在簽署這一盟約時是非常不情願的。63 可以說，西班牙共產黨
策略的轉變是蒙克洛阿盟約得以達成的關鍵。卡裏略對這種議會外的協商最起勁，事
實上，正是他的態度迫使工人社會黨人跟著走。64

 如果說共產黨的溫和化是精英共識達成的關鍵，那麽，它對公民社會組織的掌控
則是精英共識向社會領域傳遞的鏈條。我們知道，作為西班牙共識政治之象征的蒙克
洛阿盟約盡管是在政治係統內部完成的，但它得到了公民社會絕大多數組織的擁護。
這一點之所以能夠做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左翼政黨對其麾下的公民社會組織的去
動員化（demobilization），讓各個階級保證協議的執行，防止政治極化現象的發生。
在這一過程中，西班牙共產黨和工人社會黨的領導人勸阻社會抗議的發生和政黨之外
的組織的建立，首當其衝的就是鄰裏運動和學生運動。65

 一份研究轉型時期鄰裏運動的報告指出，由於鄰裏運動和西班牙共產黨之間關係
密切，共產黨的戰略轉變直接影響了鄰裏運動的策略選擇。此前，鄰裏運動倡導的是
一種斷裂式的民主轉型，也就是要將威權政體的政治精英排除在民主過程之外，但
是，現在這種政治訴求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它們接受由政黨和政府組織的協商。
 與此同時，左翼政黨還讓工會接受蒙克洛阿盟約，他們還對幾個主要的工會進行
約束，使之不要發動過多的罷工。盡管人盡皆知西班牙工人在轉型過程中表現溫和，
但是，工會領袖並不願意通過與國家或企業主妥協的方式進入民主。由於意識形態方
麵的原因，在民主化啟動之時，勞工精英反對工會直接卷入政策製定過程。對於 UGT
的多數領導者而言，他們反對由他們曾經的對手製定的盟約，更反對與一個曾經數十
年對工人運動進行鎮壓的威權政體合作。對於 CCOO 的大多數領導者來說，工會參與
盟約的製定無異於階級背叛。當蘇亞雷斯談到社會公約時，轉型時期最著名的工運領
袖尼古拉斯·薩托裏俄斯（Nicolás Sartorious）在西班牙最重要的報紙《祖國》（El
País）上撰文警告道，工人運動應該反對這樣的盟約，因為它會削弱工人階級在政治
變遷中的主體地位，從而傷害民主化進程。盡管這兩個組織都對盟約持保留態度，但
是，它們都不願意反對工人社會黨和共產黨支持盟約的政治決定。最後，工會不得不
將組織原則和意識形態擱置一邊，以便與他們的上級黨組織保持一致。66

 工會態度的轉變起碼產生了三個後果。

其一，佛朗哥去世前後不斷高漲的罷工熱潮開始消退。在表 2 中，我們看到，1977 年和 1976 年相比，罷工次數急劇下降，從1568 次降為 974 次。然而 1978 年以後罷工的次數又漲起來了，而且數量翻了快 1 倍，1978 年是 1356 次，且一路上漲到 1982 年的 2582 次。這又該如何解釋呢？對此，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單次罷工的人數。1976 年，罷工次數是 1568 次，參加罷工的人數是 3638962 人，平均每次 2321 人；1980 年，罷工次數是 1669 次，參加罷工的人數是2461061 次，平均每次 1475 人；1982 年，罷工次數是 2582 次，參加罷工的人數是1634062 人，平均每次 633 人。也就是說，罷工的規模在不斷下降；二是罷工的訴求結構。讓我們來看另一組數據（見表 3）： 與政治相關的遊行示威活動急劇下降，下降幅度排在前三位的均是政治性訴求：要求“實行大赦”下降了 99.69％，要求“自由”下降了 89.91％，要求“自治或獨立”下降了 55.46％。唯一一項上升的是“反抗國家的壓迫”，增長幅度很大，但總量並不大，而且它和要求自治或獨立的示威一樣，主要集中在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等少數幾個地區。這些北部地區恰好也是西班牙共產黨力量相對較弱的地區。

 其二，會員人數在 1978～1984 年間大幅度下降。1978 年，工會會員占工人總數
的 57.4％，到 1980 年，這一比例隻有 33.8％，1984 年更是降至 23％。67 作為西班牙
公民社會最重要組成部分的工會，盡管沒有像鄰裏組織一樣走向解體，但其力量被嚴
重削弱。

 其三，幫助蒙克洛阿盟約得到了工人的擁護。CCOO 稱讚盟約是一個“曆史性的
契約”，“無論是對於工人運動來說還是對於民主來說，它都是一個重大的勝利，它
能讓工人們在獨裁時期所做出的犧牲得到補償”。由此，改革共識傳遞到工人和其他
民眾之中。一項針對工人對蒙克洛阿盟約的態度所展開的調查發現，無論是出於何種
理由，工人都找不到比政府所提出的這項政策更好的替代性經濟政策了。68

 隨後產生的各種協議繼承了蒙克洛阿盟約的精神：社會信任、團結和合作的精
神，社會共商成為西班牙民主鞏固階段最重要的政治經濟特征。這解釋了為什麽在後
佛朗哥時代西班牙成為一個新合作主義的社會，無論是在國家—社會關係上，還是在
政策製定領域，協商和共識（bargaining and consensus）都成為主流。在 1977～1986年這十年間，蒙克洛阿盟約成為經典模板，每當這個新興的民主政體遇到困難時，如控製通貨膨脹、麵對不斷攀升的失業率、麵對軍事威脅，人們都傾向於通過社會協商
的機製來製定公共政策。69 從某種意義上講，整個社會民主協商的過程恰好體現了新
法團主義的理念，民主共識的達成依賴於不同社會力量在如下問題上達成一致：為了
民主這一長期的宏偉目標，抑製短期利益，甚至對他們的政治信仰進行修正。70 無論
是 1977 年的第一次選舉，還是 1978 年新憲法的通過，西班牙人都獲得了全新的政治
體驗：相對和平、平靜、溫和的改革。伊比利亞的民主誕生於險情之中，因而它隻能
是溫和的。時至今日，政府和在野派達成協議，至少是各方的主要領導人進行富有成
果的討論，這種習慣做法仍是西班牙政治生活的特點。71

 （三）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

 在西班牙，民主的政治文化包含兩個方麵的內容：一是對民主價值和製度的認
同；二是對共識型而不是競爭式的民主的青睞。

 其實，在佛朗哥去世之前的 15～20 年中，新的政治文化傳統即在孕育之中，這一
過程一直沒有間斷，它為其後的政治轉型鋪平了道路。這些傳統的形成是由那些傾向
於改革又有機會推動改革的社會團體啟動的。在佛朗哥晚期，西班牙曾經曆了公民社
會的複興，在這一過程中，CCOO 利用體製內的集體協商機製在車間、辦公室內部催
生了民主結構的成長，並帶動了鄰裏協會等組織的發展。公民權和民主的思想正是在
這個過程中培養的。72

 隨著人口的轉移、技術的更新和經濟的發展，不僅城市生活的結構發生了巨大的
變化，農村社會亦是如此。推動變革的社會團體麵臨著新的環境，這迫使他們去尋求
新的生活方式。同時，這些人有機會接觸新的文化，據此，他們可以對他們所處的環
境重新界定，賦予他們的行為以新的含義和方向。例如，歐共體的模式、歐洲知識分
子的異議傳統、教會的現代化和新的消費模式。這些社會團體引入新的傳統，並逐漸
占據社會的中心舞台，通過他們，新的傳統輻射到其他的人群當中。73

 當時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旅遊業對西班牙民主政治文化的影響。60 年代中
期，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已經成為歐洲人的度假天堂，這些旅遊者以其驚人的收入和
閑暇對佛朗哥的國家構成了巨大的衝擊。一些學者在對歐洲人在西班牙的旅遊進行評
估時，強調它對西班牙社會民主化的作用。按照一位外國遊客令人印象深刻的觀察：
“外國旅遊在西班牙年輕人中激起了一股難以抑製的願望，他們希望能像歐洲人一樣
生活。”西班牙著名的曆史學家安赫爾·比納斯（渀最攀氀 Vi 愀猀）評論道：旅遊者
使西班牙人認識到，“生活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政治製度也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並不
是像民族主義者所宣傳的那樣一成不變”。74

 到 70 年代中期，公民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接受了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相互寬
容、按照既定的遊戲規則談判，這些都已經成為社會的基本規範。對社會、經濟和文
化領域掌權者權力的運用進行製衡也已常態化。在公共領域公開宣稱各種觀念、主張
自己的利益，這也不是什麽新鮮事。與之形成對照的是，越來越多的人將佛朗哥政權
視為一種反常的現象。正常與反常的標準已經開始發生逆轉。據此，我們才可以理
解，為什麽蘇亞雷斯在 1976 年夏天的公開演講中呼籲人民通過政治改革法案能獲得成
功。在這次演講中，蘇亞雷斯運用對立的修辭——正常的社會生活對不正常的政治生
活——來打動民眾。其基本的邏輯是：我們應該打通這二者，將日常生活中的規則引
入到政治生活中，這就是政治民主的目標所在。75

 媒體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民眾對民主的好感，並將精英之間達成的共識成功地傳
遞到社會之中，傳遞到普通民眾之中。調查顯示，到 1984 年，有 91％的西班牙人認
為選舉是必要的，有 81％的人認為議會是必要的。民眾對其政治製度和民主過程的高
度評價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公共輿論強烈支持民主，並堅決反對任何其他的替代形
式，包括軍人政府。1978 年，有 77％的西班牙人認為“民主是最適合於西班牙人的政
治製度”，隻有 15％的人認為威權體製是“最適合於西班牙人的政治製度”。1985
年，76％的民眾為轉型感到驕傲，隻有 9％的人認為轉型不值得驕傲。認為民主是
“最適合於西班牙人的政治製度”的人，在 1981 年是 81％，1988 年是 85％，1993 年
是 79％。76 另一項調查也顯示了類似的結果（見表 4）。77

 但是，僅有對民主價值和製度的認同是不夠的，在西班牙，我們還需要解釋另外
一個事實，即西班牙人對共識型而不是競爭式的民主的青睞，因為西班牙在轉型期間
所采用的是一種共識型的民主模式。共識型民主需要共識型政治文化的支撐，而共識
型政治文化要求社會主體和政治主體願意通過協商和妥協來解決問題。78 這種共識型
的政治文化一方麵源於佛朗哥時期法團主義政治實踐的塑造，一方麵也源於轉型時期
大眾媒體的塑造。關於前者，我們已經有所論及；下麵，就來看看媒體在公民政治文
化的塑造過程中發揮了什麽樣的作用。

 自 60 年代以來，電視開始進入西班牙人的生活。1960 年，隻有 1％的家庭擁有電
視機；1969 年，62％的家庭都擁有了電視機。791966 年的《新聞法》更是讓新聞的影
響力大增。無論是民眾對民主價值和製度的認同，還是共識型政治文化的培育，媒體
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它將精英和大眾聯接起來。有學者通過對轉型期間重要報刊的分
析，向我們展示了主要的報紙在轉型期間是如何支持由主要政黨製定的政治改革方針
和共識策略的，從而凸顯了媒體在轉型中的作用和地位。80

 他們的分析所采取的是複式取樣，一是日報，二是政治事件。報紙樣本是 12 種報
紙的社論，事件樣本則是轉型期間具有標誌性意義的 21 個事件。

 在全部 441 篇社論中，“民主”概念以名詞、形容詞和副詞的形式明確地出現在
2 / 3 的社論中，“公民自由”出現在 1 / 2 的社論中，“特赦”和“自治”也有出現，
但沒有那麽頻繁（見表 5）。

 在 1975 年 11 月 22 日卡洛斯國王第一次發表正式的官方講話之前，基本很少有報
紙敢明確而公開地使用“民主”一詞。《消息》（Informaciones） 和《加泰羅尼亞郵
報》（El Correo Catalán）是例外。但是，當卡洛斯國王在 1976 年 6 月訪問美國並在
國會做了那次著名的演講之後，所有的報紙都開始廣泛地使用“民主”一詞了。“和
諧”、“和解”在當時的報紙上是經常使用的兩個詞，這與卡洛斯的講話精神也是一
致的。除了極右翼的《堡壘》（El Alcázar）以外，所有的報紙都頻繁地呼籲全國和
解。卡洛斯國王繼續擔當社會和諧保證人的角色。與之相關的詞匯——共識、共處、
協商——也逐漸出現在記者的筆下。對於和諧這一主題而言，有兩個事件是標誌性
的：一是國王 1977 年 7 月 22 日在民主議會第一次會議時的講話，一是 1978 年的憲法
公投。在議會第一次會議上，內戰中相互敵對的雙方坐在了一起，這一畫麵以形象的
方式闡釋了“和解”的內涵。對憲法持批評態度的隻有兩家報紙：《堡壘》和巴斯克
民族主義的報紙。

 極左和極右勢力的激進主義可以說是民主過程中最大的敵人，因此，大多數人都
希望實現相互之間的和解。1977 年 1 月，當綁架潮和暗殺潮來襲時，轉型處於危急之
中。當時馬德裏所有的報紙都發表了一篇題為《所有西班牙人團結起來》的社論。這
種一致性是一個曆史的裏程碑，它代表了轉型過程中西班牙人對和諧和團結的渴望。
馬德裏所有的報紙都采取集體行動，即使是極右的《堡壘》也不例外，這非常不容
易。這篇社論指出，無論是誰，他隻要發動綁架和暗殺，他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敵
人，是西班牙人民的敵人。他們的陰謀很清楚：阻止西班牙人享有公民權利，以及建
立在此基礎上的開放的公共生活與和平共處。麵對這樣的挑戰，所有的政治力量和社
會力量都有義務進行抵製，大家應該求同存異，下定決心，努力通過自由的選舉走上
民主之路。81 在此，我們也看到，作為公民社會之重要組成部分的媒體，在此期間和
其他的社會團體一樣，采取和政府合作而不是對抗的態度。除了《堡壘》之外，所有
的報紙都明確地支持政治改革，他們認為，議會民主是西班牙最佳的政治製度。82
四、何種公民社會、何種民主化？
 回到我們在文章開頭提出的問題：虛弱的公民社會和非常成功的民主轉型，這究
竟是如何發生的？西班牙案例提醒我們，公民社會和民主化之間不是簡單的線性關
係，不是說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就一定有助於民主的轉型與鞏固（巴西是一個反
例）；也不是說，民主化要想順利進行，首先必須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反過來
講，不是說一個弱的公民社會就一定不利於民主的轉型（西班牙是一個反例）；也不
是說，民主化要想順利進行，首先必須削弱公民社會。盡管跨國調查的數據表明，有
著穩定民主最悠久曆史的國家，也是公民社會密度最高的國家；反之亦然。但是，
“相關”（correlation）並不意味著因果，西班牙和巴西的經驗正好說明這一點。在這
兩個國家，公民社會的發展狀況完全無法解釋各自民主鞏固的命運。83 這兩個案例對
我們通常的一個理論假設提出了挑戰，該假設認為，健全的公民社會與民主鞏固之間
存在很強的正相關關係。84 而且，它們不是孤例。跨國數據也表明，社團的密度和民
主的質量之間沒有必然的聯係。一些公民社會力量很弱的國家也建立了成功的民主體
製；而一些公民社會力量很強的國家卻在建立穩定民主製度的過程中步履蹣跚。85 正
如拉裏·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言，在很多脫胎於長期的威權主義統治的新生民
主國家中都存在一個深層次的問題，這問題來自公民社會作為抵抗國家的運動取向。
一個極度活躍、滿懷對抗精神而又殘酷無情的公民社會，可能靠著它對國家提出各式
各樣的大量要求而壓垮一個脆弱的民主國家。86 而西班牙的經驗則告訴我們，隻有當
公民社會與支持民主的政府不再處於對抗狀態，而是走向合作，民主鞏固才有可能變
成現實。當然，隻有當政治製度值得公民社會信任和尊重時，政府才能取得這樣的成
績。87
那麽，公民社會和民主化之間究竟是完全沒有關係，還是有某種關係？如果有關
係，它是什麽樣的關係？應該說，二者之間還是有非常緊密的關係的，但是，這種關
係不是像有些學者所理解的那樣簡單。關鍵的問題是，公民社會是如何與民主化進程
關聯起來的。也許，對於這一問題，我們首先應該追問的是，什麽類型的公民社會，
什麽類型的民主化，以及公民社會在民主化的哪個階段以何種方式發揮作用。隻有這
樣，我們才可能把問題看得更加清楚。
【注釋】
1. Caroline Boussard，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zation：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Challenges， ” in Ole Elgstr 洀 and Goran Hyden（ed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What Have We Learned and How? Routledge，
2002， pp. 156-172.
2. 一般認為，民主化的研究路徑主要有兩個：一是結構取向；二是行為者取向。
結構取向的核心假設是民主化的道路取決於結構性力量，而不是政治精英之間
的策略選擇和互動，特定的結構性力量會引導政體朝著民主化的方向發展。行
為者取向則將民主化視為一個高度不確定的過程，其中充滿了精英的分化、衝
突、無法預測的策略計算、各種未預期的後果。因此，它強調政治精英的偏
好、行為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在民主化進程中的作用。就此而言，強調公民社
會在民主化過程中有重要作用的觀點一般出自結構取向的研究。
3.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23.
4.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8 年版，第
213～221、635～640 頁。
5. 其中，最著名的要數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使民主運轉起來》
是其代表作。羅伯特·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王列等譯，南昌：江西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6.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47.
7. Howard J. Wiarda and Margaret MacLeish Mott.， Catholic Roots and Democratic
Flowers ： Political Systems in Spain and Portugal， Praeger Publishers， 2001， p.
106.
8. 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olity Press， 2008， p. 69.
9. Peter McDonough， Samuel H. Barnes and Antonio López Pina， The Cultural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Spai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
10. Juan J. Linz， “Europe’s Southern Frontier： Evolving Towards What？”
Daedalus， Vol. 108， No. 1 （Winter 1979）， pp. 175-209.
11. 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4.
12. 胡安·林茨、阿爾弗萊德·斯泰潘：《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
後共產主義歐洲》，孫龍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1 頁。
13. L.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Johns Hopkins
Press， 1999， p. 221.
14. 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3.
15. 鄰裏運動持續的時間不長，在西班牙的社會影響有限。鄰裏運動沒能親眼見證
西班牙成功的民主轉型，它過早地夭折了。在 1977 年第一次選舉之前，鄰裏組
織就急劇地衰落了。天主教會基本屬於佛朗哥政權的外圍組織，雖然後期與佛
朗哥政權保持一定的距離，但還是通過政權獲得很多特權。在民主轉型過程
中，天主教會對於大眾動員異常冷漠。它對民主化袖手旁觀，既不反對，也不
支持。這與東歐、亞洲和拉美的情況截然不同，在那些地區，教會在民主化進
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見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p. 50-
58。
16. 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36.
17. 基於三次針對產業工人進行的大樣本全國性民意調查，這三次調查分別於 1978
年、1980 年和 1984 年舉行，樣本數分別為：3500 人、2200 人和 2200 人。
18. 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p. 244-245.
19. 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 264.
20. 張靜：《法團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 頁。
21.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59.
22. Joe Foweraker， “Corporatist Strategies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Sp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0， No. 1 （Oct.， 1987）， pp. 57-72.
23. 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0.
24. Howard J. Wiarda and Margaret MacLeish Mott.， Catholic Roots and Democratic
Flowers： Political Systems in Spain and Portugal， p. 106.
25. 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 31.
26. Philippe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Fredrick B. Pike and
Thomas Stritch（eds.）， The New Corporatism， Notre Dame， 1974， pp. 85-
131。此處翻譯參考了張靜譯文，見張靜：《法團主義》，第 25～26 頁。
27. 張靜：《法團主義》，第 27 頁。
28. Joe. Foweraker， Making Democracy in Spain： Grassroots Struggle in the South，
1955-197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9.
29.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p. 89-90.
30. 當然，這並不是說西班牙的公民社會就完全沒有對抗性的成分，而是強調整體
而言，西班牙公民社會更傾向於合作式的互動模式。這也不否認在某些特定的
階段，其對抗性的成分可能有所上升，例如，在 1975～1976 年間。甚至可以
說，在這段時間，西班牙公民社會更接近一種對抗型的公民社會模式。同時，
在這段時間，它也處於比較活躍的狀態。
31.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51.
32. 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3.
33. 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 267.
34. Eusebio Mujial-Leon，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pa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5-6.
35. 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5.
36. 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3.
37. Eusebio Mujial-Leon，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pain， pp. 60， 72。
1966 年以後，共產黨在工人委員會中的影響急劇上升，其主要原因為：一是作
為一個有著真正全國性網絡的組織，它可以支配工人委員會，並對其決策進行
控製；二是共產黨可以從國外（如蘇聯支持的世界工會聯合會）獲得大量資
金，並可用於工人委員會的組織，見 Eusebio， Mujial-Leon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pain， p. 63。
38.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51.
39. 瓦爾特·豪布裏希、卡斯滕·莫澤爾：《佛朗哥的遺產》，林榮遠、張魯迪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0 年版，第 107～108 頁。當然，在不同的地區，共
產黨對 CCOO 的控製程度是不一樣的，在北部地區，如加利西亞和桑坦德，幾
乎沒有共產黨人位居工人委員會之首；相反，在馬德裏和巴塞羅那，共產黨人
在 CCOO 中占統治地位。
40.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p. 92-93.
41. 西班牙共產黨是鄰裏運動的幕後支持者，據報道，西共第 14 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中，有 68％的代表是各級鄰裏協會的會員。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93。
42. 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 267.
43.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94。盡管在 1977～1986 年這十年間，西班
牙的罷工人數在歐洲仍然是最高的國家之一，但是，因罷工而損失的工作日從
1977 年的 16641.7 天降低到 1986 年的 2279.4 天。而且，全國性的總罷工幾乎絕
跡，民主化之後，第一次全國性總罷工發生在 1987 年，此時距民主化已經有十
年之久。而在 30 年代的西班牙和 80 年代的南美，總罷工幾乎是家常便飯，成
為其政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見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70。
44.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92.
45.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96.
46. 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p. 3-4。注意，此處論述與前麵講的轉型與鞏固兩個階段是
不矛盾的，事實上，從時間的維度上講，第三個過程貫穿於整個時段，它既包
括轉型前的準備階段，也包括鞏固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
47. L.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p. 233.
48. Damia n A. Gonza lez Madrid and O 猀挀愀爀 J. Mart n Garc a， “New Playe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cy in Spain， 1962-1977，”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Vol. 20（2009）， pp. 39-68.
49. 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3.
50. 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4.
51. Eusebio Mujial-Leon，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pain， p. 55。當然，
罷工主要的訴求還是經濟性的。
52. 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4.
53. José María Maravall，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Spain ， London： Croom
Helm， 1982， pp. 8-10.
54. 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4.
55.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52.
56.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93.
57. 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 34.
58. Josep M. Colomer， “Transitions by Agreement： Modeling the Spanish Wa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4 （Dec.， 1991）， pp.
1283-1302.
59. Laura Desfor Edles， Symbol and Ritual in the New Spa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fter Franc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9.
60. 有人對此評論道：如果卡裏略不善於把國家利益放在他的政黨的利益之上，那
麽，毫無疑問，今天的西班牙民主生活不會像現在這樣。菲利普·努裏：《胡
安·卡洛斯：共和派的國王》，楊恩瑞、趙銘賢譯，北京：昆侖出版社 1990 年
版，第 292 頁。
61. 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5.
62. Eusebio Mujial-Leon，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pain， p. 154.
63. Eusebio Mujial-Leon，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pain， p. 168。這其
中有蘇亞雷斯領導的中間政黨民主中間聯盟（Unión de Centro Democrático，
UCD ）與西班牙共產黨聯手狙擊工人社會黨的因素，而且共產黨策略的轉變過
程亦非常複雜。
64. 菲利普·努裏：《胡安·卡洛斯：共和派的國王》，第 311 頁。
65. 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76.
66.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95.
67. 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 267.
68.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90.
69.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68.
70. Joe Foweraker， “Corporatist Strategies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Sp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0， No. 1 （Oct.， 1987）， pp. 57-72.
71. 菲利普·努裏：《胡安·卡洛斯：共和派的國王》，第 311 頁。
72. 雷蒙德·卡爾：《西班牙史》，潘誠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2009 年版，第
267 頁。
73. 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p. 35-36.
74. Sasha D. Pack， Tourism and Dictatorship： Europe’s Peaceful Invasion of
Franco’s Spain，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1， 3.
75. Victor M. Pérez-Díaz， The Return of Civil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Democratic Spain， pp. 35-36.
76.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p. 62-63.
77. Paloma Aguillar， “Institutional Legacie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 The Case of
the Spanish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Jeffrey K. Olick（ed.）， States of
Memory： Continuities， Conflict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National
Retrospec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28-160.
78. Omar G. Encarnacion， Spanish Politics， p. 23.
79. 雷蒙德·卡爾：《西班牙史》，第 267 頁。
80. Barrera， Carlos and Ricardo Zugasti， “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Times of
Transition： The Building of the Spanish Democracy （1975-78），” in Katrin
Voltmer（ed.），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New Democracies，
Routledge， 2006， pp. 18-34.
81. 1977 年 1 月 29 日，馬德裏所有的報紙。
82. 當然，支持民主化並不意味著他們就一定會反對佛朗哥主義。相反，有些報紙
認為佛朗哥主義有可取之處，例如，其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
83.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p. 35-36.
84.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163.
85.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36.
86. L.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p. 251。但是，我
們必須承認，對抗型公民社會對於無論哪種類型的民主化的啟動都是有積極作
用的，即使在西班牙這樣的自上而下型的民主化中，如果沒有來自公民社會的
壓力（1975～1976 年初急劇增加的罷工，而且是政治性罷工），其民主化進程
能否在 1976 年啟動都是有疑問的。在這一階，西班牙的公民社會更接近一種對
抗型的公民社會模式。
87. Omar G. Encarnacion，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and Brazil， p. 96.
談火生：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