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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的黑與白：被指最得人心專製家長
新民周刊 2015.03.27
李光耀的“英雄主義”
3月18日晚間，一份李光耀“死亡”的網頁截圖在網上流傳，引得世界各大網絡紛紛中招。一名16歲的新加坡少年涉嫌炮製了這起烏龍事件。
5天之後，領導新加坡52年的“國父”李光耀真正離去。而這位年輕的“預言家”卻因為觸犯濫用電腦法令罪名，可能麵臨數萬元新幣罰款以及10年以內的監禁。“被死亡”，一個在其他國家被視為玩笑的惡作劇，卻在以嚴刑峻法出名的新加坡被視為不可饒恕的罪行——這就是李光耀留給新加坡人的眾多遺產之一。
作為“世界上最聰明，同時也是最得人心的專製者”，李光耀這種個人英雄主義式的高效率、低成本“專製”，不僅促成了新加坡經濟的高速增長，更打造出堪與歐洲媲美的高福利社會體係以及讓全世界稱道的廉潔透明政府。
然而，在自由與繁榮的選擇中糾結，讓李光耀的巨大聲望中總伴隨著爭議。“家天下”、“霸道家長”、“威權主義”的批評一直不絕於耳。現在，人們關心的是，離開了“國父”的庇護，新加坡的未來會駛向何方？
(陳 冰)
李光耀的黑與白
半個多世紀的政治生涯，讓國父、強權者、政治家、自由派等字眼不時加在李光耀身上。但如今細細梳理其人生軌跡，卻發現這位老人的一生似乎又變得單純而簡單。他那充滿爭議的人生就是銅板兩麵，好與狠緊緊粘合，黑與白難以割舍。
撰稿｜韓潔穎
這一次，媒體終於沒能讓他“死而複生”。
3月23日淩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因搶救無效與世長辭。
半個多世紀的政治生涯，讓國父、強權者、政治家、自由派等字眼不時加在李光耀身上。但如今細細梳理其人生軌跡，卻發現這位老人的一生似乎又變得單純而簡單。他那充滿爭議的人生就是銅板兩麵，好與狠緊緊粘合，黑與白難以割舍。
借用俾斯麥友人對俾斯麥的評價：無人得以不朽而無須付出代價。於“新加坡之光”李光耀，更是如此。
是“國父”也是“專製家長”
沒人可以否認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國父”地位。正是在他“把持朝政”的數十年裏，新加坡從當初的“彈丸之地”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並躋身亞洲屈指可數的發達國家行列。
1965年8月9日，當新加坡被馬來西亞無情逐出時，李光耀淚流滿麵宣布了此事。此時的另立門戶對他而言並非喜事和榮光，擺在他麵前的是一個資源匱乏、國民素質低下、強敵環繞、夾縫求生的小城池。
當時的獅城麵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社會動蕩仍在繼續、種族衝突尚未平息，失業率高企不下。數字可以說明一切，1960年，這個600多平方公裏的小國人均名義GDP為428美元，是個不折不扣的“窮光蛋”，失業率高達12%。
西方評論新加坡是一個“勉強成立的國家”，並斷言“獨立後的新加坡是看不到前途的”。
“我從來沒想到在42歲時，要負起獨立管理新加坡的責任，照顧200萬人生計，我們奉命脫離馬來西亞，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卻不知道何去何從。”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說道。
誰知這位置一坐就是31年，無助的李光耀苦苦摸索適合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前進道路。先是在製造業撕開一道口子，1968年成立工業區，建立輕工業基地，努力拉外資，給予外國企業多種優惠。短短10年，新加坡便搖身成為世界主要電子產品出口國。利用得天獨厚的港口優勢，新加坡成功吸引著名石油公司蜆殼石油和埃克森美孚，成為世界第三大煉油國。
從1960年到1983年，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高達9.0%，是同期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失業率則降至3%。1980年代後期，審時度勢的李光耀提出繼續大力發展製造業同時，推動金融、旅遊、服務業等產業的蓬勃發展，國家工業結構組成日趨科學合理。
截至1991年老爺子卸任，新加坡的人口從144.6萬增至313.5萬，人均GDP為14504美元，翻了近34倍，年均增長率高達12%。
與此同時，原先那個髒亂差的的城市也徹底換了新顏，變成了環境優美、井井有條、人人向往的“白富美”。
《經濟學人》稱讚李光耀作為新加坡的代表人物，憑借一己之力將這個資源匱乏、移民雜處的小國“從第三世界帶入了第一世界序列”。
李光耀自是容不得後續的半點瑕疵，他說過，“就算我死了正被你們送進墳墓，如果我感覺新加坡哪裏不對勁，我會立馬從墳墓中跳起來！”
由此可見，這位不屈的“國父”更像是“專製父親”或是“全職管家”。隻是有時過激的政策手段會引得滿屏盡是吐槽體。
對待國民，他柴米油鹽吃穿住行無所不包，婚喪嫁娶事無巨細。
1980年代初期，李光耀因為擔心國內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選擇不婚，提出了為人詬病的“優生學”理論。在他看來，人的聰明才智絕大部分得益於遺傳因素，隻有20%受教育和環境影響。因此，文化程度高的女性生的後代智商高、素質好、發展前途遠大，文化程度低的女性則恰恰相反。於是，他鼓勵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結婚生子，而教育程度偏低的女性若選擇少生，則可獲得現金“獎勵”。這一說法因為帶有對女性的侮辱，受到了國人尤其是職業婦女的強烈抗議。
三年後，他又一次拋出“婚嫁大辯論”引起軒然大波，老爺子在一次大學演講中表示，男性應該找與自己匹配的優秀女性結婚。此後，為了解決“剩女問題”，他在跟一位未婚女博士對話時催起了婚，甚至還設立了國家機構專門解決這一老大難問題。
就連不隨地吐痰、不闖紅燈等一係列日常道德行為都被寫入了新加坡法律，最高可處以鞭刑。1994年，“搞笑諾貝爾獎”把“心理學獎”頒給李光耀，表彰他長期以來對以上行為影響的研究。
這也成了新加坡區別於其他國家的“寶貝”。“美國人連新加坡在哪裏都不知道，他們談到新加坡，隻知道邁克爾-費伊(受鞭刑的美國少年)、鞭刑、口香糖……”
對於嚴厲約束、教育國民的舉動，李光耀這樣解釋：“如果國民是受過教育的、從小就很有教養，這樣管製時就不必太嚴格，因為他們受過訓練。就像狗一樣，若小狗從小就以適當方式培訓，就會知道要到外麵撒尿大便。但新加坡不是這種社會。我們曾經努力訓練一些成年狗，但它們還是會在電梯裏小便。”
除此之外，當他發現小學生開始出現肥胖問題時，立即要求學校停止售賣油炸食品。大街上的廣告牌旁邊明確標注違規罰款的價碼，比如禁止公共場合飲食，違者罰款500新元。
“我經常被指過度責幹預國人的私生活。對，但如果我不這樣做，我們今天不會有這樣的成就。我可以毫不懊悔地說，若我們從沒介入國民的私人問題，國家也無法取得現在的經濟發展。”
民主還是集權？
翻看李老爺子的成長軌跡，他應該更偏向於西方的民主製度。要知道他曾先後兩次前往英國求學，第一次因為戰火被迫中斷，第二次則順利取得了劍橋大學的法律學位。作為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發源地，英國文化和思想對李的影響自是不可或缺。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其《文化的衝突》一書中曾寫道，“用一位英國內閣成員的話說，李光耀是‘蘇伊士運河以東好得沒治的英國人’”。
新加坡也的確沿襲了西方民主國家所具有的民主框架，政府由經過民選的國會產生，反對黨的存在是合法的，黨的執政需要通過定期的公開大選產生。並且其福利體係跟歐洲也一脈相傳，例如國民醫療保險和低成本的教育體製。
但在西方國家的眼中，新加坡所采用的政治模式距離真正的民主相去甚遠，有人甚至批評其為“溫和獨裁”。畢竟李光耀執政下的新加坡雖說不是一黨獨大，但其所在的人民行動黨是國內執政的“萬年青”已是不爭的事實，相較之下，反對黨勢單力薄，長期以來隻能分到議會席位中的個位數，實力懸殊可見一斑。
對此李光耀直言不諱。他認為，如果新加坡成為像西方國家那樣的兩黨製，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為“最優秀的人不會選擇從政，參選得冒很大風險，競選活動會變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惡毒’”。
《外交學者》網站的文章表示，新加坡的年輕一代對李光耀建立的政治體製表示不滿，“他們想要在新聞、言論以及集會上的自由，簡而言之就是真正的民主。實際上，這正是李光耀政治哲學中缺失的部分”。
老爺子對民怨自是有所察覺但又無力理解，他將一切歸咎於“年輕一代沒有經曆戰亂，不懂感恩”。
“你說我是獨裁者，隨便吧，但那並不真的表示我就如你所說，我在自由選舉中能輕取對手，我還需要當獨裁者嗎？”
作為馬基雅維利的擁躉，同時經曆過日本占領新加坡的苦難的李光耀認為，想要真正控製人民、管理社會，隻有通過權威和恐懼手段才能實現。馬基雅維利是“殘忍治國之道”的代言人，而這一理念也貫穿老爺子的強人政治作風，正如他所說：“在受人愛戴和令人畏懼這兩者之間，我始終認為馬基雅維利的思想是對的。如果誰都不怕你，那就毫無意義了。”
“太在意民眾支持率的領導人是軟弱無能的領導人。”
因此，李光耀在建立民主和法治社會中，一直強調“要有鐵的手腕”。他在1965年對工人代表說，管理新加坡人必須強硬如鐵，這包括了推行嚴刑峻法。
最能體現李光耀“嚴刑峻法”政策就是新加坡的一張對外名片——鞭刑。李光耀在1966年公布《破壞法》，將鞭刑範圍進一步擴大，作為維持社會治安、維護市容和保護公私財產的工具。這種罕見的嚴厲處罰在國際社會引起大範圍的討論：國際人權組織反對新加坡的司法鞭刑，國際特赦組織形容它非常“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有些人認為此舉違反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但新加坡不在此公約的簽署國當中。
對於媒體，李光耀更是毫不遮掩地表示，別用“新聞自由”那套嚇唬他。對於持不同立場的媒體，除了嚇唬逼退，甚至是從製度上毀掉其存在的可能性。
1977年，新加坡通過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報刊超過3%的普通股權。這一比例，導致了報紙沒有任何人可以說了算，也沒有任何資本可以掌控之。隨著將管理權下放到當地的四大銀行，其實跟政府掌控沒有根本的區別。
李光耀的觀點是“報刊自由和新聞媒體的自由必須服從新加坡的首要需求，也必須服從民選政府的首要職責”，這倒與蘇聯的共產主義報刊理論不謀而合。即便沒有新聞檢查製度，其專門設立了管理傳媒業的單位機構，派專門的人負責閱讀每天的消息，如果發現有違反政府指示或國家利益的報道和言論，輕則提醒有關報章的負責人，重則向有關負責人發出警告。
新加坡政府還牢牢掌握著境外媒體的話語權。比如英國《經濟人雜誌》曾報道現任總理李顯龍的老婆擔任財政部資金管理局淡馬錫控股的董事，批評其國家私有化的做法，李顯龍訴諸法律，最後以雜誌的道歉而收場。
同時，李光耀還被指在新加坡謀求家族利益，搞隔代世襲。有人笑稱新加坡改名叫“李家坡”似乎更加合適。
“抱有我會退休想法的人們，最好到醫院檢查一下頭腦燒壞了沒有。”這是1990年李光耀卸下31年的總理重擔，對繼任者吳作棟說的一句話。
果然，他隨後被任命為“國務資政”——一個為他量身定做的內閣職務，直到2004年7月任期屆滿。2004年，吳作棟把總理之位正式傳給李光耀兒子李顯龍後，李光耀轉任“內閣資政”，又一個為李光耀首創的政府職務，居於“國務資政”之上，被維基百科翻譯為“國師”。不管怎麽變，老爺子都有戀棧不退的嫌疑，在新加坡政府中當上了“太上皇”。
他的兩個兒子都在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大兒子李顯龍為現任總理，小兒子李顯揚曾任最大國營企業新加坡電信的總裁兼CEO，兒媳以及親家是大企業家，隻有做醫生的女兒李瑋玲不在掌管新加坡政治或經濟命脈的圈子裏。
有媒體質疑，“李顯龍出任總理，有李光耀刻意培養和操作的痕跡”。李光耀回應說，李顯龍在自己的崗位上是稱職的。
“如果我沒當上總理，他可能早幾年就坐上了那個位置。我不會讓不夠格的家庭成員擔任要職，因為這對新加坡或我本人的曆史功過來說，都是個災難。決不能允許這種事發生。”李光耀表示。
而當李光耀逝去，影響力逐漸褪去時，新加坡模式能否繼續發展引發了《紐約時報》的質疑，“在可能更自由的新一代人手中，李所創造的精英政治模式會發生怎樣的改變有待時間的檢驗”。
中國的好友還是損友？
作為運籌帷幄、以小搏大的政治家，李光耀外交的兩麵性表現最明顯的，就是他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對這位新加坡國父來說，無論是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還是從一個政治家的政治生涯角度，中國，都與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李光耀祖籍廣東省大埔縣清遠都黨溪鄉，是漢族客家人。盡管自小便接受英式教育，但是李光耀對於血係源頭的中國，始終有一份獨特的感情——這一點從他一直所推崇的儒家文化，便可見一般。
而正如他左右逢源、長袖善舞的政治手腕一般，單單是李光耀與中國的故事，就可以複雜多變地寫成一部厚厚的長篇小說——這部小說的名字，姑且定為《黑與白》。
不妨先說說李光耀與中國之間的“白色故事”。從1976年李光耀第一次訪問新中國算起，我們便會驚訝地發現，“超長待機”的李老爺子，在近40年間的時間裏，和新中國的5代領導人集體都打過交道。2002年，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就曾稱李光耀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在某種程度上，曾經30多次訪問中國的李光耀，不僅僅是中新關係的奠基者與開拓者，他以及他背後的整座獅城，都可以算得上是新中國在改革開放道路上的“引路人”。
龐大的中國從彈丸之地的新加坡借鑒的是發展思路而非全盤複製，但實質上，中國從這種借鑒中獲益匪淺，“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加坡的發展模式對中國有很大影響”。
其實不隻是經濟，在外交方麵，李光耀同樣是中國的老麵孔。
以中國投入大量心血的台海問題為例，李光耀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宣稱兩岸統一是曆史的必然趨勢，台灣重回大陸懷抱隻是時間問題。李光耀認為，隨著大陸軍事力量不斷加強，美國派兵遠赴台海並非一直會有必勝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台灣對大陸而言，是屬於不可動搖的核心國家利益，但是對美國來說，台灣僅是次要的利益。他也指出，兩岸關係愈來愈緊密，全世界沒有國家會支持“台灣獨立”。
針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李光耀也是有名的樂觀派。2000年，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就曾這樣預言——“中國有潛能在2050年實現目標，晉升為現代化的經濟體。中國大可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貿易強國，在國際事務上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從一個華人的角度，李光耀給予中國的關注與扶持不可謂不多。但是，我們也不能忘了，李光耀同時是一個精明的政治家，實用主義、穩健中帶點狠勁兒、被人詬病為“溫和的獨裁者”……這些都是李光耀政治生涯中不可磨滅的烙印。
因此，即便是對於自己的祖籍國中國，李光耀的“黑色故事”，同樣頗為可觀。
眾所周知，盡管在新加坡獨立之前曾與馬共有過短暫的合作，但是骨子裏李光耀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共者。他曾坦言，新加坡之所以積極加入美國所倡導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等區域軍事聯盟，目的就在於遏製共產主義勢力在東南亞的擴張，而當年力主與大馬合並，也有借馬來人之手清除新加坡華裔中左翼勢力的明顯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李光耀是東南亞訪問中共最頻繁的領導人之一，中國與新加坡的建交時間是在李光耀首次訪華10多年後的1990年10月3日，是東盟中最晚與中國建交的。
為了對抗強大的中華文化圈影響和“共產主義滲透”，李光耀采取了“西化”政策，通過經濟、司法體係和行政模式的西方化、現代化，爭取“國際化”紅利，同時強化英語地位，充分利用新加坡交通要衝、戰略要地的便利，實現經濟“搭便車”。他讓新一代華裔認定“西化”更有前途，“唐山化”則星光黯淡。他讓這個“人造國家”在短短一兩代人的時間裏，便神奇地實現了新的國家認同，並在很大程度上剪斷了新加坡華人的“唐山”臍帶。著名的南洋大學正是因為李光耀“去中國化”的做法，而在1980年走向了銷聲匿跡。
外交、軍事方麵，李光耀的做法顯然更是搖擺不定。依舊是台海問題，盡管有促成1992年“汪辜會談”的美好先例，但在更多的時間裏，李光耀對於海峽兩邊的態度都是極為極為曖昧的，為了防止共產主義滲透，李光耀一度和據守台灣的“蔣家王朝”走得很近。
此外，李光耀大肆鼓吹“中國威脅論”，以輿論方式打壓中國——他曾撰文表示，即便中國經濟超過美國，也不會恢複漢唐時期的世界霸主地位。此舉真的有種強行向美國示好的意味在裏麵。
他還曾告誡東盟不能成為中國的附庸，警告日本、印度注意中國的崛起，並且指責中國文化的不自由……
無論是指責中國，抑或是示好中國，我們不難發現，李光耀的做法始終在尋求一種亞太再平衡的態勢——既不讓中國一家獨大，也不讓外部勢力趁虛而入。左右逢源，李光耀的政治態度深深紮根於這些政治活動之中，這卻也是新加坡身為一個麵積僅有600多平方公裏的小小島國的無奈。
新加坡與李光耀的左右逢源——畢竟更多的隻是一座城邦的經驗，我們需要了解更多的恐怕是一種憂患意識，還有李光耀對於實用主義政治的完美運用。
鏈接：
李顯龍會成為他父親的翻版嗎？
從小被“像王儲一樣帶大”，一直受到父親嚴苛訓練的李顯龍能否走出父親的庇蔭，繼續書寫世上最了不起的成功故事？2004年《財富》雜誌曾經發表過編輯路易斯·克拉爾的一篇深度報道，作為最早報道遠東經濟崛起的美國記者之一，他指出李顯龍並不想像父親那樣行事，他樂於給新加坡留下自己的政績——
他盡力消除家族王朝統治帶給民眾的印象。他希望把新加坡轉變成一個醫療保健、教育和金融服務的地區性中心。為了鼓勵新知識經濟所需的創新精神，他允諾要“割斷”國家對大小事務的“控製”，因為它已經使400萬國民養成了順從習慣。李顯龍說，取消對吧台舞和“蹦極”的長期禁令隻是一個表麵的跡象，說明“我們準備采取行動，對我們的社會進行更加深入的變革”。他甚至考慮成立一家賭場，以吸引更多的遊客：“我們不能受過去行為的束縛，裹足不前。”
李顯龍不像其父那樣實行鐵腕統治，而是鼓勵新加坡人暢所欲言。他說：“異議並不意味著反叛。”他想提高人民關心國家前途的意識，但又不想對其政治製度大動手術。“我們想找到一個平衡點，”他說，“你必須展開大辯論，但最終不能失去形成一致意見的能力。不是所有的亞洲社會都能做到這一點。”他又說，一批“不可忽視的少數派人士”想參加公共政策的製定，他們“可以參加，提出建設性建議並從中受益”。但是，最後的決定要由統治者來做。
李顯龍盡管緊抓政治控製權不放，卻有可能在藝術和社會習俗方麵鼓勵人們享有更多的言論自由。例如，政府已經停止審查劇本。《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一片正在有線電視台播出，政府機構不再禁止同性戀，當地傳媒在刊登模特兒特寫照片時也比以前大膽了一些。但是，李顯龍拒不允許“好打抱不平的新聞媒體”幹政。他也不會給政敵提供多少活動空間，認為“政府必須回擊甚至毀掉他們”。毀掉他們是什麽意思？“就像《紐約時報》對你們美國的一些政治競選人所做的那樣。”
小國大外交的操盤手
李光耀留下的遺產裏，被全球幾代人都不得不敬佩的，不是其國內輝煌的治理，反而是其無與倫比的外交成績及外交思想。他在大國的縫隙中創造了“小國大外交”的奇跡。
撰稿｜和靜鈞
李光耀走了，他留下的遺產裏，被全球幾代人都不得不敬佩的，不是其國內輝煌的治理，反而是其無與倫比的外交成績及外交思想。如果硬是在他同一時代人中找到一個能與其比肩的人物，能相配的人，僅隻有約旦國王侯賽因，他們都在大國的縫隙中創造了“小國大外交”的奇跡。
已故倫敦經濟學院東南亞問題專家邁克爾·利弗(Michael Leifer)曾說，新加坡在國際上“享有一種與其微小幅員和有限人口極不相稱的影響力”。台灣學者陳烈甫稱，新加坡在國際的威望“遠遠超過人口與土地的比例”。
生存外交
在現實主義的外交詞典裏，小國被視為毫無能力對國際體係施加影響的弱國，“弱國無外交”。國際關係理論家布爾承認，“這些國家如此弱小、缺乏軍事實力，以致根本不配稱做強國”。新加坡1959年從英國那裏獲得了自治的地位之時，沒有人看到沒有資源、甚至連喝的淡水都需要進口的港口城市新加坡未來在國際舞台上的大作為。
李光耀1959年起擔任“自治邦總理”。在這之前，新加坡經曆了英屬時期(1819-1942)、日據時期(1942-1945)和1945年二戰結束後的英國直屬統治時期。
英國殖民者把新加坡稱為“東方的直布羅陀”，其海權和海航戰略地位相當重要，英國可以承諾給予新加坡更多的自治權，卻不樂見新加坡獨立。
李光耀看到了馬來西亞、英國以及背後大國美國的力量，通過借助馬來西亞的力量，李光耀成功地把新加坡通過公民公投的形式加入了馬來西亞聯邦，1963年成為馬來西亞下的一個聯邦地區，這個“迂回戰術”令新加坡擺脫了英國的統治。
在那個時代，冷戰的陰影在全球進一步聚集，印度支那戰爭已經打響，美國影響力在強力趁勢進入東南亞，美國自然支持新加坡脫離傳統的東南亞霸主英國，把英國力量從東南亞驅逐出去，而馬來西亞以獲得新加坡的預期而全力支持新加坡脫離英國。
李光耀實現第一階段目標之後，從1963年，幾乎沒有一項政策能與馬來西亞的中央政策合拍，雙方分歧加大，區域大國印度尼西亞趁勢介入，馬來西亞不堪新加坡的“煩惱”，1965年馬來西亞議會幹脆對新加坡下了“逐客令”，新加坡不費一兵一卒地“被迫”獨立。
李光耀在世人麵前表演了“悲情劇”，他含淚痛苦表示獨立，沒有歡呼。這與大部分國家獨立之初的歡天喜地截然不同。李光耀是真正踐行了“韜光養晦”之術，他讓馬來西亞人沉浸在“新加坡人會哭鼻子求我們接收回去”的幻覺中。
這一段曆史牢牢地記住了李光耀如何為了一個弱小的新加坡生存獨立而展開的“生存外交”之戰，當他鬥英國時，他引入了馬來西亞、美國等外部力量，而他沒有與英國撕破臉皮。當他轉而鬥馬來西亞之時，又聰明地利用了印尼、美國等力量，成功地把新加坡引入了安全的港灣，他也沒有與馬來西亞結下世仇。
“多邊卷入”
1965年獨立之後，李光耀也從“自治邦總理”變成了“共和國總理”。1965年東南亞的國際局勢發生很大變化，介入東南亞政治勢力爭奪的，不僅有美國，還有蘇聯，當然也不可避免地有北方鄰國中國。東南亞成為亞洲地緣政治最為動蕩的地區，身居馬六甲海峽之上的新加坡也自然地被卷入其中。
獨立之初的新加坡根本沒有實力發展足夠強大的軍事力量來獨立解決領土等問題在內的國家安全問題，而新加坡的周圍，均是實力不俗的地區大國和域外大國及超級大國。
李光耀曾言：“依靠幾個大國在地區內相互競爭的平衡局麵來維係安全的政策，比把國家命運拴在一個專橫傲慢的夥伴身上更好。” 李光耀沒有采取“一邊倒”的外交戰略，“多頭卷入”的外交成了李光耀的選擇。在這樣的戰略下，李光耀支持美國力量的存在，但當美國在東南亞居於優勢時，新加坡歡迎蘇聯力量的平衡，當美國力量衰退、越戰後期美國“撤出亞洲”之時，新加坡又竭力配合中國，使中國成為東南亞的一股平衡力量，另一方麵，新加坡不顧大多數東南亞國家的反對，依然支持美國在亞洲的政策。
李光耀的“多邊卷入”外交戰略，頗有“均衡外交”之風。曆史上，能玩轉均勢與均衡外交的無非都是超一流的大國，如17世紀的英國對歐洲均勢的維持。李光耀的平衡外交，師承於英國，被稱為“小國玩弄大國”的把戲，這一遊戲起了作用，新加坡上升為區域甚至更大範圍內的外交調停者與外交走勢操盤手。
經濟合作外交
李光耀的經濟合作外交思想，又釋放著他對務實外交的基本追求。
李光耀給新加坡設立的外交目標是如何爭取鄰國的承認與尊重，如何利用世界大市場來實現新加坡的現代化和經濟騰飛。獨立之初的背景是，新馬分家使新加坡失去了傳統的經濟腹地，而英國決定撤出新加坡的軍事基地，加劇新加坡獨立初期的失業問題。
甫一獨立的新加坡不計前嫌，立即申請加入了英聯邦組織。英聯邦不再是個軍事或集體安全組織，而是一個經濟與市場聯合體，加入其中，對本國經濟與吸引投資有誘人的好處。
1967年初，李光耀公開表示：“東南亞國家可能通過一種可靠的途徑，保證彼此的主權與獨立，然後在經濟上彼此協助，不相互傾軋，並確保彼此將不借武力改變彼此的疆界。”
1967年4月，美國《時代》雜誌記者采訪李光耀，當問及“新加坡是否積極考慮成為區域聯盟或集團中的一個成員”時，李光耀回答，新加坡願意參加任何聯盟或集團，隻要這種聯盟或集團不是基於種族或意識形態的排他性。
同年7月，在與來訪的日本首相佐藤會談時，李光耀再次提出區域合作應超越意識形態鬥爭。他說：“共產主義與非共產主義能和平相處，把各自的政治製度擱置一旁，讓每一個國家都能運用其資源以致力於經濟與社會的開發，追求區域性的合作，以保證穩定的經濟成長，以充分的集體力量為所有亞洲較弱的國家，提供一個共同的安全保障，而使亞洲成為潛在的超級強權。”
李光耀的經濟務實合作外交，巧妙地利用了全球化與世界市場兩股力量，沒有令新加坡成為區域某一大國的附庸。隨著新加坡經濟的騰飛，李光耀在國際上的外交影響力越大。
導師外交
李光耀穿梭於國際外交平台，憑其睿智與經驗，以及推心置腹的誠懇，與他接觸過的領導人往往把他視為“導師”。李光耀對時局的精辟分析，贏得許多大國領袖的認可，並將他的直率批評視為諍言。
在一本李光耀的傳記中寫道，1978年李光耀與鄧小平會談時，鄧小平問李光耀：“你要我怎麽做？”李光耀吃了一驚，“我從未遇見過任何一位共產黨領袖，在現實麵前會願意放棄一己之見，甚至還問我要他怎麽做。”李光耀猶豫了一下，然後直率地說：“中國必須停止馬來西亞共產黨和印尼共產黨在華南所進行的電台廣播。”
他甚至提倡“亞洲價值觀”，在亞洲外交上尋求亞洲主體性。他的小國的安全不能係於某一大國身上，小國的安全在於大國力量的平衡等思想，在今天依然在區域安全等戰略上起作用。李光耀曾經說過，在一個地區，要是有兩個以上大國的競爭，小國就有了合縱連橫的空間。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賈秀東稱，李光耀以奉行平衡外交著稱。首先是借鑒不結盟思想，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但不建立正式盟國關係。其次，采取類似於瑞士那樣的中立政策，多交友，少樹敵，盡量在對立雙方間不選邊站。再次，不選邊並不意味著不發聲，而是選準議題、找準時機，闡述自己的看法和立場，彰顯新加坡的存在和影響。
甚至連基辛格都承認，李光耀的外交思想對他的啟發最大。一旦有外交方麵的僵局，很多人都會想到聽聽李光耀怎麽說。
李光耀去世消息傳來後，各國領導人紛紛表達了對他的崇敬之情。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稱李光耀為“一位巨人”。阿博特稱，他代表澳大利亞政府和人民，向李光耀的家人和新加坡民眾致以慰問。新西蘭總理約翰·基則表示，李光耀的勇氣，決心，承諾，性格和能力，讓他成為了一個強大的領導者。
對華外交
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稱，李光耀一生曾與無數政治領袖會麵，其中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他與中國5代領導人的交往。自1976年首次訪問中國至今的39年間，李光耀共訪華33次，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李光耀是罕有的與5代中國領導人都有過會麵的國際政治家。李光耀與他們的會談和交流，不僅推動新中關係的發展，也對亞太乃至世界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
李光耀在《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中談到了1978年他與鄧小平會麵的一段難忘的經曆。“1978年11月，這位74歲高齡、矮小精幹、敏捷硬朗的長者，身穿米色毛裝，從巴耶利巴機場的一架波音707客機上走下來。他腳步輕快，檢閱了儀仗隊之後，同我一起乘車到總統府的賓館去。那是我們總統府裏的迎賓別墅。當天下午，我們在內閣會議室進行正式會談。”
新加坡《聯合早報》稱，中國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新加坡淵源很深，早在其任職福建省時期，習近平就曾四次訪問新加坡。2007年習近平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後，會見的第一個外賓也恰是李光耀。
這次會麵後，李光耀對習近平表示讚賞，他對習的評價也被收錄在2013年出版的新書《李光耀觀天下》中。李光耀表示，“他(習近平)讓我感覺他很大氣，是一位思想有寬度的人。他對問題深思熟慮，不是要炫耀知識的那種人……這是他給我的第一印象。他經曆過不少艱難，例如年少時被下放，1969年派到陝西，但他還是能慢慢向上爬，從不埋怨或發牢騷。在我眼中，他跟納爾遜·曼德拉(南非前總統)是同一等級的人。”
2010年，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問新加坡，和李光耀一起主持了鄧小平紀念銅像的揭幕儀式。因之前的會談較原定時間為長，儀式延遲近20分鍾。李光耀以主人身份先到場迎接習近平，習近平則禮貌地請李光耀先就座。主持儀式時，習近平也細心地用手攙扶李光耀起身。結束後，習近平又再次與李光耀握手，並說“很高興跟您會麵”，言行之間流露出對這位長輩的尊敬。
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不幸逝世向新加坡總統陳慶炎致唁電。習近平在唁電中表示，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共和國的締造者，也是廣受國際社會尊重的戰略家和政治家。李光耀先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關係的奠基人、開拓者、推動者。李光耀先生同中國老一輩領導人共同確立了中新關係發展方向，為增進兩國人民友誼、開拓兩國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李光耀先生的逝世，是新加坡人民的損失，也是國際社會的損失。
縱觀李光耀對華外交史，曆史幾乎曆盡了中國從50年代的“一邊倒”、60年代的“兩麵開弓”到70年代的“一條線”、“一大片”等外交戰略調整，以及80年代始的改革開放。某一階段中國外交戰略的不同，也必然找到了李光耀對華政策的不同。新加坡一直等到區域內的印度尼西亞與中國複交之後才與中國建交，那已經是冷戰緩和之際的1990年。當中國吹起改革開放之風時，李光耀積極推進新中經濟合作，蘇州工業園區等都是中新合作共贏的傑作。然而，當中國顯露出區域大國的影響力時，他又在國際場合上告誡人們要“警惕中國”。總之，他的對華外交，雖因文化和血緣紐帶關係，顯示出特殊性一麵，但始終處於“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現實主義外交本性，這一作風，也被其子、現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所繼承，李顯龍在一次美國演講中，公開支持美國遏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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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名言錄
“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
“我總是覺得此事很奇怪：一個國家有麻煩時，就會受到國際媒體注目……1942年日本占領新加坡之前，或1955年和1956年新加坡發生暴動期間導致兩名記者遇害之前，世上沒有多少人聽過新加坡這個地方。後來我開始明白，當涉及外國媒體時，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李光耀1959年9月16日於外國記者協會發言
“誰最偉大？”
“鄧小平是個偉人。中國原是一個破敗的國家，本可能像蘇聯那樣崩潰，但他一手改變了中國的命運，讓這個國家變成今天的麵貌，並逐步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
“談美國人”
“美國人是了不起的傳教士，他們有一股難以壓抑的衝動，要別人改變信仰。”──《李光耀才智名人名言錄》(1992年)
“最偉大的美國總統是？”
“如果沒有水門事件，我認為是尼克鬆(Richard Nixon)。他的世界觀很務實，分析力很強，實事求是，還精於謀略，把事情辦好。但他凡事過問的性格，加上極希望連任，令他為人變得過於執著。”——《李光耀對話錄》(Conversations with Lee Kuan Yew )湯姆·普雷特(TomPlate)著
“最差勁的美國總統是？”
“我的名字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我是種花生的，現在競選總統。然後，他就當了總統！”——《李光耀對話錄》(Conversations with Lee Kuan Yew )湯姆·普雷特(TomPlate)著
“談比爾·克林頓”
“他很聰明，精於政治，且性格外向，很討人歡喜……跟他說話，你會自覺是世上最重要的人。但我想，他經常犯規，這大致上也是事實……就他的情況來說，這部分是他性格所致。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他的童年很艱苦，諸如此類……”——《李光耀對話錄》(Conversations with Lee Kuan Yew )湯姆·普雷特(TomPlate)著
談及英國政治人物
“在英國，要是看看牛津或劍橋一等榮譽畢業生的事業曆程，就會發現這些人最終沒有從政，而是當上銀行家、金融家或專業人士。”
談及李顯龍
“如果我沒當上總理，他可能早幾年就坐上那個位置了。我不會讓不夠格的家庭成員擔任要職，因為這對新加坡或我本人的曆史功過來說，都是個災難。絕不能允許有那樣的事。”──《李光耀才智名人名言錄》(2005年)
關於治國
“我隻做正確的事情，不管是否政治正確。”──《李光耀才智名人名言錄》(2000年)
世界各國領導人對李光耀的評價
習近平 中國國家主席
李光耀是我們尊敬的長者，迄今，他依然不懈地推進中國與新加坡的雙邊關係，我對他滿懷敬重之情。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對我們的雙邊關係做出的重要貢獻。(2011年5月23日)
巴拉克·奧巴馬 美國總統
李光耀是20世紀、21世紀亞洲的傳奇人物，他是一位推動亞洲創造經濟奇跡的人物。(2009年10月29日)
比爾·克林頓 美國第42任總統
李光耀的公共服務生涯極不尋常，引人矚目……他在擔任總理以及內閣資政期間的工作幫助新加坡及東南亞地區的數百萬人過上了更好的、更富裕的生活。我希望東南亞國家聯盟領導人在李光耀的輝煌業績上更上一層樓……我感謝你們(美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商務理事會)將殊榮授予了一個令我萬分欽佩的人。(2009年10月27日)
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美國第41任總統
我在漫長的公共服務生涯中遇見了許多睿智的、能幹的人，但沒有一個像李光耀這麽令人印象深刻。(2011年，李光耀所著《我畢生的挑戰：新加坡的雙語之路》上的評論。)
雅克·希拉克 法國總統(1995~2007年)
李光耀延攬了一批優秀人才，把最嚴格的標準轉變成了一套管理製度。在其領導下，公共利益至上，崇尚教育、工作與儲蓄，以及預測獅城需求的能力都使得新加坡走上了我所說的“進步的捷徑”。(2000年，李光耀所著《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的故事(1965~2000)》上的評論。獅城指新加坡。)
瑪格麗特·撒切爾 英國首相(1979~1990年)
擔任首相期間，我閱讀並分析了李光耀的每一篇講話稿。他可以透過宣傳的迷霧，無比準確地闡述我們時代的問題及解決之道。他從未出過錯。(2000年，李光耀所著《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新加坡的故事(1965~2000)》上的評論。)
赫爾穆特·施密特 德國總理(1974~1982年)
自從遇見我的朋友李光耀以後，他那超凡的智慧和直率的評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作為政治領導人和政治家的生涯中，他取得了傑出的成就。他有能力建立一個適合新加坡民族多樣性的政治框架，現代新加坡的經濟社會進步深深地根植於他的這種能力。這本書是其洞察力與能力的又一見證。(2011年，李光耀所著《我畢生的挑戰：新加坡的雙語之路》上的評論。)
新加坡：一個人的軟實力
這位英國高等學府的優等生，以知英知新(即知彼知己)的智慧清除了老殖民主義者重返的土壤；並鑄就了堪稱世界一流的新加坡軟實力。
撰稿｜王泠一
鍛造軟實力
中國人很早就知道新加坡和相鄰的馬六甲了，隻不過史書裏最早稱呼新加坡為淡馬錫。600多年前，從上海附近太倉出發的鄭和船隊是當時全球最大的遠洋陣營。其中，鄭和船隊七次經南海至印度洋，有五次選擇在馬六甲進行淡水補充和人員休整。不過，中國人並沒有在這裏建立海軍據點，隻是建立了當時的貿易樞紐。於是，後來有近千萬中國人由新加坡抵達南洋各地，包括李光耀的曾祖父。
作為新加坡的國父，李光耀本人幾乎不提他家族源於中國。他在新加坡執政時也不提倡華文教育，還曾經花很大力氣強調“占人口74%比例的華人不是中國後裔，而是新加坡人”。他關於華人以及中國地位的一些言論，經常被如今的華人社團領袖和更加年輕一代的中國網民批評；但中國領導人很寬容地認為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關係的締造者和推動者，他的逝世是新加坡也是亞洲的損失。如果就李光耀同時代的一些政局和亂局相比，新加坡有他是十分幸運的。
這個世界還有不少類似新加坡的袖珍國家，身邊則有強悍的鄰國；往往都被昔日的“日不落帝國”殖民過，甚至還和強悍的鄰居一度是統一的國家。除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這對和諧的分治鄰居外，隻要有英國殖民者留下紛爭伏筆的地方都不會太平。如1959年新加坡進一步取得自治地位之後，同年5月舉行第一次大選。李光耀創建和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在51個立法議院議席中贏得了43席；6月5日，新加坡自治邦首任政府宣誓就職，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總理。接著在1963年9月，新加坡脫離了英國的統治正式加入馬來西亞聯邦。可是，沒兩年就和中央政府鬧翻了。新加坡隨即獨立建國並尋求國際承認，於1965年9月21日加入了聯合國，同年10月加入英聯邦。獨立期間至今，這塊土地未發生戰火！
其他地方怎麽樣呢？科威特上個世紀60年代在英國授意下，從伊拉克獨立出來，在薩達姆時期曾被武力兼並、隨後爆發海灣戰爭；巨額石油財富充當了美國、沙特等盟軍的軍費。地中海明珠塞浦路斯地緣戰略位置極為重要，同時能夠經略亞、非、歐；在英國佬的折騰下，獨立後就內戰，最後變成了分別以希臘族和土耳其族為主體的兩個武裝割據政權。印度洋明珠斯裏蘭卡，也是如此。
老殖民主義者都一樣，喜歡插手或直接武裝幹涉其所謂的“勢力範圍”。法國在臨近新加坡的柬埔寨、越南；葡萄牙在鄰近新加坡的東帝汶、印尼，都直接點燃戰火、政變、內亂和暗殺。這些不幸，都沒有在新加坡發生過；因為這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時代。這位英國高等學府的優等生，以知英知新(即知彼知己)的智慧清除了老殖民主義者重返的土壤；並鑄就了堪稱世界一流的新加坡軟實力。
新加坡模式可複製？
李光耀的軟實力構思，是最早進入哈佛大學研究視野的亞洲案例。其核心理念也有相應的閃光點，首先是打造一個高薪養廉的高效政府。他擔任總理以及其內閣部長的工資，是全世界最高的；而新加坡也是在經濟起飛階段唯一沒有發生大麵積腐敗的國家，對腐敗零容忍就是其治國理政的一個基本主張。其次，吸引全球範圍優秀人才為新加坡所用。或給予國籍、或給予居住權、或給予研發型資助；並推崇政府機構、主力企業直接和西方一流大學、跨國公司實體性合作。再次，在大力招商引資的同步階段，強力推進環境治理和汙染預防。不存在跨國資本轉移到新加坡而輸進汙染的情況，據筆者所掌握的後發國家現代化案例，新加坡是真正未走發達國家先汙染後治理老路的國家。而這樣的老路，韓國、波蘭和墨西哥這些經濟優等生都走過；但新加坡卻一直是名副其實的花園城市國家。第四，積極並創造性地謀求國際話語權的營建。這一方麵是爭取國際組織落戶新加坡，如東盟秘書處和亞太經合組織秘書處就安營在新加坡；另一方麵是爭取大型國際會議或關鍵對話論壇在新加坡舉行，如關於東亞安全問題的香格裏拉峰會和首次“汪辜會談”等，都為新加坡贏得了國際聲譽。而李光耀本人也是位很勤奮的演說家和撰稿人，經常拋出獨具風格的警世之作；退休之後也不遜於基辛格。
軟實力的運用方麵，李光耀比同時代的很多政治家要顯得高明；他的主場實際上在中國。和那些企圖在中國推銷普世價值的西方“祖師爺”不同，李光耀向中國領導人推介的是新加坡模式中的局部治理經驗，而且中國方麵覺得操作性強又比較管用。曆史條件又決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務實地戰略決策為中國現代化的第一批學習目標是亞洲“四小龍”而非西方國家之後，隻有一次機會即1978年末造訪了唯一的一條小龍——新加坡。當年在新加坡，立國才13年的李光耀把擺脫貧困的經驗和盤托出，包括如何吸引跨國公司、如何組建合資企業、如何設立工業開發區、如何推進廉租房建設以及公共綠化等課題。
用今天的話語係統來表述的話，這些課題的新加坡答案是可複製的。於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發現：新加坡緊靠海港的裕廊，昔日是一片荒地和沼澤，通過利用外資進行大規模的土地成片開發，建成一個占地5平方公裏、基礎設施完備的工業區，又通過利用外資建成的3座大型煉油廠，以及鋼鐵、石化、造船等一批現代化工廠。尤為可貴的是，新加坡在大力引進外國資金、技術、人才取得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成功地抵製了來自西方國家的負麵影響，保持了國家的凝聚力、民族的和睦、社會的安定和固有文化的尊嚴。新加坡經驗，仿佛是顆定心丸。1988年，中國麵臨經濟增長過熱和通貨膨脹的困擾；鄧小平會見來訪的李光耀時說：中國改革缺乏經驗，但本領是可以學會的，其中包括向新加坡學習。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了改變中國發展進程的南方談話。在談到趕上亞洲“四小龍”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課題時，鄧小平說：“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該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要比他們管得更好。”這些內容發表後，在新加坡高層中引起積極反響。
有意思的是，2008年有智庫舉辦了慶祝鄧小平訪問新加坡30周年的學術研討會。有專家提出，鄧小平“學習新加坡經驗一說”不過是客套話，再說30年過去了，新加坡還能讓中國學習什麽呢？於是，有自尊心極強的新加坡學者拿出《鄧小平文選》中的條文一一說明這不是“客套話”，而是鄧小平從訪問新加坡開始到南方談話的發表，一直思考了14年。之後，還誕生了具有國際影響的中國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而李光耀本人在任時和任後，也造訪過中國大陸30多次；除了和各個時期的新中國領導人有密切交往外，他甚至還給北京故宮、杭州西湖、桂林漓江的涉外旅遊業出過主意。可以說，他是中國現代化的客座教授。
與此同時，數以千計的中國城市管理者，受委派或邀請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NanyangCentre forPublic Administration)開設的“市長班”深造。這些學生要麽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級官員，要麽是國有企業高管，具體人選由北京方麵確定，一年製課程完全使用中文教學。由於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新加坡已經成功解決的許多問題(比如交通、環境、醫療保健和垃圾處理)在中國依然非常普遍；為新加坡發展做過貢獻的、李光耀內閣時期的前部長們，向這些學生分享各自的專業知識。2010 年，另一所學校，即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Lee KuanYewSchool of Public Policy)也開始接收中國官員前來深造。而2005年，李光耀在上海出席複旦大學百年慶典活動時獲得該校名譽博士學位；之後，他在演講中表達了對上海的欣賞，認為上海必將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傑出代表。
李光耀的晚年，還想為新加坡留給世界最後的軟實力思想遺產——那就是他構思的“亞洲價值觀”。不過，從軟實力自身的發展規律而言，沒有國家硬實力的發展支撐，再嚴謹的思維也不直接構成國家魅力。而自從中國夢的理論和“一帶一路”的中國主張推出之後，世界主流媒體和智庫已經很少關注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觀”了。如今，隨著國父的離去，今後的新加坡會逐漸從理想回歸現實。(作者為上海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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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的三個預言
在《李光耀觀天下》一書中，他專門談到關於中國的三個預言。
“中國有自己的方式”
李光耀在書中說：“5000年來，中國人一直認為，隻有中央強大，國家才能安全；中央軟弱則意味著混亂和動蕩。每個中國人都理解這一點，這也是中國人的根本原則。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國變成西方傳統意義上的民主國家，但這不會發生。中國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巨大國家，文化和曆史都與西方不同，中國有自己的方式。”在李光耀看來，中國的崛起已令西方和亞洲許多國家頗為不安。中國一再承諾堅持和平崛起，絕不謀求霸權，但關鍵在於，是否有人相信。對此，李光耀認為，中國會選擇低調地強大起來，影響力得到提升，不會恃強淩弱，但同時也會展示力量。李光耀指出，中國人還意識到，要避免走日本和德國的老路。如果中國卷入戰爭，其國內就可能出現動蕩、衝突和混亂，因而也就可能再次出現衰退，而且或將持續很長時間。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不論何時與他國陷入糾紛都會讓步。在涉及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時，中國也會堅持原則。
中國將尋求與世界強盛國家平起平坐
李光耀認為，中國重新成為國際舞台上的一個重要大國是我們的時代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中國的經濟崛起是非凡的，經濟發展規模是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國在軍事上也取得了長足進展。李光耀在書中寫道，全球力量格局在發生改變。再過20到30年，中國將尋求與世界最強盛的那些國家平起平坐，中國希望成為世界最偉大的國家。那麽在今後10到20年，中國將會采取什麽樣的政治改革呢？李光耀認為，中國將會很小心地朝著一個更多參與的政府形式前進。在中國的一些鄉村和一些較低級別的立法機構已經開始實行直選，而中國提高直選的級別也並非不可想像，但其方式將是嚐試性的、遞進式的。同時中國也在積極發展黨內民主，黨內民主同樣可以延伸到中國政治體係的其他方麵。
習近平是曼德拉一級的人物
2007年11月訪華時同習近平的首度會麵，給李光耀留下了深刻印象。“習近平的大氣讓我印象深刻。他視野廣闊，看待問題深刻透徹，但又絲毫不炫耀才識。他給人的感覺很莊重。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我進一步想到他曾經受的磨難與考驗，1969年到陝西插隊，一步步往上奮鬥，從未有過牢騷或怨言。我想，他應該屬於納爾遜·曼德拉級別的人物。”李光耀說，習近平是“1949年以來中國第五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他領導的政府在各方麵都擁有很強的能力。“越來越多的中國官員能講流利的英語。他們一心要建設一個富裕、發達、技術先進的國家。”在李光耀看來，中國正處於關鍵時期，習近平將會集中精力處理這些問題。“不過我相信，他能處變不驚、妥善應對。習近平很有影響力，我相信他能領導好中國共產黨，他的軍隊背景又使他在軍中同樣很有威信。”
李光耀生前與中國五代領導人均有交往。自1976年首次訪問中國至今的39年間，李光耀共訪華33次，從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都有會晤。據鳳凰視頻整理，對於中國的發展，李光耀曾經數次做出“預言”。其中的一些已被驗證，另外一些則靜待時光。
“毒蝦”控扼海峽
為了“禦敵於國門之外”，李光耀提出了著名的軍事理論———“毒蝦論”，即新加坡應成為“能產生劇毒的小蝦”，不僅能與“魚群”共存，還不會被“大魚”吞掉。
記者｜薑浩峰
新加坡控扼著馬六甲海峽。馬六甲海峽連接著印度洋與太平洋。與同為大洋樞紐且相繼爆發戰爭的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相比，馬六甲海峽在李光耀時代保持了和平。乃至如今，以馬六甲海峽為海上生命線的中國、日本，包括美國，甚至印度、中東各國，都是馬六甲海峽的利益牽涉方。
兩運河一海峽，同為大國角力之所，況且彈丸小國新加坡本就獨立自馬來西亞。在此沒有戰略縱深的樞紐上，新加坡如何控扼海峽呢？是獨具四兩撥千斤的巧力，還是擁有在三隻雞蛋上跳芭蕾的技術呢？新加坡軍隊號稱“毒蝦”，其毒性是否足夠讓海峽保持鎮靜呢？
學以色列之藍
描新加坡之青
“請你們幫助我們建造共和國的軍隊！”如此請求，埃及置之不理，印度也置之不理。1965年8月，新加坡從馬來西亞聯邦獨立，負責本邦防務的英軍突然全部撤退。麵對周邊波譎雲詭的地緣政治局勢，李光耀想謀求一支獨立的武裝力量，無奈一時找不到敢於插手馬六甲海峽的強援。
甫一獨立，小清新國家新加坡，接管世界最繁忙海峽的防務，並必須麵對一眾老辣對手。這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回看並不久遠的歲月裏，1956年，第二次蘇伊士運河戰爭中，英國、法國、以色列為了謀取蘇伊士運河，對革命不久的埃及發動聯合軍事行動，幾十萬海陸空大軍，在西奈半島、蘇伊士運河等地殺得天昏地暗。雖然埃及慘勝——因美蘇表態戰火熄滅埃及贏得道義上的勝利，然而推翻了法魯克王朝的新生的埃及共和國，仍得吞下“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的果子，從頭收拾舊山河。回首1956年7月，埃及政府從英國公司手裏一舉收回蘇伊士運河，洗血國恥，何等豪邁？可戰爭過後，不得不麵對軍隊被成建製擊潰，運河特別是塞得港被炸成了瓦礫堆！至於1989年的巴拿馬戰爭，美軍兵分五路，幾乎兵不血刃就生擒巴拿馬領導人諾列加將軍。
有著幾乎相同的戰略地位，憑什麽新加坡是個例外？憑什麽新加坡就不會發生戰爭？況且在國家成立之日，新生的新加坡共和國就有與馬來西亞、印尼同時發生戰爭的可能。“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而無患。”可到底該怎麽準備呢？此際，一個非常合適的指導老師恰恰出現。
在李光耀的積極運籌下，1965年12月，以色列少將雅阿科夫·伊拉澤裏率軍事代表團秘密抵達獨立方三個月的新加坡。僅僅6人的代表團，短小精悍，效率奇高。伊拉澤裏親率的一個小組，迅速幫助架構了新加坡國防部門和國內安全部門；另一組由少將約華達·格蘭率領，組建軍隊的基層力量。直到如今，新加坡軍隊的基本模式也與以色列雷同，比如現役部隊義務兵役製，比如架構有較強戰鬥力的預備役人員。
以、新合作至今，以色列得到的一大好處就是——至今新加坡都是以色列軍火的忠實買家。有俄羅斯媒體曾披露，2001年至2008年，以色列出口武器的十大買家中，新加坡赫然在列。與之比肩的是英國、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美國、印度等大塊頭國家。2010年至2013年，新加坡更居以色列武器最大進口國排名第三位！
新加坡現役的預警機於2009年列裝，來自以色列的4架G-550 CAEW。甚至有消息稱，新加坡早已列裝了以色列的“鐵穹”導彈防禦係統。此乃以色列國有軍工企業拉斐爾國防係統公司研發的全天候、機動型攔截係統。“‘鐵穹’係統抗擊從加沙地帶發射的火箭彈的有效率為75%左右。”通過對“鐵穹”防禦係統的實戰數據進行分析，美國康奈爾大學朱迪思·若佩和平與衝突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喬治·劉易斯得出此結論。
學習以色列架構新加坡軍隊，購買以色列武器，師從領土麵積同樣不大的以色列，於是與以色列同樣麵臨強敵環飼、國小人少的新加坡，終於達到全民能兵、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但有著更多海上衝突可能性的新加坡，卻也並不是範山模水亦步亦趨。如何學以色列之藍，描新加坡之青，成為了李光耀必須解決的問題。
與馬來西亞、印尼積極磋商，李光耀於1971年11月與之簽署公約，三國公開反對馬六甲海峽國際化，宣布三國共管海峽事務。“至今為止，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三國仍聯合對馬六甲海峽進行海空聯合巡邏，美、日、印都想派艦、機參與，都被拒絕。”亞太安全理事會中國委員會委員張軍社告訴《新民周刊》記者，“”他們反對域外大國直接介入馬六甲軍事事務。”三國又在條約範疇內互相牽製，不至於引起戰爭。比起之後以色列戰雲密布接二連三大殺四方，馬六甲海峽上空就很少聞得到硝煙味。在李光耀辭世之際，白宮發表聲明表示，美國總統奧巴馬深感哀痛，並盛讚李光耀是有遠見的領導者、亞洲事務“了不起的戰略家”，是“曆史巨人”。奧巴馬甚至表示，李光耀的戰略眼光，對自己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深有啟發。善用兵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奧巴馬今日裏想學的，正是李光耀所深諳之道。
打造禦敵“毒蝦”
尋求協力“魚群”
為了“禦敵於國門之外”，李光耀提出了著名的軍事理論———“毒蝦論”，即新加坡應成為“能產生劇毒的小蝦”，不僅能與“魚群”共存，還不會被“大魚”吞掉。以此強調新加坡武裝力量要保持有效的威懾能力，使大國不敢對新加坡輕舉妄動。
學習以色列軍隊架構、戰術，乃至引進以色列武器，都是為了完成“毒蝦論”的最低層級目標，也就是打造一支有一定威懾力的軍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國防預算長年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6%，占政府年度預算的34%左右。全民皆兵，招之能來來之能戰，是新加坡軍隊的一大特色。新加坡的兵役製度要求——所有男性新加坡公民以及年滿18歲的第二代男性永久居民必須到軍隊服役，服役期限為22到24個月，服役單位包括新加坡共和國武裝部隊、新加坡警察部隊或新加坡民防部隊(即消防隊)中的一個，具體赴哪裏服役，則以國防部決定為準。除了正規武裝7萬人以外，新加坡25萬預備役部隊，隻要6個小時就能完成初步動員。然而，對於作為一個隻有600多平方公裏、戰略縱深幾乎為零的彈丸小國，如果一味增強軍力，並不能保證在現代戰爭中有效防禦。比如麵對核武器襲擊，該往哪兒躲？再看時不時遭到恐怖襲擊的以色列，新加坡的上空基本聞不到硝煙味，這是何故？
且看李光耀“毒蝦論”的第二個目標——“與魚同樂”，也就是聯防自保，尋求集體安全，將潛在對手轉化為利益攸關方。最初的“魚兒”是馬來西亞和印尼，由此建立了一套有條約保障的結群自保體係。這一體係的加強版則是維持和加強與馬來西亞、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的五國聯防。此乃西南太平洋地區第二大軍事安全組織。此五國聯防，一定程度上抵禦了美國對該地區的軍事滲透。在此基礎上，新加坡再謀求與東盟國家政經合作。如今，新加坡每年辦香格裏拉防務論壇，擁有主場的新加坡國防部卻竟然是論壇協辦單位，而主辦單位則是英國的民間智庫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由此民間智庫牽頭，包括美、中軍方高層都來參會。
在實現了“毒蝦論”的第一層級、第二層級目標以後，新加坡仍舊單獨與美國保持軍事聯係。新加坡認為，“美國是一條友善的大魚，能阻止其他大魚到本地區鬧事。”所以，新加坡一向支持美國在本地區保持軍事存在，並把美國的軍事力量引入新加坡——美國在新加坡有樟宜海空基地。如果有人想吃掉新加坡這條小魚，除了要考慮五國聯防和東盟這兩個魚群外，還要特別考慮一下美國這條大魚答不答應。周旋於大國間討巧不跟鄰國搞對抗，新加坡由此達到了保衛自身安全的目的。
但即便如此，按照張軍社所言：“美軍樟宜基地仍以後勤補給為主，由於新、馬、印尼三國聯合反對，美軍不能直接參與馬六甲巡邏。域外大國可以以反海盜等名義，對三國提供技術、財務支持，卻不得直接插手。”張軍社向《新民周刊》透露，目前中國也派員到新加坡，參與支援海上信息融合中心。“新加坡歡迎周邊沿岸國家提供反海盜，包括反12海裏以內海上武裝搶劫等，但反對各國在馬六甲投射具體的兵力。這一點，態度非常鮮明。”張軍社說。
我是如何變成新加坡人的
就像美國人會以“9·11”之前和之後來談論生活的轉變一樣，將來我們也會以3月23日來劃分“李光耀時代”和“後李光耀時代”，因為這個穩定新加坡政治和影響東亞局勢的政治巨人的去世，我們的生活也許會在各個微小的細節上發生不同層麵的改變。
撰稿｜王 哲
清晨5點，床頭的手機突然亮起來。在悶熱的南洋的黑夜裏，手機固執地振動不停。WHATSAPP裏，不同的群傳遞著同一個消息：那個影響新加坡和整個東南亞的人離開了。
難以繼續入眠。莫名的情緒湧上心頭。上一次感受到這樣的震驚，是在房東家的電視機裏，目睹“9·11”事件世貿雙塔倒下的瞬間，算起來，那時候我和太太剛來新加坡一年。那時候，她沒有固定的工作，我還聽不懂學校同事的英文，我們隻有少得可憐的家具，在我工作的中學附近租了主人的一間房，養育孩子的計劃還很遙遠，而人生似乎完全不能確定，更不會想到：有一天，我們會成為這片土地上的公民。
初涉南洋
人生有很多值得紀念的日子，比如這天，1999年12月21日，我和大學同學搭著同一班東航飛機，踏上所謂南洋的土地。那時候，李光耀77歲，還是內閣資政，丹戎巴葛集選區議員，他的第一部回憶錄發行不久，第二部回憶錄即將發布。他領導新加坡成為全球最廉潔的國家之一，但是，吸引我的，不是它的廉潔，而是教育部提供的薪水以及1：5的新幣與人民幣兌換率。那時候的夢想，是六年之後回國買房——當然，我不會預計到：之後的中國房價，會一路高歌猛進，到了拿著新幣還是買不起的程度。
從那天開始，我們都學著改變自己，適應這個悶熱的南洋都市國家。有時候，你得忍氣吞聲：中介帶我去租房，房東冷冷地說“我不租給中國人”；有時候，你也有意外之喜：結果是這位房東的母親——住在隔壁的安娣租給我她的客房；有時候，你也免不了會崩潰：開學第一天第二天，連續兩天開會，聽不懂英文，絞盡腦汁看會議上發的材料，這是欲哭無淚；不過更多的時候，是無所事事，也不敢打電話回家——貴！
新加坡，有它自己的味道，混合著榴蓮、咖喱、烏打，以及紅毛丹等等的悶熱的味道。後來，在看《花樣年華》的時候，我每每覺得，梁朝偉沒有傳達出正確的新加坡的“味道”，不然，他真是沒有辦法把自己打扮得那麽齊齊整整。畢竟，這個國度的常年氣溫是26-32攝氏度，隻要不是躲在空調房間裏，你一定全身發黏，汗水也一定很快浸濕你的雪白襯衫。幸好的是，雖然學生戴領帶，但老師卻不用，不然，一定會發瘋。
千禧年之夜，我和兩個朋友用一頓寂寞的火鍋表示慶祝，在濱海灣的攤位。但是不知為什麽，在那以後的日夜，就像裝了輪子一樣絕塵而去，到了2002年，才突然一頓，時光被SARS拖住了它的腳步。
那是一個黃昏，房東的電視播著8頻道的連續劇。突然，一行滾動的字幕告訴我：明天不必去上班了！什麽時候全麵複課？不知道！是的，不用去上班了，可是也不需要表示慶祝，因為SARS正在流行。
我們佩服新加坡的工作效率：電視新聞裏一通知，所有的人民都知道該怎麽做。沒有人不滿，沒有人故意違反，沒有人自說自話做些出格的事，也沒有人囤積居奇。我們和所有的新加坡人一樣，老老實實遵守政府(和教育部)的指示，呆在家裏，避免去購物中心，避開任何人多的地方。可是，不必上課、也見不到學生的日子，對於老師來說，是寂寞的。尤其是，對於我所負責的課外活動(排球)來說，正好是區賽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突然轉入靜止的狀態，是難以忍受的。
幸好，新加坡綠化發達，不去商場，可以去自然公園，可以漫步綠蔭，可以濯足海濱，可以遊目騁懷，可以乘機好好地讓眼睛旅行一下。
落地生根
SARS之後幾年間最值得紀念的大事，一是李顯龍成為新加坡總理，一是我們家拿到了“綠卡”(永久居留證)。說起來很巧，都是2004年的事。
對於很多新加坡人來說，李光耀的長子李顯龍成為第三任國務總理，這是一種政治信號。大家口耳相傳，說最終還是李氏家族統治了新加坡，說吳作棟隻是過渡，說“老李”如何如何。但是，對於我們這些移居新加坡的外國人來說，政治、投票、選舉並不重要，能不能拿到綠卡才重要。因為永久居民才能購買組屋，而這樣才能擺脫房東的臉色，才能有自己的小窩，才能有獨立成家、落地生根的感覺，才能有長葉開花的打算。
對於我們這些外國人來說，生存，就是最實際的瑣碎小事。不相信的話，去移民廳數一數每天來來往往的人數，就會知道；讀一讀他們懷著希望或者失望的眼神，你也會明白；聽一聽那裏的東北話廣東腔、印度口音歐洲口音，你會更加確定——這個小國，確實給了我們非住下不可的理由。
那以後的十年間，總有人追問我：為什麽選擇新加坡？我的回答早就預備好了：幹淨、安全、文明，why not?
站在現在的時間點上回顧，我想：不論怎樣，我都會作出當初的選擇吧！雖然，這個選擇裏麵，包含著很多很實際的考量，但是，這個選擇裏麵，也包含著同樣的對這個國家的信任。
沒法描述到底是刀郎的歌打動了我，還是自己遊子的心開始移動，在大巴窯中心廣場上聽到刀郎沙啞的聲音唱“送戰友，踏征程”，那一刻，我陡然意識到：想回家了！
那是周六的下午，周圍的人潮洶湧讓我感到虛浮，不確定的感覺撲麵而來。回家的決定幾乎是在一瞬間就下定了，雖然我們已經買了房子，雖然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已經出生，雖然已經熟悉了這裏的氣息，雖然英文已經有了很多進步，雖然咖喱魚頭和榴蓮真的很美味……
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放棄自己的國家移民他鄉的遊子都有這樣的時刻，但是離別終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裏有太多關於學校的記憶：每天早上升國旗唱國歌宣讀誓言；每年帶著課程輔助活動的學生參加排球賽；每年的雨季來臨時，暴雨如注讓老師們上課時聽不見自己的聲音；每個學段結束都會放假讓老師們喘一口氣；這裏也有暴力傾向的學生，也有乖乖聽話的學生，也有得了小兒麻痹症堅持坐著輪椅上學的學生，也有帶著甘榜(農村)氣息的舉止粗魯但是講義氣的學生，也有怎麽也學不好華文但是英文很棒的學生。
但是，我們終究割舍了這些，歸家。
兩次大選，歸家。
隻是，我沒有料到，三年後，我們全家再度回來。這次，卻是決意成為這裏真正永久的居民。我們幸運地成功申請了新加坡公民，換到了夢寐以求的粉紅色身份證。
這一路，我們走了10年，添了兩個家庭成員。
這一路，我們看著新加坡的人口也逐漸增長。
這一路，我們越來越融入新加坡的生活方式。假期出國，或者回中國探望父母，或者去其他國家旅行，典型的新加坡家庭度假的方式，像候鳥一樣飛去飛來。
2011年，我們經曆了新加坡兩次大選，國會大選和總統大選。我們像很多新加坡家庭一樣，徹夜等待大選開票結果，雖然我們這次沒有選舉權，但是，四年以後的大選，我們將會有自己的選票。兩次大選，險象環生，但是李光耀的白衣白褲的人民行動黨最終都勝出，我們這些新移民都不約而同地鬆了一口氣。畢竟，我們希望，自己加入的這個國家能夠穩定，我們這一代人的付出才有意義。
但是，李光耀終究已經進入90高齡，他在2015年3月23日淩晨的離世，到底會給新加坡帶來什麽？是證明新加坡的民主製度已經相當成熟完備？或者是會引發一係列的後續效應？沒有誰能夠回答。
由於自己的選擇，我們把自己和這個國家聯係在了一起，我們正在經曆曆史。就像美國人會以“9·11”之前和之後來談論生活的轉變一樣，將來我們也會以3月23日來劃分“李光耀時代”和“後李光耀時代”，因為這個穩定新加坡政治和影響東亞局勢的政治巨人的去世，我們的生活也許會在各個微小的細節上發生不同層麵的改變。不過，正像他說過的，“一個短暫、健康、充實的人生比較好”，我們又何嚐不是在期待一個健康、充實的人生？(作者係新加坡達邁中學資深教師、南洋理工大學教育碩士在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