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雖然距離基辛格離開政壇已有近半個世紀，但他仍是美國最著名的現實主義學派政治專家之一，在全球範圍內具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尤其是在涉及中美關係領域，他更是中美政界溝通的一座重要的“橋梁”。
鮮有人知的是，基辛格其實並不是根正苗紅的“美國人”，他於1923年出生在德國巴伐利亞的一個猶太人家庭，並在納粹政府上台後舉家逃亡美國。在完成高中學業後，他加入了美國第84步兵師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以其德語特長而得以“重返德國”，還因在反情報部隊追查臭名昭著的“蓋世太保”的成績獲得了銅星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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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基辛格）
二戰結束後，基辛格在哈佛大學一口氣從學士讀到了博士，並留在該校擔任教員，但他的抱負顯然不僅於此。隨後，基辛格開始擔任諸多著名的智庫和政治家的顧問，並最終在1969年成為了尼克鬆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而那時，他已被稱為“美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理論家”之一。
基辛格是國際關係領域著名的現實主義政策支持者，而他借助這一理論基礎取得了兩個重大政治成就，其一是眾所周知的美蘇關係緩和與軍控談判，其二就是實現了中美關係的“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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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鬆總統與基辛格）
早年的基辛格實際上對中國並不感興趣，但隨著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崛起和尼克鬆總統對建設中美關係的興趣，基辛格開始逐漸對中美關係加以關注。
在1971年，基辛格連續兩次秘密或公開地訪問了中國，受到了中方的熱情接待，他也成為自新中國成立後，踏上中國領土的第一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基辛格的兩次訪問增強了中美之間加強溝通、修複關係的互信基礎，搭建起了有效的溝通渠道，為尼克鬆1972年對中國的開創性訪問鋪平了道路。可以說，基辛格的行動實現了中美關係的“破冰”，在中美外交史上堪稱一座“裏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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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華期間，周恩來總理為基辛格夾菜）
基辛格對中美關係有著客觀、理性且友善的正確認知，在其長達十餘年的政治生涯中為中美關係的緩和與升溫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4個月前的7月份，基辛格還以百歲高齡訪問中國，受到了中方的熱情接待。
中方對此明確表示，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的老朋友（指基辛格）以及你推動中美關係發展、增進中美兩國人民友誼所做出的曆史性貢獻。同時，中方還表示，基辛格的行動造福了兩國，也改變了世界。對於一個外國政治家，中方是鮮少給予如此高規格的評價的，這也側麵看出中方對基辛格的尊重和敬佩。也因此，中國人民普遍對基辛格——這個猶太美國人充滿了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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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與王毅）
當前中美關係正受到美國極化政治趨勢的嚴峻考驗，中方也明確表示，當前美國的對華政策“需要基辛格的智慧，與尼克鬆的勇氣”，這顯然是在呼籲當前的美國政府能夠像當年尼克鬆和基辛格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所做的那樣，正確、理性地看待中美關係，不要進一步惡化雙邊關係。
雖然基辛格已經辭世，但他留下的寶貴政治理論遺產不會消失，他為中美關係做出的巨大貢獻也不會被人遺忘。我們期待，能夠繼承基辛格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美國總統將再次出現，中美關係的未來也不會是“零和博弈”“兩極對抗”，而是共同發展、共同進步。
基辛格逝世，他給這動蕩的世界留下了什麽
2023-11-30 13:26| 來源：南風窗
一段傳奇落幕了，紐約(專題)時間11月29日晚，基辛格谘詢公司發布聲明稱，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去世，享年100歲。
另據美媒報道，基辛格去世時是在他康涅狄格州的家中。
基辛格眼光犀利，有“中國人民老朋友之稱”，為中美關係做出了傑出貢獻。他曾於上世紀70年代擔任美國務卿，對美國外交政策影響重大，被美國前總統福特稱為“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
基辛格的經曆足夠傳奇。
他是德國猶太難民的兒子，是在二戰中打回德國的美國軍人、戰後的哈佛大學教授；作為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與國務卿，基辛格還是20世紀後半葉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
著名記者法拉奇曾說，詹姆斯·邦德往基辛格身邊一站，都會顯得索然無味。“邦德會開槍，會格鬥，會從飛馳的汽車上一躍而下。他一樣都不會，但是他會建議開戰，會促成停戰，自詡能改變世界命運，他也的確改變了世界命運。”
在1969年至1977年的八年間，基辛格先後在尼克鬆和福特政府中任要職，收獲了中美和解、越戰停火、美蘇緩和等舉世矚目的外交成果。
那時，他以近乎自嘲的語氣說出名言：“下星期不可能有危機，因為我的日程已經排滿了。”
基辛格的政治影響力，在福特任內後期有所消退。
卸任國務卿後，他在紐約成立跨國谘詢公司，繼續和試圖塑造這個世界的人打交道，他也曾被多任美國總統邀請到白宮會麵。
臨近期頤之年，基辛格已接受過不止一次心髒手術，也被聽力退化、單眼失明等問題困擾，但他並沒有打算做一個隱退至曆史課本的政治家。他工作到了最後。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1969年，白宮。總統就職典禮過後，理查德·尼克鬆坐在橢圓形辦公室裏，思考著一個可以鞏固其政治遺產的計劃。
隨即，他撥通了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的電話，並交給了後者一項在當時看來令人難以置信的外交任務——和中國交朋友。
想在美蘇冷戰、中美對峙的形勢下與中國實現和解，並不容易。1971年7月，基辛格終於將一冊代號為“波羅”的黑皮書送上了尼克鬆的辦公桌。
這本厚厚的匯編書，假借昔日造訪東方的歐洲人馬可·波羅之名，概述了基辛格將在訪問巴基斯坦時秘密飛往北京，與周恩來總理會談的計劃。
“隻有某種真正異乎尋常的事情，既新奇又動人，既不平常又具有壓倒一切的力量——隻有在那時候，人們才回到童年，好像每一天都在經曆異常寶貴的冒險，使人的生命富有意義。”作為多年來首個訪問新中國的美國高官，基辛格這樣描述他乘飛機穿越白雪覆蓋的喜馬拉雅山的心情。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與周恩來前後共進行了17個小時的會談，雙方成功就尼克鬆訪華一事達成共識。
對此，周恩來曾評價：“中美兩國的關係在中斷22年之後，就要揭開新的一章……當然，一定要有一個人作為先導，這個先導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訪問了中國這個所謂‘神秘的國土’，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尼克鬆也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基辛格幫他完成的與中國的外交，是其個人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尼克鬆訪華紀錄片》第5集：《基辛格會見周恩來》
中國對於基辛格來說，很快就不再神秘。在接下來的40多年裏，他出訪中國80餘次，與曆代中國最高領導層保持著密切互動，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他也堪稱西方最重要的中國對話者，於2012年出版了著作《論中國》。上至美國總統，下至私營企業，都紛紛向他谘詢一個問題：如何與中國打交道？
1972年尼克鬆訪華
對此，基辛格從未忽視中美所走過的並行道路可能隻不過是曇花一現，雙方可能會在經濟和社會領域發生決定性競爭。“今天他們為了本身的利益很精明地決心與我們合作，但到了那一天，他們也會以同樣的決心和精明才幹與我們對抗。”
但無論如何，他仍然將促成中美和解視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情之一：“我和一位偉人一起努力，在頃刻之間就跨過了意識形態的重重障礙，雖然從無情的曆史角度衡量，這隻是短暫的片刻。”
“這場遊戲的名稱就叫均勢”
國際關係研究中有兩個經典的學派：現實主義學派與理想主義學派。前者以國家利益為先導，核心是權力政治；後者則強調道德與價值觀的作用，主張建立一種國際秩序。
它們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交織體現。曾任《時代》雜誌主編的沃爾特·艾薩克森認為：“基辛格屬於極少數一手打造美國外交的現實主義者。”
基辛格“否定道義外交、強調利益目標”的現實主義政治觀，在中美和解談判中得到了典型體現。
他認為中美兩國的接近，並不是由於“抽象的善良願望”或是“我同周恩來的私人友誼”，歸根結底是因為“雙方有共同利益”。
周恩來總理會見基辛格博士
從結果來看，通過與潛力巨大的中國建立聯係，美國成功地將兩極對峙的世界轉化為了三角關係，確保了自己的戰略利益。
“這場遊戲的名稱就叫均勢。”基辛格表示。
基辛格是少有的在智力與權力世界都曾達到頂峰的人。早在1954年完成的哈佛大學博士論文中，他就高度讚賞19世紀歐洲外交家們構建的“均勢”結構。
為其立傳的著名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甚至表示，即便基辛格沒有從政，他的傳記仍然值得一寫，因為在1969年以前，他就成為了美國曆史上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理論家之一。
均勢，在外交術語中也稱“均衡政策”，其實質是為了利益，互相利用，分而治之，以取得對自身有利的相對均衡狀態。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基辛格先後在尼克鬆與福特政府任職時，美國恰好麵臨著一個全新的國際政治態勢。
對於基辛格來說，均勢既是他理解現代世界秩序史的主軸，也是其政治實踐和外交努力的目標之一。
在當時，如何結束曠日持久的越南戰爭是美國麵臨的最棘手問題之一。
隨著蘇聯實力上升，美國在兩極對抗中逐漸失去優勢，中蘇矛盾也變得尖銳。
與此同時，盟友西歐與日本(專題)隨著經濟實力上升，開始尋求更多的政治獨立性。
可以說，當時全球的“政治多極化”趨勢愈演愈烈，美國的國際地位受到空前挑戰。
基辛格上任後，便開始利用對手的力量和影響，來創造有利於己方的均勢，“就像日本的柔道一樣，利用對手的重量順勢把它推到我們希望的方向去”。
尼克鬆的成功訪華給蘇聯造成壓力，以至於後者不得不在限製戰略核武器條約談判問題上作出讓步，美蘇關係實現緩和，達成了“核均勢”。
同時，中美的接近也使得日本在與美國的競爭中收斂不少。在中蘇的杠杆（電視劇）力作用下，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結束越南戰爭的談判，並因此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獎。
1974年前後，尼克鬆總統深陷水門事件泥潭，基辛格在中東的“穿梭外交”更為醒目。他奔赴以色列(專題)20次，去埃及和敘利亞等國19次，使埃以和敘以達成了脫離第四次中東戰爭狀態的協議。
此舉緩和了中東地區的危機，也使美國在中東的威望有所提高，遏製了蘇聯對中東局勢的影響。
另一方麵，他以利益為導向的外交政策也曾受人詬病。有人指責他是美國曆來掌權者中“最危險的人物”，有人說他的外交是“踩鋼絲表演”，也有人指控他犯下“戰爭罪”。
在尼克鬆1974年8月辭職下台後，福特提名基辛格的昔日恩主、紐約州前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做副總統，後來又任用拉姆斯菲爾德為國防部長，老布什為中情局局長，切尼為白宮幕僚長，斯考克羅夫特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這樣，基辛格身兼國務卿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一言九鼎的時代過去了。
1977年1月，提倡“人權外交”的民主黨人卡特上台，基辛格的外交遺產受到衝擊，但沒有被完全拋棄。在離任時，基辛格獲得了由福特總統授予的“總統自由勳章”，並被形容為“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兩年後，中美正式建交，基辛格的外交遺產在太平洋彼岸被銘記。
如今，全球政治又處於向新的多極化格局演進的時期，充滿動蕩和未知，基辛格理解問題的方式和強調大國之間勢力均衡的理論，或許有了更多的現實意義。
一位政治家的晚年
“大多數國務卿在卸任時名聲大噪。但我敢說，亨利·基辛格今天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可能比他離開白宮時更高……他是全球外交的代名詞。”斯考克羅夫特曾這樣評價自己的前同事。
的確，以基辛格百歲之齡在全球事務中的活躍度，人們幾乎很難相信他是一個已離任40多年的百歲老人。
人生晚年，他的政治生命仍然鮮活，絲毫沒有許多昔日權勢人物晚年的悲傷與無目標感。
2023年5月26日，基辛格百歲生日前，剛剛履新的中國駐美大使謝鋒看望基辛格
今年5月的一次媒體采訪中，基辛格被問道：“博士，如果讓你的助手在這兒拿起電話打給北京和莫斯科，會有人接聽嗎？”“很有可能。”他回答道。
作為最多產的美國前國務卿之一，基辛格還通過撰寫論文、發表演講和出版著作，對美國的外交事務產生影響。
在邁向100歲生日之際，這位冷戰外交的元老對世界現狀仍然很感興趣。“我研究我認為重要的問題，即在極端危險和複雜的條件下發展世界秩序，這就是我還在活動的目的。”他說。
2023年1月，基辛格以視頻連線的方式出席了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並談到了中美關係。
基辛格認為，不管是當年還是現在，美國都無法將中國排除在國際體係之外，他最近表示，“雙方都相信另一方代表著戰略危險”，因而中美必須學會共處，通過就重大問題進行嚴肅對話來避免戰爭災難。
在99歲生日後不久，基辛格出版了新書《領導力》，對與其熟識的六位領導人及其世界戰略展開論述，強調了外交政策、國內結構和領導素質的關聯。
充滿神秘與風險的人工智能革命，是吸引百歲基辛格的最新議題。早在2021年，基辛格就與兩位合著者聯名出版了新書《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今年2月，他發表文章闡述了對ChatGPT的看法。
基辛格認為，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出了人類自啟蒙運動以來從未經曆過的哲學和實踐挑戰，可能會幹擾技術先進國家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決策，也可能導致兩個大國之間的力量平衡發生傾斜。
“長壽非我刻意求之，不過我欣然接受。”基辛格說，“我想我長壽的秘訣是，我有幸做一些我著迷的事情，不必為五鬥米為之，我可以參與其中。我還沒有退休，也不打算退休。”
如今，一個時代隨他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