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毅 中國法製儒法合流馭民之術

何毅：中國法製小史(一) 先秦：儒法合流下的“馭民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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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曆史上的法律，一定不能用西方法治的觀念去解讀，因為中國的法律，一切目的都隻是為了自上而下的“治民”和“馭民”，這和養育畜牲一樣，主人為畜牲設定規則，並且這規則基本上是以刑罰和刑殺為手段的。

2022年8月28日

中國曆史上的法律，一定不能用西方法治的觀念去解讀，因為中國的法律，一切目的都隻是為了自上而下的“治民”和“馭民”，這和養育畜牲一樣，主人為畜牲設定規則，並且這規則基本上是以刑罰和刑殺為手段的。

春秋戰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諸侯各自為陣，盡管曆經天下變亂和奮力改革之艱辛，但其間都未形成係統的、完整的法典，倒是諸子百家之說，以及各國意義深遠的變法運動及變法思想，才真正成了我國法製思想的淵源。其中，儒家之說及法家之論，直接對兩千年來中國的法律製度與法製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當老子著《道德經》極力倡導“無為而治”的時候，大約是他的同齡人的孔老夫子正在播種“仁愛”的種子。“仁者愛人”，這是孔子的名言。他認為，作為一個仁者，在消極方麵，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積極方麵，統治者應當以“仁人”的標準來規範和約束自身。

然而，孔子絕不是一位相信單靠“德”、“禮”便可治天下的理想主義者。他還緊護著“政”與“刑”的旗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乃是圓滿的治國方略。想想吧，若是“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孔夫子把話說得清清楚楚，刑罰是專門為“民”而定的。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仁”，其實是基於“刑”，乃是一種偽善。孔子聲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是把民眾作為純粹的奴隸和工具。

孔子去世後，儒分為八，孟氏之儒的孟軻，懷揣著“惻隱之心”，苦苦地規勸國君推行“仁政”，以使天下“性善”的百姓皆有資產，過上一個暖暖和和的安寧日子。不過，韓非子注意到儒家“仁政”其實隻是一個空泛的概念，在實踐上犯不著認真地追究。《韓非子•五蠹》寫道：“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

戰國的社會，天下紛亂，各施學說，百家爭鳴，於是有墨子“兼愛”、“非攻”的聲音，也有莊子要人們遵循上天之道即“天刑”的說教。

但是，此時法家的聲音，不僅一浪高過一浪，而且各國執政的法家人士正在推行法製的實踐。法家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不僅是學術大師，而且都成為各國變法運動的首領。

在主張君主專製方麵，沒有一家學說像法家那樣理直氣壯。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都從不同角度強調了加強國君的權力的要求。其中，商鞅更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馭民五策”：

1. 一民：強製性洗腦，統一思想；
2. 弱民：國強民弱，治國之道，務在弱民；
3. 疲民：為民尋事，疲於奔命，使民無瑕顧及他事；
4. 辱民：使民眾無自尊自信，且唆之相互檢舉揭發，終日生活於恐懼之中；
5. 貧民：除了生活必需，剝奪餘銀餘財。

商鞅還提出，如果以上五者若不靈，則由官府殺之。

概括“馭民五策”的全部用意是，要讓民眾貧弱，一生之中無時無處地充滿恐懼，才好自覺地服眾於王者。

戰國末期，孔氏之儒的代表荀子，已經在更多地強調法律製度的重大意義了。如果說把“禮治”和“法治”結合於一體的是一種功績，那麽，這一功績肯定該歸屬於荀子了。荀子留給後世的英名，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其出自於儒家卻獨樹一幟的“人性惡”之“創造”。和孟子的儒家學說不一樣的是，荀子主張“人性惡”，人們一生下來便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這些都是“惡性”的。所以，治國之術，便應“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荀子主張，包括特權人士在內，一律對他們實行法治，凡是犯了罪的就不能饒恕，這叫做“刑罰不恕罪”，以便天下之治，四平八穩。

荀子的這一“創造”建立了本質上除是對人性壓抑的律法論調，還是傳統上法家馭民之術的調子，一切的律法，都隻用於治民，而且要治得越狠才能越確保天下不亂。特別是在荀子的兩位弟子韓非和李斯的活動下，荀況這支儒家派，實現了由儒到法的轉變。韓非子極是讚同商鞅說過的一句話：“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

把法視為治國的開端，這在中國的法律製度沿革方麵是一個突破，這一突破仍然是由荀子打開的。《荀子•君道》言道：“法者，治之端也。”總之，法即是治，治即是法，通通都是為民眾準備的。

當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出來說話的時候，法家的勢頭便更加有些勢不可擋了。韓非子聲稱，“法”、“術”、“勢”缺一不可，這才是治國之本。韓非子堅稱，要讓天下子民心悅誠服地接受國家的統治，必須用暴力才能達到目標。實行輕罪重刑，可以使“小不過生，大罪不至”，“上設重刑而奸盡止”。總之，國君對於國民一定要心狠手辣，無論狠辣到什麽程度都是必要的。隻有這樣，才能實現所謂國泰民安。

戰國後期，在荀子的身上，我們已經看到儒法兩家已經開始融流於一體，合流的目的隻在於從王權的角度用心地治民。甚至諸子百家，皆為一丘之貉，如司馬遷所雲：“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儒家的偽，法家的狠，最終都化為主人對待畜牲一樣的治民之術、馭民之術。

法家的狠，有一生動事例。韓非和李斯，俱事荀卿，學刑名法術之學。韓非天性口吃，著書卻能。李斯妒韓非才高於己，找借口使秦王加罪於李斯。獄中，李斯指使人送毒藥給韓非，讓其自殺。韓非欲向秦王表白，自陳事項，卻沒能見到。後來秦王後悔，派人赦免韓非，韓非卻已經死了。對從前的同窗好友下如此狠手，可見這些禦用文人的本性凶殘。

總而言之，按先秦諸子的觀念，特別是儒法合流之後，君王與國民的關係隻能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所以民眾天生便是必須做順民的，這也便有了他們所說的“馭民”之詞。所有這些，決定了君王和國民的關係隻能是主人與畜牲的關係，畜牲天生是談不上有什麽權利的——民眾隻要活在這個世上，就得服管、服治!所以，民眾都是被駕馭的!

作者：何毅 聯係方式：[e-mail]

何毅：中國法製小史(二) 秦律，萬事皆決於刑

秦王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在曆史上的統治十分短暫，隻有短短的16年。但是，秦朝在中外曆史上的聲名遠揚，這不僅僅是困為它鑄造了震驚中外的焚書坑儒的罪惡，還因為它在中國最早建立和健全了專製主義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製定了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完整的法典——秦律。這可以算是中國帝王“嚴刑治國”的開端。以秦律觀之，中國曆代“重刑輕法”、以刑治民、馭民而不是以法製理念、法度製度治國治民的狀況初現端倪。

2022年8月29日

秦王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在曆史上的統治十分短暫，隻有短短的16年。但是，秦朝在中外曆史上的聲名遠揚，這不僅僅是困為它鑄造了震驚中外的焚書坑儒的罪惡，還因為它在中國最早建立和健全了專製主義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製定了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完整的法典——秦律。這可以算是中國帝王“嚴刑治國”的開端。以秦律觀之，中國曆代“重刑輕法”、以刑治民、馭民而不是以法製理念、法度製度治國治民的狀況初現端倪。

自信心、報複心、雄心和野心，使得從西方邊陲之地殺進中原，並完成兼並六國之大業的秦王嬴政更加自命不凡，自以為德高三皇、功過五帝的嬴政，從此摒棄了“侯王”之冠，自命為皇帝。皇帝自稱“朕”，“命”稱“製”，“令”稱“詔”，印稱“璽”，並廢除了子議父、臣議君的“諡法”等等，規定皇帝按世代排列，第一代稱始皇帝，後世以二世、三世計，傳之無窮。

法治和行政手段勾畫的又一個國家形象，是統一了文字、度量衡與貨幣，這是前所未有的新麵貌。

雖然秦始皇頒布的法典秦律不完全是他這個時期的發明創造物，卻在此時最成體係和嚴密，也得到盡情地甚至是瘋狂地實施的效果。在此之前，秦國的成文法初創於商鞅時期，商鞅以李悝《法經》為本，改法為律，成為“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而秦並六國過程中，又吸收為己所用的六國法令條文，幾經修訂增刪，形成頗具威懾力的秦律。

根據1975年在湖北雲夢縣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簡，在盡並天下之前，秦律早已突破商鞅時的六章，僅“律”就有田律、廄苑律、金布律、關市律、倉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律、軍爵律、置吏律、效律、傳食律、內史雜、尉雜、行書、屬邦共18種125條。

秦律的內容可謂法網嚴密，條目繁雜、煩瑣，上至軍國大事，下至民間生活，皆有限製，且立規入微。如盜采人不足一錢的桑葉，要罰征徭役30天；盜人羊頸上的繩索，與盜羊同罪；私自移動田界者，要判處“耐”刑，即剃去鬢發，以示犯罪；禁民穿錦履，而何謂錦履呢？秦律明文，以絲織成的鞋，其上繡文，即為錦履。如此等等，可見得始皇“事皆決於法”的意圖。

因此，根據秦律，一切不符合法度的“鄉俗”與“私好”，都要禁絕；一切“奸邪”行為和“邪僻淫佚之民”，具屬“不容”之列。全國上下，要做到“尊卑貴賤，不逾次行”。秦始皇在位期間，常常親自處理各種案件，“以衡石量書，日夜不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可見集大權於一身之勞苦！

其實，秦王朝“事皆決於法”的本意，不過是“萬事皆決於刑”的高壓治國之術的體現，這可以從“輕罪重刑”的立法思想中得到反映。秦律規定，５人同盜，盜得一錢以上的盡斬左止（砍左腳）；甲盜不滿一錢，乙發現卻不抓獲之的，乙當被罰一盾之錢。而層出不窮的秦王朝的施刑名目，更顯示了凡事皆決於刑的血腥統治。

秦二世之時，朝廷發閭左適戍漁陽，陳勝、吳廣等900人屯大澤鄉。遭大雨，道路不通，度已失期。按秦律，“失期，法皆斬。”於是有陳勝、吳廣之倡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根據初步統計，在秦朝處刑的名目就有數十種，其中貲、笞、遷（流放）、耐、髡、黥（在臉麵上刻字）、劓（割鼻子）、鋈（斷足）、斬左止、宮或腐（男了閹割，女子幽閉）、戮、磔（分裂肢體）、棄市、梟首、絞、烹、誅九族、三族、籍沒（注銷戶籍，沒收為官家奴隸）、坑等等，皆是今天看來十分讓人觸目驚心的野蠻刑名。“輕罪重刑”的立法原則，正好投合了先秦法家“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由至”的法製思想。

李斯是秦國的丞相，因為宮廷之爭而失敗，被施五刑而死。《史記·李斯列傳》記載：“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鹹陽市。”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身著赭色囚服受刑。行刑者先在臉麵上刺字，用刀割掉鼻子，割斷其舌，刑吏數人用銅針、鐵鑿等，在額頭和兩頰刻鑿創口，再砍掉左右腳趾，用藤條或荊條將人活活打死。多人輪番持棍狠杖於李斯兩股，每杖之下，環列者皆群和之。待人死後，已是麵目全非，人鬼不分了。此時，再砍下首級示眾，最後將屍體剁成肉醬，在市場上將其肉賣掉以供食用。

李斯之死其實不值得同情，其本人和商鞅、韓非一樣，將專製理論推向極端，他的“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的“督責之術”極是狠毒，隻意在使民眾時刻處於苛刑的恐怖之中，而他自己在具五刑之後，終致被夷三族。在秦王朝萬事皆決於刑的時代，李斯之慘死，實在不足為奇。

2000多年之後的中外史家在寫到秦王朝的焚書坑儒這段曆史之時，還在痛心疾首，慨感許多。但是，我們也看到，在這麽一個高壓、集權和廣施重刑的國度裏，在這個事皆決於刑的國度裏，焚書坑儒不過是這個酷殺政製中的一個小插曲。

作者：何毅  聯係方式：[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