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弗裏·薩克斯:“美國時代”之後,世界的出路在哪裏?
傑弗裏·薩克斯,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聯合國前高級顧問 2021-12-16
https://www.guancha.cn/JefferySachs/2021_12_16_618688_s.shtml
【導讀】 12月4日,由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觀傳媒、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東方學刊》主辦的“2021思想者論壇”在上海召開。本文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裏·薩克斯在論壇上的發言。
【文/ 傑弗裏·薩克斯】
大家好,我是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傑弗裏·薩克斯教授,很榮幸能夠成為2021年思想者論壇的受邀嘉賓。感謝你們的邀請,同時也感謝思想者論壇給了我一個重要的話題——中國在後西方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
傑弗裏·薩克斯教授
現如今,我們正處在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時代,我們需要進入一個加強全球合作的新時代。現在的時間點,正好是200年全球經濟曆史的尾聲。在此期間,北大西洋地區的歐洲和美國開始主導世界經濟,而亞洲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急劇下降,盡管亞洲的人口仍然占據著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
1820年至2018年,北大西洋地區和亞洲地區經濟變化。
該圖表的數據是基於在北大西洋地區全球產出份額的預估,北大西洋地區大約在20世紀中達到頂峰峰值。1820年,亞洲在世界產出中所占的份額約為世界產出的60%,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數據下降到世界產出的20%左右。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過去70年中,亞洲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份額一直在穩步上升,特別是東亞快速增長,而北大西洋地區所占的份額一直在下降。
美國將主宰世界的觀點,也就是所謂的“美國世紀”早已經過時,因為北大西洋在工業、技術和經濟實力的巨大優勢隻是暫時現象。工業化始於北大西洋,技術進步在北大西洋蔓延,工業化後,歐洲列強的帝國統治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傳播開來。
但現在,我們處於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亞洲的增長、中國強勁的經濟和技術擴散都發生了變化。如果不以人均計算,而是以購買力、價格或國際價格衡量總產出相比的話,中國現在是比美國更大的經濟體。就經濟的絕對規模而言,如果以國際價格衡量,中國的GDP仍約占美國的三分之一。從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從增長率來看,中國顯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1980年至2020年,中美全球GDP所占份額變化。
現在,地緣政治也因此發生了變化,由北大西洋或美國主導世界的想法已經過時,重要的是,我們至少有六個全球變化的根本驅動因素:
1. 由地緣經濟學主導的地緣政治學。
2. 全球環境危機、氣候變化、汙染、生物多樣性喪失將會影響到整個世界。
3. 巨大的人口變化。中國已經呈現出老齡化社會的趨勢,人口已經穩定,但在未來,人口數量會持續下降,同時,歐洲也正在老齡化。另一方麵,非洲的人口在持續快速增長,並且人口年齡非常年輕,這將給非洲社會內部和社會之間帶來巨大的人口壓力。
4. 為了公平和包容,各地社會需求不斷上升。用中國的說法就是共同繁榮,但我們需要社會包容的理念,在這個時代有巨大的倫理需求。
5. 數字化社會和智能機器。類似於人工智能和數字互聯,這些科技正在改變經濟和個人生活的方方麵麵。
6. 對幸福的追求。隨著社會變得更加富裕,他們發現人均GDP幾乎無法定義社會中的幸福。
六個全球變化的根本驅動因素。
因此,人們對生活質量有了新的追求,除了產出的數量,這些都是變化的根本驅動力。這六個全球變化讓世界各國政府采納了共同目標,特別是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它表達了經濟進步、社會包容和環境可持續性的共同願望。
聯合國的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
現在,為了使世界體係正常運轉,我們將麵臨著重大的製度選擇,因為各個國家都是相互關聯的,現在已經沒有單一的主導國家,而美國已經不再是世界上的主導國家。由一個國家來主宰世界體係是錯誤的想法,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全球體係,這也是全球和平的關鍵。
我們的製度選擇是全球性的,是當今地緣政治的精髓。
將近50年前,我還是一名學生的時候,閱讀了由麻省理工學院經濟曆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撰寫的著作——《1929-1939年,大蕭條中的世界》(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金德爾伯格就“霸權過渡”或“霸權過渡理論”開始進行理論辯護,金德爾伯格當時的想法是,世界總是需要一個領導者。
而在1930年代,英國不再是世界領導者,但美國對領導全世界沒有什麽興趣。根據金德爾伯格的說法,由於沒有世界領導人,所以使得世界陷入了大蕭條,有人會說,現在中國必須成為世界領導者,但真是如此嗎?我們不需要讓特定的國家作為世界領導者,我們需要的是全球性的合作。
金德爾伯格假說:“電子躍遷理論”。
而亨利·基辛格的觀點是,如果要建立國際秩序,需要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幫助,國家或地區之間不需要建立“信任關係”,但如果他們都擁有強大的武裝和力量,權力平衡能夠維持和平。對基辛格來說,19世紀的歐洲是權力平衡的典範,而歐洲權力平衡的最大問題是,平衡將變得不平衡。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死後,歐洲出現了新的不穩定,最終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一場徹底的災難。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
令人擔憂的是,當有一個像美國這樣的主導力量失去主導地位,同時又有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崛起大國時,這種局麵很有可能讓兩國之間發生衝突。來自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在《注定的戰爭——美國和中國能逃脫修昔底德的陷阱嗎?》(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n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中提出了這個想法,這本書講述了古希臘斯巴達和雅典之間的戰爭。
《注定的戰爭——美國和中國能逃脫修昔底德的陷阱嗎?》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戰爭對世界來說是毀滅性的,我認為這是不可想象的。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應該陷入這樣的陷阱:中美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在可持續發展的時代,即全球合作理論,所有的世界都是相互聯係的,是可以通過和平來進行互助互利的。
傑弗裏·薩克斯《可持續發展的時代》
在技術變革強烈、環境危機嚴重的時代中尤為如此,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之中,合作的收益是巨大的,而衝突的風險絕對是有深遠意義的。
我認為有幾個領域需要全球合作來結束:
1. 終結貧困。(2020年,中國已經展示了如何在兩代人的時間內,實現從普遍貧困到絕對貧困的終結。)
2. 保護全球環境
3. 抵製不平等。(阻止“避稅天堂”、非法全球活動、入侵行為。)
4. 管理人口變化(老齡化、人口中心轉移、移民壓力。)
5. 維持和平
全球合作的關鍵領域。
為了做到這五點,我們需要加強多邊主義和全球共同價值觀,特別是圍繞《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道德憲章》,即《世界人權宣言》。
加強多邊主義的關鍵步驟:
1. 強大的聯合國組織(世衛組織、糧農組織、教科文組織、國際電聯等)
2. 為聯合國組織和可持續發展籌資
3. 全球衛生、教育、社會保護基金,
4. 可持續能源、土地利用(使窮國有機會以可持續的方式發展。)
5. 聯合國係統的地緣政治領導和監督,以便於支持多邊體係。
我認為全球共同價值觀應該基於1948年聯合國所發表的《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將在2023舉行《世界人權宣言》第七十五周年紀念活動。《世界人權宣言》是一份反映儒家價值觀、西方亞裏士多德價值觀、西方基督教傳統、印度教傳統的文件,是所有國家簽署的關於人類尊嚴和福祉的世界宣言,為了全球的和平,我們需要這種全球和平價值觀作為共同基礎。
除了全球合作之外,我們還需要強有力的區域合作,我是區域合作的超級粉絲,亞太地區的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RCEP)將中國、韓國、日本、十個東盟國家、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聚集在一起,這種區域合作的機會千載難逢,能夠推動亞太地區國家的經濟、可持續發展與和平的共同發展。
避免中美之間的“新冷戰”。
最後,美國的許多民族主義者有在中美之間發動“新冷戰”的可怕想法,我們一定要避免它。
最基本的,美國需要堅定承諾“一個中國”政策。
其次,美國應該放棄霸權的野心,與中國、歐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合作,而不是追求霸權。
第三,美國需要核裁軍,因為核軍備競賽存在著不容小視的風險,新一代核武器的威力是巨大的。
第四,我們需要在數字技術方麵進行合作,以保護隱私,避免網絡戰爭。
第五,需要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進行強有力的合作。
第六,中美需要向世界其他國家表明,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兩個超級大國堅決支持《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並致力於在國際框架內開展合作。
我們正處於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時代,一個後美國時代,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個新的霸權,這意味著全球合作,意味著加強多邊主義,意味著采取聯合行動打擊對環境的破壞和不平等現象,意味著裁軍和避免新核軍備競賽,特別是意味著對《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的堅定和新的承諾。
再次非常感謝能夠參加2021年思想者論壇,我非常感激,我期待著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在中國見到這麽多的朋友。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