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泰戈爾中國行

1924：泰戈爾中國行

孫文曄

泰戈爾等人在北京景山莊士敦家門口合影。

徐悲鴻為泰戈爾造像

    1924年4月12日，大霧散去的上海匯山碼頭，泰戈爾在他“夢中的天朝”留下了第一串腳印。

    49天的行程，泰戈爾既享受了至誠禮遇，也遭遇到諷刺和抵製，他像一顆“不合時宜”的石子，落入新文化運動後形成的思想潮流裏，激起一陣波浪。崇拜者如梁啟超、徐誌摩等將他奉為“活神仙”、“救世主”；批判者如陳獨秀、林語堂嘲諷他是“亡國奴”、“什麽東西”。

    這場中印文化交流的反響，無不受“五四”以來國內思想爭鳴的影響。還是魯迅目光如炬，將泰戈爾在中國的處境概括為“罵殺與捧殺”：“如果我們的詩人諸公不將他製成一個活神仙，青年們對於他是不至於如此隔膜的。現在可是老大的晦氣。”

    這份“晦氣”，也成了一樁撲朔迷離的曆史公案。中印兩國學者為此研討了百年，仍有新發現和新闡釋。

    不請自來還是受邀而來？

    1924年3月，當北京北海邊的柳樹吐出新綠之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一行即將到來的消息傳出，為春天增添了一絲詩意。

    《晨報》一則不足百字的短消息，預告了泰戈爾乘船抵滬的具體時間，也點明“他是應講學社之聘來華演講的”。

    泰戈爾到中國後，在首次演講中，以“收到貴國的邀請，對於居住在亞洲一個遙遠國家的我，委實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為開場白。然而，一個多月後，胡適為泰戈爾鳴不平時卻說：“今泰戈爾乃自動地來中國，並非經吾人之邀請而來”。

    泰戈爾到底是受邀而來，還是不請自來呢？旅程中的一些波折，由此埋下了伏筆。

    1920年底,蔡元培以北大校長的身份赴歐美考察。恰逢胡適的老師杜威在中國講學，並大獲成功。於是，請歐美知名教授到中國來講學，成了蔡元培到歐美的兩大主要任務之一。在他列出的名單上，有愛因斯坦、居裏夫人等重量級人物，蔡元培一到歐洲，就逐一登門拜訪，以示誠意。

    北大廣發“英雄帖”，但廣種薄收，應者寥寥，愛因斯坦、居裏夫人等均婉言拒絕了蔡元培的邀請。在西方壓迫、統治全世界的形勢下，中國人沒有話語權，蔡元培請拔尖的知識精英來華屢遭婉拒，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但中國，那時整個亞洲都沒有話語權，唯一的例外是泰戈爾。他在1913年因詩集《吉檀迦利》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東方人。1920年，泰戈爾在歐美訪問時，恰逢一戰結束，大戰導致的內心枯幹，正需要像他這樣的人注入生趣和靈魂。歐美興起“泰戈爾熱”，政府官員、王公貴族、上層知識界都追捧他，將他奉若先知。蔡元培與泰戈爾幾乎同期在歐美，必然能感受到泰戈爾在西方的影響力。

    1920年11月的一個寒夜，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馮友蘭，想方設法到紐約的旅館裏，拜訪了泰戈爾。

    60歲的泰戈爾，一見到25歲的馮友蘭就親切地說：“中國是幾千年的文明國家，為我素所敬愛。我以前到日本沒到中國，至今以為遺憾。然而，我終究必要到中國去一次的。”

    或許正是這次表態，促成了蔡元培對泰戈爾的邀請。1921年的3月到5月，他倆都在法、德，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蔡元培很可能在此時發出了友好的信號。

    不過，這一邀請很可能是口頭或轉達的，現存的蔡元培文件中並沒有相關記錄，也沒有蔡元培與泰戈爾會麵的第三方史料，他的日記、自編年譜中也未記載此事，而對杜威、羅素、愛因斯坦等人的邀請和拜訪，則有詳細記載。

    泰戈爾收到邀請時，正在歐洲周遊，回國後又陷入政治爭論和國際大學的創建工作中，但他一直記掛著這件事，一直在慎重地思考要不要去中國？什麽時候去？

    他先是遲疑的：“我捫心自問：對我發出邀請的人，期望獲得什麽呢？為了他們的幸福安康，我應該帶去怎樣的信息？”

    當春回孟加拉大地時，泰戈爾仿佛頓悟般地覺得必須到中國去：“是的，蘇醒的時候，需要一位詩人的幫助。……詩人的使命，是捕捉空中聽不見的聲音，是把信念注入未實現的夢想，是為布滿猜疑的世界率先送來未綻放的鮮花的音訊。”

    這種使命感，讓他把助手派到了北京。1923年4月，英國人恩厚之到北大聯係泰戈爾訪華事宜，不想卻碰了個軟釘子：北大歡迎泰戈爾來華，但表示“因為種種困難不能擔任招待的事”。

    印度方麵有所不知的是，在泰戈爾猶豫的兩年間，北大經曆了非常大的動蕩。恩厚之到北京的三個月前，蔡元培已登報公告，辭去北大校長之職，並且從此再未回到北大。

    “五四”之後的北大，一直處在風雨飄搖中，老師欠薪是家常便飯。葉聖陶1922年被中文係聘為講師，隻因欠薪，他的家底薄經不起久拖，就跳槽到了出版社；顧頡剛1925年的日記記載，他100元的月薪不但拖欠了半年以上，而且那千呼萬喚始到來的欠薪，還是分次吐出的。

    1922年，愛因斯坦有意在訪日途中順便訪問中國，一千美金兩星期的酬金並不高，但卻難倒了蔡元培。如今，蔡元培離開，北大無力接待泰戈爾，僅邀請恩厚之在北大做了一次有關泰戈爾的演講。

泰戈爾和愛因斯坦，1920年代二人先後訪問中國。

    一籌莫展之際，恩厚之遇到了剛剛作別康橋的徐誌摩。

    徐誌摩放棄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既有眾所周知的原因——追尋林徽因的腳步，還有一個少有人道的理由——恩師梁啟超有一個“中國的文藝複興”計劃，需要其回國相助。

    依戲劇大家焦菊隱的說法，歐遊歸來的梁啟超，告別政壇，轉入文化教育，非但不是“悲涼”、“守舊複古”，相反，他抱雄心壯誌，想高舉文藝複興的大旗，在中國大幹一場。

    為實施“中國的文藝複興”計劃，梁啟超組建了三個機構：一是讀書俱樂部，與鬆坡圖書館合並，提倡研讀新書；二是設立共學社，與商務印書館合作，編譯出版新文化叢書；三是發起講學社，每年邀請一位國際知名學者來華講學。

    徐誌摩1923年底回國後，就搬到了北京石虎胡同7號，在梁啟超、張君勱等人籌建的鬆坡圖書館內任幹事。這裏既是鬆坡圖書館的總部，也是講學社的總部。

    4月18日，由胡適發起的“文友會”邀請徐誌摩演講英國文學。據德國漢學家衛禮賢的日記記載，這天還有位特殊的客人“泰戈爾的代表恩厚之來”。

    恩厚之是英國人，徐誌摩剛從英國回來，兩人一見如故。閑談中，恩厚之透露泰戈爾有意訪華，徐誌摩聞之欣喜不已。詩人的敏感和熱情，讓他早就對泰戈爾崇拜不已。

    他馬上把恩厚之帶到石虎胡同7號，與講學社接洽。

    講學社從1920年創辦以來，邀請了世界著名哲學家杜威、羅素、孟祿、杜裏舒先後來華，但到1923年，這個組織已經是強弩之末。

    請知名學者訪華，不僅費用高昂，而且南北各地巡回講演，組織工作繁重，需要眾多資源。梁啟超曾在寫給張東蓀的信中明言，“講學社經費政府每年補助二萬元，以三年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萬元有奇”。

    杜威來華時，每年的講學經費在一萬銀元以上。這筆費用不僅包含杜威的薪酬，還有生活、接待等費用，大致相當於現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的待遇。羅素來時，講學社開出的酬金更高，除往返差旅費外加2000英鎊。

    到1923年，講學社的政府補貼已經用盡，哪敢主動出擊去請知名學者。在這種困境中，突然聽聞有諾獎詩人主動要來，而且隻要講學社承擔旅費，其他在華的一切費用全由自己承擔，這簡直是喜從天降！

    講學社受寵若驚，立即同意承擔接待任務，並且馬上給泰戈爾寄去了旅費，盼望他8月份能來，隨即又發出一封熱情洋溢的邀請信。

    泰戈爾欣然接受，並表示10月份來。從他的角度看，收到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講學邀請在先，又有講學社的正式信函，自然是中方率先伸出了橄欖枝，自己是受邀而來。但在講學社看來，是泰戈爾的助手主動找上門來的，演講又不收分文，風格這等高，“乃自動地來中國”。

    而在中國學界看來，泰戈爾跟杜威、羅素一樣，都是講學社請來的。泰戈爾提倡“複活東方文化”，梁啟超號稱“東方文化派”，泰戈爾自然是梁啟超的客人，或者說是梁啟超領導的研究係用來“挾洋自重”的砝碼。

    對於這段公案，泰戈爾在印度出版《泰戈爾在華演講集》時特地注明：“獻給我的朋友索西瑪（徐誌摩的印度名字，意為“月光寶石”），賴他的友好幫助，把我介紹給偉大的中國人民。”

    詩人還是哲人？

    好事多磨，轉過年的4月12日，泰戈爾才乘“熱田丸號”輪船抵達上海。徐誌摩、張君勱等六十多人前往碼頭迎接。

    與不修邊幅的美國人杜威和紳士氣派的英國人羅素相比，泰戈爾的到來，帶有濃濃的人文氣息。

    泰戈爾穿印度長袍，白發銀須，飄飄灑灑，戴紅色高帽，更顯得仙風道骨。他的聲音高低抑揚，富有樂感，說到激動處，還會習慣性地握緊右手，放在胸前，非常有感召力，即使聽不懂英語的人，也會受到感染。

    作為陪同和翻譯的徐誌摩則如影隨形。在中國的日日夜夜裏，充滿靈性的兩人，一唱一和，說著最美的中文和英文，走到哪裏都引人注目。

   林徽因與徐誌摩整日陪伴在泰戈爾旁邊，做他的翻譯。各大報刊上還刊載了泰戈爾、徐誌摩、林徽因三人的照片，並將他們譽為“鬆竹梅”歲寒三友。

    一踏上中國的領土，泰戈爾就情不自禁地說：“朋友們，我不知道什麽緣故，到中國便像回到故鄉一樣，我始終感覺，印度是中國極其親近的親屬，中國和印度是極老而又極親愛的兄弟。”

    作為詩人，他無疑是魅力無窮的。正如徐誌摩致泰戈爾的信中所寫：“這裏幾乎所有具影響力的雜誌都登載有關你的文章，也有出特刊介紹的。你的英文著作已大部分譯成中文，有的還有一種以上的譯本。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作家，從來沒有一個像你這樣在我們這個國家的年輕人心中，引起那麽廣泛真摯的興趣。也沒有幾個作家（連我們的古代聖賢也不例外）像你這樣把生氣勃勃和浩瀚無邊的鼓舞力量賜給我們。”

    這些話難免誇張，但展現了泰戈爾在文藝青年中受歡迎的程度。遺憾的是，彼時中國需要的並不是詩人，而是一服救國的靈丹妙藥。

    回首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曆史，可以把1924年春天看作一個轉折點：在南方，國民黨完成改組，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方，直係軍閥四分五裂，帝國主義趁勢擴張。如果說此前局麵還在北京政府的控製範圍內的話，那麽，到了1924年，局麵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可控。

    泰戈爾從英屬殖民地來，自然理解中國人的想法。臨行前，他寫信給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談到心裏的矛盾：“我要到中國去，以什麽身份，我不知道。是作為詩人呢？還是要帶去好的忠告和健全的常識？”

    13日，他在中國的第一次發言就開宗明義，強調此行的目的：“隻不過是求道而來罷了。好像是個敬香者，來對中國文化界敬禮的。”他還一再聲明，“我不是一個哲學家”，人們隻須作“詩人看待”。

泰戈爾在北京文化名人陪同下來到北海鬆坡圖書館。

    話雖如此說，但身在中國，不談中國問題是不可能的。在5天後的盛大歡迎會上，麵對1200多各界名人，詩人改變了立場，“不得不據實以告，說幾句忠告”：“要曉得把一切精神的美犧牲了，去換得西方的所謂物質文明，是萬萬犯不著的。”

    為什麽僅僅5天，泰戈爾就改變了想法？

    從童年起，他就關心中國。他曾說：“那是我念《天方夜譚》時想象的中國，那風流富麗的天朝竟變成了我的夢鄉。”

    而讓他始料未及的是，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古老文明卻並不是詩人夢鄉中的模樣：彼時的上海，已是高樓林立，充滿工業氣息，料峭春寒裏，龍華古寺年久失修，寺裏還駐紮著一支軍隊，連桃花都失去了生機。

    “物質發達，真趣喪失”，對這樣的中國，他無疑是遺憾和失望的，他擔心自己作為一個詩人，對災難深重的中國不會有多大實質性的幫助：“隻做什麽無聊的詩歌，我如何對得起中國盼望我的朋友？”

    18日的演講顯露出泰戈爾的糾結。他一麵強調自己的詩人身份，一麵又大談印度哲學，核心就是，強調精神生活的東方文明，優於注重物質的西方文明。

    後世的我們，於和平年代展卷細讀，自然能夠清楚泰戈爾並非一位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對於西方先進的文明，對經濟的進步也並非持全然否定的態度。

    不過，在那個“不合時宜”的時間點，中國物質文明尚不發達，還需要反帝反封建，需要民主革命，泰戈爾強調愛和東方精神，就顯得有點奢侈了。在一些以救亡圖存、科學救國為宗旨的知識分子看來，這無異於一種不抵抗主義、一種亡國奴哲學。

    泰戈爾即興演講了一個多小時，內容生動自然，又激情澎湃。會場內反響熱烈，但在會場外，反對他的傳單已經開始四處散發了。

    《中國青年》周刊趕在歡迎會這天，推出了“反對太戈爾專號”（太戈爾即泰戈爾），撰稿者有陳獨秀、瞿秋白等，他們稱泰戈爾是“印度的頑固派”“向後退走了幾百年”“中國青年思想上的大敵”……

    專號的幕後推手，不是別人，正是最早將泰戈爾的詩譯成中文的陳獨秀。

陳獨秀曾經激烈反對泰戈爾訪華

    1915年，《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陳獨秀翻譯的《心無恐懼》一詩，此詩曾在印度激勵無數青年參加抗英運動。陳獨秀翻譯的這個五言詩版本，至今仍被眾多研究者推崇，認為它抓住了詩的精髓，比冰心的直譯版本更好。翻譯之外，陳獨秀還簡單介紹了泰戈爾的生平。

    為什麽不到十年，陳獨秀就從“泰粉”轉為了“泰黑”？

    曆經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國的知識界早已出現分化，有講“問題”的，有談“主義”的，在中國應該如何改造這個問題上，陷入了深深的分裂。

    更為複雜的是，1923年引爆的“科玄之爭”仍在發酵，知識分子分成了三個派別：以梁啟超、張君勱為首的玄學派，認為科學隻能指導物質生活，哲學才能指導精神生活；以胡適、丁文江為首的科學派，認為哲學是空想，生活應由科學支配；以陳獨秀為首的唯物派，承認規律從實際出發。

    泰戈爾到中國前，這場討論已經被異化成：誰才能救中國？靠東方哲學，西方科學，還是唯物論？

    最先敗下陣來的玄學派，突然請來了在西方倡導東方文明的泰戈爾，這自然引起了科學派和唯物派的懷疑，他們認為泰戈爾是來給“玄學鬼”助陣的，梁啟超是“借菩薩遊街”爭取青年。

    泰戈爾成了“玄學鬼”和靶子，實在有點冤。他懷著一顆友好之心前來交流，對此前的爭鳴並不清楚。之所以要大談東方文化複活，其實是想讓當時的中國文化界樹立自信，不迷失在西方的現代與科學中。

    作為“反泰派”的主帥，泰戈爾講演一次，陳獨秀就要發表一到兩篇批判文章，表麵是衝著泰戈爾去的，有偏激不敬之詞，但大部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指桑罵槐的借題發揮。

    同思想界一樣，青年的態度也兩極分化。在東南大學，歡迎泰戈爾的學生幾乎擠爆了禮堂。當泰戈爾演講到最精彩處時，忽聽得砰的一聲巨響，原來樓上的橫板本就年久失修，又因為荷載過重，幾乎坍塌。泰戈爾堅持繼續演講，但樓下忽然有人來鬧場，到處散發反對泰戈爾的傳單，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

    徐誌摩捧殺泰戈爾？

    英國哲學家羅素訪華期間，主張改良的張東蓀和主張革命的陳獨秀，曾用羅素的話作為引子，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論戰。

    這次，針對泰戈爾的火力更猛，也更有組織性，但講學社吸取了上次的教訓，無論對方如何借題發揮，都不予理睬。

    講演中經常有人來鬧場，讓接待者不免心懷愧疚，各地的歡迎活動搞得也就愈發隆重。

    1924年4月23日，泰戈爾抵達北京。在正陽門東車站迎接的有梁啟超、蔡元培、林長民、胡適、梁漱溟、蔣夢麟、辜鴻銘、熊希齡、範源濂等文化名人，還有各界人士大約四五百人。

    與在上海不同，泰翁身邊除徐誌摩外，又多了一位美麗的姑娘，她就是新月派才女林徽因。三人走在一起，長者須發飄飄，金童玉女宛若璧人，這如詩如畫的一幕，惹人無限遐思，吳詠在《天壇史話》中這樣寫道：

    林小姐人豔如花，和老詩人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麵郊寒島瘦的徐誌摩，有如鬆竹梅的一幅歲寒三友圖。徐氏在翻譯泰戈爾的英語演說時，用了中國語匯中最美的修辭，以硤石官話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詩，飛瀑流泉，淙淙可聽。

    當時的北海公園禁止市民參觀，但為了這位遠道而來的客人，破例開放了三個小時。遊園時泰戈爾戴著一副老花鏡，腳穿中式絨鞋，看上去完全是一位溫和老人。在他身邊，是熊希齡、胡適、梁漱溟、林長民，以及英國人莊士敦、德國人衛禮賢等50多位，一行人浩浩蕩蕩，被《晨報》讚為盛景。

    法源寺賞丁香花，又是一段佳話。那天泰戈爾身體不適，本想推掉這個約會，但經不住法源寺長老幾次相請，於是不顧病體，欣然前往。丁香花下，眾人把泰戈爾圍在中間，聽他娓娓而談。這種氛圍，與泰戈爾自己創辦的國際大學是一樣的，他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鄉，回到了自己的學校一樣。

    4月27日，泰戈爾做了件在中國思想文化界引起很大爭議的事，那就是與“末代皇帝”溥儀見麵。

    正值弱冠之年的溥儀，是標準的文藝青年，經常給雜誌社投稿，還匿名發表過詩歌，自然也是泰戈爾的“粉絲”。溥儀的英文教師莊士敦則對泰戈爾在華受到的抵製憤憤不平。“我希望泰戈爾在他沒有看一眼一向具有禮貌和尊嚴的中國之前，不應離開北京。於是，我向皇帝談及泰戈爾，並請求允許他到紫禁城來。”莊士敦在《紫禁城的黃昏》一書中寫道。

    宮裏的大鍾敲響十下，泰戈爾一行從神武門進入紫禁城，在迷宮般的宮殿中穿行，最終在禦花園見到了溥儀。溥儀用英文與泰戈爾對談，並在禦花園內設宴，殷勤款待了客人，內務大臣鄭孝胥以中國詩人的身份作陪。

    一連串活動，讓詩人有些疲憊，梁啟超安排他在清華小憩，於是有了電影《無問東西》中鼓舞人心的一段：泰戈爾要學子“不要忘記天職，不要被惡俗勢力引誘……保持那凡事必求美滿的理想”，清華的大師們，梅貽琦、聞一多、辜鴻銘等站在他身邊，將無形的精神力量注入一些學子的內心。

    泰戈爾訪華的高潮是5月7日的祝壽會，這天是他64歲生日。

    “今天，我們所敬愛的天竺（印度的別稱）詩人在他所愛的震旦（中國的別稱）過生日，我用極誠懇、極喜悅的心情，將兩個國名聯結起來，贈給他一個新名叫‘竺震旦’！”祝壽會上，梁啟超將“竺震旦”這個中國名字贈與泰戈爾。

    當晚的壓軸節目，是新月社同人在協和小禮堂演出的《齊德拉》。為了排練泰戈爾的這部愛情名劇，徐誌摩等人忙活近半年，進而促成了新月社的創建。劇中，林徽因扮演公主齊德拉，徐誌摩扮演愛神瑪達那，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飾演了春神代森塔，梁思成擔任布景。雖然演出全部采用英文，非常小眾，但新月社在北京文化圈的首次亮相便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齊德拉》的排練和上演重新點燃了徐誌摩心中的愛情之火，泰戈爾受徐誌摩之托，有心穿針引線，但林徽因已心有所屬，泰戈爾隻得將這一憾事化作一首小詩：

    天空的蔚藍，

    愛上了大地的碧綠，

    他們之間的微風歎了聲“哎”！

    魯迅也參加了這次祝壽會，但他始終冷眼旁觀，離場時還留下一句“一塌糊塗”。多年以後，魯迅在《罵殺和捧殺》一文中批評泰戈爾和他的一幫中國朋友：“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誌摩，個個頭戴印度帽。徐詩人開始介紹了：唵！嘰裏咕嚕，白雲清風，銀磬……當！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於是我們的地上的青年們失望，離開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呢？”

    魯迅可謂旁觀者清，泰戈爾之行的晦氣，除“科玄之爭”帶來的誤解外，精英們的過度讚美、迎合也有責任，首當其衝的就是徐誌摩。

    徐誌摩稱泰戈爾為“老戈爹”，對其敬若神明，這使他的翻譯誇大其詞，過分強調音韻之美，而削弱了原話的思想性。比較《晨報》的演講譯文和《泰戈爾全集》的孟加拉語原文，相差不是一星半點，這些口譯中的折扣，無疑使聽眾產生了隔膜。

    詩人氣質和個性還使他常常意氣用事。如泰戈爾在杭州演講後，聽眾滿懷期待地等著他翻譯，但他慢慢地立起來，很莊嚴地對台下聽眾說：

    “他講的話，一句一句都是詩。詩是不能翻譯的，翻譯它就是褻瀆它。你們已經見到泰戈爾先生的風度，已經聽到泰戈爾先生的聲音，你們是有福了。聽呀·他哪裏是在說話，簡直是夜鶯在歌唱——這是一種天籟。你們再聽他唱罷，我是不能翻譯的。”

    大部分不懂英語的聽眾，心懷不滿，卻隻好耐著性子聽下去。

    “逐客令”氣走泰戈爾？

    如果說5月7日是泰戈爾北京之行最快樂的一天，那麽接下來的幾天，卻很掃興。

    泰戈爾與陳三立、鄭孝胥、辜鴻銘等滿清遺老遺少見麵，本是作為異國詩人之間的優雅聚會，哪想到都成了罪過。與法源寺長老、溥儀之間的會麵，難免成了複古、反動的罪狀。

    陳獨秀的評論越發不客氣：“他在北京未曾說過一句正經，隻是和清帝、舒爾曼、安格聯、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蘭芳這類人，周旋了一陣。他是一個什麽東西！”

    早年對泰戈爾尊崇有加的郭沫若，借《泰戈爾來華的我見》一文與他“劃線”，“無原則的非暴力的宣傳是現時代的最大毒物”；林語堂則嘲弄說，泰戈爾以亡國奴的身份，來尚未亡國的中國大談精神救國，本身就不夠格；翻譯過泰戈爾著作的茅盾，擔心泰戈 爾會給中國青年帶來“不良影響”，旗幟鮮明地說“我們決不歡迎高唱東方文化的泰戈爾”。

    胡適是“科玄之爭”的主將，玄學派的主要反對者，講學社請泰戈爾來中國時，他曾冷嘲熱諷，但與泰戈爾對談後，卻在文學革命中找到共識，惺惺相惜起來。

    眼看泰戈爾影響力日增，“反泰派”覺得此事事關中國的出路，必須爭個你死我活，爭論中的硝煙味也越來越重。

    5月9日，泰戈爾應邀給北京青年做第一次公開演講。在東安市場的真光影戲院內，他著重介紹了自己從青年時代從事文學革命運動的經曆。“餘雖年老，但並非腐朽時代精神之代表，餘之革命的精神，猶如晝夜不息之流水。餘不惟不知老之將至，且自視為一活潑之幼童焉。”這番話隱約透出自身辯護的意味。

    實際上，一踏上中國的土地，他就感受到了不和諧的氣氛。有一次講演，他晚到了半小時，就有一家報紙批評他是過時人物，隻該與古人對酒當歌才是。在印度，泰戈爾常因激進前衛受到責難，到中國，反而成了老古董，這是他不能接受的。

    台上的泰戈爾給自己辯護，台下的傳單仍照發不誤。其中一張傳單落到了泰戈爾一行人手裏，是中文，他們看不懂，就找徐誌摩等人翻譯。此時，傳單的標題已經從“我們為什麽反對泰戈爾”升級為“疾言厲色送泰戈爾走”。徐作為東道主自然覺得難堪，極力遮掩，結果卻越描越黑，讓泰戈爾更不舒服。

    第二天的演講，胡適在泰戈爾之前登台，對想要抗議的人發出了警告：

    他首先澄清泰戈爾是在“科玄之爭”前，主動到中國來的，並非給玄學派助戰；然後又用自己的親身經曆，勸青年去了解泰戈爾的偉大人格；最後強調中國是君子之國。

    胡適苦口婆心，但演講即將結束時，抗議者仍再度現身，現場頓時騷動起來，有人斥責抗議者，並把傳單撕碎扔到他們身上。泰戈爾雖稍露不快，還是堅持到了活動散場。

    當天下午，有日本人前往泰戈爾下榻處拜會，邀請他到日本去，理由竟然是：既然中國無人理解你，你又何必久留此地。

    泰戈爾從日本人那裏看到了傳單的英文翻譯，大為震驚，他沒想到，自己竟然被罵為帝國主義的間諜，資本主義的助力，亡國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腳的狂人……

    雖然經常受到批評，但這麽不客氣的仍屬少見，真正讓泰戈爾傷心的是，發傳單的都是青年，特別喜歡青年與兒童的他對此尤其難過。他很快下定決心，取消北京的活動，提前回國。

    5月12日，泰戈爾在北京最後的演講舉行，到會聽眾約兩千人。首先出場的換成了徐誌摩，他想替泰戈爾主持公道：“說遠一點，他的使命是修補中國與印度兩民族間中斷千餘年的橋梁。說近一點，他隻想感召我們青年真摯的同情……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納他的靈感，並且存心誣毀他的熱忱……所以從今天起，所有已經約定的集會，公開與私人的，一概撤銷，他今天就出城去靜養……”

    徐越說越氣，最後竟然宣布“罷譯”：“吾人於泰戈爾之演講，如吃甘蔗，吾之翻譯，及報紙之記載，將皆成為糟粕。故不必畫蛇添足，舉糟粕以餉人。”

一張有胡適親筆題詞的泰戈爾照片

    旁邊的胡適見勢不妙，趕忙出手“救場”，臨時客串起了翻譯。泰戈爾不改初衷，仍大談東西方文明，強調“不能任物質文明，超過人生”。

    魏麗明教授曾在中印兩國研究相關史料，她發現，泰戈爾雖然從未正麵反擊，但演講詞中常有“你們既然反對我，何以又要請我來”的口氣。在幾篇演講詞中，他又時常疑惑：“中國是禮儀之邦，何以不以禮儀對我。”

    泰戈爾誕辰150周年時，他的小老鄉、同為諾貝爾獎得主的阿馬蒂亞·森反思了這個問題，在他看來：泰戈爾在中國引發的對立並非無中生有，在西方受到的那種浮誇的讚揚誤導了世界，也誤導了泰戈爾本人，影響了他在國外對演講內容的選擇，過分地強調了“東西方文明的衝突”。

    報之以歌

    離京前一天，梅蘭芳特地為泰戈爾表演了新派京劇《洛神》，這種文化交流中的會心一刻，其實是泰戈爾最想要的，其中包含著中國之行中難得的理解與共鳴。

    梅蘭芳第一次見到泰戈爾，是在杭州飛來峰下，泰戈爾看著印度高僧的塑像說，中印兩國人民應該共同努力，把一切汙穢的曆史和痕跡都排除淨盡，去找出一條中印交通的運河。當時，梅蘭芳就被老詩人的殷勤懇切之情打動了，此後泰戈爾的中國之行，他一直陪伴左右。在祝壽會上，泰戈爾一邊看《齊德拉》，一邊對坐在旁邊的梅蘭芳說，“希望離開北京前，能看到你的戲。”

    5月19日晚，梅蘭芳把泰戈爾一行請到開明戲院，專為他們演了一出新編京劇《洛神》。泰戈爾對此十分重視，特意穿上了他創辦國際大學時的紅色長袍禮服前往觀看。

    雖然對梅蘭芳的演出讚不絕口，但泰戈爾也直言不諱地對《川上之會》這場戲的布景提出了意見。後來梅蘭芳據此重新設計了此幕布景，果然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並一直沿用下來。

    有人問他對《洛神》的音樂和唱腔有何感想，泰戈爾謙虛地回答說：“初食芒果，不敢雲知味也。”而後，他即興賦詩一首，用毛筆寫在了一柄團扇上，原詩是孟加拉文寫的，寫好後泰戈爾又親自把它翻譯成英文。

    梅蘭芳想，泰戈爾在絹製的團扇上，用毛筆書寫了章法優美的外文，我何不用外國進口的鋼筆，在折扇上寫一段唱詞，回贈給泰戈爾。

    泰戈爾接過梅蘭芳寫就的折扇，打開一看，一排排用鋼筆書寫的方塊字，正是洛神登場時的唱詞:“滿天雲霞濕輕裳，如在銀河碧河旁。縹緲春情何處傍，一汀煙月不勝涼。”徐誌摩即興將其翻譯成英文，泰戈爾連連說:“好，好，這是一首好詩，清麗得像洛神，也像梅先生本人！”。

    30多年後，為紀念泰戈爾誕辰100周年，梅蘭芳特請精通孟加拉文及泰戈爾文學的吳曉鈴和石真兩位教授，將泰戈爾贈給他的那首詩譯成了白話體：

    親愛的，你用我不懂的

    語言的麵紗，

    遮蓋著你的容顏，

    正像那遙望如同一脈

    縹緲的雲霞，

    被水霧籠罩著的峰巒。

    20日晚，泰戈爾離開北京赴太原。當他走出寓所時，有人問他落下什麽東西沒有，他傷感地搖搖頭說：“除了我的一顆心。”

    梅蘭芳特意趕到車站為詩人送行，泰戈爾略顯傷感地說：”兩三年後我還會再來。我愛北京的淳樸的風俗，愛北京的建築文物，愛北京的朋友，特別使我留戀的是北京的樹木。我看過倫敦、巴黎、華盛頓，都沒有看到這麽多的栝、柏、鬆、柳。中國人有北京這樣一個曆史悠久的都城是值得驕傲的。”

    5月29日，泰戈爾在上海登上返程的客輪，徐誌摩按照中國“十八相送”的禮節，陪伴其同去東瀛。在《告別辭》中，泰戈爾終於對那些“反泰派”作了明確回應：

    “你們一部分國人曾經擔著憂心，怕被我從印度帶來的提倡精神生活的毒症傳染……我現在可以告訴曾經擔憂的諸君，我是絕對的不會存心與他們作對，我沒有力量來阻礙他們健旺與進步的前程。”

    在徐誌摩看來，他說話時的聲調和笑容都是異樣的。畢竟，泰戈爾的很多美好願望，包括在中國實施鄉村改革計劃，包括創辦一份促進中印文化交流的雜誌等等，都付諸東流了。

    正如泰戈爾預言的那樣，他一離開中國，圍繞著他的煙塵也迅速散去了。《泰戈爾在中國的講演集》很快在印度出版了，第二年還修訂再版了一次，這是他訪問其他國家後從來沒有做過的，說明他對這次訪問特別重視，並視之為平生大事。但這本書並未像泰戈爾其他書籍那樣被翻譯成中文，顯然，他這次的中國之行，各方體認並不相同。

    1929年3月，借去美國和日本講學之際，泰戈爾再一次來到中國。他特地叮囑徐誌摩，不要像上次那樣弄得誰都知道。他隻悄悄住在徐誌摩和陸小曼的家裏，睡在他們那頂帶有紅帳子的婚床上。離去時，泰戈爾為他們留下了一幅遠看像山、近看是一位老者的自畫像，並附詩一首：“山峰盼望他能變成一隻小鳥，放下他那沉默的重擔。”

    6月11日，泰戈爾訪問歸來再次經過上海，又到徐誌摩家裏小住。回國前，他拿出一件紫紅色的印度長袍，對這對夫婦說：“我老了，恐怕以後再也不能到中國來了，這件衣服就留給你們作紀念吧。”

    鬱達夫回憶，徐誌摩當時悄悄對他說：“詩人老去，又遭了新時代的擯棄，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兩年後，徐誌摩赴印度為泰戈爾慶祝70大壽，並約定後者80大壽時再來。可惜世事無常，1931年11月19日，徐誌摩在旅途中墜機罹難。

    泰戈爾從此再沒有踏入中國，但他對這個文明古國的愛，從來不曾因不愉快而有絲毫減少。自中國回國後，泰戈爾一直在為創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而四處化緣。1933年，國際大學的第一個中國學生來到泰戈爾身邊；1934年，印度總理尼赫魯任名譽主席的中印學會成立；1937年，國際大學中國學院正式開學。至今，這種交流仍在延續，源源不斷。

    1941年，重病中的泰戈爾依然深情回憶起1924年的中國之行：

    我起了一個中國名字，

    穿上中國衣服，

    我深深地體會到，

    哪裏有朋友，

    哪裏就有新生。

    他送來生命的奇跡。

 

    參考資料：《泰戈爾：中國之旅》，孫宜學著；《泰戈爾與中國知識分子》，孫宜學著；《泰戈爾與中國》，王邦維主編。

    （原文刊載於《北京日報》2020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