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中國人不願意生孩子了?這幾個因素很關鍵

為什麽中國人不願意生孩子了?這幾個因素很關鍵

2023年10月20日

大家好，我是謝晶，是一名哲學研究員。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探討的是生育率低下的問題。

大家一定會感到奇怪，一個從事哲學研究的人，為什麽要來談論生育率低這個看上去屬於人口學的問題。

更確切地說，我會把自己的工作稱作“意識形態批判”。意識形態是指一個社會中占主導的價值觀念體係。實際上，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做的各種各樣的判斷和行動，哪怕是很微小的行動，背後都有一些價值觀念在驅動它們。

但意識形態的運作往往是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深入人心的，我們在動用它們進行判斷和行動的時候，常常是意識不到它們的。

因此，當一個社會中存在著被公認成問題的現象時，很有可能背後存在著相互打架的或者沒有被界定清楚，甚至是錯誤認識的價值。這個時候，意識形態批判就變成了很有用的工作。

當然，這裏的批判不是指價值判斷，哪些觀念或價值是不好的，而是要懸置價值判斷，去客觀看看行動背後的觀念以及它們之間的關聯。

我們能想到的生育率下降的原因

過去一段時間，生育率下降成為了社會熱點。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問題，都想要解決它。

解決問題的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去找背後的原因。像所有的社會現象一樣，生育率低下的原因是多種多樣。

我們比較容易想到的是一些客觀原因，比如不良生活習慣和汙染導致的生育能力下降。還有一種很重要的我們會想到的原因就是養育能力的下降。比如隨著社會失業率的上升、貧困人口的增多、兩極分化，甚至饑荒、戰爭……這些都會使得人們哪怕有能力生，也覺得自己沒有能力養，所以不願意去生。這些都是比較容易找到對策的原因。

但是在斷崖式的生育率的下降背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主觀原因。越來越多的人哪怕可以生、有能力養，對於自己的經濟前景很樂觀，也選擇不生不養。

也就是說，越來越多的人生育意願在下降，甚至已經沒有任何的生育意願了。

這不僅是我們社會可以觀察到的現象，實際上，在很多東亞國家都有同樣的問題，比如韓國、日本。我們發現，這些曾經由崇尚多子的儒家文化主導的社會，現在反而是生育率最低的一些國家。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問一個問題：什麽樣的新的主導觀念，使得人們不願意生了？

為什麽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願就越低？

提到生育意願的斷崖式下降，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一個原因，是女性受教育程度與生育意願成反比。這個反比確實是在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可以觀察到的。

當這個社會中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來越高，她們的生育意願就越來越低。

現在有兩種選擇。第一種選擇是讓女人都回歸家庭，像在《使女的故事》中那樣成為生育工具。我默認在座各位都認同這不是一個選項。那麽，如果這不是一個選項，我們就要追問這個反比的原因。

最明顯的答案就在問題裏麵：為什麽僅涉及女性？為什麽在男性中觀察不到同樣的反比？‍

因為兩性在生育任務上存在不平等。實際上這不僅涉及生育，而且涉及整個“再生產”。

“再生產（reprodu**ction）**”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提出來的概念，它用來指稱主要發生在家庭場域中的，包括生、養、照料、清理等在內的活動。

它們之所以被打包稱作“再生產”，是因為它們不像“生產”活動那樣生成可以被貨幣化的財富，不能被計算到GDP裏麵去。

但是它們構成“生產”活動的前提條件：為公共領域所展開的生產活動源源不斷地提供新的勞動力，不斷地生，這是“生物再生產”。

與此同時，把新生的勞動力養育為合格的勞動力，這個叫“社會再生產”。再生產活動裏麵還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再生產者在勞動力投入生產的同時，在為他們充電，在為他們打補丁。

傳統社會中，“再生產”活動主要由女性承擔。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教育程度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投身生產領域（公共領域）做準備，女性也希望像男性一樣參與生產活動。

但與此同時，“再生產”的任務並沒有立刻被男性分擔。因此，現代社會存在著一種新的模式的不平等。

“母職懲罰”，double shift/doubleday（兩班倒），“兼顧”這些在輿論中已經非常常見的表述，都是為了提醒我們這種不公正的存在。

“母職懲罰”指的是女性因為要承擔“再生產”而在職場處於弱勢，被同工不同酬，缺少晉升的空間，難以進入高層等。doubleshift或者說doubleday（兩班倒）指的是同樣在外打工一天，女性回到家中還有另一份工作，而男性生產力往往可以進行自我修複，並且女性在家打的第二份工裏有一部分就是為男性生產力的修複服務（為他洗衣、做飯甚至提供“性服務”）。

平權能根治“內驅力”的缺失嗎？

如果說兩性在“再生產”上的不平等是女性缺乏生育意願的根本原因，那麽通過平權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人口學家經常會提到一些在平權問題上的優等生，通常是西歐和北歐的一些國家，他們會提到，這些平權的做法會使得出生率有一個回升。

的確，這些國家在平權上已經推進得很遠了。他們通過國家福利（例如父母雙方都能休產假），法律規定（例如禁止同工不同酬，禁止在孕期辭退女職員），以及盡早並且盡廣泛地開展性別教育等措施，來推進兩性平等。

還有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就是對於不同的家庭模式的包容，包括單親家庭、同性家庭、未婚生育等等，不僅是輿論態度的包容，也包括政策製度層麵對所有這些家庭模式都一視同仁。

這些生育政策的優等生成績如何？我看到過一個人口學家的說法，稱這些國家的生育率是U型的，也就說，在它們的生育率跌到一個低穀之後，通過剛才所說的那些平權措施，得以回升。

我去看了一下這些國家的生育率，有一些確實呈U型，但是並不明顯，並且完全不會回升到U型最初的點；另一些則並不呈現U型，而僅僅是下降有所緩慢甚至在快速下降之後多年持平。

總的來說，最近幾年推進福利推進平權的國家可以分成兩個梯隊：比較好的第一梯隊，比如說丹麥、瑞典、冰島基本上可以達到1.7的水平；第二梯隊，像德國、瑞士、芬蘭、挪威、加拿大基本上是在1.5左右。

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的生育率還是達不到保持人口更替的2.1的要求。

我舉出上述數據的目的，是為了說明，平權或許隻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生育意願低下的問題。在一個平權推進得很好的國家，女性也不必然會熱衷於生**孩子，這個社會中任何性別的人可能都更熱衷於搞事業。**

為什麽？這裏就涉及到平權主義的短板。當然我是一個平權主義者，這是我的立場，但是不妨礙我去比較客觀地掂量一下這個理論。

這個短板在於，平權主義並不告訴我們，當我們的權利都平等了之後，我們要一起幹些什麽。

平權是一個掃除障礙的操作。比如，如果我有生育意願但是也非常熱愛我的職業，我有顧慮的時候，它是有作用的。

但如果我本來就對生育完全不感興趣，那麽你為我掃除了障礙，我也還是不會生。掃除障礙並不能解決“內驅力”的不足。所以我們要進一步地挖掘內驅力不足的原因。

對生育的無知令我們難以構想、渴望生育

生育內驅力缺失的第一個原因，在我看來，是我們對於生育這件事情越來越無知。並且我們越是接受教育，就對它越無知。

學校裏學的不是這種知識，而家對於接受學校教育的孩子們來說越來越變成學校的延伸和同謀，他們不參與到“再生產”中，而僅僅是“再生產”的受益者。當我們對於一件事情處於無知狀態的時候，往往很難對它心生向往，很難把生育視作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選項。

以我自己為例，我一直到成為母親，都對於生育幾乎一無所知。我對於“做母親究竟意味著什麽”的認識主要來自於女性脫口秀。她們會百無禁忌地告訴我們在懷孕和生孩子時究竟經曆了什麽，產後抑鬱症是什麽感受，“母愛”其實是怎樣一種“愛ta一秒鍾想揍ta一小時”的愛恨交織的複雜情感等等。

但是女性脫口秀當然不可能使我獲得一個充分的認識。所以我當上媽媽之後，常常會遺憾於為什麽那麽多有關生育和養育的知識，為什麽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以至於我常常處於一個措手不及，並且需要自己去琢磨的狀態。

這構成了我對於“再生產”乃至於整個性別研究領域產生興趣的一個重要的動機：為什麽與生育有關的一切，都好像是被精心保護起來的秘密？

和無知相輔相成的還有另外一個現象，就是在生育的過程當中，生育者本人常常越來越處於一個旁觀者的位置上。生育的過程常常變成一個由各種各樣的專業人士、專家做主的活動。

舉一個例子，幾乎所有的產婦都在醫院生孩子，這意味著絕大多數的產婦在生孩子時都隻能采取四腳朝天的姿勢。對於產婦而言，沒有比這更糟糕的姿勢，令產婦難以用力、在身心上都感到無助。它有可能延長產程，也就有可能增加剖腹產和側切的幾率。

但它是最有利醫生和助產士進行觀察和操作，使用產鉗、進行側切的姿勢。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生養越來越變成一個求助於各種專家的活動。醫生、心理學家、教育學家……各種各樣的權威越來越習慣於在不需要我們參與、不需要我們知情的情況下介入到生育和養育中。我們越來越習慣於在生育和養育上被代勞。

我們接下來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這種無知被動、成為旁觀者的狀態，到底是出於什麽樣的原因？

很多人首先會想到的一個原因就是，生育和養育上麵被各種各樣的專家來代勞，可以提高安全和和效率。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積極的結果，比如說它可以大量地降低新生兒的死亡率。

但是我剛才舉的產婦生產的姿勢的例子應該已經提示我們，如果安全和效率是唯一的出發點的話，那麽有可能很多做法已經過頭了。

在安全和效率的考量之下，有可能我們本不必要處於如此不知情和如此被動的狀態。

所以我認為還是有深究的必要，要去看一看這種現狀背後有沒有其他的原因。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叫作生命政治。

生命政治：被專業人士掌握的生養

生命政治的說法是法國哲學家福柯提出的。他提出，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征，在於生命本身成為國家權力的展開場所。“新時代”的國家機器變成了生命的管理者和規訓者。

生命政治展開的第一個維度就是個體的身體，現在被要求能夠像生產線上的產品一樣合格、有效用、順從，使得它具有的一切潛力都更容易被榨取。

我們現在放在口頭的“勞動力”和“人力資源”的說法，就充分體現了這種對於生命的機械化和工具化。

生命政治的第二個維度就是人口。我們現在之所以在這裏討論出生率問題，恰恰是因為人口，它在總量和在構成上的變化，都成為統計的對象，成為需要被嚴密控製和規劃的事情。現代國家要把人們“生”這件事情“死死”地拿捏在自己手中。

隨之而來的是生育的技術官僚化：它變成一件需要由專家和專業人士全麵介入和掌控的事情。

如果生育者在有充分認知的情況下過多地自作主張，例如不在醫院生孩子，例如選擇不讓孩子進入公共教育體係，這是現代國家不太能容忍的事情。

大家現在應該有一個疑問：生命政治的初衷，對於生育的全方位接盤，難道不恰恰是為了讓人們按照國家所需要的方式去生嗎？為什麽我要說，生命政治所造成的生育者的無知和被動，反而會令出生率不受控地下降呢？

生命政治要奏效，是在人們，尤其是女性沒得選的時候。在我們有的選的時候，會傾向於選擇自己有所了解、能夠構想，覺得能夠駕馭，甚至於已經有豐富經曆的活動。

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傾向於選擇我們認為更有價值的活動。

我們正在用福特主義養育下一代

而與教育程度相關的生育內驅力缺失的第二個原因，就在於我們越是接受現代公共教育，就越是認為“再生產”活動是沒有價值的。

現代教育在教我們什麽呢？盡管我們的孩子每天在學習的內容看上去很豐富，科目很繁多，但實際上現代公共教育希望培養出來的能力是很單一的，它聚焦於我們的語言組織和表達能力，分類、計算的能力，以及對於各種因果關係的掌握。

這些能力可以被統稱為“工具理性”，它主要適用於我們去執行各種各樣的任務，而不那麽適用於反思的活動。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沒有正在雞娃的父母？有沒有父母覺得最應該雞的就是數學能力？如果有的話，那麽恭喜各位：你們已經達到了伽利略和笛卡爾的高度了。

為什麽這麽說呢？伽利略就說過一句話：自然是一本用數學寫成的書。

以笛卡爾為首的一些近代哲學家就在這個想法的基礎上麵發展出了一整套機械主義的哲學。

當我們的家長都變成笛卡爾主義者的時候，他們與孩子的關係也漸漸地變成了經理和職員之間的關係。

當我們認為這個世界的本質歸根結底就是數學公式的話，那麽我們也認為任何的東西都是可以被管理的：時間可以被管理，睡眠可以被管理，甚至情緒也可以被管理。

我們正在用“福特主義”養育下一代。福特發明了一整套適用於生產線上的大規模生產的管理模式。但是福特造的是車，不是人。可以高效造車的福特主義是否適用於“造人”呢？

不是。因為活生生的人的需要，包括剛才所提到的睡眠、情緒或情感，是彼此不同，且無時不刻不在發生變化的，這些需要無法被標準化、被量化、數字化。‍‍

因此，真正的養育和照料所需要的，是工具理性之外的其他能力，甚至是與之正好相反的能力。

工具理性令我們勝任單一的、分門別類的、可標準化的任務，而養育照料需要同時兼顧到不同類型的任務，例如喂養，安撫，陪伴自理能力還不夠的孩子和老人，打掃和整理；相比推理，他更需要共情；與量化的操作相反，他更需要敏銳地感覺到不同的家庭成員在每一個時刻都彼此不同的需求。

所有的這些“再生產”能力基本上都是不被培養的，不在學校，也不在家中。學校教與不教背後實際上已經在進行一個價值排序了，在工具理性主義之下，“再生產”能力是沒有價值的。

現代社會的分配正義也是建立在工具理性至上的原則之上的，也就是說，越是需要工具理性的工作，例如金融、法律、技術研發這些行業，得到的回報也就越高。換句話說，工具理性是最大的文化資本，它與經濟資本的匯率是最高的。因此我們才會將教育稱作“投資”。

再生產沒有辦法在這個意義上轉化成經濟資本，是“沒有價值”的第一層含義。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提出再生產這個概念，恰恰是要提出這樣一種批判：再生產沒有回報，是我們今天這個社會裏麵的一種最大的分配不公正。這裏麵存在著一個無限循環：再生產得不到回報是因為它不產生GDP、不產生任何財富，因此大家就認為再生產活動不應該得到回報。所以它就變成一個無償的活動。

這個無限循環沒有什麽道理。它的唯一的合理的地方或者說唯一的好處在於資本的積累，在於資本的利滾利。

哪怕是在它變成有償勞動的時候，它的價值也是很低的——我們付給家政人員的報酬是非常低的。

對於“再生產”的貶值乃至於無償化，是資本主義一個重要剝削的手段，而這種剝削恰恰是資本主義這種經濟製度能夠運行起來的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

這種“沒有價值”並不僅僅涉及財富和資源分配，它還涉及到我們的自我認同。

如果大家都認為“再生產”所需要的那些能力沒有“生產”所需要的那麽難能可貴，沒什麽技術含量，再生產者被視作沒有什麽能力的人，那麽一個人在從事再生產時的自我認同與從中所獲的成就感是非常低下的。

這才是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意願就越低下的最深層原因。在有得選的情況下，在已經儲備了一定的文化資本的情況下，她們也希望從事被整個社會賦予更高地位的活動。

實際上，在生產主義、工具理性主義和生命政治之下，如果有人說，我不想搞事業，就想生孩子，這才是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情吧。

我們已經越來越沒有辦法從再生產活動裏麵獲得價值感，它也變成一件令我們快樂不起來的事情。我們從生產當中獲得價值，我們從消費當中，從吃吃喝喝和買買買當中獲得快樂，我們從與可以被量化、被貨幣化的東西打交道的過程中來獲得快樂。

而人與人之間的單純的相處、關心、聆聽、照料、嗬護、相濡以沫的過程，越來越不被視作可以給我們帶來快樂和滿足感的活動。

而處於這個家庭生活親子關係裏麵的人好像也在提示我們，他們的體驗感不太好，尤其是我們今天社會上的非常典型的一種家庭——“備考家庭”，他們好像處於一種非常擰巴的親子關係裏麵。

因為投資與回報的邏輯已經無處不在地滲入到他們的家庭關係當中，而這與親子關係原本不分你我、不斤斤計較的、一種單純的共同生活共同協助的狀態是相反的、矛盾的。所以今天的父母常常處於一種非常矛盾、非常焦慮的狀態裏。

接受低生育率，還是倡導“再生產主義”？

我們現在似乎麵臨著一種兩難。要走出這個兩難，我的意思是不是，我們現在應該把“生產主義”的價值排序給顛倒過來，應該倡導“再生產主義”？

是，也不是。

我當然認為充分地肯定再生產的價值，充分地肯定並回報再生產者是一件非常必要、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但我的職業提醒我對於下結論這件事情，總是要慎之又慎。當我們覺得必須在兩個選項之間做出選擇時，往往是因為有其他的因素還沒有被分析到。

我們的社會中已經可以看到一種“打架”的現象：一部分人提倡不婚不育，一部分人已經迫不及待地展開“不婚羞辱”和“不育羞辱”，稱他們是自私自利的、缺乏社會責任感的人等等。

當麵對這樣的非此即彼的時候，我的工作總是告訴我，很有可能是其他的可能性還沒有被想象到。

我們今天其實主要隻是從一個單一的切入點來討論這個問題，還有很多問題並沒有得到充分的探討。

例如生育模式。我們今天基本上是在一個非常單一的模式之下去構想生育的。這個單一的模式就在於，我生的孩子由我來養。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更多元的養育和再生產的模式。很多選擇不做父母的人是很熱心的兄弟姐妹，是很靠得住的朋友，是優質的陪伴和照料者。我們可以選擇不做父母，但熱衷於做幹爹幹媽、叔叔阿姨、幼教老師等等。

又比如，剛才的所有的討論都建立在“低生育率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這個預設之上，但是我們完全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低生育率真的那麽可怕嗎？

好像我們最關心的令人擔憂的結果，就是老齡化所引發的養老問題。難道它隻有多生一點勞動力這一個解決方案嗎？我們是不是可以以其他的方式，例如通過更合理的二次分配，通過減少消費主義所帶來的浪費來緩解它？

我把這些問題留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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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通過剛才對於生命政治、生產主義和工具理性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我希望提示大家，我們生活在一個集體想象力越來越貧乏、價值越來越單一的社會。

像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所說的，資本主義最大的勝利在於，它使人們的想象力——對於集體生活、共同生活、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想象力——變得非常貧乏。

因此，我認為一個社會熱點、一個大家公認成問題的社會焦點，實際上可以起到的作用在於讓我們把思路打開。

像生育率低下這樣一個當然涉及到所有人的問題，它最大的作用就在於激發我們對於共同生活的想象力。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