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聯合國在製訂《21世紀行動計劃》時，對人類社會的發展作了一個定義：“發展最終應以文化概念來定義，文化的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這與恩格斯所說的“文化上的每一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是一致的，與我們今天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也是一致的。我們應大力促進草原文化繁榮發展，不斷充實中華文化的內涵，提升中華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推動人類社會向著更加自由和諧美好的方向前進。

草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學習論理 2018-11-08 《實踐》思想理論版2018年10期

http://www.nmgsjw.cn/nmgsjzzsapp/llsj/201811/t20181108_1071.html

　　草原文化是人類社會的重要文化形態之一。在曆史發展進程中，草原文化雖曆經多次變遷和興衰沉浮，但其內在的脈絡始終沒有中斷，這使其成為人類文明史上最為古老和悠久的地域文化之一。因此對於草原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與作用的思考是非常必要的，這將有助於我們認識當代草原文化在整個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完善與發展自身，實現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一、草原文化是世界文明最活躍的流動因子 

　　從曆史上看，草原文化及其創造主體——遊牧民族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均不同程度地促進了歐亞大陸上多種文化之間的交流，成為當時各區域之間、各民族之間最為活躍的流動因子。

　　一是貫通中西大通道，創造良好交通條件。在長期的大規模遷徙和移動過程中，遊牧民族不僅將活動範圍盡可能地向周邊延伸、擴展，而且還踏出了固定的、縱橫交錯的用於往來遷徙的各種通道，其中一些通道逐漸延伸演變成重要的中西交通大通道。這些交通網絡促進了遊牧民族內部的溝通和凝聚，也加強了遊牧民族與其他地區和民族的相互交往，在不同文化的交融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先秦時期，東西方就有基本固定的通道將東亞、中草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亞、西亞和歐洲聯係起來。通過出土於史前時期和夏商周時期的玉器、青銅器，學者們確認了一條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存在的“玉石之路”，也稱“青銅之路”。這條路連接著西亞、中亞以及中國北方草原地區、中原地區。草原絲綢之路比“玉石之路”要長得多。中原的文化元素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逐步傳播到中亞、歐洲等地，為西方打開了解東方的窗口。公元前2世紀，匈奴控製了草原絲綢之路，使中西經濟文化交流、溝通更為深入密切。其後，突厥、回紇、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等民族在充分利用和保障草原絲綢之路暢通的同時，還陸續開通了四通八達的回紇道、參天可汗道、吐穀渾路、驛道、商道等。這些道路為不同文化的交流，創造和補充了更加便利的渠道。分布在交通網絡上的民族利用地緣優勢，直接或間接地成為東西方交流的樞紐、商業貿易的中介，使東西方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越來越活躍、越來越廣泛。

　　二是遊牧民族的流動影響了世界格局。草原文化的創造主體——遊牧民族的活躍特性還表現在因他們的西遷而改變了世界民族及國家的分布格局，深深地影響著世界曆史的進程。大範圍的民族遷徙及民族分布格局的變化，打破了諸多民族的封閉、隔絕狀態，使各民族之間有了更廣泛、密切的接觸，並且為此後的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礎。

　　中國北方草原文化的創造主體——各遊牧民族憑借騎馬這一輕便快速移動的技術優勢，秉持開放、進取的民族品格，在廣闊區域內流動、擴散，最大範圍地踏出了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溝通、凝聚著本民族，疏通著對外交往的通道，同時他們也利用這些交通網絡適時地向有利於自己生存的空間繼續挺進、突破，而西遷、西征是他們利用大通道的最好證明。

　　二、草原文化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與紐帶 

　　生活在歐亞大陸北部草原地帶的先民們始終保持著頻繁的交流往來。遊牧生產方式產生以後，東西方之間依托草原絲路的文化交流變得更加活躍，生活在中亞、東歐、蒙古高原以及農牧交錯帶的遊牧民族，其經濟生活、政治製度、宗教信仰、習俗風情等都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而產生了深入的相通和共融。

　　一是物質文化交流。物質文化的交流是世界文化交流中最基本的內容。從公元前 8 世紀到 3 世紀，斯基泰人控製了早期草原通道並從事黃金貿易。當時歐亞草原各民族在金銀器製作的造型和題材上，都與斯基泰文化有密切關係，匈奴的金銀器就受到斯基泰文化的影響。匈奴之後北方草原的金銀器製造更是吸收了中原、印度、羅馬、波斯、粟特等文化因素。除了金銀器之外，籍由草原民族為中介的其他物質文化交流也非常頻繁，內容更是包羅萬象。蒙古帝國時期，中原、中亞、西亞各行業熟練的工匠遷徙、聚攏到一起，從事手工業生產，各種手工藝品的工藝和技術無疑都融合了東西方文化特色。17世紀以後，清王朝在蒙古地區及中俄邊境設置了多處驛站，形成了覆蓋蒙古草原的道路網絡，為旅蒙商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來自俄羅斯、普魯士和布哈拉的商人，將歐洲出產的毛料、呢絨等輕工業產品和中亞出產的香草、寶石、麝香等珍貴物品運到尼布楚、恰克圖、祖魯海圖等地，與中國商人交換絲綢、羅緞、茶葉、大黃和瓷器等貨物。同時，中國大盛魁等商號也曾組織數以百計的駝隊，馱載絲綢、茶葉等貨物，由歸化城、北京等地出發，取道科布多、塔爾巴哈台或恰克圖、伊爾庫茨克，抵莫斯科、聖彼得堡等歐洲城市，進行頻繁的貿易活動。

　　這些商貿活動溝通了歐亞草原各地區的物資交流和經濟往來，帶動了各地手工業、交通運輸業、飲食服務業以及城市建設的發展，極大地豐富了歐亞草原各地區人民的文化生活，同時對於各地區人民之間加深了解和友好交往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二是製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中國北方草原從匈奴開始設立了一整套較為完善的遊牧政權政治製度，如左右翼製度、分封製、大人製等。這些製度也隨著匈奴的西遷被沿線諸國所吸收，在西域和中亞諸國的政治體製中多設有各級左右職官的建置。四大汗國時期，伊利汗國統治下的波斯地區深受蒙元法律、稅收製度的影響。蒙古的驛站製度也被引入到了波斯地區和當時欽察汗國控製的俄羅斯各公國。製度文化作為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介，在協調群體與社會的關係，以及保證社會凝聚力方麵發揮著顯著作用。

　　精神文化是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北方民族中比較典型的動物紋藝術在歐亞地區被廣泛發現。據文化交流史資料顯示，東西方文化藝術的雙向交流是顯而易見的。西亞音樂的東漸，如“豎箜篌”和“琵琶”通過塞種人、大月氏、羌等民族的遷徙由西亞傳入中亞再傳入草原地區；由西域東傳的馴獸文化，由波斯傳入的馬球文化、繪畫技術等也都在北方草原地區盛行。

　　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往來於草原絲綢之路上的遊牧民族一直連接和貫穿著東西方文化，完成了雙向文化傳播的曆史使命，並不斷在東西文化匯流中汲取各種營養，創造新文化，豐富了世界文化的內容。

　　三、草原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是草原文化為中華文化世界地位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貢獻。中華文化之所以在世界曆史上持續發展且從未中斷，其內在的多元一體文化建構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而這其中除了中原黃河、長江地區的傳統農耕文化以外，以遊牧文化為主體的草原文化也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草原文化是一種以地域劃分的文化，這與民族文化有所不同。但是，草原文化的主體是北方民族、蒙古民族文化，同時包含滿、回、鄂溫克等其他民族的文化，還有相當豐富的漢民族文化。蒙古民族文化既是中華文化的優秀活性因子，也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文化，是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人類學家威澤弗德認為成吉思汗創造的帝國為現代世界格局打下了基礎。日本學者本田實信將這個時代命名為“蒙古時代”，足見當時蒙古民族在世界上產生的巨大影響力。在中國曆史上，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的交融持續不斷，共同構成了波瀾壯闊的中國曆史，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華文化。自先秦至清朝的漫長曆史進程中，遊牧民族不斷南下建立政權。自唐以後，長江以北地區的漢人社會長期與遊牧民族高度交融。可以說，草原民族及其所承載的草原文化不斷為中華文化注入新鮮血液，使得中華文化成為有著鮮明特色、始終保持活力的“多元一體”文化，並在世界文明史上獨樹一幟。

　　二是草原文化的發展有利於世界文明的進步。草原文化作為一種複雜的地域文化，在其漫長的發展曆史中，為人類社會貢獻了諸多的生存智慧和經驗。草原文化的優秀品質和有益成果，為當今世界文明貢獻了新鮮血液。

　　首先，草原生態文明理念具有世界意義。環境問題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一個重要議題，生態問題已成為超越國家、民族和地域而受到普遍關注的問題。草原文化秉持“崇尚自然”的核心理念，主張“天人合一”，注重保護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實現人與自然實現和諧相處，這是中國北方草原地區的民族文化得以綿延至今的重要生存法則，對於現代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啟示價值，為推進當今世界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重要啟迪和範例。但是，我們說要從草原文化的人與自然核心理念汲取智力和經驗，並非主張回到被動適應自然這個道路上，而是依靠人的新的發展力量，主要是現代科技和工業文明成果，去追求人與自然新的和諧。這種新的和諧，一要主動，二要友好，三要共贏。共贏是當今世界社會發展的共識，也是最佳合作方式和最優選擇，“人與自然新的和諧”理念恰好適應了在新時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選擇路徑。

　　其次，草原文化推動了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鑒。文明的交流互鑒是對多元文明的承認和尊重，文化多樣性是當今世界文化發展的現狀。這是由世界文明發展進程所決定的，也是世界文明未來發展的前景。可以說，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和而不同”是人類社會不同文化互相交往的生存法則。

　　草原文化是一個典型的開放包容的區域文化，其“踐行開放”的核心理念與當今時代的多元開放不謀而合，有利於推動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鑒。世界文明就是多樣文化的集合。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多樣文化群中十分重要的草原文化具備了對世界文明產生巨大影響的基礎，草原文化的獨特性恰恰是對世界文明最好的貢獻。

　　第三，草原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提升並穩固了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發展曆史上的地位和影響。草原文化具有積極進取的開拓精神，而自強不息、開拓進取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聯合國在製訂《21世紀行動計劃》時，對人類社會的發展作了一個定義：“發展最終應以文化概念來定義，文化的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這與恩格斯所說的“文化上的每一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是一致的，與我們今天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也是一致的。我們應大力促進草原文化繁榮發展，不斷充實中華文化的內涵，提升中華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推動人類社會向著更加自由和諧美好的方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