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轟鳴的警鍾！這才是天塌地陷的危機
牆內自媒體如鬆分析文章：人們非常容易形成思維慣性。比如從二戰之後進入了本次人口大爆炸的高潮階段，全球人口快速增長，這樣的時候一定是民眾的生活相對穩定的時期，但也會讓人們形成一種思維慣性，認為這種和平、穩定的狀態會不斷持續。
但世界史卻不是這個樣子。
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有一部很有名的著作是《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有一份2000年間西歐人口變化的統計數字：公元元年，2470萬；200年，2760萬；400年，2290萬；600年，1860萬；800年，2040萬；1000年，2541萬；1200年，4088萬；1300年，5835萬；1400年，4150萬；1500年，5726萬；1600年，7377萬；1700年，8146萬；1820年，13288萬；1998年，38839萬。製作成圖形大致就是下麵的樣子。
由圖可見，雖然以曆史的眼光來看人口總數是不斷增長的趨勢，但中間卻是波浪形的，有上升也有下降。麥迪森在分析西歐的人口變化時認為，造成人口損失的因素是災荒和傳染病，他並沒有提到戰爭。從這張圖表上可以看出，西歐人口下降主要出現在兩個時段：第一次是公元200年至600年；第二次是1300年至1400年。麥迪森認為第一次的人口下降是羅馬帝國的衰敗導致的。如果熟悉統一大市場理論的人們對這一點很容易理解，在羅馬帝國處於繁榮周期，西歐社會穩定，信用穩定（貨幣價值穩定）、市場需求不斷擴張，人們的生活穩定並趨於不斷改善，當然就會帶來人口持續增長，可當帝國衰敗之時上述有利因素都會消失，戰亂頻發，信用喪失之後隻能以物易物，而且古羅馬後期多次爆發大瘟疫，帶來的當然就是人口減少。第二個時段當然就是黑死病導致的。
如果將西歐人口數字變化曲線與中國人口數字變化曲線進行對比，可以得到下麵這張圖，圓點實線為中國人口數字，菱形點虛線為西歐人口數字，本圖由胡列箭先生繪製。
從圖可見，中國的人口變化曲線比歐洲劇烈的多，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損失一半甚至八成的人口，最多兩三百年（有時很短，比如南北宋時期）就會出現一次劇烈的回調，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或許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是饑荒觸發長期的內戰，進而導致改朝換代，西漢末年、東漢末年都屬於這種情形。
第二是中國北方一直有強大的遊牧民族，氣候導致的饑荒時期生存壓力急劇放大，就會與中原進行長期的、殘酷的戰爭，放大饑荒帶來的苦難，南北朝、宋末元初、明末清初都屬於這類戰爭。
第三是歐洲多數時期是分封製度，即便爆發戰爭，大多也是局部戰爭（類似諸侯之間的戰爭），對人口造成的威脅比較小。但中國多數時期是大一統王朝，是郡縣製，北方也經常形成強大的草原帝國，當南北戰爭爆發之時就屬於整個東亞大陸的戰爭，所有郡縣的勞動力都會被卷入戰爭之中（相當於全國總動員），要麽走上戰場，要麽從事與戰爭相關的後勤補給，正常的生產活動就會被嚴重荒廢、產出減少，而戰爭又會導致物資消耗的驟然放大，這就讓饑荒的危害急劇放大。
內戰也一樣，基於實施的是郡縣製度，一旦爆發戰爭就是全國總動員，所有人口都會被卷入。
所以我們在史書上看到，中國經常爆發數十萬、甚至百萬士兵參與的大戰（內戰或對外戰爭），而全國提供後勤支援的勞動力會達到士兵人數的十倍甚至數十倍，這會對生產和生活造成毀滅性的破壞，產出劇烈萎縮而戰爭消耗急劇膨脹，再加上戰爭中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當然就會導致人口的暴跌。
第四就很可能與文化因素有關，有一句俗語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當不同民族之間爆發爭端（戰爭）之時，往往是異常殘酷的，經常出現大規模的屠殺，尤其是南北朝、宋末元初、明末清初時期。
等等。
上述現象說明，人類人口的變化曲線從來都不是線性的，也會有劇烈減少的時段。在人口穩定增加的年代，一定是政治（相對）穩定、經濟穩定發展、人民的生活相對安定的時期。相反，人口劇烈減少的時期總是饑荒、戰爭、瘟疫等頻發的時段，這是苦難的年代。
我們知道過去兩百年是人類人口大爆炸的時間段。
在5月6日的文章（如鬆：這個泡沫一旦破裂，才是真正的天崩地裂！）中已經談論了過去200年中出現人口大爆炸的原理，是工業化推動了這一全球人口大爆炸的進程，個人相信論證的已經足夠充分。
尤其是二戰之後，由於經濟全球化的版圖不斷擴張、讓工業化在全球多數國家得到了快速的複製，這些國家在不斷實現工業化的同時也就實現了農業工業化（這是本人使用的專有詞匯，即使用工業要素和生產模式從事農業活動），這帶來的是農業生產效率的上升和農業產量的飆升，所以二戰之後形成的人口大爆炸異常猛烈。下圖可以說明這次人口大爆炸的猛烈程度，二戰之後簡直就是火山噴發的級別：
人口大爆炸之後，更應該警惕什麽？根據曆史的發展規律，當然就應該警惕人口蕭條。
一旦逆全球化導致全球的工業化進程出現倒退，農業工業化的進程就會出現衰退，全球的農業產量就會收縮，人口大爆炸之後就很容易形成人口蕭條，這就是人類曆史上多次重現的那一幕。
其實，工業化衰退導致的人口蕭條範例一直在個別國家不斷上演。
上世紀七十年代，朝鮮的工業化水平很高，農業工業化（俗稱是農業機械化，但這個描述並不完善）的水平也很高，當時還是糧食出口國；但蘇聯解體之後，朝鮮的工業化出現了劇烈的倒退，農業工業化也出現了劇烈衰退，現在已經返回傳統農業的生產模式（下圖），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到現在的約三十年中，伴隨著農業工業化衰退的是饑荒不斷蔓延至今，導致了大量的人口損失（媒體多有報道）；再有就是非洲的津巴布韋，在獨立之前被譽為是英王頭頂上的明珠，經濟發展水平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更是非洲的糧食出口國，經常援助非洲的盟邦，但獨立之後其工業基礎逐漸喪失，導致農業活動的持續衰退，本世紀以來一直就處於饑餓之中；還有就是盡人皆知的委內瑞拉，在次貸危機之前是令人羨慕的工業化國家，人民富足，食品接近自給自足，但次貸危機之後工業化劇烈衰退（連石油產量都出現了暴跌），這當然也導致農牧業水平的劇烈衰退，經過十來年的衰退之後目前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失敗的國家之一，長期與饑餓為伴。
上述個別國家出現工業化倒退已經導致了嚴重的後果，如果全球工業化水平出現集中倒退哪？
這就需要看看二戰之後工業化加速推進的要素能否持續。
二戰之後建立起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政治體係、以世貿組織為中心的國際經貿體係和以布雷頓森林體係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係這三駕馬車（1971年美元解除金本位之後，人們認為布雷頓森林體係解體了。但在八十年代它又悄悄地變相保持了下來，開始以美債充當黃金的職能作為美元發行的保證金。當時美國政府的負債率極低，還不足40%，就不存在違約的問題，美債收益率對美元貶值進行補償，美債就可以階段性充當黃金的職能，這個問題以後再探討）。
這其中，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政治體係是上述三駕馬車的基石。聯合國憲章中最核心的要求是必須保持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壓製地緣政治紛爭、避免戰爭，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證國際政治的穩定，而五大常任理事國是捍衛聯合國憲章的中心力量，也就讓世界在總體上進入了和平時代。隻有和平才能推動全球貿易，推動全球經濟發展，此時，充當國際資本職能的美元通過全球貿易就流入到世界各地，快速推動了這些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在這個體係之下第一個收益的就是歐洲，戰後的“馬歇爾計劃”意味著大量的美元資本輸入到歐洲，迅速完成了歐洲基礎設施和工業體係的重建；然後美元資本通過貿易不斷流入東亞、東南亞、南美等地，讓這些地區的工業化得到快速推進，等等，工業化的快速發展讓這些地區的農業工業化得到迅速推進，各國就不僅解決了自身的糧食供給問題，甚至一些國家搖身一變成為糧食出口基地，比如南美、東歐、東南亞等地都是如此。這就是化腐朽為神奇的過程，部分國家從饑荒頻發轉身成為糧食輸出國。
如果美元資本從一國集中撤出會導致什麽結果？委內瑞拉也是典型，在上世紀末期到本世紀次貸危機之前，有大量的國際資本（主要是美國資本）進入，帶來的是委內瑞拉的工業化進步和國民富足，次貸危機之後委內瑞拉成了資本禁區、原來的歐美資本也倉皇出逃，讓這個國家的農業工業化飛速倒車，結果就成了貧困的代名詞。
可一旦二戰之後形成的國際秩序（上述的三家馬車）解體哪？當然就會導致全球的工業化同步蕭條，世界就很可能重回饑荒年代，人口大爆炸就會回到人口蕭條。
如今，一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公然入侵另外一個、自己已經承認的主權國家，說明聯合國機製已經瀕臨死亡；貿易戰打響之後，說明世貿組織已經名存實亡；最重要的是，目前的美國正在受到政府債務危機的困擾，美債違約的風險越來越大說明美債已經難以繼續充當黃金的職能，隨著通脹的上升其輸出資本的能力就會萎縮甚至枯竭（那時如果繼續輸出資本隻能讓美國爆發惡性通脹），這說明戰後形成的國際政治與經貿秩序正在解體之中。當戰爭和國家安全取代經濟發展成為各國的核心訴求之時，當全球貿易體係崩壞之時，當美元資本無法繼續輸出之後（此時聯係全球貿易的信用紐帶就會消失），全球的工業化就會出現劇烈的衰退（各國為了轉移內部矛盾，世界也必然進入戰爭多發的時期），或者說，那時的世界就是一個變相的“委內瑞拉”（各國之間當然會有所不同），人口大爆炸就會演化成為人口大蕭條。
這種局勢與古羅馬由盛轉衰的情形有些類似。
歐元、日元等可以起到美元的替代作用嗎？不能，源於他們沒能力通過貿易逆差源源不斷地向世界輸出資本（本質是輸出信用），所以歐洲和日本必須嚴守國際貿易收支平衡，而美國可以大量輸出貿易逆差，這就是最根本的差別。
放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你再看看最近很熱的“退X還耕”，或許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含義。
中國人，端牢自己手中的飯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