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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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馬褂、紮辮子，英國大學門口為何矗立著一位中國人的雕像？
世界華人周刊
今年的8月19日，是第四個“中國醫師節”。
從去年冬天的疫情阻擊戰，到如今的常態化防疫持久戰，白衣天使們逆行出征、奮戰一線，守衛著人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
這也讓今年的醫師節，格外受到關注。而提起中國現代醫學，黃寬這個名字，永遠有著沉甸甸的分量。
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孔子學院門口，至今仍矗立著這位中國人的雕像。
被譽為“中國西醫第一人”，他是現代醫學的先行者，是中國最早的醫學博士。
早到什麽程度呢？
他拿到博士學位的那一年，中國還處於太平天國時期。
1、
穿馬褂的清代博士
1857年8月，英國愛丁堡大學畢業典禮，來自世界各地的54名精英，被授予醫學博士學位。
一眼望去，整個禮堂座無虛席，幾乎都是金發碧眼的白人。
唯有一個例外。
黃皮膚，黑頭發，穿著馬褂，蓄著辮子，在人群中顯得十分突兀。
他就是黃寬。
在他的“加封”儀式上，愛丁堡大學著名醫學家辛普森特別提到：
“在你們中間，黃寬作為一位值得稱道和謙遜的學生，贏得了高度評價。
“他所獲得的獎勵與榮耀給我們帶來希望。
“我相信，作為畢業於歐洲大學的第一位中國人，他將成為西方世界醫學藝術與科學的代表，將在他的國人中產生重要的影響！”
麵對西方醫學機構與醫院拋出的橄欖枝，黃寬一概拒絕，毅然回到了那個風雨飄搖的祖國。
“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他為此傾盡了畢生心血。
2、
免費的教會學堂
1829年，黃寬出生於廣東香山（今珠海市）東岸村，自幼父母雙亡，與祖母相依為命。
他喜歡讀書，也很聰明，祖母將他送進鄉村私塾，跟著私塾先生學習。
但黃寬的家裏實在太窮了，因為交不起學費，他隻讀到一半，便不得已輟學了。
12歲時，黃寬聽說澳門有一所免費的教會學校，不僅不收學費雜費，還能提供食宿和必要的衣物。
這令黃寬大喜過望，欣欣然前往澳門，報名進入校內學習。
該教會學校，便是大名鼎鼎的馬禮遜學堂——中國近代的第一所洋學堂。
● 馬禮遜學堂
馬禮遜學堂由基督教傳教士創辦，專用於培養教牧人才，課程有神學、英語、代數、幾何、物理、化學、地理、生物、機械、音樂等，教學內容非常豐富。
這些來自西方的新知識、新理念，為黃寬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他沉浸其中，學習尤為努力，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黃寬在馬禮遜學堂整整學習了5年，期間，學堂從澳門遷到香港，他便也隨之來到香港。
1846年，時任馬禮遜學堂校長的美國傳教士塞繆爾·布朗，因夫人患病需要回國。
臨行前，布朗站在講台上，詢問有沒有誰願意隨他同去美國，屆時不僅能享受更優渥的教育資源，還能為家裏掙得一筆補償金。
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國，背井離鄉，坐3個多月的船，去一個全是“紅毛鬼”的地方讀書，大多數人都覺得不是什麽好事情。
教室裏一時陷入了沉默。
在經過一段時間思考後，最終隻有三個學生站了起來。
作為其中之一的容閎，多年後在《西學東漸記》中寫道：“當勃先生（即布朗）布告遊美方針，予首先起立，次黃勝，次黃寬。”
寥寥數語，為我們留下了中國最早的幾位留學生，在做出人生重要抉擇時的瞬間。
若幹年後，黃寬的兩位同窗亦有作為：
容閎成為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參與創建了中國第一座完整的機器廠——上海江南機器製造總局，並組織了第一批官費留美幼童，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
黃勝則籌建了中華印務總局，參與創辦《中外新報》《華字日報》及《循環日報》等多家報紙，成為一代中文報業先驅。
3、
曾是李鴻章的私人醫生
來到美國後，黃寬等人進入布朗的母校——馬薩諸塞州孟鬆學校學習。
因成績優異，黃寬在畢業後得到了教會的資助，轉赴英國，考入愛丁堡大學。
這是英國曆史悠久的高等學府，七大古典學院之一，即使到了今天，仍是學術象牙塔般的存在。
● 愛丁堡大學
黃寬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深造機會，他更加刻苦，在愛丁堡大學醫學院完成了7年學業，最終以排名第3的優異成績，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
那個年代，縱然在英國，醫學博士也是鳳毛麟角，黃寬完全可以憑此在歐洲過上優渥的生活。
但他謝絕了歐洲醫學機構的盛邀，毫不猶豫地踏上了回國之路。
落葉歸根，這種屬於中國人的獨特浪漫，早已深深刻在每一位同胞的骨子裏。
回國後，黃寬遵照資助人的要求，到香港的教會醫院工作，兼任傳教士。
然而，一些白人傳教士固有的種族偏見，讓黃寬感到非常氣憤。
終於，在勉強工作了一年後，黃寬辭去了教會職務，轉而奔赴廣州，接辦惠愛醫館。
那時的西醫在中國人心中，既感好奇，又有些抗拒。
這些“大胡子”“紅毛鬼”把人的五髒六腑說切就切，有時候還會解剖人的屍體，看起來實在恐怖。
而黃寬不一樣，他不是“紅毛鬼”，他說的是廣東白話，卻能像西醫那樣治病動手術，加之醫術精湛，很快名聲大噪。
在黃寬的大力整頓下，惠愛醫館業務蒸蒸日上，僅1859年，便接診病患2.6萬人。
隨著名氣不斷增大，黃寬的名字傳到了李鴻章的耳朵裏。
1862年，李鴻章率淮軍抵上海，黃寬受邀進入李鴻章幕府，擔任醫官，即李鴻章的私人醫生。
當時李鴻章正忙於與太平天國作戰，黃寬不必去前線，留在幕府中深感無聊，更無法適應滿清政府的官場習氣，半年後索性辭職。
上海道台丁日昌極力勸他複職，並許給他種種便利，但黃寬終未同意，徑直回了廣州，辦起了自己的診所。
1863年，中國海關醫務處成立，在全國聘請醫官。而首批聘請的17名醫官中，僅黃寬1人是中國人，其餘16人都是外籍醫師。
在職期間，黃寬詳細觀察記錄了廣州地區中外社區的公共衛生狀況、流行病及用藥療法等，為早期的城市公共衛生管理和口岸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的警示和參考。
● 廣州粵海關舊址
1866年，廣州博濟醫院成立醫學堂，黃寬被聘為教師。
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所西醫教育機構，在徘徊與探索中艱難起步。
黃寬教授讀博期間專攻的解剖學、生理學和外科學。
他撰寫教材，涵蓋三年製的基礎理論和兩年製的臨床實踐，並為學校建立了實驗室和標準間。
在那個特殊的時期，他為國家首次打造出了現代化的醫療培訓體係。
從此，中國有了第一批自己培養的西醫專業人才。
而博濟醫學堂，經過150多年的發展，已成為了今天我們熟知的中山大學醫學院。
1867年，黃寬代理博濟醫院院長，每日忙於診務和教學。
經他治愈的病患多不勝數，僅有記載的膀胱結石手術，便做了3000餘例。
黃寬也被譽為“好望角以東最負盛名的外科醫師”。
4、
白衣執甲，仁愛無疆
1878年10月，黃寬罹患頸癰疽，適逢英國駐華領事夫人難產，求他出診。
雖經家人再三勸阻，黃寬仍決意出診救治。
最終，領事夫人平安，而黃寬回家後頸癰疽突發，於12日與世長辭，享年49歲。
中西人士臨吊者無不惋惜。
據說，當年從廣州赴美途中，黃寬、容閎、黃勝乘坐的“女獵手”號郵輪，在聖赫勒拿島靠岸，補充糧食和淡水，三人借機去憑吊拿破侖墓。
● 聖赫勒拿島上的拿破侖墓
他們在墓前的柳樹上折一柳枝，帶到船上倍加愛護。布朗體會到弟子離別祖國的心意，將柳枝種植於紐約阿朋學校內。
後容閎重遊阿朋校園，柳枝已長成大樹。待黃寬去世，柳樹也已枯萎，可謂“樹猶如此，人更何堪”。
不勝唏噓。
如今，在中山大學附屬第五醫院內，黃寬的雕像高高矗立，紀念著這位前任院長和中國西醫事業的奠基者。
順著雕像望去，不遠處，黃寬的故鄉東岸村綠樹蔥蘢、繁花似錦。
作為畢業於歐洲醫學院的第一位中國人，黃寬以救死扶傷為己任，將西方醫學藝術，引入了百廢待興的中國，更培養了大批西醫人才，在近代中國醫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正如著名傳教醫生嘉約翰所評價：“黃寬稱得上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個象征，也是體現中英人民之間友誼的典範”。
2007年9月，在黃寬畢業於愛丁堡大學150周年之際，應愛丁堡大學邀請，珠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黃曉東，率珠海市文化代表團一行，參加了愛丁堡大學孔子學院的開學慶典，並向愛丁堡大學贈送黃寬銅像。
同年11月，愛丁堡大學副校長博爾頓一行訪問珠海，就建立“愛丁堡大學-黃寬獎學金”及兩地大學之間開展合作交流事宜，進行了深入探討。
黃寬已故，但他的精神，已在中英兩地架起了一座文化的橋梁。
白衣執甲，仁愛無疆。
我們欣慰地看到，在21世紀的今天，仍有無數學子寒窗苦讀，立誌成為醫學生，努力實現個人理想和人生抱負。文/牧龍閑人
這座英國愛丁堡大學複製而來的銅像 為何矗立中山大學？
今天，接受手術治療是中國人的一個普通選擇，但這個選擇的普及不過一百多年時間。美國首位來華醫療傳教士伯駕曾說，“西方的大炮不能打開中國的大門，但是手術刀挑開了中國的門簾。”
外來的醫學技術究竟如何在一個激蕩時代進入中國？背後是否隱含著激烈的文化和觀念衝突？
179年後，我們帶著這樣的思考進入曆史，探尋西方醫學技術在中國最初的傳播落地曆程。
中山大學第五醫院院內，矗立著一座黃寬的銅像，這座銅像是英國愛丁堡大學複製而來，為了紀念他在中西方醫學交流史上的特殊貢獻。
1856年8月2日，一位華人留學生帶著全套眼科用具、一部印刷精美的多種語文《聖經》，以及倫敦會奉上的50英鎊置裝費，告別學醫和懸壺六年的愛丁堡南下，在倫敦外港登船回華。
他就是黃寬，倫敦會派出的第一位華人傳教醫生。
黃寬出生於1829年，童年時父母早亡，在祖母拉扯下長大。由於沒有勞力，家境困難，生計維艱，黃寬無力求學。幸運的是，時代給了他一個新選擇。
11歲時，他聽到了澳門馬禮遜學校的招生信息。這是一所教會學校，主要招生中國貧困學生入學，學習英文及西方科學知識，了解西方文化。
廣州醫科大學教授 劉遠明：
進馬禮遜學校的人都是窮人小孩，馬禮遜學校在早期為了招生，提供免費的食宿，甚至給讀書小孩家裏麵補貼。
這條路是東岸村通向澳門的官道，也是廣東香山通往澳門的必經陸路。1840年，就是沿著這條道路，黃寬走向了遠方。後來，晚清最早的買辦之一唐廷樞，民國總理唐紹儀，以及國父孫中山都是沿著這條道走向海外求知。
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 吳青：
關於留美幼童的籍貫，我們做了一個統計，廣東籍的留美幼童的人數在全國的占比是占70%，而香山縣的人數又占廣東籍的差不多接近50%。
得益於這樣的開化之風，1840年，黃寬前往澳門，入讀馬禮遜學校。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香港割讓給英國，馬禮遜學校遷往香港，容閎、黃寬等6個人隨同來到香港讀書。1847年，馬禮遜學校校長布朗準備回美國，他選中黃寬、黃勝和容閎三位優秀學生，帶往美國學習。
高中畢業後，容閎留在美國，考入耶魯大學，日後，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黃寬則於1850年獨自前往英國愛丁堡大學學醫。
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 高晞：
18世紀末期到19世紀初期，世界醫學的中心是在愛丁堡，它最早的建立了現代醫學的教育體製，出來一大群的醫學的學者和專家。牛津劍橋它有帶有一個傳統和古老的這樣一個機製，它的門檻很高，非常難進去，但是愛丁堡是非常開放的，其他人都可以去旁聽，是一個學術非常活躍，而且是一個世俗化的學校。
在18世紀後期，愛丁堡大學醫科發展成歐洲著名的醫學教育機構，吸引各國不少學生前往就讀，到1799年為止，共培養出1143名的合格醫生。
黃寬求學時，外科消毒學之父利斯特，無痛分娩的開創者辛普森都在這裏執教，辛普森曾在1867年首次使用氯仿做為麻醉藥幫助英國女王伊麗莎白成功分娩。
20世紀以來，愛丁堡大學醫科獲得了7個諾貝爾醫學獎。2020年，中國著名的呼吸病學學家鍾南山獲得愛丁堡大學傑出校友稱號。
廣州醫科大學教授 劉遠明：
當時美國加拿大的很多醫學院校都是以愛丁堡作為樣板來建的。中國近代早期的一種醫學體係教育就叫愛丁堡式的教育體係。你就可以想象愛丁堡它對世界的醫學院影響多麽深遠。
黃寬自小聰慧用功，又幸得名師親炙，在愛丁堡讀書期間，他成績優異，拉丁文和植物學學科都得過年級第一名，後來，其博士畢業論文也被選為學院優秀推薦論文。
在黃寬入讀愛丁堡大學一年半後，不知何故，在香港的英國商人對他的讚助突然中斷。為了完成學業，黃寬隻得申請由愛丁堡醫藥傳教會設立的“學生補助款計劃”，並接受協定，畢業後前往中國做傳教醫生。
1855年，黃寬順利畢業，在做了一年的實習醫生後，他受倫敦會理事會的派遣，以助理傳教醫生的身份前往中國。成為愛丁堡醫藥傳教會成立以來補助並培養的第一位中國西醫。
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 高晞：
黃寬在愛丁堡大學的時候，他受的訓練是比較完整的，他的職業性和專業性都是達到了很高的水準。所以對於教會來說，在中國的他們要拓展他的醫學和教育事業當中，他們需要有這樣的中國人，身體力行的去解釋和消化西方的科學知識。黃寬是一個最好的人選。
1858年2月，闊別11年後，黃寬回到祖國，在廣州開始了他的行醫生涯。黃寬先是在十三行開了一家小診所，後來又前往由傳教士合信創辦的惠愛醫館。
這是黃寬當年繪製的尿路結石圖。在醫學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膀胱結石看來是一個很小的手術，但在當時的中國推行卻並不容易。
仁濟醫院骨科主任醫師 劉祖德：
西方醫學是敢動刀的，可以把病人解剖，把病人的肚子打開、胸腔打開，甚至腦袋打開，但是在中國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國這個醫生就是你當醫生，你也不敢動刀把人家肚子挖開，把人家腦袋打開。
根據博濟醫院的年報記載，從1858年3月至1860年6月，黃寬共有近52976人次的診療。住院病人也從1858年年底的36人增加到了1860年年中的430人。
醫學史學者 陳小卡：
手術是他的強項，他比較有影響或者比較出名的是結石術。有記載的都有數10例。廣東這種氣候條件很多人腎結石，所以就是從膀胱上取石頭出來，在當時已經是一個大手術，是很先進的。由於他水平最高，當時把難度最高的手術基本上都交給他。
1859年，黃寬已經三十歲，工作穩定，到可以成家的時候了。按照倫敦會的規定，傳教醫生結婚後可以每年的薪水可以從150鎊提高到250鎊。黃寬於是寫信向倫敦會透露意願，詢問情況。
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 吳青：
他給倫敦會寫了一封信，表達出要他想成家的意願，要求希望倫敦會能夠履行自己的承諾，婚後就應該是250磅的年薪。
倫敦會接信後卻回應，中國人生活方式較為簡樸，花費較小，不需要和歐洲傳教士相同的薪水，而且黃寬工作兩年來，應該已有不少積蓄，和中國女性結婚，生活成本也不會提高太多。
倫敦會認為黃寬支領的150鎊單身年薪，已經超過會中其他中國職員的三倍，這筆薪水遠高於他的實際花費，因此拒絕在他婚後提高任何待遇。
廣州醫科大學教授 劉遠明：
當時一年年薪150英鎊，大概是600兩銀子左右，這個收入在中國當時社會裏麵算高的，那個年代裏麵普通人收入一年也就是50個大洋。
然而黃寬並不這麽認為，回國前倫敦會和他已經有過約定，享有和英籍傳教士同樣的一切權益。為此，他據理力爭。除了附上相關的文件抄本作證外，還聲明：我不能接受同等付出下拿較歐籍傳教士為低的生活費用，我也無法隻領150鎊錢而做250鎊的事。
醫學史學者 陳小卡：
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比英國的簡樸，隻能拿1/3，就太欺負人了，而且你要注意，他們都是一群什麽人呢？主張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包括就是說全世界白種人、黃種人、黑種人，都是上帝的孩子，一視同仁的。那怎麽英國人他拿待遇他就可以，在其他國家的人那就不可以。
有明確的書麵文件為證，理屈的倫敦會隻好同意了他的要求。然而，黃寬與倫敦會及英籍傳教醫生之間的矛盾已經埋下。
1860年，英國新來的傳教士接連投訴，黃寬的華人助手集體接受建屋商人的回扣，黃寬自己還放高利貸。倫敦會指責他有違傳教士的名譽和立場，黃寬不得已，最終決定辭職。
廣州醫科大學教授 劉遠明：
按照我們中國人講的兩頭不靠岸，這就是個身份認同問題，他本身對他的身份的認同，以及外部的對他身份認同，可能都發生了一些衝突。
黃寬的辭職結束了他四年的傳教醫生工作，也結束了倫敦會這場不成功的實驗。黃寬離開倫敦會後，先前往香港，就任政府公立醫院“皇家醫館”院長。後又回到廣州自行開業，同時被執掌清朝總稅務司的赫德延攬為粵海關醫生，一直任職到1878年過世。
長期研究醫學史的崔軍峰說，黃寬是中國傳統科舉時代的邊緣人，但正是這樣一種邊緣身份使得他率先進入了新時代，接觸到了西方文明，他跟他的西方同事一樣，都率先把西方現代醫學帶進中國，並伴隨著中國的近代化，從邊緣走向中心，留存於中西方文明交流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