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的中醫觀

近現代傳教士的中醫觀

發布時間: 2021/4/16日    作者：陶飛亞

 

編者按：經過現代科學和醫學的洗禮，證明世界上各個民族的傳統醫學包括中醫、蒙醫、藏醫、印度阿育吠陀醫學等隻有文化和曆史價值，而治病救人的醫療價值非常有限-而更常見的是因藥材的毒副作用令人致殘致死。這個現象不容忽視，去大型三甲醫院的肝病、腎病相關科室看看，就知道80%的住院病人之前曾服用過中藥乃至喪心病狂地注射過中藥針劑。那麽百年前，西醫正處於現代化轉型之中，裝備了現代醫學知識的傳教士們，他們來到中國後如何看待蒙昧未開的中醫藥？

 

近代西方科學輸入以來，以學科化的方式幾乎取代了中國知識傳統中所有的科學科目，唯有一個例外就是中醫，但這也帶來了關於中醫科學性質的激烈爭論。西方來華的傳教士尤其是醫學傳教士，他們從西醫的立場評論了中醫的長短是非。

 

許多研究都探討了傳教士在西醫東漸過程中的貢獻，但在對他們與中醫關係的研究上至少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敬而遠之，很少專門探討他們對中醫的認識；二是即使有探討也是強調他們與中醫的競爭和對中醫的批評。但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因為從跨文化相遇的認識邏輯來看，這本應是知識的雙向流動的過程。

 

一

 

西人最早了解中國醫學知識，大約是在元代中西交通的過程中。但真正實地接觸和觀察中國醫學並一直持續下來的，應該從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士來華算起。16世紀末耶穌會士趕赴中國之際，以亞裏士多德的自然哲學和希波克拉底四種體液說為基礎的蓋倫醫學體係仍然支配著西方醫學。中西醫學都是以“傳統觀念和實際經驗為依據的”。當時雙方的差別並未像後來的那麽大。

 

明末來華懂點醫道的利瑪竇(Matthieu Ricci)就說：“他們按脈的方法和我們的一樣，治病也相當成功。一般說來，他們用的藥物非常簡單，例如草藥或根莖等諸如此類的東西。事實上，中國的全部醫術就都包含在我們自己使用草藥所遵循的規則裏麵。”在這裏利瑪竇並沒有低看中醫中藥。

 

利瑪竇也分析了中西醫體製上的差異：“這裏沒有教授醫學的公立學校。每個想要學醫的人都由一個精通此道的人來傳授。在兩京(南京、北京)都可通過考試來取得醫學學位。然而，這隻是一種形式，並沒有什麽好處。有學位的人行醫並不比沒有學位的更有權威或更受人尊敬，因為任何人都允許給病人治病，不管他是否精於醫道。”他還指出了中國科舉製度下從醫者地位的低下。利瑪竇不是專業醫生，但他體悟到了讀書做官傳統造成的輕視醫學的社會心理對中國醫生的專業訓練和專業精神的消極影響。這些看法被後來的醫學傳教士一再重複。

 

1621年來華的傳教士鄧玉函(P. Joanners Terrenz)是第一位到中國的耶穌會醫生。他向身邊的中國人指出其祖國瑞士也是用草藥治病，不過與中國人不同的是“草木不以質咀，而蒸取其露”。耶穌會士們對中國醫術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國人精細的把脈診斷方法。1671年第一本中國診脈著作在歐洲翻譯出版。

 

在向歐洲介紹中醫方麵做工作最多的人是曾擔任過王室禦醫的波蘭耶穌會士卜彌格(Michel Boym)。他也翻譯了中國診脈的著作。在以他的名字出版的《中國醫藥概說》中介紹了一些中藥品種和中醫處方。一個為東印度公司服務的德國醫生克來葉(Andreas Cleyer)在1682年出版的譯著《中國臨床》中節選了《王叔和脈訣》、《脈經》、《難經》和《黃帝內經》等中醫經典。此書使英國醫生福勞業(John Floyer)受到啟發，發展出一種結合西方和中國診脈經驗的診斷新方法。大致在這一時期，傳教士和受其影響的西方人還是樂於向中醫學習的。

 

隨著了解的深入，耶穌會士對接觸到的中醫事物有臧有否。傳教士注意到“中國人給孩子接種疫苗的方法比英國式的更溫和，危險性更小”。康熙患瘧疾時“服用了金雞納霜，這種藥以前在中國是不為人知的”。他們觀察到中國人對血液循環有所認識，但“並不清楚地知道，血液是以什麽方式在流出肺部後分配到全身的，也不知道它們是怎樣回流肺髒的”。1705年來北京的羅馬教皇特使多羅(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患病，太醫奉康熙之命為其治療，一段時間後他覺得清廷宮中“缺乏良醫”。總的說來，這一時期在皇帝要求下，清朝宮廷裏的中西醫之間在製藥及臨床診斷方麵還有合作，但醫學理論上的溝通交流則未見其有。

 

1793年英國使臣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覲見乾隆時，英國古典醫學已經逐漸開始近代性的轉型，在許多方麵與中醫拉開了距離。和珅生病時同時延請了中西醫師，結果是西醫治好了和珅的疝氣。馬戛爾尼使團中人也沒有像傳教士那樣有在中國長期生活的經曆，對中醫已經沒有那份耐心去理解。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完全以否定的口吻描寫中醫的把脈診斷。他還認為：“中國人根本不懂外科，他們連放血都不會。人體解剖是他們所深惡痛絕的”（不過“放血”是古典西醫中有代表性的糟粕之一）。斯當東的指責反映了隨著中英社會發展的差距，滿懷文明優越感的英國使者們即使接觸中醫，也有了不屑一顧的傾向。

 

二　

 

兩次鴉片戰爭後的不平等條約使得傳教士的活動空間擴大到整個中國，醫學傳教活動以診所和醫院的形式從中國的邊緣向中心推進，開啟了醫學傳教士接觸和認識中醫的新階段。但此時西醫的知識結構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19世紀是西方醫學高歌猛進的時代。細胞病理學說及細菌學的發展對疾病原因提供了更準確的說明。化學研究帶來了麻醉藥和消毒化學劑的發明，使得外科手術成為西醫的強項。藥理學的發展推動了製藥業的進步。聽診器、血壓計、體溫計，以及一係列光學器械的應用，推動了臨床醫學的進步。

 

至今仍在刊行的醫學界權威雜誌《柳葉刀》也在1823年問世。這使得海外傳教士可以通過雜誌了解最新的醫學成果和發表自己的研究。這些傳教士尤其是大學醫學教育科班出身的醫學傳教士顯然會用西醫的標準來比較中醫了。前者被看做是現代的和科學的，後者則成為傳統的和非科學甚至迷信的。在這樣的視角下他們對中醫批評如潮。

 

他們批評中國醫學缺乏以解剖學為基礎的人體器官和生理學知識。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醫生合信(Benjamin Hobson)最早在《全體新論》的序言中，批評中國醫學缺乏以解剖學為基礎的人體知識。他說：“予來粵有年，施醫之暇，時習華文，每見中土醫書所載骨肉髒腑經絡，多不知其體用，輒為掩卷歎惜。夫醫學一道，工夫甚巨，關係非輕。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不知病源者，即不明治法；不明治法而用平常之藥，猶屬不致大害。若捕風捉影以藥試病，將有不忍言者矣。”這點被這些醫生們一再重複。

 

英國人德貞(John Dudgeon)擔任過北京的英國倫敦會醫院的外科醫生，還被聘任為英國駐京使團的外科醫生和同文館的解剖學、生理學教授，對中國醫術有所了解，他認為中醫缺乏正確的人體知識，很多理論基於猜測和附會。翻譯過《省身指掌》的美國傳教士博恒理(Henry W. Porter)也提到與中醫大夫探討過人體內部構造，但中醫“所言皆出臆度”，中醫著作“所言經絡髒腑，諸多舛訛”。在天津行醫的英國倫敦會馬根濟(John K. Mackenzie)的說法更苛刻，他認為中醫“關於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知識幾乎等於零，他們以荒謬的理論來代替這些準確的知識”。

 

與解剖學相關的外科是醫學傳教士的一個老話題了。早在1838年郭雷樞在美國費城發表題為《中國醫務傳道會》的演講，其中提到“中醫的醫療充滿了兒戲般的迷信；即使是富人也無法得到外科手術的治療，因為他們不懂得任何外科手術”。高德(Wm. Gauld)在1877年的大會上說：“在外科方麵，醫學傳教士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領域，在這裏直接的、經常是迅速的效果使中國人大為震驚，傳教士在這方麵的優勢毋庸置疑。”中國醫學中的外科經驗在傳教士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

 

從西醫的病理學和藥理學出發，他們對中醫用藥理論的哲學聯想方法也有尖銳的質疑。合信在《內科新說》序言中說：“中土醫書，方論浩繁……每論一病，必浮舉陰陽五行，纏繞不休，每用一藥，必以色香形味，分配髒腑，更或高談脈理，妄事神巫，髒腑功用，茫然不知，甚矣醫學之衰也。”

 

在東北行醫多年的蘇格蘭長老會傳教士司督閣(Dugald Christie)對中醫理論是有所了解的，他知道中醫把人體和五行聯係起來，疾病是五行失去平衡的結果，要恢複健康，就要用根據五行分類的藥物去恢複五種器官平衡的理論。他感歎道：“中醫的說道實在是太複雜了。”在他的敘述中全是中醫大大小小的醫療事故，他評論說：“中國醫學處於如此的混亂狀態，治療方法又是這樣荒謬和千奇百怪，期待患者對醫生抱有更大的信心是不現實的。”

 

花之安(Ernest Faber)在著名的《自西徂東》中說自己“嚐考中國醫書，汗牛充棟，然求其頗有可取者，尚多臆度之說。如論病則以陰陽五行相生相克立說，論脈則以寸關尺為言，論藥則以一味可醫數十症，且言其輕身益壽延年，豈不大謬”。據瑪高溫醫生(Daniel J. MacGowan)統計，中藥中用人體器官做成的藥品至少有32種之多。

 

對中醫“望、聞、問、切”的診斷方法，特別是以前一度被歐洲人推崇的中醫切脈之法，現在醫學傳教士也專門給予猛烈批評。雒維廉(William Lockhart)認為，無窮無盡的解脈種類多為空想。合信認為：對於血液循環，中醫“迷惑不解，錯誤百出”，不知靜脈、動脈之分，對心髒的真正功能一無所知，也不懂得血液在毛細血管和肺中的變化。他發現在中醫中“每一脈對應一個內髒，但卻無一脈對應大腦”，真是荒唐可笑。德貞說：“嚐讀中醫脈書，雲五髒六腑十二經脈，以五髒六腑計之，其數十一，不符十二之數，中醫多強名牽合，有指為包絡膻中者，有言應命門三焦者，聚訟紛然，指無一定，無非牽合臆斷，以足十二經之數。”他進一步認為：“再所言脈分兩手，寸關尺僅止六部，若以診五髒之病，則多一部，若候十二經之脈，則少六部，以理推之，鹹多附會之談耳，貽誤後世。”因此中醫常有誤診，“婦人之脈常以妊娠為經閉，每用行經破血之藥，往往攻墮其胎，甚至子母兩傷”。

 

不過，中醫的問題是不可能這麽簡單的。因為，備受傳教士批評的中醫在這個時代幾乎沒有變化，隻是其缺陷在同時代西醫的對照下被相對地凸顯出來了，但怎麽也不至於因為西醫的出現，中醫隻有“無知”而沒有合理的一麵。正如對中醫多有批評的司督閣在自傳中不得不問道：“中醫有這麽多缺點，難道沒有優點嗎？”

 

他們最先看到的是中藥的療效。傳教士醫生往往對中醫采取“醫”“藥”分離的態度。1858年合信在《內科新說》中有意識地對比了中西的藥物。其中《東西本草錄要》認為有的西醫用藥和中醫醫理相通，如茯苓、車前子等藥；有的則中西醫醫理不同，但西醫所用的多有中醫本草中記載的藥材。他還主張西醫在中國“藥劑以中土所產為主，有必須備用，而中土所無者間用番藥”。可見他對於中醫藥材還是比較能接受的。此外，在中國從事傳教，藥費始終是傳教士醫生們考慮的重要因素。醫藥傳教士金(Geo.King)指出在中國的醫學傳教活動麵臨西藥材供給緊缺，因此在這樣的環境中任何可以信賴的藥材都是有價值的。他以中醫使用的雞嗉囊為例，說當時在美國已經有研究證明可以用雞嗉囊作為促進消化的藥物，而且他在中國也有用此藥治愈病人的經驗。

 

醫藥傳教士對於中醫傳統中強身健體的運動療法表現出很大興趣。德貞的《中國醫術》回顧了古希臘羅馬文明體育運動的傳統，強調這類運動在印度和中國這類古國中也同樣源遠流長，因為在中國周代的《周禮》中就提到了“射”與“禦”的重要性。他認為運動療法在預防、治療某些疾病，以及作為愈後恢複的手段等方麵有一定的價值。而隨著西方醫學自身的發展，瑞典、德國、英國等國的醫學人士提出了理療，以及身體鍛煉在預防疾病中作用的理論。所以，德貞還專門節譯了明代的《遵生八箋》編輯為《功夫：道家的醫療體操》一書傳播國外。

 

即使在前麵被一些醫學傳教士痛批的幾個方麵，也有人提出肯定的看法。英國傳教士醫生雒維廉1841年說：“不能這樣推斷，中國人在醫學問題上的所有意見都僅僅是胡說，因為他們的一些著作顯然是由一些很有天賦的人寫作的，他們已經非常仔細地檢驗了疾病的本質和起因，一些用於控製傳染病的規則和觀念是決不能被輕視的。”雒維廉還指出在北京太醫院“人人對醫學非常熟悉，擁有無可非議的品格。人們通過考試進入學院，擔任職務，行醫治病”。

 

雒維廉顯然已經覺察到被西醫們一概而論的中醫業者實際上存在著不同的層次，不能把遊方郎中和江湖騙子與中醫一概而論。譚臣在1892年撰文專門討論“中國的外科”。他對中國古代醫學成就給予很多肯定，稱：“中國的外科係統(如果可以稱其為係統的話)產生於4500年前。早在公元前1100年，中國人就能勇敢而有技巧地做閹割手術；公元前6世紀就能解剖人體；公元前4世紀發明了按摩療法；公元3世紀，就發現有人使用麻醉劑，至少開始開孔；公元6世紀在腹部手術上取得長足進步。”

 

三

 

民國以後中國醫療事業格局大變。在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的製度安排下，西醫獲得了中國醫療事業的領導權，形成了“西醫在朝，中醫在野”的局麵，而後是中醫不斷地受到擠壓和奮起抗爭。對醫學傳教士來說，教會醫療事業一枝獨秀的風光不再，其地位逐漸被中國人的西醫事業所超越，後者掌握了醫療政治的話語權。另外，在傳教運動內部，教會醫療事業的重要性已經得到教內各方和傳教運動領袖們的肯定。因此，他們在觀察中醫時，已經不必再從為西醫開拓空間和在教內爭取醫療事業地位這兩個方麵來考量了，而更多的是在醫言醫。

 

對中藥的關注這一時期有了重要的成果。1911年美國美以美會的師圖爾(George. A. Stuart)醫生出版《中國藥物學：植物類》。此書被《中國醫史》稱為這一時期“最有價值的醫書”。可惜的是，師氏因去世而未能繼續原來全麵研究中藥的計劃。一直關注中藥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伊博恩(Bernard E. Read)更是研究中藥的佼佼者。他從1920年出任北京協和醫學院藥理係主任起就一直對中藥進行研究。在隨後的20年中，他發表了大量關於中藥的論文、著作。1923年7月他為了幫助對中藥有興趣的西醫們，開展與實驗室工作人員的有效合作，推進這方麵的研究，專門發表了《西醫(關心)的中藥療效》一文，列出了一批中藥名單，並規定送到實驗室檢驗時的具體要求。

 

1924年伊博恩把中國豐富的草藥資源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眾所周知的與西藥標準一致的中草藥，第二類是植物學性質相近可以取代西藥標準的草藥，第三類是值得現代醫學科學研究其藥用價值的植物。他還和同事一起到冀州每半年一次的中藥集市上去，看到了來自中國十三個藥材中心的客商在這裏從事藥材交易。藥材中“有從遙遠的西藏來的藏紅花，廣州來的橘子皮和荔枝幹，蒙古來的蘑菇和黃芪，四川來的大黃，等等。那裏敬獻給著名的藥王的沒藥和乳香，就像(聖經中)智者獻給嬰兒基督的寶貝”。

 

伊氏認為中國批發市場上的中藥材極為純淨，應該使那些有興趣購買藥物的同行更加重視中藥材。1931年他發表了中藥中動物藥材的研究。英國長老會的馬雅各(James L. Maxwell)在書評中說：“伊博恩博士成功地把在中國使用的動物類藥的豐富信息收集到一起，這將是非常有價值的。”但馬氏認為“作者決沒有窮盡動物類的藥材，例如爬行動物和昆蟲都沒有包括在介紹具體情況的單子中。在中國藥典中這兩類東西有相當多”。和傳教士從前一概否定動物類中藥的看法不同，馬氏還說：“現如今有一種明確的在科學實驗基礎上回歸使用動物製劑的傾向。盡管在中國多少代以來對動物製劑的過分使用使其顯得近乎荒謬，但其中一定有某種經驗的基礎促成這種做法。”

 

他們還針對傳教士醫生中流行的看法說道：“說中國人一點不懂解剖學和生理學是不正確的。他們對器官所處的位置與各自的聯係非常清楚。一定程度上，中國人對身體各個器官的功能有大致的了解。” 他們對中藥的看法是“任何東西，盡管在自然界是令人惡心的東西，但使用在醫學上卻十分有用”。中醫內服的藥要比他們的外科手術領先得多。談到西醫與中醫的關係時，他們認為：“科學的行醫者與本地經驗型的行醫者並沒有絲毫的對立。從倫理和理論的觀點來看，沒有什麽理由雙方不能互相對話。中醫對我們完全沒有成見，他們經常詢問我們的意見，邀請我們去會診。” 顯然他們認為傳教士醫生應該展開與中醫的對話與合作。兩位作者多年在中國行醫並先後擔任過《博醫會報》的編輯，他們從經驗出發，談到要對中醫有“適當的欣賞”，這在醫學傳教士中是具有立場變化的象征意義的。

 

1916年《博醫會報》在創辦30年後發表了社論《中國的醫學與外科》，對過去傳教士對中醫的批評作了很好的分析。文章指出，過去醫藥傳教士為了爭取母國教會支持自己在中國行醫，往往強調中國本土醫藥和外科的落後，通過圖解把中藥說成是中國醫生弄出來的奇怪的、令人厭惡的混合物，還有就是經常提到中醫使用針灸的災難性後果。社論認為“這些都是真實的，也確實提供了有說服力的合理的論據。但有時人們不禁會這樣想，如果中醫這樣無效或者隻有過錯的話，那麽像中國人這樣理性的人民早就會徹底拋棄這一整套的本土醫療辦法了。它存在了這麽多個世紀本身就說明了它即使不是經常地，也會偶爾有好的療效”。

 

民國以後教會大學得到了較快發展。這一時期的一個顯著現象是教會大學醫學院院長們先後以著作形式發表對中醫的看法。曾任齊魯大學醫學院院長的巴慕德(Harold Balme)在山東行醫16年後於1921年出版了《中國和現代醫學：醫學傳教發展的研究》。巴氏是從反思西醫開始認識中醫的。在反省西醫後，他提到了中醫過去的領先性：“許多個世紀前，當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醫生所實際掌握的就是對人性精明的觀察和使用藥物的經驗知識時，中國的醫藥知識不比任何一個國家落後。事實上，在某些方麵，她遠遠領先其他國家。基督耶穌誕生前的2000年，中國的醫師已經能準確地描繪霍亂的症狀了。中國人實際上用種痘對付天花，比這個國家(英國)認識到其價值要早七百年。中國人使用水銀、砒霜、大黃以及難以計數的其它藥物已經有幾百年的曆史了。甚至諸如一些實質是‘現代’的思想，如屋子的幹淨、通風、光照的重要性和安靜的意義，劉蘭(Lew lan)在兩百年前寫下的治療天花的規條中都已經提到了……”

 

他強調說：“毫無疑問，很多中國的老中醫在行醫過程中，通過仔細觀察，收集了關於不同疾病症狀和中醫藥典中主要藥物功效的大量有用資料。他們的知識是根據經驗來的，用現代科學很難解釋，但是其中很多東西毫無疑問都是準確的，對病人是極其有益的。可惜的是，這中間很多東西至今都已經失傳了……其中的很多秘密至今極難找到答案。”

 

正是改變了傳教士醫生過去居高臨下看中醫的心態，胡美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發現一些當代西醫治療方法在中國古已有之。他在給一個患傷寒的女孩治病時讀到了病患家長帶來的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發現“書上準確地描述了發熱的開始，寒熱、頭痛、沒有食欲、鼻子出血、中午過後體溫上升很快。就是奧斯勒(William Osler)也沒有描述得如此清晰”。胡美讚揚說：“令人驚訝的不是那麽多植物藥物產於中國(比如麻黃，麻黃素就是從中提取的)，而是中國人認識到很多動物可以當做藥用來治病。”他說：“一些情況下，我們提議的某些治療方法被病家欣喜地接受，而我們沒有意識到中國人自己的醫生以不同的形式使用同樣的藥物已有許多個世紀了。海藻提取物(我們知道其中含有碘)通常被中醫用來治療某些甲狀腺病，中醫還用某些高脂肪魚的肝髒治療肺結核。

 

源自經驗的中藥和實驗性西藥竟然如此的相近。”與最初傳教士醫生常常談到中醫對許多病症束手無策不同，胡美也看到了中醫能處理西醫難題的例子。通過中西醫會診發現盡管診斷方法不同，中醫和西醫同樣可以得出正確的結論。他說湖南省的司庫生病，家裏同時請了“長沙非常有名的中醫王醫生”和胡美一起診斷。病家想通過“中西醫達成一致意見”，對治療有幫助。

 

當然最耐人尋味的還是這些傳教士醫生本人文化感情潛移默化的因素。前麵提到的莫爾斯和胡美都曾說過對中醫同情的理解的看法。其實不止他們兩位，協和醫學院的解剖學教授考覺萊(E. V. Cowdry)在更早些時候已有類似表述。他在討論中國醫學和藝術與西方的歧異時就曾說過：“西方人和東方人之間的和解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一方麵雙方盡可能地去欣賞彼此不同觀點和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僅僅去描述孤立的東方習俗，把它們作為奇怪的東西是沒有意義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冒犯人的，但嚐試著，盡管是不完善的，對那種我們看來是造成中國文化發展的根本性因素有一種同情的理解，我相信是值得的。”

 

當然，應該指出，這一時期，像上麵提到的對中醫有“同情”和“理解”的傳教士醫生究竟占多大比例是值得考慮的。即使有“同情”的立場，對西方人來說要弄懂中醫並不容易。這本是兩個不同文化和不同時代的知識體係。傳教士醫生普遍認為“中醫文獻精簡得很厲害，包含大量隱晦的內容。寫作風格太純粹，以至於犧牲了內容或內容令人費解。主要的中醫文獻隻有部分接受過一定教育的人才能理解。由於解釋不統一，反複評論等等，所以一些著作很自然地產生了含糊其辭、複雜和難以理解的含義”。柯文曾討論過中西之間知識流動的“不對稱性”模式，並說“有人曾很好地說明了這一模式的含義：長期以來，西方的主要興趣在於了解中國，而中國則主要著眼於學習西方”。

 

（摘自《基督宗教與近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