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酷愛讀書。但近幾十年來，關於毛澤東讀書，社會上的某些言論似乎給人造成一種印象，覺得毛澤東隻喜歡鑽中國古書，不大願意讀西方著述，因而對西方也缺乏了解。但事實上，毛澤東在認真研讀大量的古今中國典籍外，對西方著述同樣有興趣。這其中，關於法國著述是毛澤東的閱讀重點之一。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建設年代，毛澤東都特別重視借鑒法國曆史的經驗教訓，也特別重視推動中法兩國的關係。
在戰爭時期，毛澤東多次談到拿破侖戰爭中依靠農民、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等問題。新中國成立後進行土地改革時，1950年6月中旬，劉少奇在全國政協會議上作《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其中談到西方近代史上的一些土地改革問題。毛澤東看到這個報告後，覺得西方的事情很複雜，於是給劉少奇寫信，指出：“資本主義國家，隻有法國在拿破侖第一時代及其以前比較徹底地分配了土地”，並與英德美日等國的情況進行對比說明。1954年1月15 日， 毛澤東致電劉少奇並中共中央各同誌，通報憲法小組的憲法起草工作計劃。電報說：“望各政治局委員及在京各中央委員從現在起即抽暇閱看下列各主要參考文件：……（五）法國一九四六年憲法（見憲法選舉法資料匯編四，可代表較進步較完整的資產階級內閣製憲法）。”
1974年至1981年期間擔任法國總統的德斯坦，2007年回憶：“有一件事讓我頗受感動。就是1974年我當選總統前，我的前任（蓬皮杜）4月份去世了。就在此前幾個星期，一位訪華的非洲國家元首見了毛澤東，他們談到了下屆法國總統的人選，因為那時蓬皮杜總統已經生病了。毛澤東對這個來訪者說：‘我知道下屆法國總統是誰，是吉斯卡爾·德斯坦先生。’那位非洲元首很吃驚，我也很驚訝，他竟然知道我，而我當時既年輕，名氣又不大。可見毛主席是非常了解法國政治的，並且還有很正確的判斷力。”毛澤東逝世後，德斯坦推崇道：“由於毛澤東的逝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
從尋求中法經濟合作到著眼中間地帶
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希望和西方經貿往來。但後來因為美國牽頭率領西方國家對新中國進行封鎖和禁運，經貿往來無法開展。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毛澤東提出向美國學習，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不論美國、法國、瑞士、挪威等等，隻要他們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派去。”但當時美國政府對在美國的要求回國的中國留學生都千方百計進行阻撓，要接受新的中國留學生更是不可能的。美國不開口，西方國家也不敢開這個口子。
法國雖然也是屬於西方國家陣營，但由於曆史原因和民族性格特點，以戴高樂為代表的政治家，對中國的認識與其它西方國家有一定的差異。當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出兵朝鮮時，戴高樂對家人說：“我們怎麽能夠繼續忽略這個比曆史本身還要古老的民族呢？難道這個民族不是正在世界曆史上起著重要的作用嗎？”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和法國總理兼外長孟戴斯·弗朗斯進行了兩次友好的商談。
1956年9月，黨的八大舉行。50多個外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團應邀參加大會。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談得最多的是解放生產力，加快國家建設，希望能和西方發達國家進行經濟技術合作。其中，與法國代表團的談話，在表現他對從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設備的迫切心情的同時，也體現出他對法國的格外重視。
◆1956年10月，毛澤東接受法國共產黨代表團團長、政治局委員雅克·杜克洛贈送巴黎公社時期的報紙。
1956年10月1日晚，毛澤東在會見法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書記杜克洛率領的法共代表團時說：中國是未被開墾的處女地。中國前途是好的，但有艱苦的任務。在落後的經濟基礎上建設工業化國家並不容易。他問杜克洛：你看法國政府能否擺脫美國幹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在貿易上能把成套設備賣給我們，要很久還是不很久？技術和裝備出口的可能性怎樣？不是指一般地做生意，是說替中國設計工廠、供應裝備、安裝裝備並教會中國工人開動機器。杜克洛說，我們在這方麵可能做些推動工作。
當時法共雖然是法國議會中的一個黨派，但影響有限。這次談話沒有產生實際效果也在情理之中。與此同時，毛澤東從長遠戰略出發，著眼做法國政府的工作。這樣，不但在經濟合作和科技交流上有意義，而且從當時國際環境上看，在政治和軍事上更有意義。就在與杜克洛談話不久，1956年10 月19 日，毛澤東在與外賓談話時強調了重視做中間地帶工作的重要性，並指出法國是中間地帶的國家。在毛澤東看來，對於中間地帶的國家是可以通過我們的努力，爭取他們與中國友好相處的。
當時除了戴高樂，法國還有不少主張與中國友好相處的政治家。1952年和1955年兩次出任法國政府總理的富爾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任期內便考慮過中法關係正常化。1957年5月，卸任後的富爾攜夫人以私人身份對中國進行了一個月零兩天的訪問，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的接見。富爾後來回憶：他讀過斯諾的《西行漫記》曾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月22日到達北京後不久，他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毛澤東詩詞》，更是令他愛不釋手。“下午5時左右，我們回到旅館，得到主席將在當晚接待我們的正式消息，我的同伴都為此歡欣雀躍……我們在晚上9時50分準時出發。” “毛主席走上前來迎接我們。我發現自己突然之間和他挨得很近，不禁感到有些驚訝。”“他的舉止極為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中法關係是當然的中心話題。毛澤東沒有直接說出這個話題，而是講了中國民間流傳已久的《鷸蚌相爭， 漁翁得利》的典故，以此來撥點中、美、法三國之間的利害關係。實際上，毛澤東是在暗示，在中法建交的問題上，球在法國一方，法國應該是握有主動權的。
當富爾問到中蘇關係時，毛澤東意味深長地回答：“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絕不依靠蘇聯。如果我們曾向蘇聯要求專家和機器，那是因為我們有這種需要，我們不能沒有這一切。但是專家工作完畢後，還是要回去的，而且我們所取得的東西，全部是要付出代價的。”
富爾顯然也聽懂了毛澤東的話。回國後，富爾把他的訪華見聞和對中法建交的願望寫成一本書，書名為《蛇山與龜山》。書名體現了富爾的匠心：來自毛澤東的一句詩詞，“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在書中，他認為承認中國對法國有益，認為徹底將這片大陸置之不理是荒唐至極的事。毛澤東用《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典故來形容國際形勢，讓富爾印象深刻。富爾在書中寫道：“我思考著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矛盾：許多國家竟然不承認這樣的一位國家元首，不承認眼前明顯而重大的現實情況，對我們有什麽好處？”
與時俱進 終使中法建交水到渠成
新中國成立後，盡管中法兩國都有建交的願望，但除了法國是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重要成員這個鉗製因素外，還有一個障礙：中國高舉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支持被壓迫民族解放的旗幟，堅決反對包括法國在內的殖民主義。新中國成立之初，越南抗法戰爭正如火如荼進行，中國決定寧願推遲與法國建交，也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戰爭。
1954年5月7日，越南人民在奠邊府戰役中取得了抗法戰爭的決定性勝利，法國被迫撤出印度支那。這為法國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清除了障礙。同年夏在日內瓦舉行恢複印度支那和平的國際會議期間，周恩來和法國總理進行的兩次商談就是在這種形勢下進行的。但在這年的11月1日，阿爾及利亞爆發了反抗法國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戰爭。法國為保持阿爾及利亞殖民地，進行鎮壓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戰爭。中國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正義鬥爭，譴責法國的殖民主義與侵略行徑。1958年9月19日，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成立。中國於9月22日予以承認，成為第一個承認阿爾及利亞的非阿拉伯國家。
在這種情況下，中法關於建交的互動表麵看來是沉寂下來了。但毛澤東還是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做工作。從前麵提到的毛澤東與杜洛克和富爾的會見就可明顯看到這一點。
1958年9月，戴高樂當選法國總統。毛澤東說，“這個人喜歡跟英美鬧別扭，他喜歡抬杠子，法國跟英美鬧別扭很有益處。”毛澤東從戴高樂的這種法蘭西民族性格的特點中看到了改善中法關係的更多的希望。值得一提的是，時任法國國民議會外交委員會副主席的貝當古在2009年回憶：“戴高樂將軍於1959年1月重新入主愛麗舍宮後，在外交政策上獨立自主，維護法國及西歐利益，與美國相抗衡。”毛澤東決定著手“幫助”法國停止在阿爾及利亞的鎮壓行動，讓阿爾及利亞獲得獨立，借此消除這個橫亙在中法關係中的障礙。
一方麵，毛澤東鼓勵阿爾及利亞人民堅持鬥爭。1960年9月30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總理阿巴斯。阿巴斯說：毛主席的名字已成為阿爾及利亞人民和敵人熟悉的名字。在阿爾及利亞作戰的大部分法國軍官來自越南戰場，毛主席的著作已成為法國殖民主義軍官放在枕邊的必讀文件。但我們知道，毛主席的著作不是教導帝國主義進行戰爭，而是教導人民和人民軍隊用一切的力量反抗外國侵略。毛澤東說：你們已經英勇地進行了六年的民族解放戰爭，我們很欽佩，中國人民支持你們。正是由於你們的戰爭的人民性和正義性，所以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援助。現在是八十萬對四萬，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相當大，但未來是你們的。（《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4卷第456頁）
另一方麵，毛澤東又勸說法國政府在阿爾及利亞及早收手。1961年2月8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法國參議員、民主社會抵抗聯盟主席密特朗。密特朗說：法國雖然離中國很遠，那並不要緊，但有一堵牆把兩國隔開了。毛澤東說：牆並不高，我們可以越過的。有各種不同的牆，有意識形態的牆，有社會製度的牆，有外交關係的牆，有經濟關係的牆，這是暫時的現象，人民終究是要把牆拆掉的。意識形態的牆和社會製度的牆，隻要在互不幹涉內政的原則下，是可以拆掉的。我們與法國沒有建立外交關係，這也是暫時的。談到拆牆，密特朗自然提到了戴高樂的阿爾及利亞政策，稱戴高樂因受到軍人和民眾的左右牽製，短期內下不了撤軍的決心。毛澤東說：法國想征服阿爾及利亞人民是不可能的。你們首先要用誠懇的態度和阿爾及利亞談判，這不僅對阿爾及利亞有利並且對法國也有利。但是，談判必須在雙方平等的地位上，不能像過去戴高樂要別人投降，要人投降怎麽能談判呢？……你們可以同阿巴斯談一談，我們是不能替他說話的，這是他們自己的內政。阿爾及利亞問題是你們雙方的事，應由你們自己去解決。談到中國情況時，毛澤東說：困難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無論工業也好，農業也好，它總會好起來，但是要有時間，而且要有和平環境和外國朋友的支持幫助。（《毛澤東年譜 1949-1976》第4卷 第537-538頁）
1962年2月，法國終於同阿爾及利亞簽署了《埃維昂協議》，結束了曆時七年半的阿爾及利亞戰爭，阿爾及利亞取得獨立。這個中法關係的障礙終被清除。
2018年，戴高樂的侄兒貝爾納回憶：“他（指戴高樂）很早就十分關注中國這個‘比有記載的曆史還要悠久’的國家。他多次對我說，中國有著獨特而深厚的文明，還曾略帶神秘地告訴我，說不定在下個世紀，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世界需要中國。因此，他決定與中國領導人展開合作。”
1963年8月20日，一貫對新中國懷有友好情感的富爾，通過中國駐瑞士大使館提出再次訪華的要求，希望能再次見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並就當時國際局勢及法中兩國關係交換看法。中方很快同意並邀請他10月份來訪。富爾收到中國外交學會的正式邀請後，立即去巴黎見了戴高樂。戴高樂對他說:“您要作為我的代表前往中國。”戴高樂還將一封親筆的、實際帶有授權性質的信件交給富爾，委托他同中國領導人商談法中建交問題。
◆1961年2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見法國參議員、民主社會抵抗聯盟主席密特朗。
毛澤東認為，中法建交的時機已經成熟，隻要戴高樂在台灣問題上願意接受中國立場，中國就應該抓住這個機會。因此，自從富爾10月21日抵達北京後，毛澤東就密切關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與富爾的談判進程。在雙方談判取得決定性進展後，毛澤東於11月2日，在周恩來、陳毅的陪同下，在上海會見了富爾夫婦。毛澤東說：兩位來得正是時候，要把兩國正常關係建立起來。我們這個協議（指表述中國政府提出的直接建交方案內容的《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還有人會反對，就是美國。富爾表示，法國奉行獨立政策，不需要征求美國意見，可以自己作出決定。毛澤東說：好。你們不同於日本，也不同於英國。
1964年1月27日，中法發表聯合公報，宣告中法建交。法國因此成為第一個同新中國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國。中法建交對於中西方關係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對美國孤立中國的政策是又一次沉重的打擊，被稱為“外交核爆炸”，對國際格局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1964年9月5日，法國技術展覽會在北京正式開幕。先後有600餘名中國的專家、研究員和相關專業的工程師與法國的同行們進行了技術交流。9月10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在北京展出的法國技術展覽會的執行主席杜阿梅、法國駐中國大使佩耶等法國客人。毛澤東說：要互相開展覽會，發展兩國經濟、文化關係。現在中法貿易還不平衡。毛澤東還說：我們很欣賞法國的獨立政策。不能跟著少數大國轉，他們說什麽就跟著說什麽。世界在變化，不是一兩個大國所能管住的。各國人民應管各國人民的事情，不能允許任何外國人的幹涉。
此時，毛澤東1956年10月1日與法共代表團談話時提到的“法國政府能否擺脫美國幹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得到了實現。“在貿易上能把成套設備賣給我們”的道路進一步拓寬。
法國政要眼中的毛澤東
中法的經貿技術交流起始於1955年4月。在時任總理富爾的批示之下，在法國裏昂舉辦的國際博覽會，第一次向新中國發出邀請。中國館展出10天，87萬人蜂擁而至。到了上世界60年代，中國政府希望加強與法國及歐洲國家的技術和商業往來，吸引更多代表團來中國從事經貿技術交流。在這一前提下，當時的法國議員、法國國家對外貿易中心負責人雅克·杜哈梅爾受命在北京舉辦一次法國技術展覽會，向中國介紹法國的先進科技和電子技術。時任法國實用電子公司秘書長的是戴高樂將軍的侄兒貝爾納·戴高樂，也成為那次展覽會組織方的重要一員。1953年，戴高樂將軍曾寫給侄子的一封家書：“你應該去中國，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有著和西方不同的體製……”
1964年9月10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法國的客人中就有貝爾納·戴高樂。他後來回憶，“毛澤東謙遜、熱情，又有幽默感。最後我壯起膽問毛澤東：‘我需要將這次的會談轉告給戴高樂將軍嗎？’毛澤東回答道：‘這正是我讓你來的原因。’”1964年9月12日，《人民日報》頭版文章名為《毛主席接見法國技術展覽會負責人》，貝爾納·戴高樂也成了戴高樂家族中唯一與毛澤東見過麵的人。
1970年9月9日，戴高樂的表侄女戴高碧動身去中國前，來到戴高樂的科隆貝鄉間寓所。戴高樂表示很想去中國：“自然，我需要接到中國政府和毛主席的邀請……當然，我必須能同毛主席交談。這將是法國和中國以戴高樂和毛澤東為代表的交談。”1972年7月，法國外長舒曼訪華時，對毛澤東和周恩來十分肯定地說：“戴高樂想來中國訪問的決心很大。他本打算1971年6月來到這裏。”可惜，戴高樂沒等到這一天，1970年11月9日因動脈瘤破裂而猝然去世。1973年已身患癌症的蓬皮杜總統訪問中國。在與毛澤東會見時，他特意對毛澤東說：“我過去是戴高樂的同事，戴高樂生前非常希望見到你。”對毛澤東景仰已久的蓬皮杜不僅對毛澤東講了許多敬慕的話，還將一幅藝術壁毯贈與毛澤東。蓬皮杜第二年4月在巴黎去世。1998年3月，蓬皮杜夫人在接受中國記者采訪時說：“蓬皮杜訪華時，會見了毛澤東主席，為此，他感到很榮幸，因為當時很少有人能夠會見這位世界偉人。”
1981年開始擔任法國總統的密特朗曾在1961年2月8日與毛澤東在杭州長談。那時，密特朗對毛澤東已經有一定的了解。他看到過法國報刊這樣的報道：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武裝力量學習毛澤東關於遊擊戰的思想來指導作戰，而法國軍人也在學習毛澤東的軍事著作來對付阿爾及利亞人。因此，密特朗在與毛澤東會麵時特別談到：“毛主席著作影響很大，很多人運用毛主席的學說，但也有些壞人加以歪曲。”“近十幾年來，我每年都去非洲，我感到毛主席在非洲的影響越來越大，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都達到了最高度。這並不是非洲人委托我來告訴主席的，而是我親自體會到的。”
毛澤東逝世後，密特朗懷念地說：“我是毛澤東接見的第一批法國政治家之一，那是15年前的事了，當時法國政府拒絕承認人民中國的存在。從那時起，我就非常密切地注視著引導中國的政治製度成為目前這個局麵的事態發展，但決未忘記毛澤東曾使我預感到的東西。”“毛澤東是過去25年中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人物。”
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會見法國議員代表團時說：“你們不是共產黨，我也不是你們的黨；我們反對資本主義，你們也許反對共產主義。但是，還是可以合作。在我們之間有兩個根本的共同點：第一，反對大國欺侮我們。就是說，不許世界上有哪個大國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我講得很粗。不管資本主義大國也好，社會主義大國也好，誰要控製我們，反對我們，我們是不允許的……第二，使兩國間在商業上、在文化上互相往來。希望你們把什麽禁運戰略物資也反掉。”毛澤東還說：“我是個軍人，打過二十二年仗，戴高樂將軍也是個軍人，講話不要彎彎曲曲，不要搞外交手腕。”（《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20頁、523頁）
代表團最年輕的成員貝當古，到2004年中法建交40周年的時候，已85歲高齡。他是那個6人代表團中唯一的健在者。中國記者在巴黎采訪了他。貝當古說到毛澤東的時候，興致高昂，繪聲繪色描述毛澤東高大魁梧的形象。他對毛澤東隻談大略不問細節且極具幽默感的講話風格欽佩不已。他對記者說：“我很早就愛上了中國。法中建交之後，我兩次被毛澤東接見，有幸一睹偉人真容。早年得以近觀中國，使我比大部分西方人更能體會中國的獨立和堅忍，亦更能分享中國人成功的榮耀。在我這一代法國人心目中，毛澤東是偉大的人物，他讓中國人民重新擁有了獨立和尊嚴。”他還神秘地對記者說：“你們知道嗎，毛澤東告訴我們他讀過戴高樂的傳記，讀過關於拿破侖的很多書，他對基督教懂得比我還多！”此時，秘書送來他珍藏的那一時期的報刊，貝當古拿起報紙，對記者念起了一篇題為《法國人到了毛澤東的家》的報道。當讀到“毛澤東對法國人說，‘不許世界上有哪個大國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時，他仰頭大笑，仿佛又回到了當年，回到了與毛澤東會見時的情景中。
破冰1964——中法建交紀實
毛澤東與戴高樂的神來之筆
陳敦德，作家、導演、電影出品人。曾任廣西電影製片廠一級編劇、廣西作協副主席、影協副主席等職務；作為新中國外交史專題作家享譽中外，著有長篇紀實文學《毛澤東尼克鬆在1972》、《新中國外交年輪》等叢書。
1957年，一本名為《蛇山與龜山》的書在法國上市，這是一本介紹新中國方麵情況的書，書的作者是法國前任總理埃德加·富爾。
在撰寫《蛇山與龜山》之前，富爾曾以私人身份到中國旅遊，回去寫了此書。書的結論是，法國應該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在書中，他引用了毛澤東的詩詞，並特地把這本書寄給了老上司——賦閑在家的老友戴高樂。
1957年，中法尚未建交。而富爾夫婦卻意外受到毛澤東的熱情接見。會麵時，毛澤東告訴富爾，中國有個寓言“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中法若建交，美國就得不到好處。
此時的中法在冷戰時期，分屬兩大對立陣營。中國與蘇聯的合作正如火如荼。法國作為西方陣營重要一員，政治上與美國保持一致，不承認新中國，與台灣保持著“大使級”外交關係。
毛澤東並沒有被兩大陣營的對立形勢所局限，而是明確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即在美蘇兩國之間，有廣大的亞非拉國家，這是第一個中間地帶；第二個中間地帶就是歐洲。他曾特別提到，以戴高樂為首的歐洲共同體是我們可以爭取和團結的對象。
毛澤東與富爾這次會麵，為未來中法建交奠定了基礎。
法國前總理秘密訪華 兩個大國走到一起
戴高樂收到富爾的書不久，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這位經曆了12年退休生活的二戰風雲人物重返法國政壇。
然而此時，毛澤東公開宣布，中國人民將和阿爾及利亞人民站在一起，堅決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反對法國殖民主義統治的鬥爭。
麵對中國的堅決態度，戴高樂一改以前較為保守的政治傾向，宣布從阿撤軍，並公開表示支持阿獨立，因為他清醒地認識到民族獨立運動的潮流不可抗拒，戰後的法國若長期陷入對阿戰爭，經濟無法恢複，大國地位也無法實現。
當時的國際關係正發生著劇烈變化。中蘇、中美關係因“核武”問題變得越來越對立。法國不願接受美國的“核保護”，奉行獨立的外交政策。1959年，赫魯曉夫撤回在華蘇聯原子能專家，不久中蘇關係破裂。
在《希望回憶錄》中戴高樂寫道：我計劃使法國脫離美國指揮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一體化機構，同東方集團中的某個國家建立緩和的關係，接著是諒解和合作的關係，但是要建立一支獨立核力量，使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不受回擊的情況下進攻我們。
雖未曾謀麵，但毛澤東和戴高樂在國家獨立自主原則上有著同樣想法，在中法建交問題上也已不謀而合。
1963年10月21日，法國前任總理富爾再次以私人旅遊的身份訪華。實際上，他是戴高樂的秘使，帶著戴的親筆信，到中國秘密談判建交事宜。但由於雙方在台灣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第一輪談判無果而終。
10月25日，第二輪談判開始，富爾提出，法國可以降低與台灣的“外交”級別，隻設一個領館。周恩來態度堅決，明確表示堅決反對“兩個中國”，在此問題上沒有回旋餘地，中法要建交，法國必須同台灣斷交。
三天後，中國拿出了新方案，史稱中法建交的“三點默契”：第一，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第二，法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第三，台灣駐法國的外交代表撤離之後，法國也相應地撤離在台灣的外交代表。
談判取得突破。11月1日，富爾接到通知，下一輪談判地點改在上海，此時毛澤東正在上海。
抵達上海後的第二天，毛澤東會見了富爾夫婦，並說，你們兩個來的正是時候，要把兩國關係建立起來，要派就要派一個大使來。
曆經波折迎新生 “外交核爆炸”響徹世界
富爾回到法國後，戴高樂對其訪華成果非常滿意，他決定立刻啟動中法建交程序。但1963年11月22日，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身亡，美國發來電報，邀請戴高樂赴美參加葬禮，這令戴有點為難。
戴高樂原計劃在不告知任何國家的情況下突然宣布中法建交，以免不必要的麻煩。此時他不得不親自麵對新任美國總統，他很清楚中法建交的事瞞不住。
新任總統約翰遜果然問起此事，雙方談得並不愉快。從美國回來後，戴高樂並沒有改變主意，而是加快了建交進程。
他立即召開了內閣會議，針對內閣中“親美反共”聲音，戴高樂反駁道，我們對任何國家都不能忽視，怎麽能忽視這樣一個東方文明古國·最終，內閣通過了中法建交的決議。
就在同一天，美國中情局通知蔣介石，中法即將建交，同時提醒蔣氏，無論如何，台灣也不要單方麵宣布與法國斷交。
蔣介石陷入了矛盾，一方麵他不願意看到中法建交，另一方麵，同樣反對“兩個中國”的蔣介石不願讓台灣代表在中法建交後賴在法國不走。他非常清楚，中法建交不可阻擋。
1964年1月27日，格林威治時間上午11點，《中法建交聯合公報》在北京和巴黎同時發表。這份僅有兩句話、44個字的建交公報被西方媒體評價為是一次“外交核爆炸”。
中法建交後的第14天，台灣當局對外宣布台灣與法國“斷交”。根據中法建交“三點默契”的第三點，台灣駐法國的外交代表撤離之後，法國也相應撤離在台灣的外交代表。就此中法建交終於圓滿完成。
中法建交後，戴高樂一直想去中國，他甚至已決定在1971年6月18日訪華。然而，1970年11月9日，這位法國的英雄與世長辭。
法國人有這樣一句話，人死之前要去中國看一看。但這位為中法建交作出巨大貢獻的總統最終沒有能到中國，毛澤東與戴高樂也未能謀麵，讓這段曆史留下了一頁無法填補的遺憾。
親曆中法建交始末，堪比一場外交“核爆”
1952年，我從北京外國語學校法文組畢業後，進入中國外交部工作，一直主管法國事務，研究法國問題，同法國結下了不解之緣。由於因緣際會，參與了1964年中法建交的一些工作。這是我外交生涯中親身經曆的最為激動人心的事件。中法建交是影響國際關係和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新聞媒體稱之為“外交核爆炸”。40餘年後的今天，當時的情景仍曆曆在目??
▲ 1963年10月，周恩來會見戴高樂總統代表、法國前總理富爾（中）。圖源：互聯網
1、戴高樂的秘密使者
1963年8月的一個早晨，我剛進辦公室坐定，機要秘書就送來我國駐瑞士大使館發來的急電。電文中說，正在瑞士達沃斯休假的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去伯爾尼會見我駐瑞士大使，要求再次訪華。他表示，此行純係私人性質，不負有任何官方使命。不過，他希望會見中國領導人，就國際形勢和法中兩國關係交換看法。他強調，法中沒有外交關係，不能通過彼此的大使交換意見，是不正常的。他認識雙方領導人，並有一定友誼，可以幫助雙方溝通情況，談些問題。訪華日期希望能安排在10月份。
富爾曾兩度出任法國總理。他資曆深，地位高，是個不倒翁式的人物。1958年戴高樂再次上台後，他沒有像多數老牌政黨頭麵人物那樣退居反對派地位，而是竭力向戴高樂靠攏，並深得戴高樂信賴。他在政府中並無官職，亦不屬戴高樂派，實際上卻是戴高樂政治圈子裏的要員，是個在野而又通天的人物。
1957年5月，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邀請，他偕夫人曾訪問過中國，並受到毛主席接見。在法國政界人士中，富爾頭一個獲此殊榮。加之，富爾對華友好，主張法中建交。第一次訪華回國後，他寫了一本介紹新中國的書，書名為《蛇山與龜山》，這是借用了毛主席詩詞中“龜蛇鎖大江”、“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等詩句的含義。他希望法中之間像蛇山和龜山之間那樣，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並主張法中建立外交關係。不用說，富爾是溝通中法兩國領導人意向的合適人選。
當時，我是中國外交部法國科負責人，當即草擬複電，同意富爾10月下旬訪華，同上次一樣，仍由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張奚若會長出麵邀請，以示此行係非官方性質。複電經周總理親自批示同意。
10月中旬，我國駐瑞士大使館再次來電稱，富爾動身來華前，專程去伯爾尼，向我國駐瑞士大使說明：前不久，他見了戴高樂將軍。“此行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戴高樂”。他還攜有戴高樂致中國領導人的親筆信。不過，他並未明確說明準備同中國領導人談什麽問題，隻籠統表示談國際問題和兩國關係問題。
這一意外的信息使得富爾此行變得微妙起來，也給我們確定接待方針出了難題。富爾究竟以何種身份訪華？負有何種使命？他究竟是以半官方身份就打開中法關係向中方進行某種試探，還是受戴高樂委托進行實質性的建交談判？一時尚難判定。
10月21日，我同外交學會副秘書長吳曉達一起，奉命到深圳羅湖迎接來訪的富爾夫婦。當年的羅湖不過是很不起眼的彈丸之地。中國大陸與香港的分界線從羅湖橋中央穿過，雙方邊防軍警隔著幾個木架路障相望。經特許，我步入橋頭，佇立在路障我方一側，在迎麵而來的人流中捕捉他們的身影。忽見人群中一個禿頂的高個兒老外使勁向我揮手。哦，他已經認出我來了！我也趕緊揮手示意。富爾第一次來中國時，我曾接待過他，所以他老遠就認出我來了。這時，吳曉達也過來同富爾夫婦握手致意。
在來羅湖之前，富爾在香港對記者說，此行純係私人性質。他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麽藥？我們急需當麵摸清底細，以利於中央確定對他的接待方針和規格。富爾談鋒甚健，一見麵就海闊天空地侃了起來。我們總設法把話題拉回到他的訪華使命上來。他強調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質的，自稱是戴高樂的特使，攜有戴高樂總統的一封親筆信，他將麵交我國領導人。
這封信的形式和內容都頗為獨特。由於法國尚未承認新中國，戴高樂不便直接給中國政府或中國領導人寫信。這封信形式上是寫給富爾本人的，實際上卻是給中國領導人看的。信件本身並非正式的授權書，隻字未提委派富爾為特使或授權富爾談判建交，但字裏行間顯示出，富爾是代表他來華探討建交問題的。
戴高樂可謂用心良苦，他既要盡量抬高富爾的身價，使之能直接同中國領導人商談建交問題，又要不失堂堂法國總統的體麵，尤其要避免萬一談不出名堂使自己處於尷尬境地。
富爾所謂純係私人訪問雲雲，隻不過是向外界施放的煙幕。他此次是作為戴高樂的秘密使者而來的，其訪華使命超出一般性試探的範圍，事實上是受戴高樂委托前來同中國領導人商談法中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問題。於是，我們當即決定按預定的高規格方案接待，立即調用一節專列車廂掛在從深圳開往廣州的火車上。陳設講究的專列車廂裏隻坐了六個人，除了富爾夫婦、吳曉達和我，還有前來協助工作的廣州外事處的兩位同誌。這同富爾上次訪華時坐在普通軟席車廂裏自然大不一樣。從富爾夫婦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們已經辨出味道來了，此行非同一般。當晚，由廣州市市長曾生出麵設晚宴歡迎富爾夫婦。富爾對這種禮遇自然極為敏感。次日，富爾偕夫人飛抵北京，不像上回那樣下榻北京飯店，而是住進了釣魚台國賓館。當晚，張奚若會長舉行歡迎宴會，副總理兼外長陳毅元帥特地從外地趕來出席。富爾從不斷加碼的接待規格中覺察到，中方已收到戴高樂發出的信息。
那麽，富爾何以從私人訪問而變為戴高樂的秘密使者呢？事隔多年之後，我從法方檔案中獲知：早在1960年，戴高樂就想在對華關係上有所動作。為此，他召見富爾，就打開對華關係問題征詢其意見。富爾表示，他雖在《蛇山與龜山》一書中主張承認中國，但目前采取承認中國的步驟的時機尚未成熟。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繼續，是發展對華關係的一個障礙。戴高樂覺得富爾言之有理，隻得等待和觀望。
1963年9月初，戴高樂再次召見富爾。他說：“我曾就承認中國問題征求過你的意見，當時你說不能有所作為。現在你是否還是持這種看法？”富爾回答道：“我想一切都變了。首先，阿爾及利亞問題已經解決。因此，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後，就不會遇到北京承認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這種尷尬事。其次，中國人由於同蘇聯的衝突而處境困難，會對您的建議更有好感。再說，您已經給美國那麽多獨立的信息，多一個少一個都無關緊要。”富爾還說，事有湊巧，他正好從中國駐瑞士大使館收到再次訪華的邀請，行期定在10月下旬。戴高樂就說“：好吧，你到中國去。不過，你作為我的代表前往中國。”兩人當場商定，這次訪華對外純係私人性質。為了使這次秘密使命不致引起外界注意，特別是避免為美國所覺察，富爾在訪華前先訪問柬埔寨，會見西哈努克親王。回程在印度逗留，會見尼赫魯總理。會見戴高樂後，富爾電話通知我國駐瑞士大使館，抵華日期定在10月20日或21日。於是，身負特殊使命的富爾，就這樣來到了中國。
2、曲折的談判過程
中法建交談判自始至終是在周恩來總理領導下進行的，由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兼外長親自主持，先後在北京、上海同富爾進行了六次實質性會談。富爾夫人作為富爾的助手，參與會談。我有幸參與了建交談判的全過程。
據我事後從法方檔案中獲悉，戴高樂於1963年9月26日就法中建交談判曾給富爾書麵指示。他強調：“嚴格說來，我們無求於人。”這句話為談判定了基調。他要富爾特別設法弄清兩點：為了實現法中關係正常化，中方對將來取代台灣進入聯合國和安理會的立場；中方對法國同台灣的關係提出什麽條件。“我們認為，保持（同台灣的）這種關係，是合乎我們的意願的。更確切地說，是適宜的，即便必要時可以適當降格。”富爾在整個談判過程中貫徹了戴高樂的指示精神。
10月23日上午，周總理會見富爾。在寒暄中，富爾故意問周總理是否到過巴黎。其實他很清楚，周總理早年曾在巴黎逗留過。周總理回答：“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富爾接口說：“現在是再去巴黎的時候了。”輕描淡寫地點出了他訪華的使命。
富爾開門見山說道：“法國元首戴高樂將軍希望同中國領導人就兩國關係問題進行會談。他認為，像我們這樣兩個大國的領導人現在還不能進行會談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樂將軍要我來中國，代表他同中國領導人會談。”
而在中法建交會談中，法國同台灣的關係問題是一大難點。
富爾代表戴高樂提出三個建交方案：（1）無條件承認方案。法國政府正式宣布承認中國，中國政府表示同意。（2）有條件承認方案。法國政府表示願意承認中國，中國提出接受承認的條件。（3）延期承認方案。法國政府對中國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認，但兩國間形成特殊關係的局麵。
富爾強調說，戴高樂希望能爭取立即實現第一方案。他表示，法國準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隻有一個中國，但希望中國不要堅持法國先主動同台灣斷交。他反複解釋，法國政府絕不是以此辦法搞“兩個中國”，而是認為兩國在互相承認的問題上不應提任何先決條件。法中兩國無條件建交，就意味著和等於法國政府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
總之，法方既想同中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又想避開主動宣布同台灣斷交，實質上是回避公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和反對“兩個中國”問題。戴高樂也不願在建交問題上給人以法國有求於中國的印象。
針對法國的立場，周總理指出，法國可以從與中國完全平等的地位出發，在以下方式中任選其一：
（1）全建交方式，如瑞士和北歐諸國那樣，即在解決法國對台關係問題的條件下實現中法建交，也就是法國先同台灣斷交，然後同我們建交的模式。（2）半建交方式，如英國、荷蘭那樣，這對雙方都將是不大愉快的。（3）暫緩建交。雙方應采取積極創造條件促進早日建交的態度，而不是消極等待，可先設民間貿易代表機構等。
中方歡迎積極的直接的建交方式。
富爾表示：戴高樂希望法中之間立即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絕不仿效英國拖泥帶水的半建交方式；法國也不願采取第三種方式，法國政府隻是把延期建交方案作備用，根本無意采取這個方案。但他再三表示，希望中國不要堅持法國先同台灣斷交。富爾強調，法國不附和“兩個中國”的主張，如果法國承認中國，那就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國在聯合國支持中國的席位將是合乎邏輯的。但同時他又強調，台灣問題是個微妙的問題。對法國來說，若要驅逐蔣介石的代表是不愉快的。這是一個禮遇的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他甚至說，島上存在著一個“事實上政府”，而且戴高樂將軍沒有忘記他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曾同蔣介石站在一起，不願意突然切斷關係。
周總理反問富爾：“現在法國是戴高樂將軍領導的，皮杜爾是反對戴高樂的，設想如果皮杜爾在外國勢力扶植下成立反戴高樂的流亡政府，說這是法國政府，法國對此采取什麽態度？我們中國是否能因為一度與他有過關係而不承認法國現政府而承認他，或者兩個都承認呢？”
周總理明確表示，中法都是“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獨立政策的國家”，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不會改變的。台灣同大陸的關係是中國內政問題，這一點不能動搖，希望不會有什麽誤解。
“台灣問題解決以前不能建立外交關係和交換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關係，如先設立貿易代表機構，半官方的、民間的都可以。”
富爾還試探，中方是否允許法中建交後法國在台灣保留一個低級別的領事官員，以照管法國的利益。周總理斷然回答“：這不可能。”並指出，英國就是因為在台灣有領事，又在聯合國支持蔣介石，所以造成半建交關係。如果法國也采取同樣的辦法，對中法雙方都不會愉快。
由於富爾死守住無條件建交的立場，中法建交談判一度陷入僵局。在此情況下，周總理在釣魚台國賓館請富爾夫婦共進晚餐，以便緩和一下氣氛。席間，我看出富爾情緒十分低落，食不甘味，往常談笑風生的他忽然變得沉默寡言。倒是富爾夫人不時設法找點輕鬆的話題，免得飯桌上出現尷尬局麵。晚餐很快就散席了。富爾站起來告辭說：“總理先生，我們想去花園裏透透氣。”客人走後，周總理稱讚富爾夫人比富爾沉得住氣。他對在場的人說：“看樣子，他們商量去了。我們也需要時間考慮一下。”當晚，周總理決定第二天安排富爾夫婦去大同和呼和浩特等地參觀遊覽三天，談判暫停。
那次我留守北京。在周總理主持下，中方研究擺脫法台關係的對策。富爾返回北京後，中方提出“積極地、有步驟地建交”的變通方案。雙方立場有所接近，但仍未能打破僵局。
考慮到中法建交有利於打破美國和國際反華勢力對中國的封鎖、包圍，也有利於反對美蘇壟斷世界事務的圖謀，而且對發展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有著重要意義，中國在堅持反對“兩個中國”的原則立場的同時，對建交的具體步驟和驅蔣的具體方式，采取了變通處理的方針，提出“直接建交”方案。
新方案的特點是不要求法國先宣布同台灣斷交，而以內部默契這種匠心獨具的方式處理法台關係問題，即在中法雙方就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承擔相應的義務達成默契的情況下，采取中法先宣布建交從而導致法台斷交的特殊方式。
中國政府一向堅持，凡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必須同台灣國民黨集團斷絕外交關係。中法“直接建交”模式，在新中國外交史上是獨一無二的，也是周總理高超的談判藝術的出色體現。
第二階段中法建交談判改在上海舉行。當時毛主席正在上海小住。周總理、陳毅先期去上海。毛主席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毅麵商後，在“直接建交”方案上批示：“照此辦。”我陪同富爾夫婦去上海。一路上，富爾愁眉不展，寡言少語。抵上海不多時，我被周總理召到他辦公的地方。周總理口授了默契內容，由我筆錄，隨後譯成法文，交給富爾。
這三項默契內容如下：（1）法國政府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認在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2）法國支持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3）中法建交後，在台灣撤回它駐法國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的情況下，法國也相應地撤回它駐在台灣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
看完譯文，富爾愁容頓消，表示這一方案是合情合理的，可以接受的。談判在中方新方案的基礎上順利進行。在最後一輪會談中，周總理和富爾就這個方案的措辭反複進行推敲。富爾把第一項默契“不再承認在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這一句刪去了，理由是，“不再承認”這種提法意味著法國需要通知對方，這樣一來又不是無條件了。雙方經過協商，把這一句改為“這就自動地包含著這個資格不再屬於在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
建交方案最後敲定後，富爾表示，由於他未被授權簽署正式文件，他將攜此方案向戴高樂將軍複命。一俟戴高樂作出正式決定，立即通知中方。
11月2日，中方以《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的形式，向富爾提供了建交方案的書麵定稿。周恩來總理和富爾分別在建交方案上簽了字。富爾申明，他的簽字是非正式的，有待戴高樂將軍作出正式決定。
關於中法建交的實質性談判至此告一段落，富爾圓滿地完成了他的秘密使命。
11月2日，毛主席接見富爾夫婦，標誌著中法建交談判圓滿結束。毛主席說：“兩位來得正是時候。要把兩國正常關係建立起來。”富爾高興地說“：現在可以說已經成功了，我將把結果報告戴高樂總統。”
為了避人耳目，富爾返國途中未按來程路線取道香港，而是於11月5日從昆明飛仰光。他在法國駐緬甸使館撰寫了給戴高樂的報告，然後去新德裏，將報告連同建交方案交由法國駐印度使館一名外交官，專程送往巴黎總統府。隨後，他自己又在印度悠哉遊哉地逗留了兩周，以示他的亞洲之行並無公務在身。
3、兩句話的建交公報
1963年12月12日，經戴高樂同意，德姆維爾外長委派他的親信、外交部歐洲司司長雅克·德博馬歇前往伯爾尼，同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的具體事宜進行正式談判。德博馬歇按照戴高樂的指示，著重提出把確認兩國建交的方式由原在北京商定的互換照會改為發表聯合公報或各自發表內容相同的公報。其意圖在於避免先行一步從而給人以在建交問題上有求於中方的印象。同時，這種方式也更符合法國在中法宣布建交後不立即主動同台灣斷交的做法。對此，周總理從原則的掌握到談判的具體細節都作了詳盡的指示。
1964年1月2日和1月9日，德博馬歇前往伯爾尼繼續會談。為了照顧法方的意願，我方同意采取聯合公報的形式宣布建交，但公報中應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作為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措辭。對此，法方表示接受上有困難，強調方式愈簡單愈好。我方申明，如果法國政府實質上不支持製造“兩個中國”的立場，而隻是認為接受這一措辭有困難，中方可刪去這一句。但中國政府將對外發表自己的解釋，說明同法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決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為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作出的。中方將在聯合公報公布後發表單方麵聲明，闡明自己的立場，法方則以默認的方式加以確認。在互換大使的時間問題上，戴高樂擔心，如台灣不采取主動斷交步驟，導致中方變卦，到時不派大使，將使他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陷於被動。因此，法方強烈要求在聯合公報中寫明“三個月內互換大使”，後又改為“三個月內任命大使”。
最後，中法雙方就僅有兩句話的公報措辭取得一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係。兩國政府為此商定在三個月內任命大使。”雙方商定於1964年1月27日在兩國首都同時發表建交聯合公報。總共隻有兩句話的聯合公報，是新中國外交史上內容最為簡潔、措辭最為獨特的建交公報，充分、生動地顯示出中法建交模式的別具一格。
1964年1月8日，戴高樂召開內閣會議，討論法中建交問題，內閣成員無一缺席。當時，除了總理和外長，其他部長們隻是從報刊上得知法中將建交的種種傳聞，對內情尚一無所知。經過兩個小時的討論，法國內閣決定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雖然中法雙方對富爾訪華使命嚴守秘密，但美國一開始就有所覺察。美國采取了一係列行動試圖阻止或至少推遲法國承認中國，戴高樂不為所動。蔣介石當局風聞中法即將建交，於1963年12月24日致函戴高樂，對此種傳聞表示深感不安，要求予以澄清。戴高樂派前法國駐重慶大使貝誌高作為特使前往台灣，遞交複信。他確認，法中即將建交。蔣介石要求戴高樂推遲實施這一決定，法國不予理睬。
1964年1月27日格林尼治時間11時，中法建交公報如期在北京和巴黎同時發表。中方根據同法方商定的建交方案的既定步驟，於1月28日由外交部發言人就中法建交發表聲明，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作為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國政府談判並且達成兩國建交協議的”，重申“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任何把台灣從中國的版圖割裂出去或者其他製造‘兩個中國’的企圖，都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同意的”。
戴高樂為了給中法建交更添聲色，決定親自將這一具有曆史意義的外交事件公諸於眾，以期取得轟動效應。1月31日，戴高樂在愛麗舍宮舉行有千餘人參加的記者招待會，正式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中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並針對國內外的反對意見，詳盡說明法國此舉的種種理由和法中建交的重大意義。他在發言中指出，“由於事實和理智的影響日益增強，法蘭西共和國認為，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常關係即外交關係的時刻已經到來”，並預言，“目前還在觀望的某些政府，遲早會覺得應該仿效法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