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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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9 12: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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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英國，最早經曆了經濟社會轉型之痛。大量農民離開土地進了城，麵對的卻是一個勞動力供大於求的市場，於是，就像恩格斯敘述的那樣：工人被看成活的工具，貧窮被看作是個人的事，失業甚至被認為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因為可以把工資壓在最低水平上，從而降低生產成本。
馬克思則尖銳地指出了資本的貪婪本性：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會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能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我認為整個歐洲，整個英國工人階級經曆的最困難，甚至是極其悲慘有階段，是從1800年到1870年、1880年這段時間，在19世紀，英國是世界上的霸主，確確實實是由於工業革命的原因，讓它登上了世界霸主的這樣一個寶座，可是在另外一個方麵，工業革命也帶來了很多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勞動者所遭受的、經曆的苦難太大、太重，在當時就引起了英國很多有良知的人的高度重視。”1854年，英國作家狄更斯發表了小說《艱難時世》，主人公葛擂硬是一個工廠主，他的口袋裏經常裝著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隨時準備稱一稱、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狄更斯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諷刺的是那些除了數字和事實，其他什麽都看不見的人，那些最卑鄙、最可怕的罪惡的那些人物。狄更斯說的這些人物，已經眼裏隻有利潤的公司老板們，他們曾經是創業英雄和社會榜樣，現在他們已經坐在了火山口上。
18世紀末開始出現在英國的各種工人運動，此後在歐洲各工業國綿延不絕。“事物發生了變化，必然使舊的秩序被打破，從而產生了獲益者和受損者，從而產生了社會矛盾，這種現象在19世紀大大增加和經濟轉型的加速是同步的。”當歐洲開始思考和修複工業化帶來的社會疾病時，19世紀中後期，美國公司正在變成一個個龐然大物，它們不停地吞噬著新大陸的土壤、糧食、根莖，大口吮吸著物質、製度和權利，社會財富正迅速流向金字塔的塔尖。1896年的調查表明，在美國12%的人口擁有著近90%的社會財富。“在19世紀工業化進程中，尤其在美國內戰後的幾十年裏，社會貧富差距急劇加大，美國出現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導致這些社會問題的原因包括我們之前提到的勞資矛盾激化，同樣還有一個就是城市的突然膨脹。”
早在1865年，解放了黑奴的亞伯拉罕.林肯總統，因為公司權利的擴張感到憂慮。他在臨終時說道：公司已經被推崇備至了，高層腐敗的時期將會來臨，金錢權力集團將試圖通過影響人民的成見來延長自己的統治，直到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上，一部分人手中和合眾國的滅亡。1869年時，著名的曆史學家查爾斯.亞當斯也指出了危險所在，他說：社會創造出一種人造生命，它有可能反過來控製它的創造者。“我們將要講述的故事是一個名叫弗蘭肯斯泰因的科學怪人”，正如英國女作家筆下的科學怪物弗蘭肯斯泰因，科學家創造了它，最終卻反受其害，可是，究竟該如何麵對解決這一問題，人們似乎還沒有這樣的經驗。
歐洲工業國曾經遭遇的社會矛盾，在美國是隨著機械化大生產和大量產業工人出現而日益凸現的，據統計，1888年到1908年期間，美國工業部門發生的事故導致70多萬工人死亡，大約每天有100人喪生。1901年時，鐵路工人中第26人就有一人受傷，每399人中就有一個因工亡故。“當時沒有對工人的任何保護措施，雇主不會因為工人受傷支付一分錢，他們不會這麽做，工人要自己承擔工作中的風險”。這些發現於1890年的照片，記錄下是紐約貧民窟的景象，那是隱藏於摩天大樓下的陰影，沒有公司肯為工人的養老和傷病負責，法院也裁定工人對自己在工作中負傷負有責任，並宣布工資和工時法是違憲的，美國工人曾這樣表達對公司權力獨大的無奈。有人告訴我們說：我們能在票箱中擊敗他們，但是票箱被他們占有著，有人告訴我們說可以到法院去找到正義，但是法案是他們開的。
“（美國）公司已經通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獲得了成長壯大，我們稱之為第二次工業革命。大公司擁有著非常大的權力，與此同時（美國）工人卻力量微薄，工資水平基本上由供求關係決定，這使他們的生活非常不穩定，這一時期充滿了各種衝突，這是一個劇烈動蕩的時代，” 世界就這樣走到了20世紀未知前程的入口上，世紀之交給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不是光輝的物質成就，而是惶惑和錯亂，解決的問題和造成的問題一樣多，平息的爭端和引起的爭端一樣多。雖然人們對新時代的到來並無準備，但曆史已不可能退回到運河船和驛站馬車的舊時代去，而重大的改變，似乎總是從重大的危機開始。
1902年5月，美國賓夕法尼亞西部無煙煤礦區15萬礦工舉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和承認工會的合法地位，這引發了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一場工業危機，直到10月雙方仍舊處於僵持中。為了調解這次舉國矚目的大罷工，就職到一年的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授權組成了仲裁委員會，因替工人辯護而聲名遠播的律師克勞倫斯.丹諾也在其中，丹諾要求公司把帳目拿到法庭上來算清楚，這是一直以來毫無約束的美國公司第一次受到公眾輿論的監督。“這個人深刻領悟了貧窮對於生活的意義，他用難以置信的語言有力地進行表達，他還寫下一部短篇小說名叫《礦上的男孩》，講述了一個被毀掉的孩子。丹諾麵對7位仲裁委員做了一次情緒激昂的演說，這次演說讓那些仲裁委員們開始對煤礦工人有所支持。
1903年2月，美國人聽到了這樣的辯護詞：如果這個國家的文明是靠礦工和勞工忍饑挨餓，靠年僅十二三歲的孩子在塵土飛揚的無煙煤礦撿煤來維持的話，我們越早結束這種文明，越早重新開始新的文明，對人類越有好處。對於如何開始新的文明，丹諾在開場白中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在來這個路上就下定決心要盡全力使勞資雙方不再像以前那樣互相仇視。這是二十世紀伊始，人們對建立社會經濟新秩序的思考，因為，財富階層的貪婪和貧困階層的暴力是從不同方向威脅國家的兩把利刃。“讓任何人都享有幸福的權利、自由的權利和平等的權利，不能動搖這個基本的信念，和對人的自由的一種基本的保證，如果說公司的權利大於人權，或者說，人權和公司之間不能達到一個有效的平衡，那麽它就會使文明的進程受到影響。”麵對美國出現的社會問題，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說：對所有財產和所有殷實之人的無可阻擋的進攻，將敲響合眾國的喪鍾。而如果正派的公民允許生活腐敗和邪惡的富人，沒有限製地、傲慢地主宰國家的命運，這種進攻將勢難避免。
1903年3月21日星期六，判決書公布：工人每天的工作時間縮短到9小時，並得到10%的加薪。持續163天的罷工結束，資方第一次接受仲裁決定，此前這在美國從未有過，一種對話協商機製出現了，它的建立者和實施者是作為公司和個人之外的第三方的政府。“總是會存在這樣一種對立，這認為這也是貫穿始終的，一個基本議題，這就是公平和效率之間的矛盾，市場往往隻受到效率驅動，效率能夠為工人和消費者帶來不是平均的卻非常重要的利益，就像市場會導致不平等一樣”，“於是產生了各種社會運動，並從中誕生了各種社會機製，尤其是社會對話機製，從而使國家加入到雇員和雇主的博弈中，並創建了救助貧困者，保障貧困者生活水平的機製，尤其在19世紀末，比如縮短工作時間、禁止使用童工等。
第1集：公司！公司！
http://video.sina.com.cn/m/gsdll_61128147.html當下公司無所不在的影響力令世人震驚。在數百家乃至數十家跨國公司左右著世界經濟運行的今天，公司已成為最重要的一種經濟組織。公司創造財富、提供就業、帶動經濟增長；公司推動創造發明、產生新的社會文化；公司改變社會秩序、影響製度建設。但同時，公司也放大了人類的貪欲，帶來權力失衡和貧富懸殊。作為開篇，本集從古羅馬到文藝複興後的意大利城邦，從大航海時代的歐洲到全球化時代的今天，用一個個穿越曆史和現實的公司的故事，提出了本片試圖探討的一係列問題：公司是什麽？公司從哪裏來？公司與市場經濟有怎樣的關係？是功，是過，公司如何改變了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 1858年4月10日，泰晤士河畔聳立起一座95米高的新建築，裏麵安置著當時英國最大的一座鍾，重達15噸，分針長度超過4米，大笨鍾後來被視為英國的重要象征，而最初它的出現，則傳遞了一種嶄新的時間觀念——標準時。在此之前，各地的時鍾是根據太陽運行各自調整的，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剛剛出現的鐵路公司挑戰了千年不變的自然法則，因為，如果每個鎮都按照太陽照過各自教堂塔尖的位置來校準時間，火車的運營將錯亂不堪，所以隨著鐵路的蔓延，人們無法再跟著上帝轉了，在幅員廣闊的美國，對標準時的要求更加迫切。1883年11月18日美國第一個全國統一鐵路時刻表誕生，這一天的正午時分，美國東部的時鍾全部回撥，從此，上帝的時間被改用人間的指針來度量，改變這一切的，不是宗教，不是政治，甚至不是科學本身，而是一個叫作公司的組織。當然，被公司改變的，絕不僅僅是時間，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裏，公司改寫了人與人相處的秩序，國與國競爭的規則，今天，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從有形到無形的種種成就，紛紛寫下公司之名，公司是一種組織、一種製度、一種文化，公司是一種生存方式，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在不同的國家，它呈現出不同的麵貌，引領了各具特色的發展道路。
這是一個普通的城市的早晨，這個人是你、是我、是我們，通常情況下，我們對身邊的公司渾然不覺，因為一切都已經像呼吸那樣自然，但是，一旦沒有了空氣，我們就會知道，真空中是無法生存的。2009年時，公司為全球81%的人口解決工作機會，構成了全球經濟力量的90%，製造了全球生產總值的94%，全球100大經濟體中，51個是公司，49個是國家；世界上有161個國家的財政收入比不上沃爾瑪公司，全球最大的10個公司的銷售總額超過了世界上最小的100個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 “公司是創造財富的主要參與者之一”，“在提高生活質量方麵，公司也是十分重要的促進者”，“過去被雇用，我們獲得生活所需的費用，成就自己的人生，養活自己的家人，這些錢是從公司那裏獲得的”，“曆史上幾乎所有的重大革新，都是在公司，而不是在國家層麵產生的”，“公司是一個過程，所有的國家都要用到它”。 世界上每天都有公司開張，每天都有公司倒閉，每天都有不同的公司上演著生死沉浮的故事，時至今日，在世界的大多數國家，辦公司早已不是什麽神秘的事情。 “大約有260萬家公司在英國登記注冊，每年成立的新公司超過35萬個，英國對公司注冊的限製很少，股本金額甚至可以低至1英鎊，幾乎任何人都可以成立公司”，“在美國注冊公司很簡單，不需要任何錢，一天之內就可以創立一家公司，你隻需說：我要開一家公司，這是公司的名字。” 當我們享受產品或是服務的時候，找工作或是創業的時候，抱怨老板或是與同事競爭的時候，公司就在我們身邊。NBA是一種籃球比賽，也是一個公司，每一次完美的對決，都會轉化成合約和錢，公司能將一個人，甚至一雙拳頭、一隻腳，包裝成明碼標價的商品；這是世界上最華麗的聲音，這也是一門財源滾滾的好生意，公司能讓形而上的藝術待價而沽，把最高貴的精神享受換算成一個具體的數字；這是一次國事訪問，這也是一次商務談判，總統身後的顯赫人物，不是大將軍而是大老板，影響現代世界格局的，不再是單單是政治的考量，還加上公司的訂單；這是一場現代戰爭，看得見的是硝煙、戰火，看不見的是提供物流和信息保障的公司，軍隊的效率是外來的、強製性的，公司的效率卻是內生的、主動的，終於，軍隊這個最有效率的組織，也不得不開始向公司學習管理，西點軍校甚而被評為最好的商學院，“離開了有組織的商業活動，我們就不會有現代社會，就無法獲得大多數的商品和服務，無論是公共事業、電力供應、信息通訊、銀行體係或僅僅是產品”，數百年中，公司熱鬧過也沉寂過，它生存下來、強壯起來，並且一點點地滲入到社會的血脈中，終於把自己變成無處不有的存在。那麽，公司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組織？它是如何誕生的呢？ 人類天生就是生意人，正如亞當.斯密所說：交易可能是人的本性之一，它的曆史可能和語言一樣古老。從兩河流域的神廟銀行，到古埃及的奴隸製工場；從絲綢之路上櫛風沐雨的阿拉伯商隊，到北歐繁忙的行會、作坊；從中國明清時期興盛的商幫，到歐洲近代的各種商業同盟，幾千年來，世界上有過各種各樣的商業組織，如今，它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已被淹沒在曆史厚重的塵埃裏，而公司，則在歲月的潮起潮落中逐漸成形。“我們現在一般認為，在16世紀後半期、17世紀初，在英國和荷蘭出現現代股份有限責任公司之前，它的雛形實際上在古羅馬和中世紀的西歐已經出現了”。這幅創作於公元一世紀的浮雕，凝固了2000多年前的一個瞬間，清晨，在燈塔的指引下，一艘商船緩緩地駛進了圖拉真港，據考證，這幅浮雕是一家羅馬公司的招牌，這可能是今天所能見到的最古老的公司影像之一。“古羅馬的商業組織形式，主要是個人合夥製，無疑發展了亞裏士多德，有法、斯有社會的觀點”，羅馬的公司由合夥人共同出資，選舉管理人經營業務，雇員很少超過100人，和今天相比，那些公司在各方麵顯然殾相去甚遠，但重要的是羅馬時代確立的法律原則對未來公司的發展影響深遠。“在羅馬法中，人是指能夠擁有財產權，能夠起訴和被起訴的任何個體，雖然起訴和被起訴不太像是權利，但事實上，它們都是”，“所有權的不可侵犯性，所有權的穩定性或者說權利歸屬的穩定和明確，不僅對商業活動、對整個社會生活都有重要意義”。用法律保護個人權利，明確所有權歸屬，這些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場形成的前提，也許正基於此，很多學者才把發明公司的榮耀歸於羅馬人，但是，隨著羅馬帝國的崩潰，鼓蕩在公司船頭的帆板結成了岩石，真正的公司時代的到來，還要在人被進一步解放之後。這些古老的帳薄是世界上現在最早的商業契約，它們出版熱那亞一位勤奮的抄寫員喬凡尼之手，在許多意大利城市的檔案館中，保留著成千上萬份這樣的契約，契約的內容自然無法和今天的商業合同相比，但是，它們見證了一種新的人際關係和財產關係，它承認契約的雙方按照自己的意願處理自己財產和勞動力的自由。 “市場交換是一種自主的、自由的交換，就是不同的主體，他們各自自主地進行他們自己的產權和別人相交換”，“如果沒有財產權利明晰化的話，它不可能有契約的基礎，也不能有公司的產生”。平等締約的前提是人的平等，發端於意大利的一言堂複興時期，讓出身、門第、等級都不再成為衡量人的標準，人的價值受到肯定，為美好生活而奮鬥受到鼓勵，但是個人的力量終歸有限，“個人可以有一種新的想法，但是要把這種新的想法變成商業化的、有市場價值的，為社會所接受的話，那麽它是通過公司的力量所推動的”，所有的鋪排似乎都等待著，一次曆史性的變化，終於在15世紀就要結束的時候熱那亞籍的航海家哥倫布帶回了關於新世界的訊息，新世界是什麽？是土地、是人口、是資源。後來，人們發現那是一個廣闊的市場。“如果退後一步，總攬世界全局麵貌，世界正在融合成為一個經濟體，邁向一個世界性的經濟體”，再也沒有比市場更重要的風向標了，從這人角度看來，世界頓時變成一個嶄新的模樣。在大航海帶來的金飯碗劇變中，人類數千年來建立在親友、鄉鄰關係中的傳統商業組織已無法提供足夠的人力和資金，商業合作必須跨越血緣和地緣，超越人情和親情。 1893年10月7日，一出喜劇在倫敦西區首演，劇目的名字叫《烏托邦股份有限公司》，劇終時，全體演員加入到一場大合唱中，歌詞是這樣的：湊7個人把一個公司組成，他們一上來就發表一項公開聲明，宣布他們打算在什麽程度上把債務還清。合唱的內容，正是英國關於股份有限公司的規定，7個人就可以注冊並承擔有限責任。19世紀中葉，股份有限公司終於作為一項製度被法律固化下來，“公司最大的三個特征是有限責任、投資權益的自由轉讓和公司的法人地位，這三條是定義公司的最重要的特征”，“所謂法人組織就是若幹人合起來建立一個擁有獨立生命的這麽一個組織，而以前的那種企業、家庭企業或者是合夥製企業它都是建立在家庭財產基礎之上的”。個體公司與合夥製公司至今仍然存在，並發揮著各自的優勢，而股份有限公司的曆史性跨越在於它使得陌生人之間的合作成為可能，它凝聚起生命個體的能力，將其變成強大於任何個人的經濟動力，它給每一個想投身於奮鬥的人搭建了平台。“我認為，公司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革命性組織之一，許多哲學家、作家和學者都曾說過：政黨、國家、宗教是現代社會的締造者，但是我認為真正締造了現代社會的是股份有限公司”。19世紀末，中國協約國英、法、意、比四國公使薛福成這樣評價公司的威力：盡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驅駕風電、製禦水火，亦可也；西洋諸國，所以橫絕四海，莫之能禦者，其不以此也哉！ 公司到底做了什麽讓世人發出如此這般的驚歎驚歎聲呢？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曾經說過：光是製造出令人滿意的肥皂還不夠，還必須誘導大家洗澡，於是，公司發明並傳播了體臭和口臭的概念。有人說，需求決定供給，但公司決不墨守這個成規，公司製造了需求。“從實際的角度出發，公司的本質在於它給了眾開拓市場的機會”。1882年，愛迪生啟動了美國第一座發電廠，人們從此擺脫了地球自轉周期的影響，但是，並非每一項偉大的發明都能變成造福社會的產品，光明源自技術與資本合作創辦的電力公司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尼可拉斯.巴特勒直截了當地宣稱：有限責任公司是近代最偉大的發明，少了它，就是蒸汽機和電力的重要性也會降低。“很多的革新，比如汽車市場、計算機市場，再如我們遇到的新挑戰，氣候的變化、綠色科技、納米科技、通訊科技等等，所有的這些挑戰都是由公司最後攻克解決的”，今天，財務報表已成為真正通行的世界語，隻需這三張表（損益表、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表），人們就能讀懂公司的秘密，在規則的製定和觀念的傳播上，公司往往走在前麵，最重要的是公司深深影響了現代社會的根本秩序。“公司的一個影響是帶來了某種平等，它打破了某些觀念，比如特定的生活方式，隻有貴族或富人才有權享有，比如有些人生來就高人一等”。說是公司締造了美國，也許有些誇張，但是美國的綜合實力顯然是以它所擁有的550萬家公司作為基石的。200多年間，勇於冒險、創新、自我奮鬥的企業家精神，曾經改變了無數個歐洲移民的命運，也改變了新大陸自身的命運。在每一片釋放了普通人能量的土地上，公司的傳奇不斷上演。“我認為，從曆史上看，企業家至少和政治領袖同樣重要，那些偉大的企業家們曾經讓歐洲變得強大，讓美國變得強大，如今也正在讓中國變得強大，他們是和政治領袖一樣重要的人物”，“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情況變得越來越複雜，在其中公司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是否擁有強大的公司已經成為關乎到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問題”，近代以來，任何忽視市場力量，不能發揮公司組織優勢的國家或社會都逐漸凋落，唯籍由公司推動市場經濟的生產力，解放個人的創造力，國家才能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
曆史總在反複地驗證，但曆史並不會簡單地重複，最新的故事是在新興市場中書寫的。兩個曾經的計劃經濟國家，幾乎同時打開了市場之門。1991年後，印度逐漸取消了公司建立和運營的許可證製度，十餘年後，印度的700多家軟件公司使它成為全球第二大軟件出口國，以大象般有力的步伐邁入國際市場；1992年，中國正式確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中國公司從此走上了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今天，除了世界500強企業榜單上的43個席位外，還有4000多萬個中小企業在為這片土地提供發展的動力。“我們找不到一個公司製度不發達，它的經濟可以發達，找不到一個市場不發達，這個國家可以發達，沒有的！所以，現代社會的財富創造、國民財富的積累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公司的發展，它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那些充分利用競爭的國家，吸引更多的智力、才能、資本和企業，並且動員起公共資源，從而成為當今世界上發展最好的國家”。 然而，越是強大的力量越是需要約束，公司可以天翻地覆地改變世界，卻難以擺脫與生俱來的困擾。即使是在公司最榮耀、最輝煌的日子裏，有一個聲音也始終縈繞不去，人們常常告誡自己也提醒他人：公司是個危險的家夥！20世紀70年代，美國普強公司的新藥帕納巴十分暢銷，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發現，這種藥的副作用能夠致人死亡，普強公司召開了特別董事會最終決定繼續銷售，並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因為，藥品撤市時間每拖延一個月，公司就能多掙100萬美元，消息被披露後，整個美國為之震驚。賓夕法尼亞大學專門設計了一個角色扮演的實驗，來研究為什麽會發生這種情況？“當我詢問那些沒有卷入事件的人，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麽，問他們會怎麽做？97%的人表示會將藥品撤出市場，但是，當實驗者轉而扮演起普強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後，同樣的問題卻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答案，董事會上發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有人起辭職，有人很沮喪，還有人大聲爭吵，但是最終沒有人將藥品撤出市場”。普強實驗在十多個國家重複了近百次，結果大同小異，每一組扮演董事會的人都認為這體現了公司的本分即股東利益最大化。 股東利益最大化，公司繞不開的一個詞，構成了多少悲喜劇的根源。“當然，公司會具有破壞性，這是可能的，甚至是很自然的，因為公司需要回報那些投資者”。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公司曾經浩劫了美洲、非洲、亞洲，它將幾萬人變成商品，被它強迫遷移的還有無以數計的植物、動物、礦物，甚至包括細菌和病毒。從鬱金香到房地產，從阿姆斯特丹到新阿姆斯特丹，從1637年到2008年，無數次的股市泡沫都沒能阻止下一次的鋌而走險。首相下野、總統入獄、高官落馬，他們不是第一個，也濁最後一個，金錢與權力的交易，如同一處無法根治的頑疾。當人被物化成機器時，公司卻似乎比機器更冰冷，它苦惱的是自己隻需要一雙手，但卻不得不雇用一個人。自公司誕生之日起，關於它的種種指責就從未消失過，根植於人性深處的貪婪，並非公司之罪，卻因公司而被無限地放大了，然而，逐利的欲望和自利的動機既是災難和危機的培育液，也是公司永葆活力的不竭之源。公司的功與過都來自同一個母體。“我認為有欲望是人的本能，人們想過更富裕，更便利的生活，這種欲望成為動機，科學技術獲得了新的發展，出現了新的發明和新的發現，其結果是在欲望的推動下，創造了今天的現代文明和社會。”美國經濟學家德隆的研究表明：從舊石器時期，到公元2000年的250萬年間，人類花了99.4%的時間，也就是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達到了90國際元，然後花了0.59%的時間，到公元1750年達到180國際元，從1750年到2000年即在0.01%的時間裏達到6600國際元，增加了37倍，換句話說，人類97%的財富是在過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時間裏創造的。帶來這250年財富迅速增長的機製都是市場經濟，而公司組織正是市場經濟中不可缺少的細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在1937年時就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論，認為公司的存在是為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科斯指出，當市場交易成本高於公司內部的管理成本時公司便產生了。“市場經濟首先是一種可以進行自由交易的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中，個人可以選擇用金錢或者才能進行投資來參與經濟活動，也可以和別人聯合組建公司開拓業務”，“我們還沒有找到公司的替代品，可以在市場經濟中從事商業活動，同時，我們也沒有找到市場經濟的替代品。” 作為市場經濟中無可替代的組織，公司在眾愛恨交織的複雜目光下成長、校正、自我更新。這是美國《福布斯》雜誌評選出來的2009年全球最有權力人物排行榜，前10名中有5位出自公司，有財力、影響力和權力的綜合考量後，他們的名字和國家首腦、宗教領袖及王室成員列在一起。公司正在改變世界的權力結構，以至於人們甚至開始擔心最終有一天，公司會收購國家，而不論我們是欣喜還是擔憂，公司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存在著。這是位於倫敦薩維爾街的一家製衣公司，查爾斯.狄更斯曾是這裏的顧客，溫斯頓.丘吉爾留下了衣服尺寸，戴高樂將軍也親往訂做西服，公司曾為維多利亞女王製作禮服，至今仍在為伊麗莎白二世量體裁衣，200多年，他們一直在這條街道上，以家庭傳承的方式保持著精良的工藝，也堅守著自己的信念。“我會充滿希望地說，100年以後，亨利.普爾公司仍然會屹立在這裏！”如今，各種各樣的公司並存於世，它們的產品不同、規模不同、目標不同、管理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它們承載著人們各自的夢想和創造！ 公司已經成為一種生活，它告訴我們如何掙錢，並教給我們怎麽花出去，它引導我們吃什麽、穿什麽，住什麽樣的房子，開什麽樣的車，甚至最私密的個人事務，戀愛、結婚也逐漸由公司幫助打理，但是，我們真的了解身邊的公司嗎？當我們談論公司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麽？ “我認為一家理想的公司是這樣的地方，每位員工都能夠充分參與，並且全力為公司的成功貢獻自己力量。”（杜邦公司董事長柯愛倫） “在今天或者明天創造利潤是容易的，而一個真正的企業和企業當家人的使命是讓他的企業，可以有可持續的收益和發展。”（歐萊特集團首席執行官讓.保羅.安鞏） “公司首先必須有很強的價值觀，並且這些價值觀不應改變，應是持久、永恒的！”（聯合利華公司高級副總裁加文.尼斯） “公司應該傳達一個更好更正確的財富觀，再有一個，公司應該更好地去做一些慈善事業，為整個的社會盡些責任。”（聯想集團董事局主席柳傳誌） “能夠通過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去影響這個社會，完善這個社會，讓每個人懂得交易、平等、分享、透明，我覺得這樣的公司，在我看來是受尊重的。”（阿裏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走過了幾個世紀的公司，正在經曆一次全新的機會和考驗！伴隨著全球化的足跡，公司已不再是一國或者一個地區市場的引領者了，全球資源、全球市場、全球規則，公司夢寐以求的世界似乎正在到來，但是，全球體係卻用另一種方式放大了公司的威力。2008年9月，有著158年曆史的公司雷曼兄弟宣布申請破產保護，全球股市應聲下跌，10月，金融海嘯開始蔓延，整個世界陷入了麻煩……對貪婪的討伐，讓公司再次麵對功與罪的爭辯！ 回顧曆史，重大的危機常常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啟，全球化浪潮下的這場嚴峻挑戰，會將正在網絡化的世界引向何方？ 人們需要重新審視無所不在的公司，“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需要公司，應該受到體積法律框架的約束”，“公司有點像一棵樹的一部分，可以用來建造房屋或拿來打人”，“我們的世界將是這樣的，社會會問，你獲得了利潤，但是如何獲得的呢？”“我認為，任何公司的目標，都是幫助社會變得更加美好，如果不是的話，這樣的公司可能並不需要存在！” 一個沒有公司的社會是無法想象的，但是，當公司的創造力和破壞力都是全球性的時候，我們該如何麵對？這一由人類親手培育的龐然大物，公司到底是什麽？對國家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個人的幸福，公司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麽？ 一切問題從來都沒有唯一和不變的答案。我們出生之前，公司早已落地生根，我們離開之後 ，它還將長存開世，它是我們的過去，也未來，我們無法錯過這個比我們的生命更加古老和年輕的命題。在曆史和現實的交錯中，我們想再次回望來時路——你能看到多遠的過去，就能看到多遠的未來！
第2集：市場無限
http://video.sina.com.cn/m/gsdll_61128149.html 這是300多年前的一個徽章，它是大名鼎鼎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標誌。代表帝國的魚尾獅，護衛者公司商船乘風破浪、縱橫馳騁。徽章寓意著國家和公司的緊密關係，正如當時一位英國政治家所稱：“說公司不行，就是說國家不行！”17世紀開始，歐洲各國競相以公司之名義，踏浪蹈海；公司則憑借政府之特權，逐利全球。這是一段權力與金錢結合、財富和血腥伴隨的曆史。公司在槍炮的護佑下，攻入一個個市場。一個多世紀之後，特許公司的時代宣告終結。 1874年1月1日，經營了274年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徹底退出曆史舞台。英國《泰晤士報》評論道：在人類曆史上，它完成了任何一個公司從未肩負過和在今後的曆史中可能也不會肩負的任務。此時，伴隨著工業革命的快速推進，無數個小公司的興起，改變了延續千年的經濟秩序。經濟權利不再是與政治相結合的一種特權。在世人的膜拜和詛咒中，在死而複生的輪回中，告別特權後的公司真正成為財富的創造者。在一個自由的市場中，公司真正成為富民強國的力量。
1599年秋天，倫敦市場上的胡椒價格突然從每磅3先令上漲到每磅8先令，這場價格暴漲的幕後推手是壟斷香料貿易的葡萄牙和荷蘭。9月24日，倫敦市政廳，80多名憤怒的英國商人聚集於此商討應對之策。自從歐洲人發現了到達東方的新航道，浩瀚的大洋就成為追逐財富的賭場，但麵對一個空前龐大的蛋糕，精明的英國商人卻因為巨大的風險而有些躑躅不前。
阿德裏安·伍爾德裏奇（英國《經濟學人》編輯）：原因是，當時籌資組建一支船隊到東印度群島、印度尼西亞香料群島、印度、美國等地，相當於在今天準備籌措一次到火星或月球的航程。這是一件風險非常大的事。
方德萬（劍橋大學教授）：那些船隻可能因風暴失事，可能會遭遇海盜。他們會和葡萄牙人作戰，荷蘭人會和英國人作戰，英國人也和荷蘭人作戰，而且還會受到東南亞商人的襲擊。
即便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商船來回一次至少也要1年多的時間，這對商人而言實在是太冒險了。作為新加入遠洋貿易的競爭者，英國商人找到了一種匯集資源和資本的新方式。
陳誌武（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但是怎麽樣可以讓不同的老百姓、不同的有錢的個人或者是家族，願意把辛辛苦苦的錢拿出來去冒風險，去交給別人來運作，來管理。所以在當時的16世紀末期17世紀初的英國和荷蘭就推出了股份有限責任公司，這樣的一個工業組織這方麵的創新。
入股集資的方法古已有之，但有限責任的提出卻是開天辟地頭一回。自古以來，欠債還錢都是天經地義，而有限責任則創造了一種新的規則。那就是，在某些情況下欠債可以不換還。對投資者而言有限責任無疑是一種極為有力的保護。
霍華德·戴維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我認為公司最關鍵的特征是有限責任的概念。這一概念起源於英國，它是指當組建公司時，董事們隻承擔有限責任，公司籍此籌資成立。股東們所承擔的責任僅限於他們所投入的金額。
阿德裏安·伍爾德裏奇（英國《經濟學人》編輯）：這意味著，對個人的信任可以稍微變得不那麽重要，因為你不會失去所有的財產。假如你向公司投資了10英鎊，那麽最多也就是損失了這10英鎊。
大大降低了投資風險的股份有限公司，使陌生人之間的合作成為可能。但在個體的信用尚未建立之前，締結合約須借助國家信譽作為擔保。因此在400多年前股份有限公司並非人人可以開辦，它必須經由國家的特許。1599年9月，80多個倫敦商人聚集在市政廳，就是為了創建股份有限公司的特許。還有對東方貿易的壟斷權。他們要以此去和別國商人爭奪香料生意。那麽英國商人們憑什麽向女王申請，女王又會如何處置呢？
湯姆·湯姆林森（倫敦大學經濟史教授）：伊麗莎白女王給予他們特許證是因為可以給皇室賺錢，這就是國家機構用來賺錢的方式。通過向商人們征稅，通過向他們授予特權並收取費用。所以，這其實是一種買賣，國家把信譽賣給了公司。
在當時普遍流行的重商主義思想中，財富總量是一個定數。英國著名思想家洛克這樣說道：“富有並不在於有多少黃金和白銀，而在於比其他國家和鄰國多多少金銀。而誰能控製貿易，誰就能獲得更多的金銀。”
錢乘旦（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那麽君主他一般地采用的方法就是保護和推動商業發展的辦法是什麽呢——他就是壟斷商業，給一些大的對外貿易的公司以壟斷權、特許的權利。
1600年12月31日，身負著英國皇家授予的對東印度15年的貿易專利特許權。一家名為倫敦商人在東印度貿易的公司揚帆出海。依靠眾多的投資人，公司第一次遠航籌措的資金就高達72000英鎊。當時這是一筆大錢，購買力相當於今天的3500萬美元。潮起潮落，此消彼長。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咄咄氣勢，讓海上馬車夫荷蘭感到了威脅。於是，在大議長的倡議下，6家做生意的小公司改組成為一個有國家背景的、大的股份有限公司。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隻在特定人群中募集資金不同的是，荷蘭東印度公司麵向所有市民公開發行股票。它實際上成了世界上第一家上市公司。僅阿姆斯特丹，股票的認購者就多達1143人。持股者有商人、水手、技工，還有市長的女仆。通過這種融資方式荷蘭東印度公司遠遠超越了英國對手。最高時，它的投資總額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10倍。
蓮娜·阿赫塔爾（美國金融博物館檔案主管）：假如你是原始投資者，當你說：“我賺得差不多了，我想拿回我的錢。”你可以在交易所賣出股票從此脫身。同樣，你也可以購買股票，加入到遊戲中。現代公司正式這樣誕生的。
應運而生的股票交易所和銀行，給荷蘭人帶來了爆炸式的財富增長。掙錢的方式很快傳到了英吉利海峽的另一邊。英國東印度公司也開始公開發行股票。資本就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公司的勢力範圍也不斷延伸。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丹麥、法國、瑞典、俄羅斯紛紛加入效仿者的行列。在欲望和血色中，開始了各自的財富征程。弗吉尼亞公司在美洲建立了第一個英國殖民地。荷蘭西印度公司以價值約合今天24美元的物品從印第安人手中買下了曼哈頓島，取名為“新阿姆斯特丹”，這就是今天的紐約。地球才剛剛想世人顯露全貌，就已經成為商業戰爭的疆場。這一時期的公司不僅承擔著為股東創造利潤的任務，更承載著為國家開疆擴土的使命。
阿德裏安·伍爾德裏奇（英國《經濟學人》編輯）：這是個兩全其美之策，政府不用直接控製殖民地，隻要在特許公司裏安排上一些人，他們就會為政府效力。
175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32歲的雇員羅伯特·克萊武率領3千雇傭軍擊潰了由2萬騎兵、5萬步兵組成的印度軍隊，從此開始了由一家公司政府一個古老帝國的血腥曆史。交戰雙方使用的幾乎都是西洋火器，而克萊武的強大戰鬥力與他身後的公司有關。作為一個商業組織，公司保存了它最聰明和最勇敢的成員所獲得的經驗。麵對計劃周密、編製統一、像機器般整齊射擊的公司軍隊，曾經馳騁南亞、中亞的印度騎士一敗塗地。
湯姆·湯姆林森（倫敦大學經濟史教授）：這家公司更像是一個政府而不是一個公司。1813年之後，它已經全然不再是我們理解的公司了，盡管還叫公司，但實際上就是一個政府。
為了扶植公司的海外擴張，英國與荷蘭率先將交戰、媾和、司法、行政等諸多國家權力給予公司。鼎盛時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擁有超過30萬人的武裝力量。這個數字是當時英國軍隊的兩倍。憑借國家權力，公司在各個殖民地發動了殘酷的戰爭，爭搶和占有當地的資源。公司和特權的結合看似達到了一個輝煌的頂點。
18世紀初，英國國務秘書在一次早餐會上熱情洋溢地說：“我們的船滿載香料、油、酒歸來，我們的房價擺滿了金字塔型的瓷器，裝飾著來自日本的手工業品，美洲的草藥使我們身體健康，我們躺在印度帳篷中休息。”陶醉在其中的人們未能預料到，這杯掠奪而來的財富美酒最終會變的又苦又澀。
曆史的轉折可能是從一個天才的賭徒開始的。約翰·勞出生在蘇格蘭的一個金匠家庭，年輕時起就出入歐洲各大金融中心。旅行帶來的廣博知識，加上驚人的數學天賦，使他很快在銀行界脫穎而出。和大多數銀行家的保守風格相反，約翰·勞的私生活放蕩不羈。
皮埃爾·道克斯（法國裏昂第二大學教授）：由於他曾經和一個年輕貌美的婦人有染，這導致他和另一個與該婦人關係極為親密的男子進行了決鬥。隨後，他不得不選擇逃亡，因為他先被判處了死刑又改成監禁。
約翰·勞不是那種坐以待斃的人，他越獄了，逃亡的目的地就是荷蘭。阿姆斯特丹證交所的狂熱氣氛讓酷愛賭博的約翰·勞感到非常興奮。作為一個行家，他也注意到股市的繁榮離不開銀行的支持。然而，約翰·勞認為荷蘭人過於保守，他發現，國家信用可以擔保紙幣發行，使經濟活動的範圍迅速、無限地擴展。換言之，他認為特權有可能創造更大的利潤。約翰·勞需要找一個國家試一試。
1715年，懷揣著改變世界的夢想，他踏上了法蘭西的土地。這一年，窮兵黷武的太陽王路易十四駕崩。他留下的唯一遺產是比法國10年財政收入總額還要高的巨額債務，攝政王奧爾良公爵一籌莫展。焦慮之際，他想起了在賭桌上認識的金融奇才約翰·勞。在法國政府的支持下約翰·勞建立了密西西比公司，將法國在北美殖民地的貿易壟斷權攬入懷中。不過，他並不準備靠經營公司發財，他的目的，是借用公司幫政府解決財務危機。
皮埃爾·道克斯（法國裏昂第二大學教授）：當時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人們既可以用銀行發行的貨幣購買股票，也可以用持有的法國國債購買股票。也就是說，如果你有法國的國債，就可以用他來換密西西比的股票。很多人對這種辦法趨之若鶩，為什麽？因為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紅利是4%，比法國國債的定期收益要高。
整個法國陷入狂熱，至少有30萬人申購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價格飛快地漲了數十倍。約翰·勞被授權組建國家銀行，他控製了整個法國的稅收，並被任命為財政大臣。集大權於一身後，他開始了一場豪賭。
安東尼·墨菲（都柏林聖三一學院教授）：他控製著通用銀行，也就是皇家銀行。他能夠發行越來越多的紙幣，於是他向那些購買股票的人們發行了超額的紙幣，其實是利用皇家銀行的印刷係統保障對密西西比公司股票的堅挺需求。
在約翰·勞的操縱下，法國經濟連續3年快速增長。這種人造的繁榮吸引了同樣因戰爭而負債累累的英國政府。他們也打算把國債轉換成公司股票，被選中的是南海公司。
約翰·凱恩斯（愛丁堡大學法學院教授）：南海公司成立於1711年，持有皇家特許證，基本壟斷了對中美和南美的貿易，這也是公司成立的目的。
接手了近3000萬英鎊國債的南海公司開始發行新股。短短幾個月，股價從125英鎊飆升到1000英鎊。一時間，股份有限公司在人們眼中成了具有神奇魔力的搖錢樹。舉不完全統計，英國在一年中冒出了202家股份有限公司。一個不斷膨脹的股市泡沫正在形成。
為了保護南海公司的利益，1720年4月，英國議會通過《泡沫法案》。宣布，在沒有議會法案或國王特許狀給予的法律權利的場合，禁止以公司名義行事發行可轉讓股票或轉讓任何種類的股份。
約翰·凱恩斯（愛丁堡大學法學院教授）：事實上，法案是由國會議員提出的。當時許多議員都是南海公司的董事和股東。該法案其實在南海泡沫破滅之前就已經通過。看起來這更像是為了把投資者從其他公司吸引到南海公司。
《泡沫法案》出台後，大量的股份有限公司消失了，隨之消失的是投資者的信心。股民如夢初醒，第一次開始關注那些公司如何掙錢，這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南海公司沒有像議員們設想的那樣吸引更多的投資者，相反，它的股價跌至不到原來的十分之一。成千上萬的英國人傾家蕩產，其中包括皇家鑄幣局局長艾薩克·牛頓爵士，他損失了20000英鎊，相當於10年的薪水。這位偉大的科學家感歎到：“我能計算出天體的運行軌跡，卻難以預料到人們如此瘋狂！”人們第一次感受到能帶來財富的公司，同時也可能帶來災難。
此時，因為與南海公司一樣，約翰·勞創辦的密西西比公司也處於崩潰之中，法國投資人損失了5億利弗爾的財產，約翰·勞倉皇逃離。股災過後，英、法兩國采取了最簡單卻未必是最正確的辦法處理善後。在國家的嚴令禁止下，此後100多年間幾乎沒有一家新的股份有限公司獲準成立。
尼克·哈利（牛津大學經濟史教授）：實際上，英國公司的合法組建是在工業革命以後，直到19世紀中期才形成。
一直到死，約翰·勞都堅信自己的計劃原本應該使法國變得更加富強。也許正因為如此，他讓人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了“法國最著名的金融家”一行字。實際上，當這位金融家把公司視為國家工具時，災難已經不可避免。在人們對股份有限公司談虎色變的年代裏，同樣作為國家工具的那些曾經如日中天的特許公司也一天天日薄西山。
公園1770年不安籠罩著倫敦。英帝國在東方的殖民地孟加拉爆發大饑荒，六分之一的居民被餓死。這對此前就已經變得麵臨困境的東印度公司無疑是雪上加霜。5年前，英國政府給予東印度公司孟加拉總督的地位，允許它征收土地稅，但是，這反而造就了更大的公司腐敗。
湯姆·湯姆林森（倫敦大學經濟史教授）：有這樣一個著名的故事：在印度瓦拉納西的英國人年薪約1000英鎊，而實際收入卻高達40000英鎊，多餘的收入都是靠各種勒索和受賄得來的。
阿德裏安·伍爾德裏奇（英國《經濟學人》編輯）：特許公司具有兩棲的特性，既非公共，也非私人，而是介於二者之間。短期內，它們可能非常強大，因為能夠得到政府資金和支持，但他們也非常危險，會變成泡沫化的實體。
一個隻會用強製力去斂財的公司，最終成了政府的包袱。為解救公司入不敷出的窘境，英國議會不得不通過了《救濟東印度公司條例》，授予其對北美殖民地茶葉貿易的壟斷權。但特殊政策不但沒能拯救公司，反而引起了更大的麻煩。為了能自由主宰自己的生意，殖民地的人民不惜與宗主國兵戎相見。此時，想要獲得經濟自由權利的不僅僅是北美大陸的殖民地，還有英國本土的普通公民。
就在東印度公司向議會討要北美茶葉壟斷權的1773年，英格蘭斯塔福德郡的韋奇伍德陶瓷廠收到了一份極具挑戰性的訂單。訂單來自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要製作一套952件的米白色餐具。一年後，韋奇伍德工廠，用1244幅工筆畫交出了一張完美的答卷。此舉讓工廠主喬賽亞名聲大噪。15年前，29歲的喬賽亞·韋奇伍德創辦了自己的企業。這位製陶工出身的企業家革新了生產流程，把原先一個人從頭到尾完成的製陶工作分成了十幾道工序。
就在同一時期，水力紡紗機的發明者阿克萊特在曼徹斯特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家現代意義上的工廠。此時，英國幾乎有40%年齡超過20歲的男勞動力在從事商業與製造業。正是他們啟動了日後影響世界的工業革命。
尼克·哈利（牛津大學經濟史教授）：在棉紡行業有數以百計的小公司被卷入到工業革命中，數目也許並不龐大，但類型基本相同。
亞曆山大·斯坦茲亞尼（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資本家的曆史就是那些從未獲得特許權、可以自由注冊的公司的曆史。
1776年3月8日，英國伯明翰，由兩個合夥人名字命名的博爾頓—瓦特公司向客戶展示了新研發的產品。雖然還是原始的型號，但是，已經能幹100人的活兒了。蒸汽機的出現改變了幾千年來生產完全依賴於人力和自然力的曆史，將緩慢的工業化進程加速為一場真正的革命。對此，公司合夥人博爾頓興奮地寫到：“對我來說，僅僅為三個郡去進行生產是不值得的，但我發現如果為全世界去生產，那確實非常值得的！”不過，博爾頓很快意識到自己根本無法實現雄心壯誌。因為，當時的英國政府明令禁止任何機器設備的出口，違反者，甚至會被處以死刑。到底應該由誰來決定公司的命運呢？
一位50歲的學者在思考著這個問題。就在博爾特—瓦特公司推出蒸汽機4天之後，格拉斯哥大學教授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一書。在這部著作中，斯密批判了用國家力量追逐貨幣財富的重商主義，倡導通過平等契約來發展經濟的自由貿易。
尼古拉斯·克拉夫茲（英國華威大學教授）：他（亞當·斯密）最著名的觀點就是看不見的手。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個體間的自然貿易將會創造出高效的資源分配模式，並有利於提高市場經濟中的收入水平。
斯密認為，每一個人為改善他的狀況而自然地作出的努力，當其具有施展的自由和安全時就是一個十分強有力的原則。他進而指出，不需要借助其他，這種個人的女裏就能給社會帶來財富和繁榮。正是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成千上萬的英國小公司推動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這場革命並無政府強製力作為主導，在紡織、機械、冶金等各個行業中，幾乎看不到必須由政府特許才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尼克·哈利（牛津大學經濟史教授）：活躍在工業革命期間的公司幾乎都是規模非常小的公司，我們可以稱之為家族企業。它們在法律上采用合夥製，合夥人對公司債務富有全責，公司不具有獨立的法人地位。
一個個用合夥人名字命名的小公司，各自為追求利潤而奔波忙碌、發明創造。正是它們的自利行為帶來了全社會經濟能量的一次解放。這也是人類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解放
L·E·小波澤爾（美國法學家）：這是一場轉變，經濟活動由底層的人們來組織，而不再是頂層的人們。這當然是一場非常重要的轉變。
盡管公司規模不大，但與重商主義時代相比有了一個重要的變化，大量生產性的工業公司開始取代傳統的商業貿易公司成為經濟舞台上的主角。19世紀初，正是它們為歐洲和北美生產了63%的布匹、54%的煤炭、58%的鋼鐵。當英國製造的工業生產能力足以甩開世界後，新型的工商業者們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打破特許公司對海外貿易的壟斷，建立新的經濟秩序。
（1733年飛梭出現織布速度提高，1765年珍妮紡紗機出現棉紗產量增加，1771年水力紡紗機廠出現現代工廠誕生）
錢乘旦（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當工業革命創造了相當一批小工廠主、小企業主，把這批人推到了工業革命的最前沿的時候，這些人就痛感國家壟斷政策，某些大的商業集團、商業公司對經濟的壟斷的活動是擋在了他們所試圖走的那個路上。那麽這些人就要求解綁，就是鬆綁。
保羅·肯尼迪（耶魯大學教授）：我們可以繼續通過保護主義對外政府以及獨家的壟斷地位來賺取大量金錢，但是如果選擇了自由貿易，我們可以掙到更多的錢。而且，如果我們讓別人有了錢，他們就能夠向我們購買更多的產品。
1815年，英國的威靈頓公爵在滑鐵盧擊敗拿破侖，橫掃歐洲的法國皇帝在小店主的國家麵前黯然失色。國家的強盛不再僅僅依賴於軍事力量，更重要的是經濟力量的優勢和經濟製度的先進。對於這一輪的英法較量，有人這樣評價：戰爭的勝利不僅是不列顛軍隊的勝利，也是市場經濟的勝利。就在滑鐵盧之戰的兩年前，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英國的貿易壟斷權被徹底廢除。當法國政府還在努力經營國有公司的時候，英國政府已經逐漸轉換了角色，它要把公司交還給市場。
1830年9月23日，雨下了一夜，到早晨絲毫沒有停下來的跡象。就在這樣的天氣裏，仍有20萬人走出家門，冒雨守候在從利物浦到曼徹斯特30英裏的鐵軌邊上，等待見證由公司開通的世界上第一條公共鐵路的正式運營。伴隨著火車的到來，股份有限公司這個曾飽受爭議，從天堂跌落地獄的經濟組織也迎來了浴火重生的機遇。
詹姆斯·莫裏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很多工程中，鐵路的例子是最著名的。當然還有修築運河的工程，比如蘇伊士運河，這些都是需要大量資金的工程。問題是如何籌集資金呢？股份公司因此就成為了一種鼓勵人們投資的有效方式。而且可以讓人們放心，他們不會損失得太多，這是一個絕佳的策略。
19世紀中期，英國完成了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高聳入雲的煙囪噴散著縷縷煙霧，龐大的廠房發出隆隆的轟鳴，鄉村生活的恬靜漸行漸遠。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鐵路、電報、蒸汽輪船、冶金、石油，一個個新型的行業存在著巨大的機會，也存在著巨大的風險。如何才能更上層樓呢？
陳誌武（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沒有工業革命，就可能沒有現代公司存在的必要性。當然換一個角度來講，如果沒有現在公司的存在和發展，工業革命的快速進程也可能不容易出現
1862年，綜合此前約20年的相關法案，英國通過了《公司法》。英國貿易局表示，以前成立股份公司是一項特權，我們希望能把它變成一種權利。從此，成立公司不再需要政府的特許，它隻需要7個人簽一份組織章程，登記營業處所，對外自稱股份有限公司就可以了。這個法案後來成為世界各國《公司法》的藍本。
蒂姆·莫斯（英國公司注冊處企業策略指導）：這項法律創立了有限責任的條款，它使得公司的董事和投資人在有限責任公司的投資更加安全，這實際上鼓勵了更多人投資公司，從而促進了經濟發展。
約翰·凱恩斯（愛丁堡大學法學院教授）：《公司法》的價值在於允許人們在政府的控製之外，在一定的框架之下自由地組建一家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再次粉墨登場。經曆了痛苦而漫長的誕生期後，它由特許變為自由的注冊，由特權變為平等的權利。與之相隨的，是由壟斷到競爭，由封閉到開放的市場的形成。在市場機製下重生的股份有限公司已經脫胎換骨。它不再隻是少數上等人的遊戲，而成為普通人登台表演的機會。它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落地生根。英國因此真正成為引領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接下來的競爭就看誰能更好地在無限的市場裏發揮現代公司的能量了
1851年3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這樣寫到：那裏的人民既擁有我們的知識、我們的技巧，又有一個廣袤的大陸供他們自由支配，並且從英國和歐洲的每一個國家不斷新增加資本和人口。從近60年來兩國的相對進步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推論：美國終將淩駕英國之上，就像下一次日蝕必將出現一樣。
這似乎是一種預言。此時，舊大陸發明的火車已奔馳在新大陸的原野上，大公司的時代呼嘯而來。
第3集：獵富時代
http://video.sina.com.cn/m/gsdll_61128201.html 前言 1776年，美國獨立前夜，一本不到20頁的小冊子開始流傳，小冊子名為《常識》。作者托馬斯·潘恩用樸素的文字激勵人們反抗暴政和奴役。北美獨立戰爭期間，《常識》一書對民眾的影響力僅次於《聖經》。1904年，美國《企業家》雜誌選用《常識》中的一段話作為發刊詞，此後百餘年中滄海桑田、物是人非，但扉頁上的這段話卻從來沒有改變，它被稱為企業家誓言：我是不會選擇做一個普通人的
如果我能夠做到的話
我有權成為一位不尋常的人
我尋找機會 但我不尋求安穩
我不希望在國家的照顧下成為一個有保障的國民
那將被人瞧不起 而使我感到痛苦不堪
我要做有意義的冒險
我要夢想 我要創造
我要失敗 我也要成功
我拒絕用刺激來換取施舍
我寧願向生活挑戰 而不過有保障的生活
寧願要達到目的時的激動而不願要烏托邦式毫無生氣的平靜
我不會拿我的自由與慈悲做交易
也不會拿我的尊嚴去發給乞丐的食物做交易
我決不會在任何一位大師麵前發抖
也不會為任何恐懼所屈服
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
驕傲而無所畏懼
我勇敢地麵對這個世界
自豪的說
在上帝的幫助下 我已經做到了
I do not choose to be a common person
It is my right to be uncommon---if I can
I seek opportunity---not securityI do not wish to be a kept citizenhumbled and dulled by having the state look after meI want to take the calculated riskto dream and to buildto fail and to succeedI refuse to barter incentive for a doleI prefer the challenges of life to the guaranteed existencethe thrill of fulfillment to the stale calm of UtopiaI will not trade my freedom for beneficencenor my dignity for a handoutI will never cower before any masternor bend to any threatIt is my heritage to stand erect, proud, and unafraidto think and act for myselfto enjoy the benefit of my creationsand to face the world boldlyand say:“This, with God’s help, I have done.”
第三集 《獵富時代》
1862年，68歲的範德比爾特決定，告別經營42年的航運業轉而投身鐵路。68歲轉行，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個冒險的決定。範德比爾特根本不需要這種風險，當時，他是美國最大的航運商，擁有2000萬美元的資產，是美國最富有的6個人之一。吸引範德比爾特去冒險的，也許就是冒險本身，50年時間他都是這麽闖過來的。1810年，16歲的範德比爾特向母親借了100美元，買下了一條舊船，開始了紐約灣的渡輪業務。雖然借的是母親的錢，但除歸還本金外，範德比爾特還支付了10%的利息。或許在他看來，在這個借貸契約中，自己的身份並不是兒子，而是一個擁有獨立人格，可以平等簽約的個體。 斯圖爾特·布魯明（康奈爾大學曆史係教授）：在19世紀初至19世紀中葉，範德比爾特是那種被美國人叫做“向前衝”（go ahead）的年輕人。向前衝，是我們經常提到的詞，意思是抓住機會、超越自我，而不隻是停留在當地，重複著父輩和祖輩所做的事情。向前衝就是要激勵自己前行，那是一種非常個人化的東西。1824年深秋，正是紐約水路貨運的黃金季節，航運公司的老板們卻被告知他們必須退出生意。因為，當時紐約水域的獨家壟斷權被判歸利文斯頓家族所有。利文斯頓是紐約州的第一位大法官，曾經主持過華盛頓總統的就職儀式。但是，眼睜睜看著掙錢的機會沒有了，範德比爾特船長心有不甘。
T·J·斯蒂勒斯（《範德比爾特傳》作者）：年輕的範德比爾特隻受過一點教育，雖然也會寫字，但是不多。他去華盛頓特區雇請了丹尼爾·韋伯斯特，這個人是美國早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律師，範德比爾特讓他來和最高法院打官司。 在美國，這是最高法院裁定的第一個商業案例。表麵上看，訴訟的雙方力量懸殊，無論是財富、地位，還是聲望、學識，範德比爾特都和對手相距甚遠，而這些往往會決定官司的輸贏，有些法院甚至會因此而不予受理。但是，範德比爾特堅持了5年，這起商業案件不僅第一次驚動了美國最高司法機構，在一定程度上，它還改寫了美國曆史。 理查德·西拉（原美國經濟史學協會主席）：紐約州無權規定誰可以在紐約州和新澤西州之間從事航運業務。這一案件從此打通了各州之間的商業往來。T·J·斯蒂勒斯（《範德比爾特傳》作者）：這促使美國建立起一個統一市場，並有助於打破等級社會的觀念。範德比爾特後來成為了一名汽船行業的企業家，開辟了從紐約駛向各地的航線。 此時的新大陸，新秩序正在建立。美國從歐洲繼承了自由經濟製度，卻沒有歐洲那樣堅固的貴族等級傳統。早在獨立之初，社會就為普通人實現夢想做好了準備。1780年，本傑明·富蘭克林從歐洲歸來。這位參與起草《獨立宣言》的開國元勳，憑借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技巧，贏得了整個歐洲的尊重。但是，在美國，真正讓富蘭克林家喻戶曉的卻並非那些國家大事，而是這本《窮人理查德年鑒》。 理查德·泰德羅（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他很少提及上帝或宗教，他一直在談論財富，以及如何獲得財富。 君子不言利，在過去漫長的歲月中這不僅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道德準則，在其他很多國家這也是令人讚揚的社會品德。但富蘭克林卻告訴大家，掙錢不是貪婪，也不為謀生，而是使命、是精神，是最大限度地使人生絢麗多彩，是改變個人命運的最好途徑。 理查德·泰德羅（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在這個新世界裏，原有的規則已不再適用，這是一個契約的社會，我們通過契約而非等級身份達成交易。 頭3個月，《窮人理查德年鑒》就賣了10000本。“時間就是金錢，信用就是金錢”，直到今天，富蘭克林的格言仍然閃亮在塵世間。對於躍躍欲試的人們來說還有什麽比思想解放更能釋放他們的能量呢？不過，要想把能量轉化成財富，美國人還需要一種工具——公司。獨立之前，北美地區成立公司，主要由殖民地業主、總督和議會授權。獨立後，中央政府是否可以行使這項權力呢？1782年的製憲會議上代表們對此爭執不下。最終，達成妥協的美國《憲法》規定中央政府管理州際貿易，各州政府則繼續保留管控公司的權力。這種集權和分權結合的安排，給美國公司預留了發展的空間。 威廉·萊宗尼克（原美國企業史學會主席）：在美國經濟中有很多法律規定和發展方式，各州的地方分權造成了州與州之間的競爭。這通常有利於商業發展，從而使一個州擊敗另一個州。韓鐵（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教授）：他們（各州）出於經濟上的考慮，想把越來越多的公司吸引到他們州裏去，這樣就可以征收公司稅，可以征收注冊費。所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就紛紛地修改一般公司法，競相降低門檻，放鬆對公司的要求。 州與州之間的逐低競賽，給了美國公司得天獨厚的發展良機。一路放權到19世紀30年代特許狀已經用不上了，州政府成了一個登記處，就如同它為嬰兒出生登記一樣。英倫三島上幾百年爭鬥才換來的製度成果被移植到美國後，既卸載了傳統的負擔，又多了寬廣的腹地，公司在空前的自由裏蓬勃壯大。 理查德·西拉（原美國經濟史學協會主席）：我曾經對大部分公司做過統計：1830年時，大約有8000家公司登記，到了1860年大約有25000家至26000家。所以，美國是第一個公司化的國家。 公司對於市場的無限渴求幾乎是一種本能。在美國，這個市場是通過火藥和鮮血來熔鑄的。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林肯總統曾公開表示，在國家分裂麵前，奴隸製的存廢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什麽？是國家的統一，還有由此帶來的統一的大市場。 1862年7月1日，林肯總統簽署了《太平洋鐵路法》，授權兩家公司修建第一條橫貫北美大陸的鐵路線。法案的簽署日期，比著名的《解放奴隸宣言》還要早兩個月零21天。 邁克爾·斯賓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鐵路）公司不僅獲得了巨大財富，並且使美國擁有一個完整統一的市場經濟，創造出更大的財富。 一個統一的，規模龐大的市場，不僅能將分裂的國家再次焊接成一個整體，更重要的是，它將激發起美國人新的財富夢想，給予國家新的前進動力。總統看到了這一點，68歲轉行的範德比爾特也看到了。他買下了許多短途的鐵路，把它們一段一段連接起來。範德比爾特並未修建過一條完整的鐵路，但卻為這個行業帶來了最需要的東西——鐵路網。 加斯·塞隆納（斯坦福大學商學院院長）：如果從這樣一些方麵來考慮，企業家是對公司未來心懷憧憬，並能付諸實踐的人。企業家的目標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資源重新組合起來，這就是企業家的定義。張維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在市場經濟當中麵臨著不確定性，這時候需要有人高瞻遠矚、看清未來，具有這樣一種素質的人就是企業家。借助鐵路網的優勢，範德比爾特降低了運輸費，低廉的價格又吸引了更多的客戶。隨之不斷擴張的是範德比爾特的財富和名聲，他成了名副其實的鐵路大王。鐵軌延伸到哪裏，哪裏就告別了荒涼。運輸業、製造業、百貨業，越來越大的公司快速改變著國家和個人的麵貌。膽量、信念、獨到的眼光，再加上一點好運氣，普通人的傳奇在不斷上演。1864年，24歲的洛克菲勒拿出4000美元的積蓄建起了一家煉油廠。洛克菲勒是一個移民家庭的長子，很小就與母親一道承擔起養家糊口的責任。但他從不抱怨命運的不公，也不抱怨自己的雇主。人到中年以後，在給兒子的信中洛克菲勒這樣談到：是誰給了你就業的機會，是誰給了你建設家庭的可能，是誰讓你得到了發展自己的可能？工作是一種態度，它決定了我們快樂與否。洛克菲勒對工作異常投入，生活卻異常節儉。現在我們能看到的他最早的記賬本是從16歲開始的。 肯尼迪·羅斯（洛克菲勒檔案中心副主任）：洗衣的費用、住宿的費用，所有這些都有記錄，這是一本記錄開銷的賬本。當他稍微富裕一點後，還記錄了曾經借給哪些人錢、誰欠他錢、什麽時候到期，以便按時收賬。 記賬成為伴隨洛克菲勒終身的一種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在他的煉油廠裏，提煉一加侖原油的成本被計算到一分錢的千分之一。如果需要，洛克菲勒甚至會親自追問汽油桶上每個塞子的去向。近乎吝嗇的成本控製使公司更具市場競爭力，每加侖汽油的價格從88美分下降到5美分後，洛克菲勒的企業依然可以盈利。洛克菲勒的嚴苛舉措是出於對行業競爭的清醒認識。在他生活的年代，石油正從家庭燃料逐步變成工業的血液。 阿瑟·博尼（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因此，作為一個優秀的企業家，他認識到了對新興產業的需求。這些產業在當時並不存在，而政府當然不會去創辦這些企業，於是這就成了企業家的事。張維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如果個人沒有自由，法律、文化不鼓勵人們冒險，不鼓勵人們創新，這個社會就不可能出現真正的企業家。 1870年，31歲的洛克菲勒把兩座煉油廠和石油輸出商行合並，創建了美孚石油公司。當時，他常說的一句話是：我不靠天賜的運氣活著，但我靠策劃運氣發達。從那時起，在洛克菲勒辦公室的牆上多了一張地圖，上麵標著所有煉油商的位置。從 1872年2月17日到3月28日，短短39天，洛克菲勒一口氣吞並了22個競爭對手，他還曾在48小時內連續買下6家煉油廠。1872年聖誕前夕，空氣中彌漫著節日的喜慶。這一天，洛克菲勒收到一份聖誕禮物，一瓶紅葡萄酒。熟悉洛克菲勒的人都知道，他是新教徒，滴酒不沾，那麽這僅僅是個惡作劇，還是另有文章呢？送酒的人叫卡內基，美國的鋼鐵大王。 彼得·格拉斯（《卡內基傳》作者）：洛克菲勒打算進入鐵礦石產業，就像他在石油產業一樣。起初，卡內基覺得這很可笑，不僅取笑他，還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他“洛克廢了”。 作為一個蘇格蘭移民，卡內基在12歲那年，第一次踏上了美國國土。由於家庭貧困，卡內基基本沒上過學。他最大的願望就是35歲退休，然後去劍橋大學讀書，為此他拚命掙錢。正如古代雅典人說的那樣，承認貧窮並不是可恥之事，不努力去克服貧窮才是墮落。從14歲開始，卡內基為了1美元的周薪，一周工作6天，每天幹12個小時。一年之後，他的周薪翻了一倍，因為他學會了發電報。電報在當時是新生事物，很多工作機會因此都向這個機敏的年輕人敞開了大門。33歲時，卡內基有能力去完成自己的理想了。此時他已是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業務主管，年薪5萬美元，擁有價值40萬美元的鐵路證券。卡內基辭職了，去了英國，但不是去劍橋大學，而是用所有的錢去購買最先進的煉鋼設備，聘請最好的煉鋼工程師。因為他已經看到鋼鐵將是鐵路時代最緊要的產品。 斯圖爾特·布魯明（康奈爾大學曆史係教授）：那是全新的領域，卡內基作為一個企業家，他明白什麽事新事物，什麽是未來。就像今天從事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人一樣，他們總是在問，接下來是什麽？而在19世紀時，接下來的是電報，接下來的是鋼鐵。理查德·泰德羅（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有些人能夠一直銳意進取，是因為這種精神根植於他們的基因，他們就是這樣的一種人。 自由競爭，把全社會最有奮鬥熱情的人篩選了出來。這些曾經飽受貧寒，生活在特權之外的人獲得了自由之後，他們迸發的創造力讓世人敬仰。卡內基重新規劃了生產流程，從鐵礦石的開采，一直到最終產品出廠，被設計成了一條封閉的流水線。實際上，卡內基的工廠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采用流水線生產製度的企業。不到20年時間，卡內基將每噸鋼鐵的價格從100美元降到了12美元。但是，洛克菲勒卻突然闖了進來，有消息稱，他在大量買進鐵礦山。 彼得·格拉斯（《卡內基傳》作者）：更糟的是，有報道稱洛克菲勒要創建一家鋼鐵廠，在芝加哥或克裏夫蘭和卡內基競爭。卡內基聽說這個消息後，感到非常震驚。 商場如同戰場，看上去一場廝殺在所難免。卡內基卻邀請對手在談判桌前坐了下來。他對洛克菲勒說，隻要你不涉足鋼鐵業，我就買下你所有的鐵礦石。卡內基成功了，作為交換條件，他將利用洛克菲勒的鐵路和船舶運輸自己的全部鐵礦石。和比自己強的人合作，而不是和他們戰鬥，這是卡內基一生信奉的常識。他還特意撰寫了一句話，讓人刻在了自己的墓碑上：這裏躺著的人，善用比自己能力更強的人。合作是理性的成果，喜歡惡作劇的卡內基和喜歡擴張企業的洛克菲勒，他們的理性來自於背後那個責任性機構——公司。機構的理性高於個人的理性。正如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所說，合作和自利兩者結合得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公司。此時，百萬富翁一詞進入了美國人的詞匯中。無數個小公司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貧民窟誕生的百萬富翁。他們的背後是一個個富可敵國的大公司。當美國誕生出鐵路大王、石油大王、鋼鐵大王的時候，德國的公司也在迅速崛起。 維爾納·普路姆珀（德國企業史研究會前主席）：在19世紀80、90年代，德國經濟加速增長。促進經濟增長的不再隻是煤炭、鋼鐵或者鐵路。當時正值第二次科技革命，還出現了化工和電氣產業。而德國公司在這一時期的特點是緊密結合了科學、研發和生產。 1840年1月16日，小雨夾雜著雪花紛紛落下。24歲的普魯士少尉軍官維爾納·西門子正經受著比嚴寒更殘酷的打擊。在短短半年之內，父母相繼過世，給他留下9個年幼的弟妹和一大推債務。接過了養家糊口的重任，當務之急就是掙錢。這個出身寒微，身無長物的年輕人該如何起步呢？他唯一可以依賴的，是自己的頭腦。早在德意誌統一之前，普魯士政府就在為千萬個像維爾納·西門子這樣的人創造成功的條件。
維爾納·普路姆珀（德國企業史研究會前主席）：其中最具有意義的一點在於普魯士政府支持了教育，通過大力支持行會學校和職業學校的發展，培養行會負責人，培養技術工人，以此來提高行會裏勞動力的素質。沃爾夫岡·柯尼希（柏林工業大學教授）：在德意誌帝國於1870年至1871年成立之後，這些工業院校對機器製造、電氣技術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院校的畢業生大都投身工業，不僅在生產部門工作，而且進入到企業的研發部門。 1872年時，光是慕尼黑大學的化學研究員就比英國各大學化學研究員的總和還要多。柏林學院則提供了一個兩年的課程，教授如何開辦與管理工廠。科學、研發、生產，在德國第一次結合在一起。畢業於柏林炮兵學院的維爾納·西門子將這種才能完美地集合在了自己的身上。 弗蘭克維騰多爾弗（西門子公司檔案館館長）：維爾納·馮·西門子之所以遠遠領先於同時代的競爭者，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是，他不僅是個技術員、發明家，還具有很高的商業天賦。他發明了電氣設備，將其推向市場並且不斷革新。他還懂得如何進行市場營銷，從中獲得利潤。1843年，西門子發明了電鍍技術，並將之成功地推銷到了英國。整個家族的生存狀況得到明顯的好轉。經過7年的打拚，到31歲時，維爾納·西門子已經擁有好幾項發明專利。不過，他已經不滿足於僅僅改變自己的命運了。1847年10月12日，西門子和哈爾斯克合作成立公司。20年後，西門子的發明成功地把機械能轉變為電能，在公司的推動下電氣化時代開始了。在德國，為經濟增長做出貢獻的企業家享有崇高的地位。1889年，德國皇帝親自授予西門子貴族頭銜。當許多地方忙著把貴族變成商人的時候，在德國，人們把商人奉為貴族。19世紀時，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式全球經濟的龍頭。但是隨著美國和德國發展出新的大企業，引進新的組織方式，力量的平衡開始轉變。1913年，美國製造的商品已占全球工業產出的36%，德國占16%，英國則占14%。一位英國經濟學家感歎道：“我們最富有的商人突然消失了，他們的兒子放棄了財富，嘲笑他們父親的職業，設想成為更榮譽的紳士，然後茫然無知地揮霍祖輩的不動產。”英國曾經被稱為小店主的國家，此時卻把企業看成是被金錢弄髒了雙手的人。 阿德裏安·伍爾德裏奇（英國《經濟學人》編輯）：英國人崇拜紳士和藝術愛好者，其實商人、賺錢的人和職業經理人。這種偏見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末，對英國損傷很大，讓英國這個第一個工業國家失去了很大的市場份額和領導地位。 而在新大陸，企業家們正忙於聯合、兼並、擴大規模。美國第30任總統柯立芝說，美國是一個搞實業的國家，所以，需要一個為實業界服務的政府。建一座工廠就是蓋一座聖殿，在工廠幹活就是在那裏做禮拜。這一切成就了企業家的雄心，也成就了美國。在19世紀結束的時候，它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新的發動機。此時的美國，50家左右的大公司掌握著60%的產品和服務，製造了空前的繁榮。 韓鐵（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教授）：美國公司法走向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這個曆史進程是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基本上完成的。而民主化就使得公司成了幾乎是每一個美國公民都可以用來建立自己企業的一種組織形式和法律形式。而那個自由化就使得公司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大大的擴展。 然而，就在這個獵富者的黃金歲月中，質疑的聲音出現了。1902年，專門揭發醜聞的期刊《麥克盧爾》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名為《標準石油公司的曆史》。文章詳細地披露了洛克菲勒如何打敗一個個競爭對手，又如何毫不留情的吞噬他們的資產。其中包括洛克菲勒的同胞弟弟——弗蘭克。 肯尼迪·羅斯（洛克菲勒檔案中心副主任）：如果有的公司不想賣給他們，並執意按照自己的方式經營，那麽，他們就會想方設法消滅對手。因此，他們尤其被那些石油生產商和煉油公司視為非常無情、冷血的生意人。 親兄弟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弗蘭克幾次公開譴責他的哥哥，並且把自己兩個早逝的孩子的遺骨從家族墓地裏遷了出來，免得以後同洛克菲勒永遠躺在一起。 肯尼迪·羅斯（洛克菲勒檔案中心副主任）：某種程度上，洛克菲勒把弟弟弗蘭克看做是一個普通的競爭者。像商場上其他對手一樣，並不會因為手足之情就特別寬待。約瑟夫·普拉特（休斯頓大學商學史教授）：洛克菲勒麵對的矛盾，貫穿了美國曆史上的一個時代。那時候，經濟領域幾乎沒有規則，政府的力量非常薄弱。適者生存，進入石油行業的人要麽與洛克菲勒競爭，要麽被擠出這個行業。洛克菲勒也一樣，也可能失敗。 近乎瘋狂的擴張時洛克菲勒建立起標準石油托拉斯。1898年時，它的產量已經占美國精煉石油總量的84%，並控製了近90%的石油運輸。洛克菲勒對合作夥伴說，繼續努力吧，我們要永遠記住我們是在為窮人提供用油，而且還得是又便宜又好的油。洛克菲勒並沒有覺得自己有什麽不對。在掌控石油行業的10年中，他將日常用油的價格降低了80%，但他並沒有意識到，壟斷破壞了市場的公平，公司這個自由競爭的產物正在變成自由競爭的障礙。 約瑟夫·普拉特（休斯頓大學商學史教授）：大公司的成長，特別是標準石油公司，讓人們感到恐懼。因為當時這是非美國式的，你看起來不應該在公司世界，擁有如此大的權力，。市場應該可以自行糾正一個人怎能擁有整個行業？邁克爾·斯賓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從某些方麵看，人們爭議的不是壟斷本身，沒有人會說微軟的市場份額不是靠自己爭取來的，問題是他們過度阻礙了新的競爭者進入。 1911年5月11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標準石油違反了《反托拉斯法》，並將它拆分為34家新公司。也許，在最高法院宣判之前，許多美國人心中已經做出了有罪的判決。因為在他們看來有比廉價商品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讓每個人都擁有平等參與競爭的機會。那也曾是洛克菲勒輝煌人生的起點。 路易斯·高隆（約翰·霍普斯金）大學教授：基本上美國強調的是機會平等，而不是結果平等。收入和財富可以不一樣多，但是機會必須要平等。 一個通過自我奮鬥獲得成功的普通人，沒有權利阻止其他的普通人獲得成功。一個通過社會賦予的自由而登上舞台的公司，沒有權利控製其他公司的自由。無論是誰，如果成了自由的扼殺者，最終受傷害的，也將包括他自己。 肯尼迪·羅斯（洛克菲勒檔案中心副主任）：他們（洛克菲勒等）以一種負麵的方式通過一些被視為惡劣的事，幫助美國確立起各種法律，搭建了美國商業製度的基本框架。 公眾的褒獎和貶斥不斷流淌在所有的公共輿論和公共情感之中，不知不覺地引導著公司和公司的主人。人類的成就感僅僅用財富是無法滿足的。當人們揮手告別19世紀最後一抹晚霞時，美國的巨富們開始在各大城市修建或資助博物館、音樂廳、管弦樂隊、大學、醫院以及圖書館。 張維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當我們看到現在發達國家好多的製度，甚至他們的文化和200年前很不一樣，甚至和100年前都不一樣。企業家就是這種社會製度、文化變革的重要的推動力。
一次捐贈會上，卡內基這樣說道：“當我死後，為平生所作所為接受上帝的審判時，我認為自己會得到一個無罪裁決。在我的努力下，這個世界已經比我初識它時，多出了幾許美好。”一個沒有企業家的國家是貧弱的，一個不能誕生偉大企業家的時代是缺乏創造力的。當企業家的慈善成為一種反哺社會的集體行為時，便事實上地形成了對貪婪的社會平衡。 1937年5月23日，98歲的洛克菲勒在睡夢中離開了這個世界，在他的遺物中有一張小學同學們的合影，但在這張被洛克菲勒視若珍寶的照片中，卻沒有他本人的身影。照片背後隱藏著一個辛酸的故事。兒童時代的洛克菲勒很少有照相的機會，所以那一天他十分興奮，甚至醞釀了好幾種微笑的表情。但因為衣著太寒酸了，所以在拍照的最後一瞬間，他被老師和攝影師排除在了合影之外。這一幕，也許一直定格在洛克菲勒的內心深處。沒有人知道，無可比擬的財富是否彌補了他的缺憾，也沒有人知道無可比擬的財富是否帶給他新的困擾。財富英雄和他們所處的時代陷入功與罪的長久爭論之中。
第4集：進步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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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集 進步之痛
前言從日後的發展來看，1886年被看作公司史上重要的年份。這一年，配方神秘的可口可樂誕生在亞特蘭大，百貨王西爾斯公司開始從郵購業務起步，強生和兩位兄弟正共同開創全新的經營領域，喬治.伊斯曼研製出了第一架自動照相機，兩位德國人則獲得了第一輛汽車的專利權。就在1886年，美國最高法院宣布，公司被視為憲法下的自然人，受到《權利法案》的全麵保護，法官斯蒂芬.菲爾德曾在判決書中這樣寫道：幾乎所有需要動用大量資本的企業都是以公司形式組織起來的，給我們的人民衣食，美化他們的住宅，減輕疾病帶來的痛苦，救濟貧困者，並使我們在過上富裕生活的同時，還具有高尚情操的，不是其他，正是公司。但是，也就在1886年，美國芝加哥的幹草場響起了爆炸聲和槍聲。5月1 日，幾十萬美國工人舉行罷工，芝加哥的聲勢更為浩大，目的是爭取8小時工作製。這一年，美國的罷工多達1500多次。公司曾經獲得了那個時代最大膽的勝利，人們對公司的狂熱，曾經就像一次集體朝聖。工業化的快速進程，使得世界在19世紀100年中所發生的改變，遠遠超過此前的3000年，然而，正因為如此，世界也不得不同時麵對與進步伴生的矛盾、衝突甚至災難。 第四集 《進步之痛》 1885年，世界上第一棟鋼構架的大樓落成了，作為城市化的重要象征的摩天大廈由此進入人類曆史。芝加哥是當時世界上人口增長最快的城市，也被稱為一座真正的城市，時人將它比喻成一個天天打開的工具箱、一個天天報時的大鬧鍾、一個打卡機、一件工裝，使每個走近他的人感到活力、信心和力量。1893芝加哥舉辦了新大陸發現400周年紀念世博會。世博會上，有一本宣傳冊專門向世人介紹了芝加哥市郊的普爾曼鎮——美國第一座標準化的公司鎮。“這裏非常美麗，適宜居住，有很多漂亮的花園和福利設施，除了工廠，還建造了娛樂場所，比如運動場、劇院等，這是一個令人愉快、有吸引力的居住場所，當時其他公司也在製造鐵路客車，普爾曼要和他們爭奪優秀的人才”。創建小鎮的喬治.普爾曼是火車臥鋪車廂的發明者，他希望用良好的生活環境給自己的公司帶來更穩定的勞動力。宣傳手冊上，那是一個消滅了一切醜陋、糾紛和邪惡，慷慨提供了一切，永遠能給人們帶來自尊、節儉、清潔、道德的小鎮，然而，工人們的感受似乎並非如此美妙。數年間，普爾曼鎮上一直衝突不斷，並最終爆發了一場暴力行動——1894年7月4日美國國慶日，芝加哥沒有慶祝活動，攜帶格林式機槍的聯邦軍隊開進城市，十二萬五千名鐵路工人正在罷工，衝突中13名工人被打死。西北鐵路公司的律師克勞倫斯.丹諾親眼目睹了這幅景象，他震驚不已。人類的鮮血灑在這個全美國最大的屠宰場上，丹諾對此產生了深刻的懷疑——自由和平等難道隻是一個寫在紙上的原則。難道公司擁有某種特權？他決定為被捕的工人領袖辯護，為此，丹諾辭去了人人羨慕的鐵路公司律師一職。“他的舉動在當時非同尋常，離開實力雄厚的公司，加入到工人當中，離開爭端的一方加入到另一方，這個想法本身與行動一樣具有象征意義”。丹諾的對手就是喬治.普爾曼，大罷工是從普爾曼公司開始的。從一個普通用工變成百萬富翁的普爾曼是美國式傳奇的一個代表。20歲那年乘坐了條件惡劣的火車臥鋪後，他用一晚時間設計出了舒適漂亮的新型臥鋪車廂，並說服鐵路公司采用了自己的專利，一步步改造了全美國的鐵路客運係統。19世紀後期，普爾曼車上的風格成為對美國工業發展成果的總稱。“飛機出現之前，人們靠鐵路出行，乘坐臥鋪車廂是非常奢華的旅行，然而，製造這些車廂的工人們卻受到普爾曼的殘酷對待，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待遇悲慘，收入微薄”。在經濟蕭條的1893年，為確保公司盈利，普爾曼把工資降到了貧困線以下，工人們在公司鎮的房租卻絲毫未減，工人委員會前去交涉，但普爾曼拒絕一切和談，雙方的矛盾最終升級成國慶日的流血對壘。由於丹諾的出色辯護，鐵路工會領袖最終被輕判為6個月徒刑。普爾曼並沒有出庭，他說，他的職責對公司和股東負責。《芝加哥論壇報》評論說：這不足為怪，身為一家大公司的老板，他隻有眾多的下屬而沒有上司，他習慣的是發號施令，而非回答問題。沒有上司意味著沒有約束，意味著公司不僅是物質上的強者，也是製度上的強者。當美國的公司逐漸擁有了曆史任何一個經濟組織都不曾有過的經濟力量時，它開始有了超越社會控製的能力，進而成為一個支配者，越來越疏離於人類的傳統情感。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公司正在變成沒有靈魂的利維坦，那是《聖經》中描述的由神創造出來的怪物冷漠、沒有人性，喪失道德感。但就在那一時期，美國、英國、德國的很多大公司都建起了與普爾曼鎮類似的公司鎮，老板們說：這麽做的目的就是為了醫治工業化帶來的城市弊病，振奮精神和維護倫理道德。既然如此，他們又為什麽會對工人的貧困處境毫無同情呢？普爾曼的回答是：工人掙多少錢完全是公司的事，工人無權幹涉，這並不隻是他一個人的觀點。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價格當然由市場決定，這是19世紀中後期很多公司老板心目中的邏輯。他們認為，如果嫌勞動條件不好，嫌工資太低，工人完全可以選擇不來，可是，難道工人們的生存要求錯了，兩者的矛盾究竟源自哪裏呢？“推動工業化，需要依靠勞動力。這些勞動力通常來自生產率提高後的農業經濟，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下降，使得這些勞動力可以流向城市。人們為了尋找就業崗位，隻能接受更差的勞動環境。”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英國，最早經曆了經濟社會轉型之痛。大量農民離開土地進了城，麵對的卻是一個勞動力供大於求的市場，於是，就像恩格斯敘述的那樣：工人被看成活的工具，貧窮被看作是個人的事，失業甚至被認為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因為可以把工資壓在最低水平上，從而降低生產成本。馬克思則尖銳地指出了資本的貪婪本性：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會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能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我認為整個歐洲，整個英國工人階級經曆的最困難，甚至是極其悲慘有階段，是從1800年到1870年、1880年這段時間，在19世紀，英國是世界上的霸主，確確實實是由於工業革命的原因，讓它登上了世界霸主的這樣一個寶座，可是在另外一個方麵，工業革命也帶來了很多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勞動者所遭受的、經曆的苦難太大、太重，在當時就引起了英國很多有良知的人的高度重視。”1854年，英國作家狄更斯發表了小說《艱難時世》，主人公葛擂硬是一個工廠主，他的口袋裏經常裝著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隨時準備稱一稱、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狄更斯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諷刺的是那些除了數字和事實，其他什麽都看不見的人，那些最卑鄙、最可怕的罪惡的那些人物。狄更斯說的這些人物，已經眼裏隻有利潤的公司老板們，他們曾經是創業英雄和社會榜樣，現在他們已經坐在了火山口上。18世紀末開始出現在英國的各種工人運動，此後在歐洲各工業國綿延不絕。“事物發生了變化，必然使舊的秩序被打破，從而產生了獲益者和受損者，從而產生了社會矛盾，這種現象在19世紀大大增加和經濟轉型的加速是同步的。”當歐洲開始思考和修複工業化帶來的社會疾病時，19世紀中後期，美國公司正在變成一個個龐然大物，它們不停地吞噬著新大陸的土壤、糧食、根莖，大口吮吸著物質、製度和權利，社會財富正迅速流向金字塔的塔尖。1896年的調查表明，在美國12%的人口擁有著近90%的社會財富。“在19世紀工業化進程中，尤其在美國內戰後的幾十年裏，社會貧富差距急劇加大，美國出現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導致這些社會問題的原因包括我們之前提到的勞資矛盾激化，同樣還有一個就是城市的突然膨脹。”早在1865年，解放了黑奴的亞伯拉罕.林肯總統，因為公司權利的擴張感到憂慮。他在臨終時說道：公司已經被推崇備至了，高層腐敗的時期將會來臨，金錢權力集團將試圖通過影響人民的成見來延長自己的統治，直到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上，一部分人手中和合眾國的滅亡。1869年時，著名的曆史學家查爾斯.亞當斯也指出了危險所在，他說：社會創造出一種人造生命，它有可能反過來控製它的創造者。“我們將要講述的故事是一個名叫弗蘭肯斯泰因的科學怪人”，正如英國女作家筆下的科學怪物弗蘭肯斯泰因，科學家創造了它，最終卻反受其害，可是，究竟該如何麵對解決這一問題，人們似乎還沒有這樣的經驗。歐洲工業國曾經遭遇的社會矛盾，在美國是隨著機械化大生產和大量產業工人出現而日益凸現的，據統計，1888年到1908年期間，美國工業部門發生的事故導致70多萬工人死亡，大約每天有100人喪生。1901年時，鐵路工人中第26人就有一人受傷，每399人中就有一個因工亡故。“當時沒有對工人的任何保護措施，雇主不會因為工人受傷支付一分錢，他們不會這麽做，工人要自己承擔工作中的風險”。這些發現於1890年的照片，記錄下是紐約貧民窟的景象，那是隱藏於摩天大樓下的陰影，沒有公司肯為工人的養老和傷病負責，法院也裁定工人對自己在工作中負傷負有責任，並宣布工資和工時法是違憲的，美國工人曾這樣表達對公司權力獨大的無奈。有人告訴我們說：我們能在票箱中擊敗他們，但是票箱被他們占有著，有人告訴我們說可以到法院去找到正義，但是法案是他們開的。“（美國）公司已經通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獲得了成長壯大，我們稱之為第二次工業革命。大公司擁有著非常大的權力，與此同時（美國）工人卻力量微薄，工資水平基本上由供求關係決定，這使他們的生活非常不穩定，這一時期充滿了各種衝突，這是一個劇烈動蕩的時代，” 世界就這樣走到了20世紀未知前程的入口上，世紀之交給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不是光輝的物質成就，而是惶惑和錯亂，解決的問題和造成的問題一樣多，平息的爭端和引起的爭端一樣多。雖然人們對新時代的到來並無準備，但曆史已不可能退回到運河船和驛站馬車的舊時代去，而重大的改變，似乎總是從重大的危機開始。1902年5月，美國賓夕法尼亞西部無煙煤礦區15萬礦工舉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和承認工會的合法地位，這引發了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一場工業危機，直到10月雙方仍舊處於僵持中。為了調解這次舉國矚目的大罷工，就職到一年的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授權組成了仲裁委員會，因替工人辯護而聲名遠播的律師克勞倫斯.丹諾也在其中，丹諾要求公司把帳目拿到法庭上來算清楚，這是一直以來毫無約束的美國公司第一次受到公眾輿論的監督。“這個人深刻領悟了貧窮對於生活的意義，他用難以置信的語言有力地進行表達，他還寫下一部短篇小說名叫《礦上的男孩》，講述了一個被毀掉的孩子。丹諾麵對7位仲裁委員做了一次情緒激昂的演說，這次演說讓那些仲裁委員們開始對煤礦工人有所支持。1903年2月，美國人聽到了這樣的辯護詞：如果這個國家的文明是靠礦工和勞工忍饑挨餓，靠年僅十二三歲的孩子在塵土飛揚的無煙煤礦撿煤來維持的話，我們越早結束這種文明，越早重新開始新的文明，對人類越有好處。對於如何開始新的文明，丹諾在開場白中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在來這個路上就下定決心要盡全力使勞資雙方不再像以前那樣互相仇視。這是二十世紀伊始，人們對建立社會經濟新秩序的思考，因為，財富階層的貪婪和貧困階層的暴力是從不同方向威脅國家的兩把利刃。“讓任何人都享有幸福的權利、自由的權利和平等的權利，不能動搖這個基本的信念，和對人的自由的一種基本的保證，如果說公司的權利大於人權，或者說，人權和公司之間不能達到一個有效的平衡，那麽它就會使文明的進程受到影響。”麵對美國出現的社會問題，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說：對所有財產和所有殷實之人的無可阻擋的進攻，將敲響合眾國的喪鍾。而如果正派的公民允許生活腐敗和邪惡的富人，沒有限製地、傲慢地主宰國家的命運，這種進攻將勢難避免。1903年3月21日星期六，判決書公布：工人每天的工作時間縮短到9小時，並得到10%的加薪。持續163天的罷工結束，資方第一次接受仲裁決定，此前這在美國從未有過，一種對話協商機製出現了，它的建立者和實施者是作為公司和個人之外的第三方的政府。“總是會存在這樣一種對立，這認為這也是貫穿始終的，一個基本議題，這就是公平和效率之間的矛盾，市場往往隻受到效率驅動，效率能夠為工人和消費者帶來不是平均的卻非常重要的利益，就像市場會導致不平等一樣”，“於是產生了各種社會運動，並從中誕生了各種社會機製，尤其是社會對話機製，從而使國家加入到雇員和雇主的博弈中，並創建了救助貧困者，保障貧困者生活水平的機製，尤其在19世紀末，比如縮短工作時間、禁止使用童工等。在歐洲大陸，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快速工業化的德國出現了最為激烈的社會對抗，也出現了新的機製探索，在1883年到1889年，在宰相俾斯麥的推動下，德國議會先後批準了由國家建立疾病保險、意外事故保險和老年與殘疾保險等3項保險法案。“這在當時的世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當時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這樣政府出台的大規模的社會保險，一些歐洲國家後來逐漸效仿德國，為工人們建立了社會保險機構”。據說德國政府的社保計劃，是受到一個公司的啟發。早在1836年德國企業家艾爾弗雷德.克虜伯就以自己的企業為基礎。為員工和家屬提供了應對生病和死亡的保險。有遠見的公司很早就開始尋求改變。在1815年的一次火藥爆炸事故之後，杜邦公司決定向死亡工人的家屬支付養老金。“在美國，杜邦公司是第一批向員工支付加班費和夜班費的公司，也是第一批為員工開設儲蓄帳戶的公司。如果員工在賬戶存入100美元，年底時公司會支付6%的利息，這些都是公司為員工所做的事情，杜邦還是美國第一批為工傷員工聘請外科醫生的雇主。”在工業化道路上狂奔的百餘年中，市場機製悄然調整著公司的行為，但是，隻有高於個體公司自願行為之上的製度力量，才能形成真正的製約。今天為人們所熟知的歐美各國的相關製度設計是曆史上許多慘痛有代價換來的。芝加哥的肉類托拉斯一直是美國餐桌上各類肉食的提供者，但1906年2月一本名為《叢林》的小說讓整個美國都惡心得翻腸倒肚。作者辛克萊在小說裏描述了芝加哥肉品廠的生產場麵，“病死的動物被用作肉製品加工原料，毒死的老鼠也和肉一起來製作香腸，腐臭發酸的肉也被利用作為原料來製造正品，有的工人失足落進高溫的大肉桶，除了骨頭以外整個人也就熔化了，他們被送到消費者的手中，就成了高級食用豬油”，因為這幾頁紀實性的文字，辛克萊先後被5家出版公司拒絕，有的提出條件，隻要刪掉那幾頁就可以出版，但辛克萊不為所動，結果小說一麵市，就引起了巨大轟動，25000冊書在首發45天後就被搶購一空，白宮也收到了一本，覺得難以置信的總統派出勞工部長，去工廠進行突擊調查。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城市化的發展、市場的擴大，美國人吃的東西，不再是鄰居生產的，也不再是附近他所認識的，那些銷售商賣給他的，而是不知道是什麽人生產的，所以這個時候就給了那些大公司在這方麵為了牟利弄虛作假的一個機會”，“在市場經濟下，公司有創造財富的動機，但常常也會為了獲取利益不懂盤剝他人、破壞環境，所以我們要保證公司創造財富的動機，不能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當一些美國公司把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當成市場競爭的唯一手段後，小說《叢林》的發表終於激起了西方社會的憤怒情緒，後來作為英國首相的邱吉爾說：這部可怕的書刺穿了最厚的腦殼和最硬的心。一些有頭腦的人開始擔心，國家會在這種極度自私的逐利行為中崩潰，認為應該給公司這頭狂暴的野獸拴上韁繩了。自由是公司的生命，但是沒有限製的自由是危險的！隻有當自由不再隻是觀念價值，而被確定為法律價值和製度價值之後，它才值得被尊崇和堅守。“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曆史第一次出現了大眾媒體報紙成為大多數人的日常讀物，他們揭發了發生在身邊的社會問題，包括屠宰場等場所惡劣的衛生狀況，這讓政府感到壓力，不得不進行行業規範，例如整頓屠宰業。”貪婪需要恐懼來平衡。要醫治西方工業化國家積累了一個多世紀的沉屙，社會監督猶如救命的藥引，法製完善則如治本之方，而同樣重要的是修複人們被欲望蒙蔽了的心靈。1911年3月25日位於美國紐約市埃斯克大樓的三角女工襯衣公司發生大火，那是一個周六下午4點左右，“最荒唐的是那個死人最多的的9樓，兩個通向樓板的門其中居然有一個是鎖著的，據說是為了防止工人偸東西，所以這樣以來的話，大火一起，整個工廠陷入一片混亂”，這場無情的大火和146個消失的生命，撼動了素來人情冷漠的金錢之都。4月5日，陰雨綿綿，紐約的華盛頓廣場凱旋門下，停放著一具空棺，數萬名工人和市民進行了一場沉默的遊行，沒有口號，也沒有呼喊，隻有哭泣，哀痛仿佛沉默的河流，從曼哈頓的心髒淌過，那一刻，人們重新發現，還有比金錢更寶貴的價值。有人將它稱為改變美國的一場世紀大火，它實質性推動了一係列保護性法律的製定，也讓人們想起了一些似乎已被遺忘了很久的事情，辦公司掙錢的初衷究竟是什麽？究竟什麽才是真正的進步？“在現代有一個重要爭論，公司合法而重要的目標是什麽？他不僅作為一個經濟組織，而且還要作為一個社會組織引起這一爭論的部分原因是市場體係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它不能解決分配的問題，不能解決歧視的問題，也不能解決諸如環境之類的問題。”邁入20世紀的人們，開始重新認識市場、認識公司，麵對這一新的課題，政府、社會、法律都在尋找自己的位置，劃定權力的邊界，而公司又將如何定義自己的角色扮演，尋找通往未來的新路徑呢？1914年1月6日，美國密歇根州高地園從淩晨3點開始，就有人冒著深冬的嚴寒來到這裏，7點半的時候已經有超過1萬人在排隊，一天前，福特汽車公司宣布將把工人的工作時間減到8小時，同時提供每天5美元的工資待遇，這是原先2.34美元日薪的兩倍多，很多人都表示不解，因為福特公司每年將為此多支出近1000萬美元，而當時它的年利潤剛超過1000萬美元，有經濟學家批評福特把聖經的精神錯用在工業場所，拿博愛主義做幌子來爭取人心。“美國及至整個世界都為之震驚，這個企業家竟然為工人增加了一倍多的工資，而且沒有受到工會、罷工”，但亨利.福特卻反複強調，給工人以高工資是效率問題，絕不是慈善行為，而工人也無須感激雇主，因為這是一個公平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世界，“支付更高的工資，工人會變得更好，生產力會提高，因此，這個時期，勞工關係獲得了一定的緩和，這些工人反過來又成為公司大規模生產的產品的消費者”，事實上，當年年底福特公司的利潤就上升到3000萬美元，福特的邏輯在今天看來似乎不難理解，但是在當時，卻是對傳統觀念的一次顛覆！“亨利.福特堅信消費經濟，他認為美國的未來和普通人的福祉與消費者的富足緊密相連，他希望汽車，特別是T型車，能走向普通人。因此，福特有一個著名的聲明，他希望製造T型車的人都能買得起，福特的天才之處在於他認為消費市場首先依賴於購買力，而不是生產力”。讓生產者成為消費者，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的出現將深刻改變公司的未來，在無數次為維護各自權益而發生的激烈衝突後，8小時工作製，終於成為公司從被迫到主動的一個選擇，在經曆了剝奪、欺詐、壟斷的原始成長方式後，從5美元開始，公司學著理解和修訂追逐利潤的新法則。利益由利益相關者共同決定，那是公司在魯莽的青春期所得到的重要訓示，因為從長遠來講，我們要麽全體上升，要麽一起沉淪——不過，一切才剛剛開始，並且直到今天也遠遠沒有結束，在工業化初始的100多年中，福禍相依，人們一次次地走遠，又一次次地回頭，一個公司化世界還在不斷向前奔跑，帶著喜悅和疼痛！狄更斯在100多年前發出的聲音不在反複回響！這是個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個充滿希望的春天，這是個令人絕望的冬天；我們前麵什麽都有，我們前麵什麽也沒有
第5集：危機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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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集 危機時刻
1929年10月23日，紐約42街的克萊某件勒大廈封頂，這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物，巨大的鋼鐵輪轂、鷹頭裝飾的引擎蓋，各種汽車行業的標誌，裝點著這座319米高的龐然大物，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一種象征，公司創造出龐大生產力將美國的財富和權力托舉到一個新的高度。1929年美國的生產能力超過了英、法、德3車的總和，胡佛總統宣稱：我們正處在取得對貧困戰爭決定性勝利的前夜，貧民窟即將從美國消失！但是，話音未落，危機突然降臨——10月24日紐約證券交易所開盤的鈴聲剛剛響過，交易大廳就被拋售股票的叫價聲淹沒，到中午12點，股票市值縮水95億美元，相當於1928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八分之一，這不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一次危機，當然也不是最後一次，但在當時，還沒有人預料到這是一場雪崩式的坍塌。在金融市場支撐下，肆意馳騁的公司在無邊的自由裏自我膨脹的公司締造了人類從未領略過的成就，也釀成了人類從未曆經過的禍端。公司既是災難的引發者，也是受害者，。這場危機，不僅改變了公司的未來，也深刻地改變了人們對於市場經濟的認識。
第五集 危機時刻
要想拯救自己，必先拯救市場，幾乎是一見麵，紐約5大銀行的代表就達成了這樣的共識，這是1929年10月24日上午，地點是華爾街23號摩根財團總部，這五個人的身後是60億美元的資產，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一筆財富組合，幾個小時後，2000萬美元的救市資金已經安排妥當，銀行家們希望能複製22年前發生的奇跡，因為發生在1907年10月的一幕與眼前驚人地相似，美國經濟在一輪調整增長後，突然掉頭直下，股市震蕩涉及銀行，造成擠兌，當時力挽狂瀾的是摩根財團的創始人皮爾龐特.摩根，“J.P摩根所做的是將紐約所有主要的銀行家如今到他那座非常棒的圖書館裏，在麥迪遜大道與第36街交匯處，他在辦公室裏，銀行家在圖書館裏，他們想盡各種辦法尋找需要的流動資金”，有著雄厚財力的摩根財團和銀行家們讓1907年的美國化險為夷，創造了奇跡的皮爾龐特.摩根被譽為美國現代化大工業的締造者。和以往的工業家不同，摩根締造大工業所用的主要工具是華爾街的銀行和證券市場。1901年在收購卡內基的鋼鐵王國後，摩根組建了美國鋼鐵股份公司，公司市值高達14億美元而聯邦政府同年的全部收入隻有5.86億美元，一位美國曆史學家稱：幾乎可以說華爾街的銀行家創造了工業化的美國而紐約證交所為這個新興經濟體注入了成長所必須的血液。
“紐約證券交易所帶來了經濟的流動性，個人和公司可以通過證交所為新一輪投資和業務擴張進行融資”，“金融是這們一種機製，需要錢的人可以從想投資的有錢人那裏等到錢，不錯，銀行是這個機製的一部分，股票市場也是，華爾街基本上是一個引擎。”
華爾街的崛起使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深度交融，開創了財富製造的新模式。1893年時，美國的工業總產值躍居世界第一，但管理這個強大經濟體的卻是一個職能弱小的政府，聯邦政府對經濟生活一直采取自由放任的態度，甚至在70多年的時間裏都沒有建立中央銀行，於是，當1907年的危機到來之後，皮爾龐特.摩根領導的私人公司就扮演了最後的貸款人角色。
“皮爾龐特.摩根公司實際上成功扮演了中央銀行的角色，把信托公司的總裁們聚到一起，確保可以通過渠道注資到金融係統內。最重要的是，他撐起人們對金融係統的信心”，“很有意思的是，這表明在過去當美國經濟看似陷入危機時讓私營機構站出來做出正確的事情，就可以化解危機。”
麵對危機，公司不但可以自救，甚至可以救市。為此，平日將大公司視為民主的威脅，把巨富們稱為強盜大亨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也不得不稱摩根和那些大銀行家們是有如此秩序和公眾意識的有錢有勢的商人，正因為如此，1929年10月24日當紐約股市暴跌的時候，人們都相信隻要按照當年的方法去做一定能渡過難關。這一次美國人眼中的救星是老摩根的兒子傑克.摩根。
“傑克到相隔不遠的證交所轉了一圈，他決定向股市流入流動資金，希望將股市的下跌和拋售挽回到一個正常範圍內，他和紐約的一些銀行家聯手購買價值2400萬美元的股票，試圖製止急劇下跌和迅猛拋售。”
曆史真的重演了——下午，股價強勁反彈，可惜，奇跡隻持續了一個下午，第二天開始，股價一瀉千裏，一個月後，1800億美元化為烏有，到1930年，美國共有1352家銀行倒閉、26355家公司破產，7月4日美國獨立日，這一天的《紐約時報經》上登出的消息卻是原材料商品的價格跌落到1913年的水平，由於勞工過剩、工資減少，總共有400萬人失業，“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在3年內下降了三分之一，投資在3年內下降了87%，失業率卻上升到25%，美國所有的商業領域包括、房地產業、金融業全部陷入困境”。
1929年的經濟危機究竟是怎麽製造出來的？直到今天，經濟學家們對此依然沒有定論，但是在諸多因素中公司難辭其咎。某種意義上，正是它把自己和整個社會帶進了深淵。在此之前，新興的汽車工業帶動了美國長達10年的高速增長。1914年在美國道路上行駛的汽車總共有126萬輛，1929年通用、福特、克萊斯勒等汽車廠商為美國人製造了540萬輛汽車，燃油、公路建設、維修、玻璃、鋼鐵、橡膠等輔助產業也隨之一同迅猛發展，但是，浮華背後是日益加劇的不平衡，工人工資的漲幅遠遠落後於經濟增長。從1920年到1929年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了55%，工人的工資隻上升了2%。“所有的公司都是為了掙錢，這可能就是公司的原罪。人們做生意就是為了盡可能為自己賺取最大的利潤”，“國內市場一般的工人、老百姓沒有錢買東西的話，它這個經濟的正常運轉也就會出現問題的。”
在工業化大生產的時代，生產工業品的人也是消費它們的人，正是這些數以億計的普通勞動者的消費能力、消費需求決定著公司的生死存亡，但是，作為財富的有效創造者，公司卻並不是一個好的分配者。於是，每過一段時間，社會就會經曆一次供給過剩、需求不足引起的危機。1929年之禍也正是在此前的繁榮中釀就的，而更糟糕的是當生產和消費出現巨大落差時，金融市場正在脫韁飛馳。
一戰爆發後，歐洲大陸上戰火讓美國成了資本獲利的天堂，越來越多的公司將華爾街視為攫取的捷徑。1929年夏末，伯利恒鋼鐵公司有1億5000千萬美元的資金流入了股市，克萊斯勒公司的投資也有6000萬美元，但是隨著大量資金的湧入，金融資本和實體經濟之間漸漸裂開了一道大縫。道.瓊斯工業指數在10年內上漲了400%，而同一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隻上漲了50%左右。“銀行家、普通人都喜歡資產泡沫，因為能夠從相關的金融業務中賺錢，人人都會喜歡財富增加”，“當然，你可以稱之為貪婪，但是在某種意義上那是所有經濟行動的基礎。”
就在人們歡呼繁榮之際，大西洋另一端，貪婪已經掀起了毀滅性的巨浪。靠販賣絲綢起家英國克拉倫斯.哈特立公司，短短幾年間，就成為一個工業和金融的帝國，即使在華爾街也能呼風喚雨，不幸的是1929年9月，這個風光一時的公司偽造股票交易憑證掩蓋巨額虧損的事實被曝光，引起倫敦和紐約股市的一片恐慌，仿佛是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被推倒，連鎖性的危機爆發了，當摩根財團都無能為力的時候，還有誰能夠挽救市場。
1907年危機渡過後，意識到自己力量不足的美國政府成立了聯邦儲備局，但是麵對1929年的華爾街，美聯儲並沒有采取行動，在絕大多數美國人的意識裏市場自有上帝之手去平衡和調節。“如果當時政府投入巨額資金，局麵可能會有很大不同，有可能會讓美國走出大蕭條”，“一連串的政策失誤，銀行大量倒閉，金融業的危機和資產價值的暴跌，最終迅速衝擊了實體經濟。”
該管的沒管，不該管的卻管了起來。1930年6月美國國會通過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貿易保護法案，修訂了1125種商品的進口稅率，其中增加稅率的商品有890種，據稱這樣做的理由是為了保護美國公司。“人們在失業、行業在虧損，競爭環境惡劣，人們認為應該得到保護，其實，獲得保護的唯一方式就是讓自己變得更具競爭力，但不幸的是有時候我們也會像當時那樣想。”
作為被保護的對象，並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讚同，政府應對危機的這一措施，通用汽車公司駐15個國家的49個海外代表向華盛頓民了106封電報說的都是同一件事，新稅法將會孤立美國經濟，並招致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蕭條。大約1000名美國經濟學家聯名上書胡佛總統要求終止這種愚蠢的做法，摩根財團的高級合夥人拉蒙特後來回憶自己在白宮力勸總統的場景時說：我幾乎要給他跪下了！但是《斯姆特.赫利關稅法》最終還是通過了。
“這次關稅提升，在美國過去的100年裏是最驚人的，也是幅度最高的，它引發了其他國家的報複行動，所有國家都開始設置貿易壁壘，自由貿易崩潰，它和通貨緊縮一起加劇了大蕭條。”
報複接踵而來。加拿大將16類美國商品的關稅提高了30%；意大利對美國汽車征收了100%的關稅，凡歧視英國商品的國家，英國對其商品一律征收100%的關稅，一年之內，大約60個國家出台了貿易保護法案，這些以牙還牙的法案導致的結果歐洲的貿易總額下降了三分之一、美國商品出口下降了82%，其中僅克萊斯勒汽車對歐洲的出口量就驟減了一半。危機像病毒般蔓延，全球貿易額萎縮60%。公司在這場經濟寒冬中瑟瑟發抖，沒有人知道，春天還有多久才能到來？
此時的美國經濟，僅僅用衰退已經不足以形容，為此人們發明了一個新的詞匯：“大蕭條”。
一向信奉市場萬能的美國，麵對一個極度崩潰的市場，不得不作出自己的新選擇。“那時候大公司已經感受到了危機，危機對實體經濟產生了惡劣影響，政府不得不進行幹預，以防止它演變成一場災難，況且情況已經很糟了。”
1933年3月美國新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就職演講中，傳達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信息。他說道：“美國人民不是束手無策！在這個緊急關頭，他們已經授權政府采取直接的、強有力的行動，他們要求在政府領導下有紀律、有方向，他們選我出來實現他們的願望！”
“美國總統羅斯福打破了最低限度的國家正常狀態。他推行了一項製度，使國家可以直接雇用失業者，控製農業領域的生產價格，直接創造並管理一部分經濟活動”，“政府還組建了民事保護集團公司等機構，讓失業的年經人獲得了工作，為政府工作，為政府修建道路、建設國家公園。”“我們的競選口號是什麽？蘇茜”。“好日子又回來啦”，“好樣的，正確！”
政府的行動帶來了經濟複蘇的希望，美國的公司和政府進入了新的蜜月期，就連高度雲集自由市場的摩根財團掌門人傑克.摩根都感慨道：所有國民都十分欽佩羅斯福的作為，我們過去從來也沒有經曆過類似的事情。
但蜜月總是短暫的。1933年春天，摩根財團接到傳票準備接受國會調查，這隻是一個序幕，在總統敦促下，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將去了解惡劣銀行行為的所有影響，這無異於頒發了全麵調查華爾街的許可證。在此之前，華爾街這個美國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本質上是一個百萬富翁和金融掮客的私人俱樂部，幾乎無人管控。5月23日深藏簡出的傑克.摩根出現在公眾麵前。“傑克.摩根在聽證會上，從未被指揮有任何不當行為。聽證會是調查性質的，或是為了收集信息，試圖了解華爾街如何運作以及如何進行改革”，“當公司做了好事，我們不會記得；當公司做了壞事，就會被看作，整個政治體製中的大惡棍。”
也許，70多年前的小摩根隻是一個替罪羊，但他見證了一個沒有監管的金融時代的終結。美國政府以此為契機，為資本市場建立起新的秩序。1933年5月27日，總統簽署了《聯邦證券法》，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部規範證券市場的法律，6月16日國會通過了《1933年銀行法》，根據這項法案，強大的摩根財團被一分為二。
“它對於塑造資本市場極為重要，因為它通過新的法律來約束公司，例如，要求他們披露商業信息，這在以前從未有過”，“其實，當時公司不願意這樣做，認為這不過是更多的政府幹預，但事實上，它有利於公司的長遠發展。當公司發行債券、籌集資金時，它可以提高公眾對財務報告真實度的信心，從而使得華爾街和美國市場吸引了更多的投資者。”隨著證券交易監督委員會的成立，那些在華爾街上翻雲覆雨的金融大亨和弄虛作假的上市公司，都被套上了籠頭。
從20世紀30年代的這次危機開始，人民逐漸意識到市場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這是資本崛起的過程中一個劃時代的轉折點。從此以後，監管一詞出現在各國經濟運行的軌跡中。政府對於經濟運行的態度不再是放縱自由，取而代之的是混合經濟模式，這是人們對市場經濟製度的一次重要修正。
“現代經濟主要是混合經濟，而不簡單是市場導向的經濟，或者是公司導向的經濟，我不曾知道，在哪一個重要的市場中沒有這樣或那樣的政府管製”，“重要的是，所有市場都要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之下運行，那種認為存在可以為所欲為，完全自由市場的想法是錯誤的，即使在英國這樣自由開放的經濟中也不存在。”
此時，在古典經濟學的故鄉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約翰.凱恩斯已然顛覆了傳統思想，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凱恩斯創建了一個以國家幹預為中心，以消除經濟危機和失業為目標的學說體係。“他曾經說，政府應該在經濟蕭條時進行投資，通貨膨脹也是發展所必需的，他是一位英國的經濟學家，他讓英國人懂得如何調控經濟，後來，這些觀點又影響了美國。”
凱恩斯的理論被稱為經濟學的一次革命，有人稱其影響就像是哥白尼對於天文學、愛因斯坦對於物理學，因為它改變了此前100多年中隻由市場之手調節經濟運行的理念。從此，政府對於經濟生活的必要作用被重新估量。
“自由市場存在很多不盡如人意之處，這是使用自由一詞的問題所在。自由聽起來很好，但是我們不能將自由市場和好的市場混為一談”，“羅斯福新政的一個核心內容之一就是政府對市場規則、經濟規則，做更多的介入，做更多的界定。”
對當時正在解救危機的各國政府來說，凱恩斯常說既是一種注解，也是一種理論支柱。美國政府在加大投資，提供就變的同時，提供了一係列維護市場秩序和社會公正的法律。經過幾年的調整，妻子從丈夫手中接到了久違的工資袋，失業者領到了能保證一日三餐的救濟金，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也有了一個遮風擋雨的庇護所。政府就在身邊，這是美國人從未感受過的衝擊。1933年5月，迪斯尼公司上映了動畫片《三隻小豬》，片中的主題曲《我不怕大灰狼》一夜之間風靡全國。有人稱讚此曲對於鼓舞美國士氣的作用堪比羅斯福新政。
當大多數公司身陷絕境的時候，好萊塢則迎來了長達10年的黃金時代，龐大的美國電影產業開始形成。每年高達500部的影片給人們難得的歡樂和慰藉。1935年時，美國隻有1億人口而電影院的座位加起來卻超過1100萬。
經過幾年調整，美國的市場漸漸趨於平穩，不過，在同樣沉陷經濟泥沼的德國政府卻在挽救危機的過程中漸漸走向了一個極端。在工業巨子克虜伯的辦公室裏，醒目地懸掛著希特勒的肖像，下麵寫著：同元首在一起，直到勝利！德國的公司和多數民眾都相信：希特勒是複興德國經濟的希望所在。事情在開始的時候似乎的確如此，“整個國家大舉借債，然後製定了一個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比如修造高速公路等，同時，大量製造武器，這一係列舉措的結果是1933年之後，德國在經濟領域取得很大成就，在整個世界範圍內成為最成功地走出經濟危機的國家，被國家主義和利潤至上所鼓蕩的德國公司成績斐然，1939年裏，它們為國家儲存了足夠吃兩年的糧食，和27萬噸豬油、醃肉和黃油，還有170艘各類戰艦、3350輛新型坦克、8295架作戰飛機和140萬德國士兵，依靠政府的訂單，6年時間，克虜伯公司的純利潤就提高了近18倍，“企業家非常樂於接受政治性指標，因為他們可以不停地生產，他們能一直獲得訂單，這沒有任何問題，這要比市場好得多，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要比市場好得多，那時候根本沒有人問任何問題，從這方麵講1933年到1939年的德國納粹政權展示了資本主義是完全可以和專製獨裁完美結合的。
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就能重現經濟繁榮，美國的許多公司似乎並不願意接受這種觀點，當1933年的《工業複興法》出台後他們明確表達了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和堅守，在那份法案中規定了工人一周最長的工作時間以及最低的工資額度。
“我認為當時美國很多大公司的領袖包括亨利.福特，都極力反對此項措施，他們認為工資應該由市場決定，如果政府給工資設定基準，會讓美國公司難以競爭。”
對此，亨利.福特表示如此做法，公司倒是消受得起，然而，這就象拿家裏的家具當柴燒，過不了多久，柴火燒完了，家也沒了。福特曾率先旅行8小時工作製和5美元的工資製，但那是公司為盈利而主動選擇的，而在經濟蕭條，大多數公司的利潤微薄之際，規定工資額度無疑會增加成本，企業要麽轉嫁給消費者，要麽裁員，否則就隻能再次倒閉。
對《工業複興法》的爭議持續了2年。1935年美國最高法院以8：1的票數宣布《工業複興法》違背美國憲法予以廢除。這一的，最高法院一口氣取消了11種新法，危機爆發後的幾年中，為了雇傭和救濟失業者，政府花掉了30億美元，這相當於上屆政府的全部預算。大量的政府工程和非營利的國家公司使得國債在短短幾年內翻了接近2倍，為此，政府不得不增加稅收。
“這項稅收政策也遭到了福特和很多重要商界人士的反對，就像我之前說到的那樣，他們認為政府在以一種極其不好的方式幹涉市場，這樣做會損害競爭，削弱公司之間的競爭力。”
在增稅的同時，政府開始大量削減公共財政支出，羅斯福總統相信：美國經濟已經走出了穀底，政府可以退出市場了。然而，事與願違，增稅迫使許多公司不得不減員增效，而公共支出的減少又砸碎了許多人的飯碗。失業，是每次經濟危機都必須麵對的難題。但工作崗位的提供，最終隻能依賴市場的複蘇。到1939年時，美國的失業率又一次超過17%。剛剛抬頭的經濟，再次被推回穀底甚而有人將此稱為“羅斯福危機”。一位英國經濟學家做出了這樣的評價：羅斯福先生對自己提出的很多問題，也許給出了錯誤的答案。但是，他是現代美國第一個提出正確問題的總統。
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到底處於什麽位置？危機來臨時，政府能做什麽？該做什麽？直到今天，這依然是個重要的問題。
公司惹禍，帶來了社會的重建，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矯正了無數人的絕對自由意識，就像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提出的那樣：政府有責任消除貧困，保護公民免於匱乏的自由。市場可以有效地篩選出強者，但它們無法保護弱者，因此，維護社會安全，保障基本公正的使命，政府責無旁貸。
市場不是萬能的，政府也不是，也許從來就沒有無所不能的拯救者，公司的明天不能等等救星來開啟，就在一片低迷中，一些日後引領經濟潮流的新產業逐漸顯露活力。
“1935年美國通過社會保障法，這意味著政府必須為幾乎每一個受雇傭的美國公民進行存檔，於是，對於這些能處理新數據的機器產生了巨大的需求。”
IBM公司早就為這種需求做好了準備。1929年的經濟衰退對年經的IBM公司來說幾乎是滅頂之災，它當時的主要業務是製造考勤鍾，到處都在裁員的時候，誰還會購買這種辦公設備，明天在哪裏？還有明天嗎？公司創始人約翰.沃森年近花甲卻信心十足，他說：我們不會坐等事情的發生，我們要促使事情發生！老沃森非但沒有縮小生產規模，反而擴大生產，賣不出去就儲存起來，1930年到1933年IBM的生產能力提高了30%，1933年時，公司還建成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工業實驗室，
“如果回顧一下技術研發的曆史，我們會發現，經濟危機對於研發反而是有利的，這導致了市場的整合，就是說力量較小的公司消失了，較強的公司則必須考慮如何合理安排他們的生產以及工作。”
1935年當政府需要對2600萬就業者的資料進行數據處理時，唯一能勝任的公司就是IBM，它就開發的第一個運行乘法的會計機、字母打字機，立即派上了用場，第二年，IBM的銷售收入就達到了2500萬美元，擁有員工9142人，在隨後的幾十年中，IBM幾乎成了工業計算機的代名詞。
無人能夠左右變化，唯有走在變化之前，經濟危機是市場重新洗牌的過程。每一個富有創造力的公司，都會在危機中尋找商機。20世紀30年代，杜邦公司開發的新產品氯丁橡膠，正在替換所有舊式汽車輪胎，克萊斯勒的新車刷新了車速記錄，讓高速公路網有了名副其實的意義。
周一到周五，在家長裏短的廣播節目中插播的肥皂廣告，讓人們認識了肥皂劇，也認識了寶潔公司。新興的實體經濟、被規範了的金融業，以及更加完善的市場體製，為世界經濟重歸繁榮奠定了基礎，不過，由公司證實全球經濟的新一輪繁榮期的到來，還得再等十幾年！
第6集：誰執權杖
http://video.sina.com.cn/m/gsdll_61128433.html前言
在人類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這場戰爭中，一些公司用特別的方式，賺取了知名度。1944年時，箭牌將所有的口香糖都供給了海外作戰的美國部隊，在諾曼底登錄時的士兵們帶著亨氏的自熱湯罐頭衝上海灘，每個周期，荷樂美公司都會把1500萬罐午餐肉裝運到英國和蘇聯，可口可樂則將60個移動罐裝廠送到本國軍隊中，5美分就能一解思鄉之渴。戰爭中，工業實力是決定勝負的關鍵。美國的軍需物資供應得以超過德國、日本的總和，大公司功不可沒，值得注意的是公司貢獻的不僅僅是看得見的物質，它還創造了一種被稱為管理的新產品。1942年1月珍珠港事件不久，曾擔任西爾斯百貨公司副總裁的唐納德.納爾遜被任命為美國戰時生產委員會主席，納爾遜向總統表示：如果我說了算我將全力以赴！他得到的回答是一切聽眾你的安排！職業經理人出身的納爾遜用經營大公司的方法成功動作了這個雇員超過20000名的政府機構。戰後的世界，迎來了一個大公司競爭的時代，人們逐漸意識到管理就是效率、管理就是利潤。管理是公司創造，並自我消費的產品，也是每一個成功組織的必修學問，究竟誰說了算？決策又如何執行？權力的分配、製衡和傳承，對每一個渴望長大、向往永生的公司來說都是必須跨越的製度門檻。
第六集 《誰執權杖》
1945年秋天，二戰的硝煙剛剛散去，在底特律市郊處的費爾蘭恩莊園裏，著名的福特家庭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吵。這一年，亨利.福特82歲了，身體日益虛弱，在妻子和兒媳的極力勸說下，他終於答應讓自己的孫子27歲的小亨利來接管公司，但是年輕的亨利卻對祖父說：除非我擁有絕對的控製權，否則不會接受！老福特大怒，“在他事業的早期，可以說一直到1920年，亨利.福特的管理風格是那種傳統家長式的，他把自己看作是不斷擴張的家庭業務的首領，事必躬親，處處維護自己的地位，控製著大量的決策而不願放權”，“福特把自己的名字寫在公司的大樓上，福特公司的榮譽、道德都和福特息息相關，他要確保他的名字一直會在那，並希望人們會說：你看，這家夥的確非常了解。”將公司與自己視為一體的亨利.福特用流水線和T型車開創了美國的汽車時代，1918年時，奔跑在全世界的汽車中有一半都是T型車，作為商業領袖的福特，風光不亞於總統，但是，20年代中期福特公司的銷售和利潤出現下滑，問題出在哪裏呢？這一時期的美國市場，已萌生了多樣化需求，福特公司連續18年隻生產黑色T型車。亨利.福特說，他對這款車的熱愛超過他見過的所有女性，他相信T型車能永葆輝煌。麵對市場競爭，身為公司總裁的兒子埃德賽提出了開發新車的建議，但大權在握的父親卻堅決反對。“亨利.福特的管理非常個人化，他的管理是靠憑直覺，既不通過調查，也不依據管理原則，他沒有太多時間去考慮，我們今天所說的專業管理，他的經理們基本都清楚，成功的途徑就是迅速有效地做亨利.福特想做的事，而且不能頻繁地反對他。”在於兒子發生了一次近乎決裂的對峙後，亨利.福特不得不同意開發新車來改善公司經營，對他來說，這是一次糾纏著理想、權力和親情的痛苦之舉。福特將新車命名為A型車寓意重新開始，但是，僅僅更換車型並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因為企業的規模正在挑戰一人當家的管理方式。“到20世紀20年代，僅福特紅河工廠就有10萬名工人，這的確是一家巨大的工廠，福特一度試圖掌管所有事務，但這根本不可能，管理變得非常混亂，效率很低，沒有成就”，“在某種程度上，這與政府走過的路有些相似，起初，可能有國王來管理，但是國王能力不足，就可能被更有能力的人取代，立法機關變得更加專業化。”二戰爆發前，福特汽車的市場份額已經有68%下降到20%，戰爭結束時，公司每月虧損達900萬美元，到了破產邊緣。福特父子之間的情感鴻溝，也難再彌合。埃德賽頗具藝術鑒賞力，更為注重汽車的設計風格，但是，他做了24年總裁，卻從未真正掌權。1943年，49歲的埃德賽鬱鬱而終。一個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是有著鋼鐵般意誌的亨利.福特也老了。1945年秋天，麵對江河日下的公司，他在生命苦短的哀歎聲中接受家人的勸告，無奈地把權杖交給一孫子小亨利。亨利.福特二世將用什麽辦法來挽救公司呢？事實上，究竟該如何管理越來越大的企業，這是這一時期所有的企業家都麵對新課題。
作為歐洲最大的電子和電氣公司、西門子的創始人維爾納.馮.西門子曾給哥哥的集中寫道：我創建的這個公司，對我來說更是一個王國。為了使它得到更大的發展，我會毫無保衛的人說的，維爾納如願地成了自己王國的領袖，他不接受任何一名異性加入領導層，隻讓自己的兄弟們協助管理公司。“工業革命時期，當公司開始擴張，很多家庭隨之興旺發展，一些家庭企業變得非常大，也變得非常富有”，但是，隨著規模擴張，協調變得十分困難，維爾納和兩個弟弟意見不一，為了控製公司，這位當家人到74歲才退位，直到去世前，都保留著自己的辦公室，參與公司重要決策，維爾納的理想是創建一個世界性公司，卻沒有盤算好如何控製公司世界，對於第一代公司領袖來說，企業的發展超出了他們的想象。“沒有人知道如何管理現代工業經濟，也不知道什麽規則能使其有效運轉，1860年，美國最大的工業公司擁有4000名員工，到1900年，最大的公司擁有員工多達65000名，在世界曆史上這是史無前例的，所以我們必須找到應對之策。”1945年9月，小亨利.福特正式接班，第二年春天，他聘請了一位副總裁歐內斯特.布裏奇全麵負責經營，歐內斯特又迅速挖來了15位經理人，僅僅一年後福特公司便戲劇性地扭虧為盈，他們究竟使用了什麽樣的高明手段呢？歐內斯特和他的團隊都來自福特公司最大的競爭對手——通用汽車公司，這個對手的成長實在驚人。此時的通用公司已經領跑汽車行業20年，而當初，在福特發布T型車的1908年，通用汽車公司剛剛組建，並且在運營12年後差一點破產，人們將通用汽車的成功歸於一套獨特的管理方式，幾乎所有的大公司都在努力效仿。“另一位來自汽車工業的經理人，他叫艾爾弗雷德.斯隆，他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亨利.福特的缺點，他是第一個在實踐中真正開啟現代係統管理的人。” 艾爾弗雷德.斯隆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1916年他經營的汽車軸承廠被通用汽車公司收購，當時的通用汽車已是美國第5大工業企業，先後控股了40多家汽車公司和配件廠，但在斯隆，那不過是一個脆弱的龐然大物，內部相互競爭，管理者甚至都不知道誰掙了錢、誰虧了本，因為公司連統一的會計係統都沒有。危機很快來臨，不過，對通用和斯隆而言，這同時也是一次轉機。1920年初，在一場意外的經濟衰退中，麵臨停產的通用汽車被杜邦公司收購，經理人斯隆終於有機會登場了，他將自己撰寫的《組織研究》一書送到董事會，同樣在為管理龐大公司而傷腦筋的杜邦欣然接受。
“我們要為每一美元創造更多的價值，隻有這樣，才能實現我們最高的目標。在更多的地方，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產品。”斯隆的目標是為每一個錢包生產一輛汽車。為此，他設計了一種多部門製負責為不同的消費群體提供服務，由不同級別的經理人員共同管理公司。“那是一個分權製的企業，各個分部通過廣泛的會計核算機製向總部負責”，“上層管理的職責是製定目標和策略，而不是進行日常管理，或是介入每一個決策的細節，在當時的世界商業和美國商業中這些都時全新的理念。”隻有時刻活在生死線上、站在懸崖邊上的公司才會擁有自我更新的主動意識，才會有非盈利組織所不具備的內在衝動開辟出嶄新的管理模式。1921年的《財富》雜誌寫道：通用公司之所以能夠避免，許多脊椎動物身子大了，頭腦發展沒有跟上而最終滅絕的命運很大程度上是斯隆先生創造了一種與規模相適應的複合大腦。憑借獨創的製度，通用在短短年時間裏，從崩潰邊緣發展到世界第一大汽車公司。雪佛蘭針對的是一般人，凱迪拉克給有錢人開，奧茲莫比爾是給手頭寬裕但個性謹慎者準備的，別克賣給力爭上遊的人，龐帝克賣給沒錢卻愛擺闊的人。“福特汽車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我認為他們是兩種類型的：一個是圍繞個人建立起來的，一個是圍繞製度建立起來的，其實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這就是曆史的演進。由個人驅動的公司應對的是公司發展的初級階段，對應的是公司發展的初級冰上舞蹈，發明家出現更複雜、多層管理的公司是以滿足現代市場需求的必然結果。”
正如斯隆所說：在獨裁者的公司，一個機構是不能發展成為成功的組織的，如果獨裁者知道所有問題的所有答案，那麽獨裁製度是最有效的管理方式。但沒有一個獨裁者能做到這一點，將來也沒有人能做到。斯隆認為，公司需要聽到多元化的聲音，才能做出更準確的判斷。“有一個關於做決策的故事，在經過一個簡短的討論後，他發現，所有的經理都意見一致。正當大家準備結束會議時，斯隆說：是不是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同意采取這樣行動？經理們說：是的。斯隆接著說：那麽我認為我們應該暫時擱置這個議題，不要在今天做出決定，等到下周，我們再來討論一下，直到出現反對的意見，因為在沒有徹底爭論前，我們不能真正了解我們的決策意味著什麽？”
第7集：各領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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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951年美國人愛德華茲.戴明在日本設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質量管理獎。戴明是二戰後傳授公司經營之法的眾多美國專家之一，30年後他一舉成名。1980年6月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請戴明去做電視訪談，題目是：如果日本可以，為什麽我們不能？節目播出後轟動全國。此時的日本公司已經從一個學習者變為勢不可擋的趕赴者，全世界都在問這是為什麽？就在戴明來到日本的1951年，日本商人鬆下幸之助第一次踏上了美國土地，麵對強大的美國公司，鬆下提出了自己的發展思路，他對屬下說：從前是以一個日本人的立場來考慮事情，如今要以一個世界人的眼光作出判斷。作為一個經濟的世界人，必須利用本民族文化的優長才能從事世界性的經濟活動，當時，也許沒有多少人真正理解鬆下幸之助此言的深意，直到日本公司給世界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人們發現，公司歸根到底是人的組織，在製度和理性之外要想調動人、激勵人、凝聚人，唯有文化，那是公司管理的更高境界，也是效益和利益的新來源，隻有那些善於汲取先進文化並創造出自己獨特新文化的公司，才可能成為時代的佼佼者。
第七集 《各領風騷》
從江戶時代開始，大阪就是日本的商業中心，最繁華的地方叫船場，那裏的商人在日本是出了名的精明。16歲的鬆下幸之助就在大阪電燈公司作學徒，他從船場商人那裏學到了不少經商的理念，“當時船場商人中，流行這樣一種說法，這種說法是：三方得利，意思是說，做買賣要讓買方得利、賣方得利、還要社會得利，掙錢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能持續地掙錢，這一點讓鬆下幸之助受益匪淺。”1918年，23歲的鬆下幸之助，在反複思考後決心像父親教誨的那樣：要以商立身。他從已經幹出點成績的電燈公司辭職，創辦了一家生產插座和電風扇底盤的小公司，並用自己的姓氏命名。鬆下幸之助創業的年代正值日本公司蓬勃發展時期，一批日後逐鹿全球的公司開始草創，同一年，豐田佐吉創辦豐田東京自動紡織社，15年後，這家紡織公司設立了汽車部，田中製造所和東京電氣此時已經營得十分紅火，二十年後，他們合並成了日本最大的電機公司東芝，同樣在大阪起步的夏普公司正憑借創始人早川德治在1915年發明的自動鉛筆而得以擴張，從一個電氣修理車間起立的日利公司，也在1915年時成功製造了7000瓦的水力渦輪機。不過，僅僅在50年前，日本人還錢然不知公司為何物？從歐洲引入這一新鮮事物的是被稱為日本現代企業之父的澀澤榮一，他不僅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股份製公司，還寫了一本書介紹股份公司創辦之法的指導書。1872年，大阪府發布公告，明確要求民眾締結會社、商社，應熟讀澀澤榮一撰寫的《立會約則》。在政府的倡導和扶持下，到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的1896年，日本各類公司的總數達到4596家，其中股份製公司占半數以上，伴隨著公司數量的增長，來自歐美的現代觀念也在不斷地衝擊著日本。日本開國之初，橫濱港對外開放，一位前來觀察的英國記者在報告中寫道；日本人非常懶惰，這麽懶惰的國家，經濟是不會發展的！這讓日本人很氣憤，因為他們一直認為自己很勤勞。“為什麽有這樣的報道呢？恐怕是因為在此之前，日本人做事總是比較隨意，按照自己的時間去做事，但是現代工廠的工作方式是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好規定的工作，到點才能離開。”現代化的生產方式，改變了日本人的時間觀念。遲到一詞隨之出現在近代日語中，在文明開化之風的掃蕩下，日本人剪短頭發、換上西服，跳起了西洋舞，建起了西式一條街，但是，整個社會長期形成的官尊民卑和重士輕商的思想基礎，卻非輕易能夠改變。澀澤榮一逐漸發現，要想有根本性的突破，症結不在於是否學會了股份製的樣式，而在於如何改變阻礙公司發展的社會文化。自明治維新以來，主導開放改革的日本精英階層就意識到：思想解放是國家進步的根本。在澀澤榮一進行實業開拓之際，福澤諭吉則創辦了一所學校來傳播經濟思想。日本常說：公司在慶應。這所日本最早的私立大學在開辦之初，設有文學、理財、法律三個科係，把理財也就是經濟作為科學之一。福澤諭吉的這一做法和他此前的著作一樣，大大震動了日本社會。“福澤諭吉的著作《勸學篇》，第一版賣出了22萬本，當時的日本國民中，每160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讀過這本書的第一版。”
《勸學篇》的開篇第一句話是：“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這位思想家教給日本人的第一件事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沒有人可以淩駕在別人頭上，也沒有人生活在別人身下，“隻有每個公民都成為獨立自主的個人，才能實現國家的獨立自主，立國和使個人獨立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盡管有很多方式能夠幫助立國，但福澤強調必須重視經濟。”因為福澤諭吉成天把經濟掛在嘴邊，士大夫們嘲笑他是賣福澤的諭吉，但他本人卻毫不介意，還第一個走上大學講台去講授經濟學。在他的影響下，慶應大學的畢業生都多不願從政、而願從商。不過，極力主張引入新文化的福澤諭吉並非一個簡單的拿來主義者，“福澤最重要的思想是盡管西洋的東西得到了很好的介紹和接納，但是在應用的時候，如果不把日本人的精神和需求、日本社會的曆史傳統、社會風氣以及社會自身的特點作為根本，隻是把西洋的東西借來使用是不行的。”1910年3月16日，從事實業20餘載的澀澤榮一迎來了70壽辰，他最喜歡的生日禮物是一位企業家送來的一幅畫，畫作中的4件作品寓意了他一生的追求：象征武士道精神的武士刀、代表西洋文化的紳士帽、意指商業活動的算盤、修習倫理道德的《論語》。受此啟發，沼澤榮一開始撰寫著作《論語與算盤》，數十年的政商經驗告訴他要改變輕商賤利和權力本位的風氣，必須在日本傳統的儒教思想和資本主義之間找到一個適當的結合點。“沼澤榮一有趣的地方是：他說如果突然要求學習近代化的知識、學習英語，人們會無法接受，他主張通過大家都容易理解的，通過在當時一些有過教養的人都知道的《論語》和算盤來學習。”沼澤榮一從東方的儒學傳統中為經商找到了高尚的動機：經商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社會，這不僅同理想人格沒有矛盾，而且還是實現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徑，正所謂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這一解釋賦予了商業活動新的意義，進而改變了日本社會的價值觀。“這是現代版的《論語》，闡述了作為經營者必須具有的觀念，從福澤諭吉和沼澤榮一開始，人們有了這樣一種觀點，在追求金錢的同時，如果失去了人心、精神和和諧就很危險了，這正是沼澤榮一著作的主要觀點。”1916年《論語與算盤》一書出版，每本隻賣一日元，人人爭相閱讀，作為日本企業界的聖經。到鬆下逹之助創業的1918年，公司已成為日本經濟的主要支柱，此時正值明治維新50周年。運來天地皆同力。某種意義上掌握權力的組織者一直是社會流文化的決定者和引導者，“明治政府已經建立了現代化的各種製度，奠定了經濟活動的基礎，比如關於合同的理念、所有權的問題，關於這些都分布了法律，也製定了以政府為主導的銀行製度，可以說這些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日本《公司法》出台的1890年，國會頒布了第一部《憲法》，《憲法》強調了天皇的絕對權力，但也賦予了民眾一定程度的經濟自由，規定：日本臣民其所有不受侵害，在保護所有權的同時，明治政府也對產權做出調整，很早就將經營不善的官辦企業委托給私人經營。同步推進的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改革，使得封建特權逐漸崩潰，等級製度日益瓦解，“不隻是封建道德，也可以有新的生活方式，西洋文化的根本是個人主義，強調尊重個人，這種觀念在明治以後逐漸被人們所理解。”1931年，沼澤榮一逝世，皇室成員和政府高官都來為這位企業家送行。商人在日本已不再是士農工商四民之末，而成為受人尊敬的社會中堅。在最初的碰撞之後，日本正在形成自己獨特的新文化，公司在這裏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陽光、空氣和水土。
20世紀30年代，一代新的企業家繼承了沼澤榮一的精神衣缽。1932年5月5日，鬆下幸之助將168名員工全部召集起來，激動地向大家宣布自己剛剛發現的公司使命。“我們如果能像算來水管那樣不停的生產，當然價格就會降低，產品就會變得便宜，人們會方便，生活會更美好，社會會更富裕，這是鬆下電器公司所有員工生存的意義，也是公司的社會使命。”鬆下幸之助把宣布算來水經營哲學的日子定為公司的創業紀念日。將1932年稱為命知創業元年，他認為，過去經商的15年隻是胚胎期，今後的250年才是達成使命的關鍵階段。放在第一位的目標，不是股東利益，而是回報社會和國家。鬆下提出的這種使命感，和鬆下幸之提出的公益即私利的觀點一脈相承，內裏充滿了東方文化的家國氣質。“從根本上來說，歐美注重個人主義，股東是一個一個的個人，經營者也隻是考慮自己、考慮個人的升遷，而日本人認為隻要公司壯大了，自己也會變強。把個人的命運和公司的命運更加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這是最大的不同。這想亞洲也是這樣，大概也是一樣的”，“這知道，有一些文化，但更傾向於個人主義，有一些則更傾向於集體主義。管理體係中的薪酬製度都會映射出文化中的那些因素。”獻身國家，忠誠、勇氣和自我犧牲。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被融入現代企業，公司因此而被獨特的日本麵孔。美國學者傅高義認為，在日本對應當為集體利益攜手合作的認同，仍然保留在所有的公司之中。這個社會所有的組織與個人都擁有國家的目的而造成共同努力的渴望。員工喜歡以公司的名字為自己命名，稱自己為鬆下人，豐田人等等，他們將這種強烈的歸屬稱為“忠”，公司對日本人來說就象是一個更大的家。員工需要這個家，社會文化需要這個家，這是對人類千年傳承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種延續。經營者則扮演著家長的角色，努力讓家庭保持和睦、團結和秩序，讓家庭成員分享幸福，於是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鬆下公司始創的終身雇傭製的年功序列製被廣為使用，幾乎成為日本企業的象征。“我想最重要的一點是大家逐漸建立了這樣的觀念，公司不是股東的，也不是經營者的，而是公司職員的，這是日本企業文化最大的特點。”
第8集：創新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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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7年12月16日美國新澤西州默裏山，物理學家們如同往常一樣又一次開始實驗，他們的研究已經進行了12年，就在這一天，期待已久的結果終於露出曙光，深諳甘苦的科學家斟酌良久，給這個新發明的起了一個名字——晶體管。許多年後，晶體管帶動的半導體產業創造了數萬億美元的產值，成為現代的核心。默裏山被認為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發祥地。而這一改變人類曆史進程的科技成就是由一家公司創造的！晶體管誕生的貝爾實驗室，當時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研發部門。它的前身是貝爾電話公司，如今它屬於阿爾卡特一朗訊公司。事實上，自從智力和資本走到一起，人類社會的發展就呈現出幾何級數，自從有了公司，人類很多的新知識、新發明、新創意都有了明確的創造者和擁有者，據統計，從17世紀到20世紀70年代，被經濟學家認為改變了人類生活的160種主要創新中80%以上都是由公司完成的。今天，全世界70%的專利和三分之二的研究開發經費出自跨國公司。2006財年，美國政府的研發預算為1320億美元，美國公司的研發預算則達到了2000億美元。300多年前，英國思想家培根說道：知識就是力量！而讓知識真正成為力量，讓科技真正成為第一生產力的，並不是知識或者科技本身，而是麵向市場進行創新的公司組織，因為，在創新活動的諸多要素中：製度大於技術！
第八集 《創新先鋒》這是世界上是現在最早的一瓶阿司匹林，距今已有111年的曆史。1899年，它誕生在德國拜耳公司，那是一家剛經營了30多年的顏料企業，從誕生起就有做實驗的傳統，“最初，弗裏德裏希.拜耳和弗裏德裏希.維斯考特都是自己做實驗的，比如，在家裏的廚房，而係統規模的研發出現在20年之後，在19世紀80年代建立起工業實驗室”，阿司匹林被後人稱為：世紀之藥。在拜耳公司的產品銷量榜上多年一直位列前十。這些不斷從公司實驗室中走出的新產品，不僅僅意味著源源不斷的財富，更是在向世人宣告:公司已經成為科技創新的主角。“在公司成為研發主體之前，科技發明主要是由少數傑出人士完成的，他們在大學、學院或者工作室工作，大都是由個體做出發明，然後努力將這些發明推入市場”。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也是發明家輩出的年代。一個發明催生一個公司的方式，在歐美各國十分普遍。經濟學家諾斯認為：英國之所以在工業革命中取代荷蘭，不僅僅是發明和科學活動的增加有關，也不僅僅與紡織、鋼鐵等領域的技術創新有關，而是與生產、投資及市場的新組織方式有關。諾斯所說的新組織，就是將資金、技術和市場聯結在一起的公司。“工業革命最初是由個人創新引導的，但是，為了將它們轉化為產品、利潤和投資就需要公司、需要雇傭人員，簽訂合同等等，因此我們就有了公司。”科技史專家李約瑟曾經指出西方文化的兩個特點：一是認為科學是認識和理解宇宙的唯一有效途徑，二是認為將科學應有於掠奪性技術，從而增加個人財富是天經地義的。也許正因為社會的這一普遍意識，各國政府很早就開始把發明變成財產。專利法保護的是個人的發明權，而個人卻借助公司平台組織資源，於是，越來越多的專利署上了公司的名字。當科技創新日益顯示出創造利潤的能力後，公司對財富的追逐就直接變成了對技術發明的熱愛。19世紀中後期，德國大公司們率先設立工業實驗室，並在化學和電氣工業領域取得重大突破。美國則總在不斷地把舊大陸的經驗放大。1900年眾通用電氣開始，美國公司大步加入研發者的行列。“公司的崛起意味著研究與開發第一次開始係統化，公司取代了個人實驗室，然後宣布我們將從收入中拿出15%來嚐試我們的新想法，即使今年沒有任何收益也沒關係，我們將用十年的收入。”
二百多年綿延壯大的杜邦公司是世界500強企業中曆史最悠久的一家，它從自主研發中得到的回報可謂豐厚。1928年時，已涉足化工、汽車等多個領域的杜邦，開始實施一項新計劃，“他們決定啟動一個隻做研究，純科學的基礎研究項目。他們請來了來自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華萊士.卡羅瑟斯博士”，卡羅瑟斯博士提出了三個條件：一是建造新的實驗室，二是研究課題不受限製，三是提高工資，年薪從哈佛教授的35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杜邦公司照單全收。卡羅瑟斯從此開始了他形容為像煤礦工人那樣的工業奴役生活，雖然辛苦，他卻感到很愉快，他說：沒有人過問我如何安排時間？未來的計劃是什麽？一切就由自己決定。最令卡羅瑟斯高興的是研究資金簡直沒有限製，“1936年他們確認了一種特殊的分子，一種可以成為尼龍的分子——尼龍66，後來它被投入商業開發，在1939年研製出了商業產品。那是一段令人激動的時期，那是一個由基礎科學產生新發明並誕生了新產品的例子，”這個新發明，花了杜邦公司2700萬美元和卡羅瑟斯博士7年的功夫，因為它實質上開啟了高分子化學的基礎研究，不過，與它隨後帶來的財富相比，一切都是值得的！在紐約世博會上，尼龍襪的初次露麵被引起了巨大轟動。作為降落傘的材料，尼龍在隨後的二戰中更是聲名大噪。“這是美國企業承擔創新使命的開端，並且開始認識到：公司不僅通過生產創造價值，而且還可以通過改進產品創造附加價值。”如何把科學技術變成生產力？這個讓很多國家苦惱的問題，在市場機製下早已有了答案。一連串的經典案例不斷表明：公司能用最短的時間、最小的成本，把試管和櫃台連接起來。這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在20世紀30年代形成的生產鏈：貝爾實驗室負責研發，交由西方電氣生產，產品由貝爾係統運營商銷售，並按一定比例付給貝爾實驗室專利使用費，以保證研發經費。如此循環下，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業務迅猛擴張，“我們公司以創新為榮，我們有創新的優良傳統。不僅追求創新的數量，還追求顛覆性創新。”貝爾實驗室先後有11名科學家獲得過諾貝爾獎，它曾擁有14位美國科學院院士，29位美國工程院院士。1934年開始，貝爾實驗室的文件中頻繁出現一個新名詞：R&D ——研究與開發。在這裏，10%左右的人從事基礎科學研究，90%的進行技術開發。因為總裁尤厄特認為：電信業不同於傳統工業，基礎研究的突破才能帶來真正的創新，晶體管的誕生證明了這一點。“這是一個由價值驅動的團體，他們的價值觀是我能不能得到思想上的自由來保證對創新的追逐，所以我們能擁有最好的品牌。”
自由，是科學研究中最需要被尊重的品質，也是創新者不可或缺的環境。給思想自由的天空，才可能站在科技創新的最前沿。萬尼瓦爾·布什在1945年發表的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被認為是美國國家科技政策的經典之作。報告要求國家製定政策支持科學事業，同時又強調了在科學研究中保障自由探索精神的必要。讓政府意誌和科學自由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給創新提供了空間。“（美國政府）一方麵是積極鼓勵和支持大學從事技術研究，不但提供更多的經費支持，而且不幹預大學的科學研究，另一方麵，美國政府又通過減免稅收，鼓勵企業進行技術開發，使得企業在技術當中具有更大的動力。”二戰後，世界科技正處在一個革新不斷的時刻。DNA掀起了生物學革命，高分子化學帶來了材料的革命，原子能技術和空間技術突飛猛進。50年代時，半導體成為美國企業的主導技術產品，隨著世界逐漸進入和平發展時期，科技競賽的疆場上，公司再一次成為決戰的先鋒！正當貝爾實驗室將晶體管視為公司絕密時，遠東的日本人很快嗅到了它的味道。一些敏銳的小公司開始千方百計地尋找機會，剛成立不久的索尼就是其中之一。盛田昭夫一直上夢想著做出便攜式收音機，但隻有晶體管才能收音機做得那麽小。種種努力加上機緣，1953年10月，盛田昭夫飛往紐約，前去簽署技術引進的協議，很快，盛田昭夫的合作夥伴井深大就拿到了美國寄回的合約複印件，但是，當他去通產省辦理支付協議款項所需要的資金時，負責分配外匯的部門領導卻大為光火，“二戰後，日本的經產省擁有的權力非常大，比如當時進口需要外匯，外匯分配給哪個企業是民通產省為中心來決定的，再比如，設備投資的資金由哪個企業使用，通產省擁有一定的發言權。”
因為沒有事先征得同意就擅自簽署合同，井深大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才使憤怒的官員平靜下來。1955年1月，索尼生產出了晶體管收音機的雛形，研究中有著出色表現的江崎玲於奈還因此成為日本第一位公司出身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但是，美國公司卻在一個月前將世界上第一台晶體管收音機投放到了市場。如果通產省是一點許可的話，也許發明權就歸索尼了，為此，盛田昭夫一直心存懊惱。通產省如同是日本公司的總部，負責協調和選擇戰略性行業。二戰後，這個決定著日本經濟走向的政府部門把目光集中到了美國的先進技術上。在通產省的統籌下，美國實驗室裏的發明在日本土地上一一開花結果，“二戰以後，它從美國買回了技術、買回了專利，它不是簡單的複製或者簡單的重複，而是1美元的專利它可以投入3美元，或者是更多的創新經費，這樣技術進一步的深化，再做出世界上當時最好的產品，這種二次創新精神，在日本的經濟發展當中起到了作用。”這一時期，很多美國公司靠美蘇爭霸帶來的源源不斷的軍方訂單過著舒服的日子，而日本公司已經打起了民用電子產品的主意。歐洲人曾經嘲笑日本是一個由晶體管銷售人員組成的國家，但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有人這樣形容道：整個世界似乎都在被佳能複製、被尼康拍攝、被鬆下錄影、被精工計時、被夏普的斑斕色彩魅惑，“日本的企業在製造產品方麵，還是非常具有冒險精神的。在開發集成電路上，政府得到了企業的積極協助，走向了新的方向。”
第9集：本土雄心
http://video.sina.com.cn/m/gsdll_61128439.html前言
公元1759年，清乾隆20年，一份禦狀遞到了皇帝的龍書案上，告狀的是一位中文名叫洪任輝的英國商人，他聲稱：因為中國商人的欠款問題，本國公班衙派我上京師申冤。這是今天人們所知道的最早涉及公司事務的中國官方記載之一。公班衙，就是西方公司一詞的音譯，但公司到底是什麽？在經濟總量足以傲視全球的康乾盛世，沒有人太關心這個問題。100多年後，清政府駐英、法、意、比四國公使薛福成，在遊曆歐洲後寫下了這樣的話：公司不舉，則工商之業無一能振；工商之業不振，則中國終不可以富、不可以強。薛福成的這句話，並非隻對那時的中國有意義，當時，歐美各工業國以其先進的經濟製度稱雄於世，每一個想要富和強的國家，都無法對此視而不見。長長的歲月裏，一次次彷徨、苦悶、試驗和修正後，嶄新的中國和中國公司終於找到了獨具特色的市場之路。
第九集 《本土雄心》
上海，曾被描述為十裏洋場和冒險家樂園，自1842年成為對外通商的口岸後，這裏就成了各國公司在華的競技場，直到被迫開埠40年後的1882年，一家中國公司終於打破了外商對航運業的壟斷，這就是輪船招商局，近代中國的第一家股份製公司。成立剛十年的輪船招商局已在海外設立了多家分支機構，年利潤在160萬兩白銀以上，被英國東印度公司用戰爭打開國門後，中國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本國公司的力量。19世紀80年代，也正是世界公司發展的一個高峰期，英國的大量個體工商業完成了向股份公司的轉變，據統計，1877年到1887年的十年間，注冊的股份公司共有15165[家，在當時兩個發展最快的新興經濟體美國和德國，公司已經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尤其是美國，一批大型公司已然孕育。在亞洲，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讓公司製度首次登陸東方，“洋務運動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化的一個開端，從它開始引進了先進的新的生產力，它先是從創辦軍用工業開始，到1872年又開始創辦民用企業。”有人評論道：招商局開其端，一人倡之，眾人和之，不數年間，風氣為之大開，公司因之雲集。在1882年的《申報》上，招商局原值100兩的股票已升至253兩，其餘公司股份也紛紛上漲，但是，一個體製難題漸露端倪。招商局在創辦之初，就明確提出了官督商辦的理念，這份公司章程的起草者盛宣懷，後來幾乎參與了晚清所有國營公司的創辦。他認為，非商辦不能謀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官督商辦意味著清政府對民間力量是防而不是放，不信任市場規則，而信任官老爺的道德。“官督商辦體製，在當時來講，也可以說是一種製度創新，對新的民族工商企業的創立，起到了一種啟動和促進作用，但是這種體製，它不能長久。”頭上頂著一位婆婆，企業難以在商言商。1883年。輪船招商局上書朝廷要求官股到期退出，完全實行民營，但最終的結果卻是私人股東被迫撤股，盛宣懷身兼官方督辦和商方總辦入主公司。“民間的企業活動和民營公司跟專製政府，它存在著一定的天然矛盾性，當然它這種專製統治與民間的經濟利益，它不僅僅限於是公司，它跟整個的民間利益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天然的矛盾性。因為在專製的製度下，特別是在皇權的專製主義的製度下，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都是朝廷的，都是統治者的。”
專製製度下，商人的利益脆弱得就像一件瓷器，隨時會被粉碎。中國曆朝曆代的商業活動不可謂不繁榮，但眾多經營有方、富可敵國的商幫，終未能轉變為現代意義的公司。因為，在至高無上的君權之下，自由、平等的契約精神和法律保護下的產權製度都是奢談。中國近代的第一次公司熱很快冷卻了，三五年間，一大批剛建立的公司紛紛破產。1887年，有人這樣描述道：承辦者往往傾家，公司兩字久為人所厭聞，“根據清末民初時期的記錄，政府舉辦的企業並不成功，一部分原因在於缺乏經營管理大型企業的經驗，一部分原因在於尚未厘清一些基本規則，不清楚政府和私人領域的界限，當時所有這些都非常混亂，這使得他們很難成功。”“輪船招商開平礦，創自商人盡商股，辦有成效倏忽變，官奪商權難自主，名為保商實剝商，官督商辦勢如虎。”這是鄭觀應在長詩《商務歎》中的感慨。作為盛宣懷的好友和多個官督商辦企業的創建者鄭觀應的思想逐漸發生了變化，“第一是重商，他主張商握四民之鋼，就是把商提高到很重要的地位，第二個思想就是商戰思想，他主張跟外國進行商戰，主要的觀點他說是習兵戰不如習商戰”，“應該要全由工商業者來主導企業的發展，這是他後期的想法，就是說，盡可能要擺脫官府對企業的控製。”伴隨著甲午風雲，鄭觀應的觀點震動朝野，鄭氏之書人人爭閱，一印再印不敷需求。甲午之敗是對晚清官商體製的一次明白無疑的宣判，而此時的中國的民營公司又是否能走上前台呢？就在《盛世危言》風行的1894年，大清帝國新科狀元張謇，作出了棄官從商的決定，人們都說張狀元瘋了，張謇自己也將此舉為舍身喂虎，十數年艱辛之後，大生紗廠成功亮相，張謇沒有重蹈招商局的覆轍，大生的官股隻分紅利不幹涉實務，公司有了自主空間。一生創辦了180多個企業的張謇成為那裏中國民間創業的一個代表。據統計，1910年時，正式注冊的民營公司大約410家，與官辦企業的比例為4：1，正好與洋務運動時期掉了個。就在這年6月，清政府不得不將招商局交給民間機構打理，經營不力加上官府高額攤派，公司的淨虧損已達數10萬兩白銀，但問題的根本還不大於經營，沒有必須的市場環境，恐怕誰都沒有本事讓公司起死回生、長治久安。“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市場是一個機製，為了使供給和需求正常運轉，我們必須有法規，有法治國家，有一切可以使供給和需求達成價格的必要條件，這樣的機製才能構成市場。”
1910年冬天，旅居日本的梁啟超冷眼靜觀時局，寫下了《敬告國中之談實業者》一文，指出了當時中國公司存在的四大弊病。梁啟超認為其中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法治環境。他說：“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強有力之法治國之下乃能生存，中國則不知法治為何物也。”大清朝並非沒有律法，1904年時清政府已頒布《欽定大清商律》，但是，帝製下的《公司律》形同虛設。“他（梁）就非常尖銳地指出，中國是立法自立法，違法自違法，上下恬然，不以為怪，所以他就說如果有法而不依就等同於沒有法，所以他就非常尖銳地說：今日之中國是無法之國也！”在一個權大於法的國家，公司發展沒有製度性的保障，人們逐漸認識到振興實業之關鍵在於通過立憲確立法治，限製政權，保障民權，但是清政府已經失去了改革政府的機會。令人感歎的是民間入股經營的川漢、粵漢鐵路被強行收歸國有而引發的保路運動，成為壓垮政權有最後一根稻草。1901年，隨著武昌城裏驟然而起的槍炮聲，千年帝製成為曆史的塵埃。1914年，中國無錫的商人榮宗敬興奮地點燃了爆竹，慶祝自己在上海的第三家麵粉廠成立，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榮家在東南亞和歐洲市場大獲收益，3年後，已擁有10個工廠，一晝夜可出麵粉4.2萬袋，這位麵粉大王還同時進軍紡織業，在衣、食兩大民生產業中攻城掠地。榮氏公司是當時民營資本擴張的成功典範，在軍閥混戰不斷的年代裏，中國企業家的努力可算是卓有成效，廣東成為煙草、造紙和火柴工業中心，上海成為金融、紡織、食品和機械製造中心，天津成為紡織和航運中心。“中國公司獲得了很多新的機遇，許多活躍起來，開展了糖類、火柴、棉花等輕工業商品的貿易，上海發展迅速，還有蘇州、鎮江、通州等地，長江以北地區以及後來的天津，盡管當時政府力量有限，法律也不健全，中國的資產階級卻蓬勃興起。”然而，這一輪的公司熱，也沒有持續太長時間。1927年榮宗敬一夜之間成了國民政府通緝的對象，在無錫的家產也被沒收，罪名是領隊軍閥孫傳芳，榮氏兄弟隻好認購了50萬元債券才算勉強過關。1930年，招商局再次被收歸國有，國民政府僅用不到十分之一的價錢就收走了這個當時中國最大的航運公司，股東的虧損都由個人承擔。“當時的國民政府和之前的北洋政府、清朝政府一樣，於1929年頒布了一部《公司法》，在20世紀40年代末，再次頒布了一部法律，一方麵，這些法律為公司奠定了穩定合法的基礎，可以按照西方國家那種有限責任、股份製公司的形式擴大公司規模，另一方麵，公司仍處於高度管控中。”在高度控製的經濟體係中，自由的競爭不複存在，自由的市場難覓其蹤。國民政府這種辦公司的想法和做法與晚清如出一轍，初衷都是為了強國，結果卻都事與願違。也許，從一個個民營公司蒙難時起，同樣的結局就已經注定，當官僚資本逐漸走向權力頂峰，私卻和貪婪最終摧毀了政權本身，“因為都把官僚資本作為一個和國民黨政權聯係在一起的這樣一個標誌物的時候，那麽官僚資本它所造成的，無論在經濟上、在社會上、在民心上的，這些負麵的作用，最後都要國民黨政權來予以承擔。”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曆經一次次戰爭、動蕩、民族危亡，當最基本的安寧都無法維係，甚至國家主權都不能得到維護的時候，當救亡成為首要命題的時候，失去了生存土壤的中國公司不得不再次沉寂。1978年，招商局迎來了一個新的春天，也迎來了它的105歲壽誕，但眼前的一切卻不容樂觀。1950年時招商局有13條船，那時包玉剛才剛剛創業，隻有兩條小船，到1978年，包玉剛已經擁有一支2000萬噸的船隊，並獲得了世界船王的聲譽，招商局一條船都沒有了，主要業務是向過往船隻提供補給，落後的並不隻是招商局一家，在當時的世界經濟版圖上，根本看不見中國公司的蹤影。1949年，結束了近代以來的百年動蕩後，中國經濟的發展，終於擁有了立足的基礎，一個主權完整的新國家，此時出現在舞台中央的是國營工廠，它們的動作方式是執行國家計劃。“中國的國企，尤其是軍工企業，為中國的國防事業奠定了基礎，從曆史角度看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巨大的勝利。”
第10集：地球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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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不是廣袤的海外市場的召喚，也許現代公司根本就不會出現，在地中海孕育、從大西洋出發，公司的誕生就是為了遠渡重洋，世界上很多個地方都被那個熱衷於征服與掠奪的早期跨國公司拿來取作名號，因為這個不光彩的起步。跨國公司似乎一直不得人心，它曾被視作侵略的工具，引發了眾根深蒂固的恐懼，但是。400多年來，公司卻從未改變向外的姿勢，天災或是戰火、政治鴻溝或是文化差異，都不能阻擋這與生俱來的衝動。公司向往每一個市場、奔赴每個市場、連接每個市場，近幾十年來，它以前所未有的樣態和一如既往的力量，穿越民族國家的疆域邊界，掃除建立世界市場的障礙，今天，當我們從公司的角度來觀察世界時，全球版圖可以有另外的線條來勾勒。國與國的競爭，人與人的關係者可以重新定義。
第十集 《地球無疆》１００年前，歐萊雅隻是化學家尤金·許勒爾走街串巷、向美容師推銷的一種染發劑。100年時間裏，它一步步走出了巴黎的街道，今天，歐萊雅在全球共有６５家分公司，旗下２３個品牌在３３個國家都有銷售。 “歐萊雅90%以上的營業收入是來自發源地法國之外，50%以上來自歐洲之外”。 英國《經濟學人》）“因為本土市場狹小，德國公司從一開始就非常重視出口，不斷嚐試開發國外的市場。”勝家公司的總裁伯恩後來解釋道：之所以去海外建廠，是因為南北戰爭後，美元匯價的上升和美國國內工資的上漲。 未來學家） 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年輕的美國人阿曼德·哈默穿針引線，遊說福特公司在蘇聯高爾基市建立起聯合汽車廠。當時，Ｔ型車在美國的市場正在萎縮。亨利·福特雖然總說自己不滿意蘇聯的意識形態，可還是被哈默的一句話打動了。哈默說：那可是一個巨大的市場。“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標誌著一個重大的裏程碑，標誌著人類的冷戰結束了。冷戰結束的一個重大意義就是說：過去妨礙出現全球市場，這樣一種政治的結構被打破了”。1991年英國物理學家伯納斯.李創造了萬維網，多年後，人們才真正意識到網絡對世界到底意味著什麽！ “我最先提出了‘全球化’的概念。 ‘全球化’這個詞是我創造的。20年前我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完全沒有預料到，竟然會有這麽多國際化的大公司出現。”（大前研一 日本創業者商學院校長）1993年1月，IBM公司彌漫著一片悲憤，董事長兼CEO離任退休，留下了一個步履蹣跚的藍色巨人，這家全球最大的計算機公司，連年虧損已高達160億美元，公司股份一再下跌，在媒體眼中IBM的一隻腳已經踏進了墳墓。 1993年4月1日，51歲的郭士納接管公司，將IBM從硬件生產商，轉型為服務型提供商，讓大象重新起舞，9年後，50歲的彭明盛接替郭士納，IBM完成了全新蛻變。
“我們的董事長彭明盛，剛剛到IBM上任時，就預見到世界性的商業機遇，是世界市場市場日益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整體，這是網絡時代的到來決定的，因此，他意識到，如果我們要在這方麵降臨先機。如果我們要在這方麵取得先機，隻要技術支持，IBM就要先將自己進行全球整合，我們稱之為全球整合企業。”
2006年6月，彭明盛在美國（外交）雜誌上，高呼跨國公司已經過時，全球整合企業時代正在到來。通過全球整合，IBM在世界各地的數據中心，從155全減少到6個， 財務係統從１６０００個減少到４１００個，采購中心從３００個減少到３個。這裏是位於紐約州的IBM全球總部，公司的全球支付中心遠在萬裏，全球支付中心遠在萬裏之遙的中國上海，它和深圳的全球采購中心、吉隆坡的全球財務中心、馬尼拉的全球人力資源中心、布裏斯班的全球客戶服務中心以及設在中國、瑞士、日本、印度等六個國家的研發中心，共同組成了ＩＢＭ的核心。 從跨國公司到全球公司，不僅是一個名稱的改變，更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在這個大變局中，誰能勇敢地加入競爭，誰就有可能占據先機。就在IBM向全球公司轉型的時候，北歐的一家公司也走在了命運的拐點上。1991年伊始，諾基亞公司陷入危機，這個擁有眾多產業門類的荷蘭百年老字號瀕臨破產邊緣，然而，僅僅用了10年時間，它就成為年銷售額超過300億歐元的世界知名企業。諾基亞的驕人業績，不僅僅得益於技術領先和產業聚焦策略。1993年，荷蘭政府宣布取消對公司的持股限製，諾基亞由此而獲得了走向國際市場的契機。經過一係列股權轉讓，到2007年時，諾基亞的股權結構中荷蘭隻占了9%，它不再屬於荷蘭，但卻貢獻了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因為諾基亞的成功，荷蘭連續3年被世界經濟論壇評為年度世界最具競爭力的國家。在全球市場上，開放的國家和公司得以相互成全。“一個封閉的國家注定是失敗的，將會被創造力所打敗，創造力產生競爭，使人們總是想競爭、想做得更好。我們可以從中得到這樣的反思。一個過分受到國家保護的經濟，是不能得到持續發展的。”（皮埃爾·道克斯 法國裏昂第二大學教授）無論對於國家還是公司，曆史性的機遇都稍縱即逝，它隻屬於那些引領潮流的開創者。 用衛星和計算機係統管理１４個國家的６６００多家商場和數萬家供應商，沃爾瑪在全球化時代實現了全球采購。 電腦公司和物流公司合作的訂單式生產、配送，不僅創造了零庫存的商業模式，更讓消費者真正變成產品的主人。 在網絡世界裏，買賣雙方不再需要麵對麵地討價還價，電子商務革命性地改變了人類幾千年來做生意的方式。“全球競爭對消費者是非常有利的，因為來自全世界的生產者都在競爭，看看誰能把產品賣給像你和我這樣的消費者，在這個過程中，產品變得更好，價格變得更低，全球化最大的贏家就是消費者。”（約翰·奈斯比特未來學家）“時過境遷，情況發生了改變，不平等的關係正在轉成更加對等的關係，現在比以前有更多的利潤、更多的就業、更多的研究項目和更多的技術注入東道國。產品的價格也更加合理。”全球競爭，降低了整個人類的交易成本，公司觸角最大程度地深入到世界各個角落，於是，從繁華都市到偏僻鄉村，無數個普通人獲得了分享現代文明成果的可能。當搜索引擎讓我們對地球上每時每刻的變化盡在掌握時，在空間上，人類確乎已進入了一個天涯咫尺的時代，但是，這個時代也不乏咫尺天涯的故事，因為，不同國家、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間天然的、長久的隔膜絕非輕易可以穿越。2006年5月，可口可樂迎來其神秘配方120歲的生日。據說120年來，掌握配方的不超過10人，但是，生日的燭火剛剛熄滅，這份神秘配方就陷入了嚴重的安全危機。2006年8月，印度最高法院要求可口可樂公司要麽公開配方，要麽停止銷售，原因是印度科學和環境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可口可樂部分軟飲料中殺蟲劑的成份含量嚴重超標。這並不是可口可樂第一次在印度遇到麻煩，早在1958年可口可樂公司就進入了印度市場。苦心經營近20年後，它卻不得不選擇全麵撤出。“當時印度政府頒布了一項政策，要求跨國公司將其股份減少到50%以下，跨國公司認為這很不合理，於是有一些公司決定撤離印度，可口可樂就是其中之一。”
對於在全球擁有400家企業、在跨國經營史上寫下過輝煌履曆的可口可樂公司，這幾乎可以算作一次滑鐵盧。“實際上，我們在亞洲的業務早在1925年，從菲律賓就開始了，1929年時，我們最大的國際市場是上海，我們跨國經營的時間已經相當長。很可能在跨國公司這個詞出現之前就開始了。”可口可樂和印度之間的恩恩怨怨絕非偶然或者個案。作為一個外來者，跨國公司遭遇的尷尬也並不單單發生在亞洲。二戰後，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經濟逐漸複蘇，但與此同時，美國公司在歐洲控製了50%的半導體產業、80%的計算機和95%集成電路生產，為此，不少歐洲國家擔心在技術上淪為美國的附庸。“跨國公司進入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帶來關於競爭遊戲規則的變化，它會徹底改變當地的經濟結構。在徹底改變當地經濟結構的同時，當然也會遇到抵製，比如你提到的歐洲的情況，很明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了抵製活動。”跨國並購也風起雲湧。1998年德國最大的工業集團戴姆勒－奔馳和美國第三大汽車公司克萊斯勒宣布合並，12年後，克萊斯勒又被收到意大利的菲來特集團麾下。昔日的大佬們忙於為21世紀投子布局，同時，一股新的力量也在悄然而快速地成長。“我想在未來的10年、20年或30年裏，你會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印度公司發展成為超級巨型公司。那時，你就會看到這些國家中以中產階級為主的中端市場作為消費市場的重要性，我認為，貿易將連接起整個世界。”
在中國南方，一個年經的挑戰者格外引人矚目。邁瑞公司成立於1991年，十餘年後，它成長為中國最大的醫療器械公司，產品銷售到了190多個國家和地區。以資金實力比，它遠不如那些著名的對手通用電氣、飛利浦、東芝和西門子，但它的持續創新能力卻令人刮目相看，被美國研究者認為是最具發展潛力的中國公司之一。“我們每年將我們銷售收入的10%，投入當年的研發，這比我們國際上很多大的競爭對手要高，他們隻有7%，有的隻有6%，也遠遠高於我們國內的競爭對手，但是，你從它取得的成果來看，我們一般的一個產品的研發投入3年就能把所有的投入的資金全部收回。”2006年9月26日，邁瑞公司在美國紐交所上市。在此前的十多年中，中國製造已逐漸遍布全球，但是，沒有哪個國家會滿足於隻用廉價商品走向世界，當然，也從來沒有哪個公司可以輕輕鬆鬆地走進異國他鄉。在世界市場中，無論挑戰者還是被挑戰者，競爭的法則同樣苛刻。“這個世界不再需要通過模仿碰巧成為全球企業的公司，世界需要的是創新！需要那些可以為其他地區帶來創新產品和服務的公司，無論這樣的公司來自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因此，不要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公司走向國際化要帶著他人不能夠提供給消費者的東西。” 這是一個英雄不問出處的時代。要在競技場上長久保持領先者的席位，惟有創新。創新管理、創新組織模式、創新技術，公司已經開始上演全球化時代的變形記。1988年，張明正和夥伴們用5000美元在美國洛杉磯創辦了趨勢科技公司，以電腦殺毒軟件起家逐漸在網絡防毒軟件領域成為全球第一。讓人們感興趣的這是一家列母國公司。“你用人種來分，那我會跟你講，我是屬於中國人的公司；那如果說，你今天問我的財務，那我會跟你說，我是日本的公司；那如果說，CEO住在哪裏，我會跟你講是美國公司。”（趨勢科技公司副總裁張偉欽）要對抗超越國界的病毒，就有了超越國界的公司。作為全球化時代的產物，趨勢科技提供了關於未來公司的一種新趨勢！“我們跟人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我用全世界最優秀的人來創造出最好的智慧！”（趨勢科技公司副總裁張偉欽）這是來自愛爾蘭的民間舞蹈《大河之舞》，表演者來自近10個國家，他們配合默契、精彩紛呈！今天的世界就是這樣一個經濟活動的大舞台，大家都可以登台，扮演著某個角色，台詞甚至劇目並不雷同，但沒有人能演獨角戲。一幕幕新的商業狂歡正在上演，不過，台下響起的並不隻是掌聲。1999年11月30日，大約5萬名工會會員、宗教人士、環保主義者和土著人走上西雅圖街頭，抗議全球化和跨國公司，最終迫使正在舉行的世貿組織中斷，時至今日，反對的聲音始終沒有消失過，站在不同的立場，人們表達著不同層麵的擔憂。“跨國公司和母國之間，存在著技術流失，就業下降等方麵的矛盾”。“我們的公司變得越來越強大，某種程度上說比政府更加強大，這可能是一種危險的現象”，“全球化意味著開放了疆土，但實際上擴大了貧富差距”，“我們現在已經擁有了一個全球化市場，但是我們還沒有一個全球化的調控製度”，“我覺得世界不是大同的，不應該變得大同，世界的風景應該變得更加多樣化。”也許，對於一次滾滾而來的曆史潮流對於急速到來、並還在繼續到來的新世紀，任何斬釘截鐵的判斷都顯得輕浮無力，公司將繼續與人類社會同生共長，無論未來是福是禍，世界都將共同麵對！公司將伴隨著人類下一段未知的旅程，無論世界沉寂或是喧囂，公司自有它獨特的生命邏輯。“我覺得將來，國際性的企業會超越國家，它們將牽引著國家向前發展”，“如果公司或是組織想成為未來世界的一部分，就不能僅僅重複過去”，“除非公司能繼續提供價廉物美的產品，否則就會是曇花一現”，“我認為，一個社會的進步與青年人如何理解公司息息相關”，“公司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社會問題，因為除了他們，別人誰還能解決呢？”沒有人能夠斷言，處於矛盾、機會、合作、分歧種種複雜境地中的公司，最終將會走向哪裏。但我們知道，曆史不會回頭！沒有人能夠預測，在財富、權力、科技、文化等等的合力作用下，公司還有多少可以被激發的潛能。我們隻知道，未來總在想象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