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球經濟、金融形勢發生劇烈變化。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背景下,全球經濟麵臨高通脹、大衰退,甚至存在新一輪金融危機的風險。如何以史為鑒、研判形勢、防範係統性風險,是擺在各國麵前的重要問題。
《21 世紀貨幣政策》是一本全麵了解美聯儲內部運作與21世紀貨幣政策的著作,該書梳理了從戰後早期到現在美聯儲的運作與演變,以及曆任美聯儲主席的決策,解讀其需要應對的不斷變化的經濟和政治環境,總結美聯儲應對曆次金融危機的經驗與教訓,審視當前的爭議,並前瞻性地思考未來美聯儲的作用,以及21世紀全球貨幣政策和維護金融穩定政策的前景。
本·伯南克, 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宏觀經濟學家,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主席。
出生於1953 年,1975 年以優異成績從哈佛大學經濟學係畢業,1979 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1979—1985 年任教於斯坦福大學,1985—2002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經濟學和公共事務教授,還曾擔任該校經濟係主任。1987—1996年,先後在費城聯邦儲備銀行、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擔任訪問學者。
2002年,伯南克被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任命為美聯儲理事。2005年6月,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2006年2月,接替格林斯潘出任美聯儲主席,一直到2014年。在任美聯儲主席期間,參與應對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並因此當選美國《時代》周刊2009年的年度人物。
主要研究領域是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史。
著有《行動的勇氣》《金融的本質》《滅火:美國金融危機及其教訓》等作品。
馮毅 (譯者)浙商資產戰略發展部總經理兼研究院副院長。浙江大學博士後,中央財經大學博士。出版專著《股權結構與董事會效率關係研究》,譯著《21 世紀貨幣政策》《滅火:美國金融危機及其教訓》《極端經濟》《灰犀牛:個人、組織如何與風險共舞》。
今年以來,美聯儲的“激進”加息是今年全球股市的核心壓製,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如何製定?對經濟又有何影響?
今日我們聊聊前美聯儲主席本·伯克南的經典著作《21世紀貨幣政策》,這本書講述了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曆史演進。
美聯儲主席的理念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貨幣政策操作的方向。不同的美聯儲主席的風格不同,對貨幣政策的認識不同,也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美國不同時期貨幣政策的成敗。因此從一位前聯儲主席的著作中,或許我們可以窺見政策製定者的心路曆程。
01 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目標
長期以來,美聯儲的兩大貨幣政策目標是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通常物價穩定放在首位。在不同時期,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目標會有不同偏重,比如1966年起持續15年的大通脹期間,穩定物價是首要目標。而在2007-2009年“大衰退”中,穩定經濟發展,實現充分就業則是首要目標。
02 美聯儲獨立性
191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儲備法案》,美聯儲宣告成立。 隨後,美聯儲在維持金融穩定方麵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它還是受到了財政部的很大影響,相當於財政部的傀儡。一直到1951年,美聯儲和財政部才達成《美聯儲-財政部協議》,美聯儲獲得了製定貨幣政策的完全獨立性。
但近年來美聯儲的獨立性也受到一些挑戰,如在總統大選前執政黨往往要求聯儲保持寬鬆的貨幣政策,而聯儲主席為了應對來自總統的壓力,也可以大力發展其與國會的關係來平衡壓力。
03 通脹是個難以預測的問題
20世紀70年代,CPI一度從1972年的3.4%升至1974年的12.3%,再降到1976年的4.9%,1978年又回到9.0%,通脹難以預測會造成預期混亂並帶來經濟風險。
推高通脹的除了油價,還有不穩定的通脹預期。如果最初的通脹飆升導致人們推斷通脹持續走高,那麽這種預期就會自我實現,這種通脹預期的自我實現在20實際70年代表現得淋漓盡致。
04? 利率往往長期向下
今年10年期美債收益率走高,主因是今年美聯儲罕見的連續加息,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盡管美國經曆了多次緊縮和放鬆,但利率總體呈現下行趨勢。
利率長期下行的原因有二:
一是“長期停滯”,即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增長放緩和重大科技進步缺乏使得經濟增長放緩,有限的增長抑製了對可投資金的需求,使得代表資金需求的利率不斷下行。
二是“全球儲蓄過剩”,由於儲蓄的供給超過對投資基金的需求,因此儲蓄的回報率比過去要低。
或許“低利率”時代才是常態。
05 房地產泡沫從何而來?
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房價一直在快速上漲,2004-2005年年均漲幅都超過了13%,最終巨大的房價泡沫成為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從眾心理、降低謹慎放貸動機的金融創新和對借貸行為的監管不足三因素催生了房地產泡沫。
從眾心理支持了把買房當作投資的樂觀情緒在社會上普遍傳播,“買房賺錢了”在公眾意識中“像病毒一樣傳播”。
為了滿足人民對避險資產的巨大需求,華爾街的銀行家開始設計和銷售各類抵押貸款打包在一起的複雜證券,人們往往認識多樣化分散的不同信貸資產可以降低證券總風險,因此這類看起來很安全的資產就用來出售給全球投資者。投資者對避險資產巨大的需求使得抵押貸款發放機構大幅降低標準以產生更多貸款。而寬鬆的房貸反過來增加了住房需求,對房地產泡沫火上澆油。
監管失敗來源於多重原因,不僅是監管機構懶惰和缺乏想象力,更重要的是由於政治原因,美國金融監管體係設計不佳,在部分領域存在監管空白。如2007年3月,次級貸款機構美國國家金融服務公司改變其所擁有的存款機構章程,用財政部的儲蓄管理局取代了美聯儲作為主要管理機構,主要因為前者監管更寬鬆。
06 量化寬鬆是如何運作的?
美聯儲曆史上進行了三輪QE(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和一次新冠肺炎的緊急貨幣寬鬆。
QE1是在2008年11月25號開始,在 2010年3月份結束。QE2 是在2010年11月3號開始,在2011年第二季度結束。QE3是在2012年9月13日開始,2014年11月1日結束。新冠肺炎的緊急貨幣寬鬆從2020年3月開始至今。
在量化寬鬆政策在實踐中行得通,但理論上卻無法解釋,它通過投資組合平衡和信號傳導兩大渠道影響市場。
投資組合平衡渠道即央行購買長期證券就會減少證券對公眾的供應,從而推高價格,壓低收益率。
信號傳導渠道即大規模量化寬鬆政策的宣布可能強烈暗示,決策者決心在長期內都保持貨幣寬鬆以及利率在低位運作。
07 美聯儲的過去和未來
在過去70年中,長期的經濟和政治發展因素重塑了美聯儲及其政策麵貌。
第一個關鍵的發展因素是通脹行為的變化,它由美聯儲政策和經濟結構的變化引起。過去美聯儲因為以犧牲就業為代價過分強調通脹而廣受批評,而鮑威爾治下的美聯儲就放棄了先發製人對通脹進行打擊,允許波動性更高的通脹以及暫時性通脹超標,目的是更持續的實現高就業,未來美聯儲的穩定物價、充分就業的雙重使命可能再平衡。
第二個關鍵的發展因素是中性利率的長期下行。這種下降反映了較低的通脹,但實際利率也在大幅下降。若利率已經在曆史較低水平後,單靠貨幣政策或不太可能應對深度衰退,美聯儲或繼續開發新的貨幣工具以支持經濟增長。
第三個關鍵的發展因素是金融不穩定風險增加。包括金融監管結構性的弱點,快速的金融創新,以及全球金融體係的不透明、複雜性和互聯性都提升了金融不穩定性。
最後,美聯儲還必須麵對日應增加的公眾關注度,如何做好預期管理也很重要。
08 聯儲新的工具
未來的貨幣政策會與財政政策合作應對深度經濟衰退,其中“現代貨幣理論”(MMT)建議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角色進行互換。
隨著經濟麵臨的挑戰越來越大,聯儲也不斷創設新的金融工具以應對挑戰。
(1)融資換貸款:央行對銀行進行補貼,幫助那些無法進入股票或債券市場、嚴重依賴銀行信貸的家庭或小企業借款人。
(2)負利率:負利率是通過向銀行在央行的存款準備金收取費用來實現,意在推動銀行放貸意願。
(3)收益曲線控製:通過固定短期政策利率和鎖定長期債券收益率的範圍來控製多種期限的政府債券利率,是加強前瞻指引的一種方式。
(4)替代性政策的框架:將前瞻性指引嵌入更廣泛的政策框架中,闡明決策者計劃如何應對廣泛的經濟情況。
(5)通脹目標製的幾種變體:使用靈活平均通脹目標、消費者價格水平或變化率目標當作政策目標。
(6)提高通脹目標:處理中低利率和有效下限的方法是保留標準的通脹目標製度,但提高目標值。以往2%是通脹中樞,可以讓一段時間內通脹超過2%。
鄧宇
百年來,現代貨幣政策的發展進程經曆了多次轉型,其中既有理論創新的驅動,也有經濟發展的實踐驅動。現代貨幣政策的轉型一方麵帶有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這從金融學從經濟學科獨立出來就可見一斑,至此金融學的諸多理論通過各種方式深入到貨幣政策部門,至今美聯儲的官員大致上都具有經濟學科的研究學者背景,出自學院派居多,少部分兼具諸如高盛等大型金融集團背景,“旋轉門”在其中扮演了特殊角色,而美聯儲作為私人機構,本身與華爾街集團建立了緊密聯係,因而決定了美國的貨幣政策的價值導向;另一方麵具有很強的國家利益色彩,美聯儲所製定的一係列貨幣政策均出自於維護美國的經濟金融利益,特別是在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係瓦解後,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係建立,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目標始終聚焦於解決通脹、維持就業等,但基於美聯儲和美元的特殊性,其中的許多政策產生了巨大的負麵溢出效應,對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帶來深遠影響。令人深思的,美聯儲在充分享有特殊權利的同時,如果僅顧及本國利益,製定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那麽世界將被迫承受苦果,對世界經濟的危害將是深遠的。
21世紀初以來,特別是2008年因美國“次貸危機”為分割線,包括美聯儲內部、美國經濟學者在內的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士對21世紀的貨幣政策走向表達了擔憂,並反思美國在21世紀所實施的一係列貨幣政策的真正作用,特別是某些副作用所帶來的影響正在擴大。某種意義上而言,21世紀的貨幣政策超出了過去的傳統經濟金融理論範疇,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的大量應用超出以往任何曆史時期,這也就決定了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將是難以評估的。目前,彌漫全球的大通脹仍未消退,盡管歐美等許多國家開啟競爭性加息,但貨幣政策所能發揮的作用卻變得十分有限,折射了當前貨幣政策的困境。《21世紀貨幣政策》的作者是因研究銀行和金融危機而榮獲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本·伯南克,作為起初研究美國大蕭條而聞名,並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擔任美聯儲主席的知名前中央銀行負責人。《21世紀貨幣政策》提供的信息和思路比較全麵地反映了這位學者型官員的貨幣政策思想,不僅回溯了20世紀美聯儲的發展進程,簡要地梳理並評價了過去的貨幣政策,而且融入了當前所麵臨的複雜問題的現實思考,同時就未來貨幣政策走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伯南克的研究著述頗多,除了早期出版的《宏觀經濟學原理》《微觀經濟學原理》《通貨膨脹目標製:國際經驗》等幾部專業性極強的學術著作外,近年來伯南克還陸續出版了幾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合著《滅火:美國金融危機及其教訓》以及《行動的勇氣》等,這些著作從不同側麵反映了伯南克本人對其任內貨幣政策的反思,為研究美聯儲貨幣政策的細節提供了比較充分可靠的信息。當然,在這些著作中不免會有一些為自己的貨幣政策辯解的內容。《21世紀貨幣政策》的總體導向則更加聚焦當前和未來的思考,足見其從美聯儲主席卸任後回歸學術研究的轉變。關於伯南克及其個人色彩較濃的貨幣政策取向,和一些研究者發生了分歧。一方麵,伯南克當時所實施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雖然挽救了美國經濟,為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促使市場預期轉變,促使美國很快走出危機的陰霾,也為美國接下來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貨幣供應;但另一方麵,這些政策操縱的副作用逐漸顯現,造成了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大規模擴張。
縱然許多人認為以史為鑒,但貨幣政策的發展進程存在一些特殊性,主要有三個層麵:一是貨幣政策通常帶有短期效應,屬於階段性的政策產物,而且變化較快,如果解決經濟社會問題僅依靠貨幣政策則很難完全發揮改革創新的作用,反而導致貨幣政策功能過載,很難完全實現控通脹、擴大就業和穩定市場預期的多重目標;二是貨幣政策的時效性也決定了其被動的一麵,要主動進行調節也麵臨較大的難度,通常需要觀察現實情景,而不是依靠模型,例如美聯儲所建立的前瞻性指引、定期的市場溝通等機製也存在信息傳導失靈,或者最終結果與政策預期不吻合的情況,容易削弱貨幣政策部門的可信度;三是貨幣政策具有延續性,前期實施的貨幣政策不可避免會有副作用的沉澱,這也可能成為下一階段貨幣政策的負擔,比如過於龐大的寬鬆貨幣在短期內可能很難消化,如果遭遇新的危機,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就會大打折扣。《21世紀貨幣政策》概述了不同曆史時期的美聯儲主席的貨幣政策偏好及典型特征,但幾乎所有貨幣政策的出台都是基於當時的環境,不大可能提供可靠的鏡鑒。但是,如果我們能夠真正反思過去的錯誤政策,或許能夠提出一些有建設性的見解。
伯南克在本書的序言部分特別指出了寫作本書的目的,即幫助讀者理解美國貨幣政策的發展曆史,從曆史的角度來審視當今以及未來的美聯儲。美國建立美聯儲的曆史並不長,直到20世紀初期美國才考慮設立美聯儲。1913年的《聯邦儲備法》是美聯儲正式誕生的標誌,旨在幫助監督和穩定政府監管鬆懈、經常出現功能失調的銀行體係,主要的職能在於管理貨幣供應,為加入美聯儲係統的銀行充當最後貸款人的角色。1920-1930年代的美國“大蕭條”成為美聯儲成立以來麵臨的第一次重大危機考驗。由於美聯儲的經驗不足,當時推出的貨幣政策引發了市場恐慌。伯南克認為,在金本位製不可行的情況下堅持金本位製本身就帶有缺陷,美聯儲的緊縮性貨幣政策無法奏效,反而加劇了市場恐慌情緒。“大蕭條”時期,美聯儲實施了積極的貨幣政策,支持了羅斯福新政,期間1935年的《銀行法》發揮了積極作用,“二戰”後美聯儲通過下調利率降低政府的融資成本,支持了美國的戰爭籌款。1951年的《財政部-美聯儲協議》為現代貨幣政策奠定了基礎。
隨著美聯儲各項法律製度的完善,美聯儲的內部結構也逐漸健全,美聯儲理事會掌握了大部分貨幣政策的製定權,負責最後貸款人政策,設定貼現率,決定美聯儲的緊急貸款權。同時,美聯儲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具有投票權,這一委員會涵蓋了7名美聯儲理事會成員和12位地區聯邦儲備銀行負責人,通過每年八次的會議決定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這些決策機製一方麵確保了美聯儲貨幣政策製定和實施的效力,能夠平衡內部的意見分歧,有利於提高貨幣政策的決策水平,但另一方麵也可能因各位學者的專業背景、理論派係的差異出現分歧,或導致貨幣政策出錯。百年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並非完美,更多的時候在不斷適應現實的變化,由此可能直接突破過去的貨幣政策框架,因而促進貨幣政策改革,沃爾克、格林斯潘、伯南克等曾經的幾任美聯儲主席是其中的佼佼者。由於美聯儲在過去經曆的通脹問題上有著近乎血淚般的深刻教訓,因而美聯儲的首要目標也被確立為維持通脹水平的穩定。伯南克以通脹的演變周期討論了沃爾克和格林斯潘的貨幣政策框架,並花了大量的篇幅描述了其本人在任職美聯儲主席期間的貨幣政策取向。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源於美國的“次貸危機”,伯南克本人在2006年接任了格林斯潘的美聯儲主席職位,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扮演著顯眼而突出的“救火者”角色,將美聯儲“最後貸款人”的功能發揮到了新的高度。伯南克以研究“大蕭條”而聞名,對過去那段特殊時期的金融大恐慌有著深刻記憶。伯南克在回顧“次貸危機”時認為,恐慌始於次級貸款,但最終迅速發展為幾乎所有形式的家庭和企業信用的信心喪失,這幾乎摧毀了金融體係,進而拖垮整個經濟。因此,伯南克果斷地下調標準利率並出台寬鬆貨幣政策,打破了美聯儲貼現窗口政策,將在過去隻能提供給銀行體係的貸款同樣發放給了影子銀行,支持批發融資市場並提供流動性支持。但是,伯南克認為當時的貨幣政策操作是滯後的,而且規模仍不夠大,不足以完全防止資金短缺和拋售。根據伯南克描述可見,當時美聯儲雖然意識到市場恐慌加劇造成的巨大衝擊,但基於金融風險的交叉感染和產生一係列的負麵影響擴大,導致貨幣政策捉襟見肘,美聯儲被迫隻能幫助暫時缺乏流動性但實質有償付能力的公司。這期間所經曆的政策博弈也是超出以往任何時期。
回過頭來看,伯南克所實施的貨幣政策同樣是一個持續摸索的過程,許多政策的出台並未得到完全的理論模型檢驗,某種程度上帶有試錯的傾向。如伯南克在書中討論購買美國國債時所言,我們既不確定購買的有效性,也不確定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伯南克所為人熟知的量化寬鬆政策正是在各部門博弈以及試錯的過程中誕生的。時至今日,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同樣存在較大的爭議,例如關於通脹暫時論、激進加息等等。客觀而言,貨幣政策的實施是一個動態且變化的過程,理論模型隻能提供其中一種或幾種可能的情景測試,並不能覆蓋未知的更複雜的經濟係統,例如全球新冠疫情、俄烏衝突事件等,這些外部的衝擊對貨幣政策構成的挑戰更大。據此看,這些因素是否能夠成為美聯儲實施天量寬鬆貨幣政策以及激進加息抗擊通脹的理由呢?伯南克就量化寬鬆政策影響效果、前瞻性指引可信度等爭議問題進行了解答。伯南克認為,未來政策的預期很重要,無論是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實施還是前瞻性指引,都需要進行充分的市場溝通,二者是緊密相連的。
眾所周知,21世紀的貨幣政策走向出現了分化,也遭遇到了更多不確定性。歐元區和美聯儲仍堅持大規模激進加息,日本銀行則堅持實施超寬鬆貨幣政策,但這些政策目前仍未看到實質性的效果。伯南克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美聯儲的工具箱足夠了嗎?伯南克認為,現行的量化寬鬆和前瞻性指引所產生的效果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具有較大的差異,未來還需要推出新的工具來強化兩大政策的效果。顯然,伯南克在此隱含地肯定了自己所倡導的貨幣政策取向。現今來看,美聯儲通過“事後補過”的方式快速地將聯邦目標基準利率推到了新高,激進加息的操作是史無前例的,這或許為下一階段美聯儲降息提供了窗口。同時,伯南克也呼籲繼續在強有力的政策基調中推出新的工具和框架,包括學習國外經驗、購買更廣泛的資產、融資換貸款計劃以及替代性政策的框架,包括提高通脹目標。但是,通脹行為的變化、中性利率的走勢以及金融不穩定風險的增加這幾大因素仍將會製約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實踐。但是,未來一段時期美聯儲的信譽也將麵臨新的考驗,而在抗擊高通脹和防止經濟“硬著陸”之間要實現平衡是很難做到的,至少目前為止還存在不確定性。
經過20年的演進,歐美中央銀行大規模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創造了新的貨幣政策框架和工具,強化了中央銀行非常規貨幣政策操作的路徑依賴。2008年,歐美中央銀行在實施寬鬆貨幣政策上進行了大膽實踐,推出了多輪資產負債表擴張政策。以美國為例,2008年底至2014年10月,美聯儲先後出台三輪量化寬鬆政策,合計擴張規模達3.9萬億美元。經過數年的調整,美國經濟在2015年開始走向快速複蘇進程,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的加息和“縮表”,推動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但是,由於2020年新冠疫情的衝擊,美國的經濟遭遇重創,出現嚴重衰退,屆時美聯儲再次應用無限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拯救經濟。自2020年3月起至今,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規模擴張至約9萬億美元,這一規模遠超2008年後的水平,顯示出了更加激進的策略。同時,美聯儲為控製高通脹在2022年3月至今共進行6輪大規模加息,這一輪的加息非常激進,但負麵衝擊也可能難以估計。
究竟21世紀的貨幣政策將走向何方?日本前央行行長白川方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自己近年出版的著作《動蕩時代》表達了對貨幣政策行為擔憂,包括對歐美學習日本經驗的錯誤作法給出了否定性意見。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對美聯儲加息行動過於遲緩表達了嚴厲批評,並認為美聯儲在2021年的表現損害了政策製定者的信譽,包括2021年未能對財政刺激采取措施,並作出了不切實際的經濟預測。曆史上,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並非具有前瞻性或高超的水平,即使在沃爾克時期也存在政策失誤,而伯南克所引以為傲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也並非完美無缺。拋開貨幣政策的討論範疇,當前麵臨的許多不確定性已經超出了貨幣政策所能負擔的功能,即便是伯南克給出了眾多的貨幣政策設想,但屆時能否奏效也是未知數,而伯南克在2008年啟動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時也並未意識到這一政策的巨大影響。如何有效應對當前的通脹危機已經成為美聯儲以及其他中央銀行的極大挑戰,至於如何應對下一場可能出現的危機於向來短視的歐美貨幣政策而言更是難以言明。
盡管歐美國家仍依賴於傳統的國際貨幣體係獲得相對收益,通過發揮貨幣政策非常規手段和扭曲的貨幣政策操作維係財政赤字貨幣化。從政策實施效果來看,歐美貨幣政策的局限性愈發突出,負麵效應擴大,反映了現代貨幣理論的發展困境。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2008年後的歐美均在寬鬆貨幣政策操作上進行了實驗,但這些貨幣政策操作並未係統性開展,期間遭遇了外部環境的衝擊,或出現回歸貨幣正常化的中斷,或因外部衝擊而重蹈覆轍。經驗表明,現實的貨幣政策操作不僅無法跟上形勢的發展,而且全球化時代的經濟環境和貨幣條件日趨複雜,關鍵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新冠疫情、地緣政治以及百年變局等多重因素交織疊加,單一的國際貨幣體係的內在矛盾日益突出,成為全球經濟穩定增長的主要障礙。國際清算銀行(BIS)認為,貨幣政策將麵臨中長期挑戰,應在中期內實現正常化,重構安全邊際,保持在“穩定走廊”內運行。縱然歐美中央銀行已經熟練地應用貨幣政策框架和工具挽救經濟、抗擊通脹,但並未解決歐美經濟結構的深層次矛盾,而恰是這些內在因素和外部挑戰增加了貨幣政策調整的難度,並超出了貨幣政策的正常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