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36年的 "留德華"：離開中國，奔向中國
2022年3月，曾安平於西湖大學雲穀校區其實驗室樓前留影 | 作者供圖
編者按
2022年4月底，曾安平從杭州飛往德國，交接科研項目，安排幾位博士生的博士論文答辯，辦理離職手續。幾個月前，他做出了一個讓許多人感到意外的決定：辭去漢堡工業大學終身教授和研究所所長的職務，全職加盟西湖大學，在杭州開啟職業生涯新的一章。今年是中德建交50年，作為多年的留德生，他對中德關係有了更多的期待。
撰文｜曾安平（西湖大學合成生物學和生物工程講席教授）
責編｜邸利會
這次飛德國辦理離職手續，讓我想起了第一次從國內赴德留學的日子。一晃36年過去，內心的感受也迥然不同。
如果從1972年算起，中德建交已經50年。前不久，中國駐德國大使館還在柏林中國文化中心舉辦了郎朗鋼琴音樂會，以表慶祝。作為多年的留德生，我對中德關係有更多的期待，最大的期待便是中德之間不僅能有更智慧、更有曆史遠見的政府、政治交流，還能有更廣泛、更深入的人員和民間交流。
一如初見
圖1 1986年同濟大學留德研究生預備部第四期出國研究生結業留念 | 第三排右10為作者
36年前的1986年9月底，同濟大學留德研究生預備部、同期德語學習結業的一百多位同學從北京飛往了法蘭克福，或科研進修，或攻讀博士學位。我們是受益於中德建交、改革開放的幸運兒。
三分之一世紀後的今天，在即將離別可以稱之為第二故鄉的德國，初到異國他鄉的情景仍宛如昨日，曆曆在目。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經曆了十年文革動亂，作為貧窮的留德中國青年學子，相信大都有著難以忘懷的經曆和記憶。
那時，國門初開，年輕的我們對世界是如此地好奇，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對國家充滿了信心，肩負著一種 “從我做起，振興中華” 的時代使命感。
而德國社會、民眾對我們這些年輕人也同樣充滿好奇、友善，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也不吝嗇他們的讚譽之詞。中德關係的“蜜月期”，我們有幸體驗了。
我對德國的最初印象和記憶可以概況為 “震憾” 二字。
首先是飛機著陸前所受到的 “綠色” 震憾，大片的森林覆蓋著我們前往的目的地，找不到據說有著德國最多高樓大廈的法蘭克福。這與起飛時在北京上空看到情景反差極大。
抵德後，中國駐德使館及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安排我們在波恩附近的 Bad Honnef 小鎮逗留，做分赴各個大學前的集訓準備。
次日一早，我與幾位同學迫不及待地來到小鎮的市中心，第一次目睹具有德國特色的木嵌結構傳統建築。許多房屋的陽台窗台上，掛滿了色彩鮮豔的天竺葵花, 鋪有碎石的街道如此的整潔，街道兩邊的私家花園各有特色、五彩繽紛。偶爾可見幾位婦人正在裝扮她們店鋪的門麵，準備一天的開始。一切都是那麽的寧靜、和諧。這是一種異國情調帶來的震憾。
我們這群臉上掛滿好奇、驚訝的年輕中國人走在如同神話般美麗的德國小鎮街道上，不時地用還顯生硬的德語 Guten Morgen（早上好！）與當地人打著招呼，得到也許同樣略帶驚訝、但充滿友好笑意的標準德語 Guten Morgen 的回應。這些就像一幅流動的油畫定格在我最初的德國記憶中。
圖2 萊茵河畔的Bad Honnef， 時光似乎停留在36年前
在 Bad Honnef 停留三天，瀏覽了美麗的萊茵河後，我們在波恩火車站各奔東西。
第二故鄉
我與一位鬱姓和一位王姓同學乘火車來到下薩克森州的第二大城市——布倫瑞克（Braunschweig），開始在德國最古老的工科大學布倫瑞克工業大學（起源於1745年）的留德生涯。
布倫瑞克工業大學是天才數學家高斯的故鄉和任教過的地方，也是德國宇航中心（DLR），德國聯邦物理技術研究院（PTB），原德國國家生物技術研究中心（GBF，現更名為亥姆赫茨傳染病研究中心），原聯邦農業研究院（FAL）等大型國家級研究機構雲集的地方。
我們在布倫瑞克的最初經曆頗具意外。
鬱同學在火車站被導師接走，我和王同學被學生會的中國同學接送到學校的外事辦公室 。離開集訓地時，DAAD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已經和大學聯係，給我們安排了學生宿舍，可外事辦公室負責人卻告訴我們，由於中間是周末，他們還沒有給我們落實好學生宿舍的住所。幸好，大學附近的學生宿舍有一層樓住了好幾位中國學生，學生會便安排我們在那裏的公用電視房臨時住下。我和王同學很是羨慕鬱同學，心想他一定得到導師的精心安頓。
不料第二天，他帶著行李找到我們，加入了在電視房的臨時住宿。原來他的導師把他接到了一個旅館，但費用自理。我們離開波恩時，雖然每人發放了兩個月的生活費，但這裏麵絕對是沒有住旅館的預算。我們在電視房住了幾天後，陸續被安排到不同的學生宿舍。
到達布倫瑞克的最初經曆，是我直麵德國大學和社會的 “第一課”——
我對德國人的 “周末” 有了切身的體驗; 同時也明白了，在德國不要指望別人為你做什麽計劃和安排；獨立、自主既是我們需要適應的地方，也是自我發展的機遇。和我同時來到布倫瑞克的這二位同學，在半年內先後轉到別的大學發展，大概可以很好地作為後者的詮釋吧。
圖3 從學生宿舍和廚房開始傳播中國文化。1987年，布倫瑞克工大的“夏日節”上中國攤最受歡迎。
在布倫瑞克的第一年，我輾轉於三個不同的學生宿舍，廣泛接觸到來自不同國家和背景的學生。廚房和電視房成了我們認識交流的好地方，一盤簡單的西紅柿炒雞蛋或者一盤炒土豆絲拿來共享，就可以成為進行文化交流最好的物質基礎。碰上樓道開派對，奉獻出一盤螞蟻上樹之類的美食，便會收獲到眾多的讚許。
當然，中國學生喝牛奶前加熱，也會引起德國學生的好奇和不解。要是不小心牛奶燒糊了或是濺到電爐上所引起的氣味，那是會招到嚴重抗議的。估計大多數中國學生在幾個月後就會和德國同學一樣，直接將牛奶從冰箱裏拿出來享用。理解和融合就這樣自然而然地進行著。
更廣泛的接觸交流，當屬在大學組織的 “夏日節”（Summerfest）上，各國的學生會出麵組織留學生們做出各具家鄉特色的小吃出售。
中國留學生們聚集在一起做春卷、包子、燒賣和鍋貼餃子之類的，那是一個名副其實的 “萬國美食節”；還有同學拿出自己的書法、剪紙等工藝，展示中國文字及文化的美妙和博大精深，或為德國人起中文名、簽名留念等等。中國攤總是非常受歡迎的， 德國學生、同事享受到了正宗中國美食和文化，我們則得到了樂趣，獲得了實惠。
終身朋友
我也在校園之外認識了不少德國朋友，尤其懷念偶遇但成為終身朋友的 Hans-Werner Kralle。
上世紀80年代，中德之間有著許多甚至意想不到的文化交流。我到布倫瑞克不久，得知在附近的一個小鎮沃爾芬比特爾（Wolfenbüttel，意譯為 “狼屯” 更合適，該鎮與大眾汽車總部所在地 “狼堡” 隻有二十來公裏）有一個國內來的宗教藝術團進行演出交流，便好奇前往。
演出在奧斯特公爵圖書館舉行，這家圖書館成立於1572年，是世界上最大最知名的古籍收藏機構之一，尤其是藏有珍貴的古版聖經手稿。演出後，Hans-Werner Kralle請我留下喝咖啡，並告知我他是中學老師，很想去中國看看，希望我教他漢語拚音和中文，他可以幫我提高德語。
他是位非常熱情、開放、讓人難以拒絕的人。我這個漢語拚音很差的江西人，隻好臨時抱佛腳，拿著新華字典自己補習漢語拚音，趕鴨子上架做了他幾個月的中文老師。
這期間，我們幾乎每星期見麵，他和妻子多次帶我到他們在 “狼堡”（Wolfsburg）的家中，甚至他們的父母、朋友家中做客，體驗德國文化和生活。我在德國的第一個聖誕節，就是在他父母的家中度過，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還記得他帶我去他任教過的北德海濱城市呂貝克（Lübeck）。這是曆史上漢薩同盟的 “首都”，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瑪斯·曼與文學家亨利·曼兄弟的故鄉。在呂貝克美麗的海灘上，他在眾目睽睽之下，脫光衣服跳下海裏遊泳，還喊著他的年輕妻子和我也同樣下水遊玩，讓我頗感不知所措。
後來， Hans-Werner 終於如願前往了中國，到北京大學西語係教德語，在北京生活工作了多年，講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愛中國，把北京稱為他的第二故鄉。他攜帶中國妻子回德國後，我們還一直保持來往，直到他不幸因病早逝。
始料未及的是，除去中途短暫離開，我會一直在布倫瑞克市學習、工作和生活二十多年，直到2006年就職於漢堡工業大學，2009年舉家搬遷到漢堡。布倫瑞克可以稱之為我名副其實的的第二故鄉，我在這裏成家立業。然而我在布倫瑞克的攻博是起步維艱的，而這和我與德國以及布倫瑞克的意外結緣有關。
“Du”
圖4 2001年作者與洪堡學者、印度訪問教授Jayant Modak（左三）在Deckwer 教授家中。
我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化學工程專業，1984年研究生畢業後留在北京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從事石油煉製化學工程研究。我的導師林正仙先生是中國石油化工開拓者之一。他是1940年代的留美博士，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工作數年後於1950年代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
在京城，和許多年輕的研究生一樣，得風氣之先，我碩士畢業後也積極準備赴美留學，而且已經與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化工係一位泰鬥級教授取得通信聯係。留美似乎是意料中的事。
未曾料到，研究院決定讓我以公派形式出國攻博，而且指定去德國，並改學生物技術，為所謂的 “夕陽產業” 石油化工未雨綢繆。當時，我從未想過留學德國，沒有任何德語基礎，對德國大學及科研可以說是一無所知。更沒有想到會被要求“改道”學習全新的生物技術。
而我在德國的博士導師 Wolf-Dieter Deckwer 也不是我的首選，純屬因緣巧合。
我著意並首先聯係的是原德國國家生物技術研究中心（GBF）的院長Klein教授。但他那時已經不帶博士生了，便把我推薦給了剛到GBF任生化工程部主任的Deckwer教授。Deckwer雖然接受了我，但起初似乎並不看好我。我也感覺他是那種典型的德國教授，傲慢、不好接近。
德國大學博士生培養非常強調獨立工作能力。德國國家研究機構主要部門負責人團隊，其博士生的培養更是 “放養” 式為主。Deckwer教授就公開說：“好的博士生是不需要管的，隻有那些快要沉下去被淹死的學生，才需要導師去拯救”。
大概源於這種培養理念，他在我向他報到時大致談了一下課題方向後，便幾乎對我不管不問。起初的課題進展不順，又非我興趣所在，加之他對我的冷淡，我也差點和同期來到布倫瑞克的另外二位同學一樣，準備另謀出路。
在自作主張更換課題方向後，以及自己加倍的努力下，我最終在他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我是他在GBF直接指導的唯一中國學生，一直也以為是他的第一個中國學生。
後來，當我在他指導下完成教授資格論文，與他彼此以 “Du” 相稱（以名而不是以姓相稱，在德國通常隻用於家人、朋友或親密同事之間的稱謂）之後，他才告訴我，我是他的第二個中國學生。
在他到GBF之前所呆的大學裏，曾經指導過一位中國訪問學者，不幸這位訪問學者不知何故跳樓自殺了。難怪Deckwer教授剛開始對我不看好，說不準在心裏想，這位會不會又去跳樓呢？
Deckwer教授曾經是德國化工界最年輕的教授之一，治學嚴謹，工作非常勤奮，直到不幸突然去世的前一天，仍在和助手商談論文的修改發表。我很幸運，作為他的中國學生，不僅完成了學業，還成了他的得意門生，是他的眾多弟子中第二個成為大學最高級別教授的學生。這大概是他始料未及的。
能夠成為他的同事和朋友，我頗為自豪。但更讓我自豪的是，從我以後，他非常樂意接受中國學生，改變了對中國學者的看法，對中國也變得非常友好。
“雷鋒”
圖5 1988年和Hanno Biebl 博士泛舟於北德的 Ploener湖。
我能夠在德國成功 “改道”，完成博士論文並留在德國走學術之路, 還要特別感謝一位時任GBF生化工程部資深微生物學家的 Hanno Biebl 博士。
他很靦腆。在馬普研究所工作時，Biebl和同事坐火車去參加學術會議，五個多小時裏，兩人據說無片言交流，後來同事終於挑起一個話題，他卻無意閑聊，以車快到站打住了話題。這位同事和他並無任何隔閡，還一起發表過論文。
後來，GBF生化工程部眾多同事一起坐大客車去哥本哈根參加學術會議時，我目睹了類似的一幕——他和我們部門另外一位資深研究員坐在一起，也幾乎全程無交流。我這才相信這並不是誇張的傳說。
其實Biebl 博士這種少言寡語的徳國人並不少見。
在德國參加聚會，常常會遇到旁邊的德國人安靜地坐在那裏，喝著啤酒，偶爾禮貌地和你說一下Prost（相當於 “幹杯”），卻並不和你主動搭話，給人一種要不冷漠傲慢，要不過分靦腆的感覺。
正是這樣一位似乎有些靦腆或冷漠的Biebl博士，卻主動關心我這個初來乍到的中國博士生的工作和生活，給了我許多令人感動的幫助。我們成了莫逆之交，彼此間可以毫無保留地交流。他手把手教我微生物學的實驗技巧，把我帶入生物技術領域，並在我的最初兩篇英文學術論文的寫作過程中，傳授了那種可以說是典型德國式的嚴謹的邏輯推理和表達方式，使我受益終身。
他個人在寫作論文時，是那種有100分的幹貨，卻大概隻肯講到80%左右的學者，總是得出從不誇張且盡量保守的結論。但他可以非常慷慨地和別人分享他的科研結果。
我獲得博士學位不久後成為了GBF的永久研究員，和他共享一個辦公室。正是他毫無保留地和我分享那些沒有發表或者令其不解的結果，讓我能夠將工程科學中的定量和係統分析方法手段充分地運用到微生物發酵過程的研究，對我最後確定我的教授資格論文的研究方向頗有啟發，使得我在這個領域進行了三十多年的耕耘， 收獲頗豐。
按學術界常規的標準，這位在GBF一直作為資深研究員工作到退休的 Biebl博士，也許算不上一個成功的學者，但他一直按興趣做著研究。他的一些似乎並不起眼的研究，卻影響了我的學術生涯以及其他許多人的學術研究。
在學術之外，Hanno Biebl 也有著許多令人稱道的地方，尤其是在助人為樂方麵。他許多 “雷鋒” 式甚至 “菩薩心腸” 般的故事總讓人津津樂道。
比如，有一位生長在德國的巴基斯坦裔孩子，因為和父母觀念衝突而離家出走。Biebl博士和孩子的父親曾經是同事，在調停父子矛盾無果的情況下，他十幾年如一日為這個孩子免費提供吃住，並助其完成中學和大學學業。很長一段時間，他甚至讓出自己的大臥室，自己住進一個鬥舍。
他還多年為生活在非洲的一對從未謀麵的孤兒姐妹提供生活費用。這對 “孤兒” 後來提出需要更多的資金蓋房子，開店麵謀生。Biebl 博士自己也僅憑工資生活，並不富裕，為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他甚至計劃去銀行貸款，並向親朋和同事募捐，引起了他的妹妹及同事對真實性的質疑。但他固執地寧可信其有，不願信其無。
他也給了我和家人諸多幫助，尤其在我們入鄉隨俗、融入德國社會方麵。他說話直率、真誠。
記得Biebl博士第一次開車來學生宿舍接我去附近的Harz山遊玩，我把出國時在友誼商店買的一件標準風衣穿上，他看見我的第一句話便是 “看起來很古怪，這裏的學生不這麽穿衣”。從此，這件花費了我800元出國置裝費不小部分、在國內當時可能是最時髦的 “一大件” 便一直躺在了衣櫃裏。出國時的另外 “一大件” 是標準西服，我也隻在博士論文答辯時穿過一次，便完成了它的使命。
而我到德國後買的第一 “大件” 是跳蚤市場上淘來的簡陋自行車。這輛自行車雖破舊，甚至刹車不太靈，放在學生宿舍的樓下還是被人偷了。Biebl博士知道後，把他一輛帶有6個換擋的自行車 “借給” 我用，可惜這輛 “高檔” 自行車也沒逃過被偷的命運。
周末和假日，Biebl常常開車帶我們認識所在的城市及周邊地區，參觀博物館以及各種教派和各個時代的教堂，了解到許多德國的曆史和文化，我們在休閑娛樂的同時也學習到了許多植物知識。有一次，他得知我和家人想開車去阿爾卑斯山遊玩，主動提出把他的好車給我們開一個多星期，他卻開著我的學生破車上班。
這位如此慷慨大方的德國朋友，在一些小的事情上卻讓我們感到不可思議的 “小氣” 和 “不近人情”。
和他一起出遊，常常看到他在口幹舌燥後買冰淇淋或飲料自我享受，卻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會問你是否也來一個。我們曾陪同他在中國旅遊，受到我們的親朋好友的熱情接待，好吃好喝，提供住宿，安排陪同遊玩。後來這些親朋好友去德國旅遊時，他對重逢表現得很高興 ，但卻往往想不到回請他們，最多到他家裏喝杯咖啡。不知道是他像許多德國人一樣，沒有 “還人情” 的概念，還是覺得拿不出像樣的東西來招待？
沒有圍牆
回想起來，盡管那時候國門已經打開多年，當時德國老師任教的同濟大學留德研究生部也為我們來德進行了高強度的語言及文化方麵的培訓，我對德國社會及人文仍然所知甚少。即使在德生活了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也對有些德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難以理解。
也許更深入的接觸交流，能有助於理解一些看似不可理喻的事情; 或者社會、民眾以及個人行為本來就是多元多麵的，就像Biebl博士一樣，既有在我們看來很“德國人”的一麵， 也有很不 “德國人” 的一麵。但理解和包容可以使我們成為可以信賴的終身朋友。
我從取得教授資格到後來成為大學教授，二十多年的教學科研中，指導和培養了數以百計的碩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後，包括30多名中國博士、博士後及訪問學者。我的實驗室成員，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背景、信仰、膚色，大家相處甚歡。生日聚餐、畢業請客、郊遊、或在我家中的夏日聚會，是了解世界各地飲食文化、生活風俗的絕佳場所。
我也多次成為歐盟、德國科學基金委、聯邦教育科研部大型科研項目首席科學家，認識了許多同事，我們不僅談論學術，也暢談、體驗不同的文化。
其中，我的一位德國博士生工作後的來信，讓我深刻體會到學術和文化可以水乳交融，從而開擴人的視野，影響人的行為方式。他寫道——
“我在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常常愉快地回憶起在您的研究所度過的時光，尤其是在跨文化合作和組建特別任務小組的時候。這時我更清楚地意識到，我在您這裏不僅加深了生物技術和過程工程方麵的知識，同時也在組織管理和團隊合作方麵學到了很多東西。比如：除了項目和任務本身，必須首先考慮到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即使在項目進展不順利的情況下; 整個部門的經常性組會交流，使我能夠從另外的角度看問題…… 回想起來，當年我為了博士學位從布朗瑞克來到漢堡您這裏是一個完全正確的決定。漢堡不愧是通向世界的大門，如今這扇大門似乎正對我敞開著...... 為此，再一次衷心謝謝在您這裏和研究所渡過的美好時光”。
圖6 作者和他在漢堡工大的團隊攝於其研究所大樓前
飲水思源。當年我從中國來到德國留學，正是它為我打開了通向並認識世界的大門。作為大學教授，我對德國大學的傳統、變遷以及人才培養有著特別的體驗。沒有圍牆的德國大學，通常也沒有明顯的校園，除了大學主樓，圖書館和部分行政部門相對集中，教學樓和研究所通常分布在城市不同的地方，這非常有利於學校和社會，師生和民眾的交流與融合。
19世紀初德國教育的改革，教育家洪堡確立的科教合一、學術自由的大學理念，成就了德國大學的百年輝煌，以及德國工業和國家的崛起。20世紀初，德國科學家囊括全世界近40%的諾貝爾獎，僅是位於小鎮哥廷根的哥廷根大學就先後走出了40多位諾獎得主。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與高等教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在重大科學和技術原始創新、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等方麵，亟需更大的努力。
當去年西湖大學和我取得聯係，施一公校長邀請我加盟這所新型研究型大學時，我被這所大學具有國際視野的科研及人才培養理念、以及為人類社會做出中國人應有貢獻的遠大誌向所打動，從而欣然接受邀請，加盟了西湖大學。
圖7 作者組織的中德工業生物技術博士生暑期班，於漢堡工業大學。
回望自己在德國36年從 “他鄉” 到第二 “故鄉” 的一些生活和工作片段，聯係到中德兩國關係從政府到民間的現狀，頗有點物是人非的感歎。
我和當初的一百多位同學中的許多人一樣，幾十年在德國成家立業，我們的後代在這裏出生、紮根。正如蘇軾的千古名句 “心之安處是吾鄉” ，可以說，我們有兩個故鄉。我們是幸運的，又時常生活在取舍的掙紮之中。同學中的許多人包括我，也許就像美籍華人作家韓素英曾經說過的那樣 “他們的一生，永遠在二個相反的方向跑來跑去：離開愛，奔向愛；離開中國，奔向中國”。
我想，這無數人的穿梭往來，在時空中，築起了一座中德交往的無形橋梁，也模糊了他鄉和故鄉 的概念。不管是從事商業、企業、學術或者純粹個人事務，我敢說，這些基於多年的深入了解和理解的交流，長期穿梭於中德之間的 “留德華”，是中德關係最好的民間大使。我希望，在未來中德兩國關係中，能有更多這樣的民間大使，這也是我自己繼續努力的方向。
圖8 留德20周年之際 （2006年9月底）部分同期出國研究生們及家屬重逢於Bad Nauheim
在國際關係百年未遇之大變局、新冠疫情阻隔人民交流往來、戰火又在歐洲大地上點燃的今天，我回到德國辦理離職手續，終於能夠忙裏偷閑，動筆寫下這篇小文，為慶祝中德建交50周年貢獻一點花絮。
我衷心地祈願，年輕一代有機會感受到上世紀80年代，我們這一群曾經的年輕人來到德國後，感受到的那種友好氣氛——充滿著開放、善意、以及對人類共同和平發展抱有的美好期望。
2022年6月定稿於漢堡，10月修改於杭州。（編者：本文經過了編輯，原文將收錄於年底出版的《五十年五十人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