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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巴喬夫還是個處級幹部時，中情局就開始扶植他了
作者：A. B．奧斯特羅夫斯基 來源：高級黑子微信號 2022-09-01
http://www.kunlunce.com/ssjj/guojipinglun/2022-09-01/163643.html
2010年，A. B.奧斯特羅夫斯基出版了他的新著《誰扶持了戈爾巴喬夫？》。米·戈爾巴喬夫上台時的形勢，至今籠罩著神秘的麵紗。是誰除掉了蘇聯最高層中他的競爭對手？為什麽戈爾巴喬夫1985年3月在決定蘇聯命運生死攸關的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輕鬆取勝而成為黨的總書記？在複雜多變的政治舞台上，戈爾巴喬夫是怎樣左右逢源、逢場作戲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是怎樣接觸、力促和扶持戈爾巴喬夫掌權的？以下是關於這方麵內容的摘譯。
01 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局長羅伯特·蓋茨：“我們對他（戈爾巴喬夫）很了解”
著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亞·季諾維也夫稱，1979年他僑居國外時，有人向他提出一個問題：蘇維埃製度的哪些地方最容易被攻破？他的回答是：“那些被認為是固若金湯的地方，即蘇聯共產黨機關，它的中央委員會，它的政治局，最後是它的總書記。”“隻要把自己的人安排在這一位置”——在聽眾哄堂大笑中，他說：“隻需幾個月他就可以搞垮黨的機關……然後，整個政權和管理體係開始出現解體連鎖反應。”
“其結果”是“整個社會的解體”。
亞·季諾維也夫證實，一段時間過後，他曾與英國情報機構某工作人員交談，該工作人員告訴他：“很快他們（即西方勢力）將把自己的人安排在蘇聯的王位。”
當然，他沒有提及戈爾巴喬夫的名字，但季諾維也夫作出結論：這一諾言有先見之明。
如果考慮英國從蘇聯改革中所得（不會多），英國特工機構參與將戈爾巴喬夫推向權力最高峰的說法令人懷疑。因此，有些作者認為，米·戈爾巴喬夫（上台）可能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或共濟會，而不會是英國情報機構有關。葉·利加喬夫前助理B.列戈斯塔耶夫最先散布的一種說法廣為流傳：
“似乎，在占領時期，米·戈爾巴喬夫向德國當局作出了合作的書麵承諾。”“在德國投降後，該書麵承諾落入西方盟國手中，並成為他們進行‘敲詐’的工具。”
但至今沒有證明這一說法的證據，哪怕是間接的證據。因此，如果我們真想弄清這一問題，就不應以訛傳訛，而應將“西方和戈爾巴喬夫”作為特別研究題目。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戈爾巴喬夫的大學年代。因為在莫斯科大學學習的，不僅有蘇聯大學生，還有外國留學生。1953年，在法律係有幾十個留學生。他們之中的捷克人茲德涅克·姆林納日（1930~1997年），米·戈爾巴喬夫不僅認識，他倆還是朋友。不過，他們之間的關係，無論在大學，還是畢業後，至今沒有引起特別注意。至於戈爾巴喬夫1950~1955年與在莫斯科大學學習的其他留學生的相互關係，更沒有人研究。戈爾巴喬夫傳記的作者A. C.格拉喬夫斷言，1955~1985年，米·戈爾巴喬夫和茲德涅克·姆林納日沒有保持聯係，30年中他們隻在1967年見過一次麵，而且很偶然。但之後，正是A. C.格拉喬夫自己引用了戈爾巴喬夫1994年對《共青團真理報》的下述講話：“茲德涅克是我最親密的朋友，比任何人都更親密。”
難道，他們這樣好的關係，大學畢業之後沒有通信聯係？2002年戈爾巴喬夫證實：“我有一個朋友叫茲德涅克·姆林納日，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我們都保持著友好關係。”
有人據此認為，1955年之後，戈爾巴喬夫和茲德涅克·姆林納日繼續保持著聯係，但隻是不宣揚罷了。
為了弄清形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必須考慮下述情況：莫斯科大學畢業後，1955~1963年，茲德涅克·姆林納日在捷克國家與法研究所工作，1963~1967年，任捷共中央委員會法律問題委員會書記，1968年任捷共中央委員會書記和主席團成員，是“布拉格之春”的領袖之一；正是出於這一原因，1968年他被解除職務，1970年被開除出黨；1977年，茲德涅克·姆林納日簽署了《七七憲章》，並被迫僑居維也納。
當選總書記之後，戈爾巴喬夫立即邀請茲德涅克·姆林納日赴莫斯科，但與他的會見沒有公開。
研究“戈爾巴喬夫和西方”問題，還應關注戈爾巴喬夫參加的1961年在莫斯科舉行的世界青年論壇。在該論壇上，戈爾巴喬夫受全俄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也許不隻是團中央）的委托，“負責意大利代表團”。他由此開始了與意大利共產黨人的聯係，而這意味著與後來被稱為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聯係。
1966年，戈爾巴喬夫首次出國，訪問德意誌民主共和國。1969年9月，他應邀參加保加利亞的慶典活動；同年11月，赴捷克斯洛伐克出差。1971年，在意大利，他第一次認識“資本主義世界”，之後他訪問了“法國、比利時、德意誌聯邦共和國”。
戈爾巴喬夫還和造訪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的外國人建立了聯係。他們主要是來自中歐友好國家的黨務和國務活動家。在這裏，他還開始接觸“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他們是為了生意而訪問該邊疆區的。其中包括英國約翰·布朗（John Brown）公司，德國的林德（Linde）公司，美國的聯合碳化物（Union Carbide）公司，它們是參與設計和建設化工廠的，還有為該項目提供資金的英國摩根建富（Morgan Grenfell）銀行。
在成為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後，戈爾巴喬夫的國際交往擴大了。由於農業屬於他的工作範圍，他參與了糧食的進口，而恰恰在這一時期，糧食的進口對於我們的國家有著特殊的意義。與此相關，下述事實引人注目。當戈爾巴喬夫夫婦從斯塔夫羅波爾調到莫斯科，如何安排賴莎·馬克西莫芙娜的工作，成了一大問題。根據Л. Н.蘇馬羅科夫的回憶，他為她在莫斯科一所大學找到了一個位置。但賴莎·馬克西莫芙娜突然聲稱，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在書記的位置上未必能久留，他很可能很快被解除職務和派到某個地方當大使。因此，她要學習英語而不到大學教授哲學。調到莫斯科後，賴莎·馬克西莫芙娜未必真正準備“整裝待發”（出國當大使夫人），很可能是拒絕為她安排的工作後，她決定成為家庭主婦。有理由認為，她對英語產生興趣，是因丈夫調到首都後，她寄希望於他經常出國和擴大與外國人的會見，看來她準備參與這些會見。
重要的是確定究竟是什麽時候外國開始注意戈爾巴喬夫的。中央情報局前局長羅伯特·蓋茨在其回憶錄《來自陰影》一書中這樣寫道：“1983年初，中央情報局熱切地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出現，他是安德羅波夫提拔的。”
是什麽引發了這一熱切？羅伯特·蓋茨承認：“我們對他很了解。”
中央情報局搜集蘇聯共產黨領導人的情報很正常，如不這樣做，反而奇怪。就此問題，前白宮工作人員之一約翰·波因德克斯特在與彼得·施魏策爾座談時證實：
“我們擁有很好的關於蘇聯，特別是政治局和領導人的情報。”
的確，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出版的《間諜藝術》一書中，艾倫·杜勒斯承認：
“西方情報機構密切關注著這些人物的出現，而且，對各個級別的共產黨員，從最高層到基層，認真建立檔案卷宗，詳細記錄他們的活動和講話，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有關情況。”
但中央情報局未必搜集黨組織和黨委書記們的情報，也許，在蘇聯社會發揮特殊作用的黨組織例外。比如，蘇共中央委員會機關的黨組織，或蘇聯克格勃。區委和市委一級，如果不是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其他大城市，中央情報局未必感興趣。但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所有共和國、邊疆區和州的首府均在美國特工機構關注的視野之內。
在這種情況下，戈爾巴喬夫的姓名出現在中央情報局人物資料卡片的時間，不會晚於1968年，當時他任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黨委第二書記。在人物資料卡片中輸入其黨務活動、公開講話、“個人和社會生活”資料的時間，也不會晚於這一時段。
搜集此類情報的目的何在？關於這一問題，艾倫·杜勒斯在自己的書中並沒有說明。但這一問題的答案不難找到。這樣的情報是必要的。第一，是為了對蘇聯黨和國家機關業已存在的集團作出評價，預測可能出現的人事變遷；第二，對將與美國政府打交道的人有所了解，即在與這些人建立關係時，不能出現失誤；第三，在蘇維埃和黨的活動家中，招募自己的間諜，當然他們不一定要從事間諜活動。
克格勃將軍西多連科回憶說：
“20世紀60年代中期，克格勃從其消息來源得到了關於中央情報局和美國其他特工機構轉入招募所謂利益代理人的第一份情報。”“而招募這些利益代理人，是為了在將來使用，即指望在今後的某一未知的時刻，他們能夠晉升到黨和國家機關、有影響的社會機構以及蘇聯軍隊，並在那裏工作。”
克留奇科夫曾寫過蘇聯官僚機構內部“利益代理人”的出現，隻是在赫魯曉夫時期。但這表明他不實在，或不懂行。自古以來，所有國家都希望其他國家有“自己的人”。
我們不知道，1983年之前中央情報局掌握了關於戈爾巴喬夫的什麽具體情報。但根據所有情況判斷，關於戈爾巴喬夫的情報使美國特工部門相信，可以利用他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務。
中央情報局什麽時候掌握了這樣的情報？
牛津大學教授阿爾奇·布朗斷言，1980年10月22日他得知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他立即將其確定為“具有不同尋常的、深遠的重大意義的事件”。
類似意見可以理解為：1978~1980年，此前鮮為人知的省級書記突然成為蘇共中央書記，之後成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最後又成為政治局委員。但布朗指出，早在1978年，當戈爾巴喬夫成為蘇共中央書記時，已引起了他的注意。當1979年6月他與（“布拉格之春”領導人之一、戈爾巴喬夫的大學好友）茲德涅克·姆林納日會見後，他對戈爾巴喬夫的興趣更加濃厚。
如果說，布朗在1978年開始注意戈爾巴喬夫，那麽，美國外交官傑克·馬特洛克早在1975年就已知道了戈爾巴喬夫的名字。馬特洛克生於1929年，1950年畢業於北卡羅來納州大學，1952年在哥倫比亞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自1953年在達特茅斯學院教授俄語。1961年首次派駐莫斯科，前後大約工作了兩年，任副領事和三等秘書。20世紀60年代他在非洲工作過，然後調到國務院。1971~1974年在國務院領導蘇聯處。1974年再次派駐莫斯科，擔任副大使。
後來，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承認，自1961年，他已經在設法“搞清”蘇共中央機關。在說明20世紀70年代中期他已經知道戈爾巴喬夫的名字時，馬特洛克在其回憶錄中說，他所知道的戈爾巴喬夫是一個“試驗者”和在仕途上“春風得意的人”。
1975年，馬特洛克訪問了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這是一次工作訪問，因為正是這一時段大使回國，馬特洛克“臨時領導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
遺憾的是，關於馬特洛克的斯塔夫羅波爾之行，暫時我們一無所知。我們隻知道，為他組織了“邊疆區遊覽”活動，大部分時間“或在汽車上，或是宴請”。
到斯塔夫羅波爾後，馬特洛克表示了“拜訪地方領導人”，即戈爾巴喬夫的願望，盡管馬特洛克承認這不符合“慣例”。馬特洛克寫道：“我希望，他與其他州令人討厭的蘇聯人不同，會打破慣例，接見美國外交官。”
但小心翼翼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沒有“違反慣例”，他把馬特洛克“轉給”地方執行權力機構一把手，即邊疆區執委會主席。按照馬特洛克的說法，他未能與戈爾巴喬夫會見，直到1985年5月他才與戈爾巴喬夫認識。但時任蘇共斯塔夫羅波爾市委第一書記的卡茲納切耶夫證實：
“在拒絕個人接待美國外交官後，看來戈爾巴喬夫理解，既然外交官遠道而來，就絕不會甘心空手而歸。戈爾巴喬夫在邊疆區委為馬特洛克舉行了正式的招待會，邊疆區委所有書記都參加了，其中包括米·戈爾巴喬夫。”
因此，美國外交官與戈爾巴喬夫結識，並不是在1985年，而是在1975年。令人疑惑的是，為什麽馬特洛克要刻意隱瞞這一事實。未來，人們可能從國務院的文件了解真相，因為馬特洛克必須報告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之行。也許有關文件在中央情報局。
02
1984年初華盛頓要求與戈爾巴喬夫建立“秘密”聯係
1984年3月，日內瓦會議蘇聯代表、裁軍大使B. Л.伊茲拉埃良——是他曾介紹Г. А.阿爾巴托夫與喬治·布什認識，收到了參加同一會議的美國同行路易斯·菲爾德斯的邀請。路易斯·菲爾德斯擬與他舉行一次“不帶有任何立場”的會見，這意味著是進行非正式對話的邀請。在會見中菲爾德斯稱，華盛頓希望與克裏姆林宮領導人建立重要的和務實的接觸。似乎在安德羅波夫逝世後，裏根政府確實決定與莫斯科密切聯係，但為什麽裏根政府不將此意直接通告蘇聯國家元首、蘇聯外交部或至少是蘇聯駐華盛頓大使？原來，要組織的是非正式的、秘密的會見。國家元首之間的秘密接觸司空見慣，但菲爾德斯建議的特別之處在於，“不久即將訪問日內瓦的副總統布什”想在訪問期間“秘密”會見“一位新的蘇聯領導人”。根據菲爾德斯的談話，這裏所指的是戈爾巴喬夫，而戈爾巴喬夫“最有可能成為未來的蘇聯領袖”。與此同時，菲爾德斯強調，“會見不僅應嚴格保密”，而且“關於會見，任何人都不應知道”。布什的中間人稱：
“蘇聯領袖可以化名來，可以編造某個理由。”
這一建議使伊茲拉埃良左右為難，因為，美國政府試圖與蘇聯國家領導人之一建立非正式的接觸，不僅要對國家所有領導人保密，還不能讓國家首腦知道。繞過外交部部長將美國的建議直接轉告戈爾巴喬夫？這將意味著他的仕途麵臨威脅。通過葛羅米柯轉告？這等於把該建議的秘密告訴了葛羅米柯。情況如此不同尋常，致使伊茲拉埃良不知所措。雖然根據工作要求，他應首先將上述談話通報外交部，但他下不了決心。
事件如何繼續發展？
B. Л.伊茲拉埃良是這樣寫的：
“4月中旬，布什抵達日內瓦。他在裁軍會議上的發言安排在4月18日，而會議之前，布什的好友薩德-魯金·阿迦·汗將電話打到我的房間。”“薩德-魯金·阿迦·汗‘神秘兮兮地’告訴我，‘17日晚’,‘我們的共同朋友’，即布什，想與我在他那裏見麵。”“開始是三人在一起談，後來薩德-魯金·阿迦·汗離開，隻有我和布什兩人。他立即將話題轉入蘇美進行非正式會見的可能性。但作為會談對象，他隻點了一個人——蘇聯未來領袖——的名字。‘你們下一個領袖將是戈爾巴喬夫’，布什十分有把握地說。”
伊茲拉埃良特別強調，如果菲爾德斯隻將戈爾巴喬夫稱為契爾年科可能的繼承人，則布什在談及這一問題時顯得十分有把握。
如我們以後所看到的那樣，黨的高層圍繞契爾年科接班人的鬥爭一直在進行，直到他去世。布什十分有把握的根據是什麽？難道這一問題由華盛頓解決？伊茲拉埃良答應布什將他的建議“報告給莫斯科”，但他又不敢以書麵形式報告如此重要的情報，於是他親自回到莫斯科。當然，他沒有急於到老廣場見戈爾巴喬夫，而是直奔斯摩棱斯克廣場見葛羅米柯。
伊茲拉埃良回憶說：
“大約4月24日，在莫斯科與部長第一次會見時，向他報告了布什的提議。葛羅米柯認真地傾聽匯報，沒有打斷匯報，也沒有提任何一個問題。而當我結束匯報之後，出現了令人難堪的沉默。部長的視線離開我，看著某個地方並緊張地思索著，之後轉向我說：‘嗯，關於裁軍會議的情況如何？’我明白了，這次談話已經結束。”
1991年，伊茲拉埃良第一次將這一段曆史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根據他的講述，在出版回憶錄之前，他將此事告知布什，並得到了他的同意。伊茲拉埃良回憶錄的發表，立即引起了關注。一些文章的作者利用他公布的材料，不僅指責戈爾巴喬夫拿了美國人的錢，還與中央情報局合作；而另一些人從這一材料中，看到了下述證據：是“美國人任命戈爾巴喬夫”為總書記的。
1999年布什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其中包括《與維克多·伊茲拉埃良大使座談備忘錄》。但在該文件中，他甚至完全沒有提及想秘密會見戈爾巴喬夫一事。
難道伊茲拉埃良杜撰了1984年與布什的談話？1984年春，他寄給蘇聯外交部副部長Г.科爾尼延科的非正式信件，回答了這一問題。在該信中，伊茲拉埃良讓他知道了自己與美國副總統的會見並報告說：
“在座談中，布什多次重複地、死乞白賴地讓人接受的思想是，舉行非正式、幾乎是秘密的，與和他同一級別的一位蘇聯領導人的會見（即蘇聯的第二把手，明顯暗示是戈爾巴喬夫）。當然，裏根知道這一想法，看來是支持這一提議的。我感到，布什願意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點舉行這樣的會見。”
與此有關，應提請注意的是，布什在發表自己的備忘錄時，並沒有對伊茲拉埃良的回憶錄提出質疑。這使人們有理由認為，1984年在向總統辦公廳通報與伊茲拉埃良會見時，布什認為自己就戈爾巴喬夫問題向總統報告是絕對的機密，以至於不能將這一部分談話放在正式文件中。因此，伊茲拉埃良關於1984年4月他與布什會見的回憶錄是可信的。
伊茲拉埃良還寫道：
“關於秘密與戈爾巴喬夫會見的可能性，美國人是否通過其他渠道進行了試探，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克裏姆林宮領導人是否討論了這一問題。多半是沒有討論。”
03
通過芬蘭總統再次設法與戈爾巴喬夫建立“秘密”聯係
看來，對於與戈爾巴喬夫建立“秘密”聯係的提議能否成功，美國政府沒有抱很大希望。他們同時在尋找其他途徑組織與戈爾巴喬夫的秘密會見。這一時期在國務院主管蘇聯方向的馬特洛克曾寫道：
“雖然我們設法與他建立直接聯係，但不清楚如何著手。”
1984年2月23日後，戈爾巴喬夫已經主持書記處會議（即形式上已是黨的第二把手），但他擔任這一角色是“臨時性”的，並沒有以書麵形式確認。所以，從手續角度看，他依然隻是主管農業的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不過，3月4日，蘇聯舉行了最高蘇維埃選舉。4月11日，新的最高蘇維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當日，戈爾巴喬夫被選為外事委員會主席。
正如克留奇科夫所指出的那樣，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是蘇斯洛夫領導該委員會，在安德羅波夫時期是契爾年科領導該委員會。換句話說，這一職務總是由黨的第二把手擔任。因此，選舉戈爾巴喬夫擔任這一職務，是安德羅波夫去世後戈爾巴喬夫成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二書記的補充證明。
有鑒於此，馬特洛克指出，出現了“以國會領導人的名義向他發出邀請的可能性”。不過，在研究這一可能性之時，美國政府得知，芬蘭總統毛諾·科伊維斯托計劃訪問蘇聯。在指出這一事實時，馬特洛克關於戈爾巴喬夫是這樣寫的：
“（我們）試圖通過芬蘭總統毛諾·科伊維斯托與他進行接觸”。
毛諾·科伊維斯托4月26日抵達莫斯科，4月27日飛抵克裏米亞休息。無論在機場迎接他的人，還是在與契爾年科的會見中，都沒有發現戈爾巴喬夫的身影。但如果考慮到，他已於4月11日當選為外事委員會主席，毛諾·科伊維斯托可以親自拜訪戈爾巴喬夫並向他轉交裏根政府的提議。從馬特洛克的書中可以明顯地看出，舉行了類似會見。這樣，不早於26日，但不晚於27日，戈爾巴喬夫得到消息，裏根政府想與他建立非正式的聯係並把他視為蘇聯國家未來的首腦，進行預備性談判。
如果說美國副總統有一定的行動自由度，那麽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出國，則不僅要征得同意，還需得到政治局的批準。很難說這是不是巧合，但我們知道，正是在1984年4月末，進行了一次取消戈爾巴喬夫主持蘇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資格的不成功的嚐試。與此相關，上述提到的情節，值得特別關注。特別是，這涉及葛羅米柯的立場。
我們不清楚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對美國的建議作何反應，也不知道他是否將這一建議通報給黨的領導人或一直作為機密加以保守，盡管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根據某些資料，毛諾·科伊維斯托曾與克格勃合作。
不管怎麽說，事件的進一步發展使人有理由認為，戈爾巴喬夫沒有拒絕美國的建議，即他表示願意與美國領導人舉行秘密談判。
04
意大利總統突然提出會見戈爾巴喬夫會見以“友好的擁抱結束”
正當美國人就邀請戈爾巴喬夫一事琢磨對方的立場之時，戈爾巴喬夫自己出國了。因為，1984年6月11日，意大利共產黨領袖貝林格逝世。當天克裏姆林宮就得到了消息。開始莫斯科擬派以波諾馬廖夫為首的代表團參加吊唁活動，但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對這一決定持消極態度，他們建議的代替人選是戈爾巴喬夫。這一建議被接受，12日早晨，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得到通知。13日晨，蘇聯代表團抵達羅馬。
同一天，舉行了葬禮。根據戈爾巴喬夫的回憶，
“（晚上）七點多”，“在我們的大使館官邸，我們會見了意大利共產黨領導成員”。“談話持續了一整夜，淩晨，當我們各自離開的時候，形成了某種相互諒解的氛圍。”
正如一位會見參與者所指出的那樣，意共領導人提出的很多問題來自塔·紮斯拉夫斯卡婭的《新西伯利亞市的報告》。但戈爾巴喬夫的講話讓他們驚訝，他說，主要的問題不是經濟，更使他擔憂的是民族問題。
1984年，民族問題還沒有任何威脅性。但這說明，戈爾巴喬夫清楚地了解，所設想的經濟分權和與此相關的擬議中的地區性經濟自負盈虧，會導致離心力的加強，將會使民族問題加劇。
14日，舉行了戈爾巴喬夫和意大利總統佩爾蒂尼的會晤。也許，戈爾巴喬夫完成了蘇聯領導的委托？沒有。戈爾巴喬夫回憶說：“我們的出行非常倉促，政治局沒有任何特別指示。”
蘇聯駐羅馬大使Н.盧尼科夫回憶說，14日早晨，當蘇聯代表團準備出發赴機場之時，電話鈴聲響了。意大利總統佩爾蒂尼表示願意“會見莫斯科的客人”，即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回憶說：“第二天，6月14日，意大利共和國總統佩爾蒂尼接見了我……這是一次內容豐富的座談，而當我們分別時，友好的擁抱是真誠的。”
蘇聯駐羅馬大使Н.盧尼科夫證實：“座談持續了40分鍾。”
是什麽激發了佩爾蒂尼與戈爾巴喬夫會見的願望？他們談了些什麽？為什麽會見以友好的擁抱結束？戈爾巴喬夫沒有談及。戈爾巴喬夫在自己的書中寫道：“當天，我們飛回莫斯科。在機場為我們送行的是（意共領導人）帕伊耶塔和魯比。”
按說，他們到達莫斯科的時間應該是白天，但根據切爾尼亞耶夫（曾任戈爾巴喬夫助理）的日記，代表團回到莫斯科的時間是晚上。
1984年夏，戈爾巴喬夫的名字開始在西方大眾傳媒出現。6月18日，切爾尼亞耶夫在其日記中記下了與阿爾巴托夫[5]的一次會麵，他記述了阿爾巴托夫的下述講話：
“現在，戈爾巴喬夫是我國在國外最受歡迎的活動家。報刊公開地以‘皇儲’的形象描繪他。”
作者：A. B．奧斯特羅夫斯基 譯者：馬維先；來源：《親曆蘇聯解體：二十年後的的回憶與反思》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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