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蕭蕭_Frank
以文會友
利益相關者 Stakeholder Capitalism
彼得·萬哈姆 （Peter Vanham）：比利時著名商業作家，世界經濟論壇主席辦公室媒體負責人；經濟專家、企業家、自由記者。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及其合作者彼得·萬哈姆，首先通過梳理二戰以來世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指出了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在於當前的全球經濟製度存在係統性缺陷：政府唯GDP論，對全球化的弊端管理不善；技術掌握在少數人或少數大企業手中，抑製了創新和生產力的提升，加劇了不平等；“股東利益至上”式思維模式，導致環境問題不斷惡化。
立足當前全球經濟的困境，作者提出了一種新的、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利益相關者模式。在該模式下，地球與人類的福祉被置於中心地位，其他4個關鍵的利益相關者群體——政府、公民社會、企業和國際社會，要在優化地球和人類福祉的同時，致力於實現各自的主要目標：企業的主要目標是追求利潤，追求長期價值創造；公民社會的主要目標是每個組織的宗旨或使命；政府主要追求的是公平的繁榮；國際社會則致力於實現和平。此外，作者還通過探訪中國、丹麥、埃塞俄比亞、德國、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等地的優秀發展實踐，針對政府、企業、公民社會和國際社會層麵如何踐行利益相關者模式提供了實用性指導。
前言
01 我所成長的世界
第一章 全球經濟增長與發展的75年
戰後全球經濟秩序的基石
西方世界的輝煌三十年
跌宕起伏的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
轉折時刻
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最初10年
體製的崩潰
第二章 庫茲涅茨的詛咒：當今世界經濟的問題
第一個庫茲涅茨詛咒：“唯GDP論”
第二個庫茲涅茨詛咒：不平等
第三個庫茲涅茨詛咒：環境
第三章 亞洲的崛起
中國的經濟特區
前進的代價
緊隨中國而起的新興市場
印度的增長
放眼全局
第四章 分裂的社會
德國的分裂與統一
中間派政治勢力的削弱
社會動蕩
從分裂的社會中吸取教訓
02 進步和問題的驅動因素
第五章 全球化
早期萌芽與“香料之路”
第一波全球化浪潮（19世紀至1914年）
第二波和第三波全球化浪潮
全球化4.0
今天的全球化
第六章 技術
不斷變化的勞動力市場
不斷變化的商業環境
工業革命以前
第一次工業革命
第二次工業革命
第三次工業革命
第四次工業革命
第七章 人與地球
03 利益相關者模式
第八章 利益相關者概念
利益相關者概念的發展曆史
當代的利益相關者模式
利益相關者模式的原則和信念
利益相關者模式的實踐
第九章 利益相關者模式在企業層麵
第十章 利益相關者模式在國家、公民社會和國際社會層麵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新西蘭
國家政府的關鍵任務
新加坡作為利益相關者政府的典範
新西蘭與“唯GDP論”的破除
公民社會和國際社會
結語 通往利益相關者模式之路
致謝
版權頁
在接到那通電話之前，我和同事一直在致力於研究世界經濟發展所麵臨的長期挑戰，比如氣候變化、不平等問題。自二戰結束至今已有75年時間，自世界經濟論壇成立至今已有50年時間，我對於在此期間所建立的全球經濟體係進行了深入思考，探究當前我們這個全球化世界的優勢、弊端以及需要進行的權衡等，思索在未來50年或75年裏我們需要對該體係做出何種改變才能確保它對後代而言更公平、更可持續、更具韌性。
但就因這通電話，這一長期議程被徹底顛覆了。我開始將研究焦點轉移，轉向我們所有人——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每個國家的每個人所即將麵臨的直接危機。
位於電話那端的是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的負責人。通常情況下，這類通話所探討的都是一些常規事務，讓我有機會了解那些既定倡議和計劃的進展情況。但這次不同往常。這位負責人打電話給我，是為了向我匯報那個冬季對中國造成猛烈衝擊的一場大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的情況。這種會引發嚴重呼吸道疾病的新型冠狀病毒，最初僅出現在武漢市內，但後來迅速蔓延，發展成為一場全國性的公共衛生事件。據我們在北京的同事解釋，因為當時正值中國的春節期間，北京大部分人口都回到位於全國各地的家鄉慶祝春節。春節過後，各地人員返京加劇了病毒的蔓延，北京最終采取了封禁措施。
我的同事冷靜地向我說明了一些客觀情況，解釋了封禁措施對於我們的員工以及機構的運營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麽。盡管如此，從他的聲音中，我還是能感覺到他非常擔心。他的家人，甚至是出現在他生活中的每一個人都受到了影響——他們都麵臨著被感染的危險，受到封禁措施的限製。當局采取了強力的防控措施。員工被迫無限期在家辦公，想要走出家門都有嚴格的條件限製。一旦有人出現疑似感染症狀，就要立即接受病毒檢測，同時會被隔離起來。然而，即便是采取了如此強力的防控措施，也無法保證這一威脅人類健康的病毒能夠得到控製。疫情蔓延得如此之快，人們即使待在家裏，也不免擔心會感染病毒。與此同時，從醫院傳出的消息是，這種疾病來勢洶洶，難以治愈，給醫療衛生係統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在瑞士，早在2020年1月下旬世界經濟論壇年會舉辦時，我們就已經對導致這場新冠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狀病毒有所耳聞。在年會上，當來自亞洲的參會者以及那些主要業務活動在亞洲的參會者探討公共衛生領域的問題時，該疫情便成為一個話題點。但我一直寄希望於這場疫情持續的時間不會太久，擴散的範圍不會太廣，就像當年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也被稱為“非典”）疫情和MERS（中東呼吸綜合征）疫情一樣得到控製，寄希望於它不會對我的同事、朋友和家人的生活造成影響，直到我接到那通電話。
這通電話改變了我對全球公共衛生威脅的理解。在隨後的幾天和幾周裏，我停止了這本書的創作工作，整個世界經濟論壇都進入了危機模式。我們成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組，要求所有員工在家辦公，並且集中全部力量協助應對此次國際緊急事件。所幸我們的行動還不算太晚。一周後，疫情就蔓延至歐洲，迫使歐洲大部分地區實施封禁；幾周後，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都陷入類似的境地。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數百萬人失去了生命或重病住院，上億人失去了工作或收入，還有無數企業和政府或已經破產，或名存實亡。
我於2020年秋寫下這篇序言。此時，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全球緊急狀態已經基本消退，但新一波感染浪潮使世界再次進入高度警戒狀態。世界各國正謹慎地恢複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但經濟複蘇非常不均衡。中國是首批結束封禁、恢複商業運營的主要國家之一，甚至有望在2020年全年實現經濟增長。與之相比，在世界經濟論壇其他的辦公室所在地——日內瓦、紐約、舊金山和東京，公共生活雖已部分恢複，但形勢還非常不穩定。在世界各地，許多人失去了生命和生計；數十億美元被消耗，以維持人們的生活以及企業和政府的運轉；原有的社會分歧有所加劇，同時又有新的分歧顯現。
截至目前，隨著最初的危機逐漸退去，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人都開始意識到，這場大流行病及其帶來的影響與我們已經識別出的現有全球經濟體製存在的問題有著深刻的聯係。這一想法將我帶回2020年2月接到那通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之前，我正在與人探討的問題。我們之前所做的許多分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符合現實。在這本書中，你將看到這些分析。我將在本書中呈現自己對於以下問題的觀察：不平等的加劇、經濟增長的放緩、生產力增長的乏力、債務水平的不可持續、氣候變化的加速、社會問題的深化，以及在應對世界上最具緊迫性的挑戰時全球合作的缺乏。我希望你們同樣能夠認識到，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後，這些觀察的有效性絲毫未減。
不過，在“新冠紀元前”與“新冠紀元後”之間的過渡時期，有一件事情發生了改變。我注意到，民眾、商業領袖和政府都更好地認識到，要打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是需要共同努力的。有一個觀點得到了廣泛認可，那就是我們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構建後疫情時代。相比氣候變化或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所帶來的漸進式影響，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種突如其來且橫掃一切之勢，讓我們清楚地意識到，由自利目標和短期利益驅動的經濟體製是不可持續的。這種經濟體製是不平衡的、脆弱的，會增加社會、環境和公共衛生危機爆發的可能性。正如新冠肺炎疫情所表明的，一旦危機來襲，公共體係就將被置於難以承受的重壓之下。
在這本書中，我將論證，我們當前這個由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逃避稅收和監管、環境危害的外部化等自利動機驅動的經濟體製已經無法持續。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旨在關切全人類和整個地球的社會、經濟體和國際社會。具體而言，我們應該從過去50年西方世界盛行的“股東資本主義”體製和在亞洲占據主導地位、強調國家利益至上的經濟發展體製，轉向“利益相關者”體製。這正是本書的核心內容。緊接著，我展示了如何構建這樣一種經濟發展體製，以及為什麽我們現在就需要這樣做。
本書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四章）概括性地梳理了1945年以來西方世界和亞洲的經濟發展史，探討了我們當前的經濟體製取得的主要成就以及存在的主要缺陷，比如實現了經濟的較快發展，但也造成了不平等加劇，環境惡化，給後代留下了巨額債務。該部分還探究了政治極化日益嚴重等社會趨勢與我們當前的經濟體製和治理體係之間存在著何種關聯。第二部分（第五章至第七章）深入挖掘了我們當前經濟體製存在的問題和取得的成就背後可能的驅動因素，審視了技術創新、全球化和貿易扮演的角色，以及對自然資源的使用問題。第三部分（第八章至第十章）探討了我們的全球經濟體製可能發生的轉變，給出了“利益相關者模式”的定義，並展示了在具體實踐層麵該模式對於企業、政府、國際組織和公民社會而言可能意味著什麽。
在整本書中，無論是呈現我們正麵臨的全球性問題並且探討這些問題可能的原因及結果時，還是提出我認為有助於打造未來更美好世界的解決方案時，我都盡力做到公正、客觀。但我必須要補充的一點是，我在這本書中所展示的都僅僅是個人觀點，這些觀點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我的個人生活經曆影響。我在本書第一章中談到自己在兒童時期、學生時期以及初入職場時的一些成長經曆。我希望這些描述能夠幫助讀者了解我的世界觀。我堅信，無論是對於一個社會還是對於一個經濟體來說，最優的成果都來源於合作——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合作，或是各個國家之間以及各國人民之間的合作。
無論你是誰，我都希望這本書能夠對你有所啟發，促使你積極投身這一體製的構建。通過合力打造一個以包容性、可持續性和平等為基礎的經濟體製，我們可以轉變新冠肺炎疫情的後續影響。盡管這場疫情已經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人口死亡，對人們的生命與生計都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但也許它能夠幫助我們通往一個更具韌性的世界。我希望，後疫情時代之於我們的後輩，正如同二戰後的那段時期之於我父母那一代人——那是一個團結的時代，人人都以剛經曆的那段曆史為戒，牢牢抓住當下和未來的時機，構建一個所有人都能共享繁榮的世界。
在戰後的幾十年裏，為實現這一目標，在國內層麵，我們致力於重建社會契約——比如，歐洲致力於建立社會市場經濟，美國致力於打造“偉大社會”。在國際層麵，我們創建了一個多邊體製，旨在維護和平，促進合作，還構建一個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合國等機構在內的國際金融體係。
現在，我希望我們能夠借後疫情時代的複蘇之勢，在國家層麵實施利益相關者模式，同時在國際層麵建立一個更加可持續的全球經濟體製。
感謝你抽出時間閱讀本書！
一方麵，我們的生活幾乎從未像今天這般富足。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時局相對和平，經濟水平稱得上絕對富裕。與先輩們相比，多數現代人的壽命更長，且身體健康水平普遍提升。我們的子女可以接受學校教育，甚至普遍能夠接受大學教育。計算機、智能手機以及其他高科技設備的發明，使我們可以與整個世界相連。哪怕隻往前追溯一兩代人，也就是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如今許多人所享有的生活方式，以及豐富的能源、技術的進步和全球貿易給我們帶來的奢侈享受，於他們而言都還是夢想。
118在大約開始於兩個半世紀以前的工業革命中，誕生了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即人均收入持續而穩定增長，急劇改變了人類社會的整體麵貌和曆史進程。這種以資本主義製度為基礎的增長模式在短短200多年的時間裏席卷全球，遍及世界各地、數以十億計的人口或主動參與或被動裹挾進這一進程，最終形成了當前錯綜複雜又密切聯係的“地球村”。然而，這是一種令人困惑的經濟社會模式。一方麵，這種模式創造出之前無法想象的知識和財富，也改善了千百萬普通人的生活狀況。正如馬克思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所說，這種模式在不到100年的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另一方麵，這種模式產生的問題幾乎與其創造的財富一樣多。它曾經有過黑暗的曆史，在其誕生初期每個“毛孔都滴著鮮血和肮髒的東西”，在殖民時代以摧枯拉朽之勢摧毀了傳統社會和傳統生活方式，使生活於其中的人民遭受了無盡的苦難。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這種模式所造成的矛盾和衝突並未有絲毫減弱，反而愈演愈烈，甚至人類的長久生存都麵臨嚴峻的挑戰。
最適合從全球視角分析這種模式的成就和困境，並給出出路和建議的，可能非世界經濟論壇的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莫屬。始創於半個世紀之前的世界經濟論壇致力於聯合政府、企業和其他各類社會領袖的力量，引導世界各國共同應對社會分裂、環境破壞和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施瓦布及其合作者彼得·萬哈姆在2021年出版的《利益相關者》一書中，回顧了這一模式在二戰以後四分之三個世紀的發展，考察了全球化和工業革命的曆史經驗，結合大量的實際案例和專家訪談，分析經濟增長過程中產生的不平等和環境問題，提出了以利益相關者模式代替以往以個人為中心的“唯GDP”模式。這些洞見對於發達國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於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也具有寶貴的借鑒意義。
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史教授喬爾·莫基爾認為，現代經濟增長模式的根源在於啟蒙運動，這場運動萌發了人人生而自由和平等的思想，並催生了保護財產權等個人權利的製度，因此，人類在長期演化過程中形成的競爭天性被導向了創造和積累財富，而不是像傳統社會那樣依靠對暴力和權力的壟斷去巧取豪奪。啟蒙思想家亞當·斯密認為，這種以個人自利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能夠達到對整個社會而言最優的結果，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指揮下，每個人出於自利的本性從事各種經濟社會活動，最終的結果卻是最大程度地促進了社會的利益。這種巧妙的製度安排明顯優於原始的自然經濟、以人身依附為特征的奴隸經濟或封建經濟以及以蘇東國家為代表的計劃經濟。也正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蘇東體製行將崩潰之際，日裔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稱這種製度為“曆史的終結”。
但是，此後30年的經驗表明，這種極度崇尚個人主義和經濟自由的製度不僅沒有“終結”曆史，反而自身有可能被這種模式所導致的不平等和環境問題所終結。在全球化和技術革命的背景下，以個人自利為基礎的增長模式產生的問題被進一步放大，對人類社會持續而平等的發展造成了巨大威脅。這正是施瓦布提出利益相關者模式的背景，也是其力圖要解決的難題。
施瓦布將以自利為核心的增長模式所造成的問題概括為三個“庫茲涅茨詛咒”，即“唯GDP論”、不平等和環境問題。個人以財富的積累一競高下，但是收入和財富並不等同於個人和社會福祉。在“以貧富論英雄”的社會氛圍中，以犧牲個人時間、健康和環境質量為代價去謀得更多的收入，可能無助於個人福利水平的提高。實際上，幫助創立和推行GDP這一指標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庫茲涅茨本人非常清楚其局限性。GDP本質上是一種“戰時”指標，適於衡量戰爭期間可以使用的各種資源，而現在卻成了個人、地區或國家成功與否的主要標誌，難免有些本末倒置。無論如何，創造的財富總歸隻是工具和手段，如何正當地使用以促進個人和社會福利水平才是根本目的。
由於個人天賦與繼承的財富有很大的差異，所以自由市場經濟天然具有擴大個人之間收入和財富差距的傾向，由此造成嚴重的不平等。根據凱恩斯提出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假說，收入分配不均導致窮人有消費欲望但沒有消費能力，而富人有消費能力但缺乏足夠的消費欲望，由此產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的危機。另一方麵，收入不平等還導致社會分裂為不同的群體和階層，相互借助於各種渠道為分得更大份額的蛋糕而爭鬥，進而引發政治鬥爭和社會動蕩，危害經濟持續和健康發展。市場機製自發的“涓滴效應”並不足以使掌握更多收入和財富的階層與低收入者分享共同創造的財富，這些富人和大型企業反而憑借巨額財富積累的壟斷性的市場勢力攫取更多的收入和利潤，從而使收入分配問題日益加劇。由此引發的一次又一次的經濟社會危機促使政府在更大範圍內發揮強有力的調節作用，通過反壟斷政策，特別是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逐漸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體係，使收入差距控製在可以承受的程度。
全球化使收入不平等問題更為複雜。一方麵，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後發國家借助於全球化融入世界經濟體係，縮小了窮國和富國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麵，全球化也為擁有更多天賦和資源的個人提供了更為豐厚的收益機會，從而使得無論是窮國還是富國，內部的收入差距都有所增加。另外，跨國企業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和產業，使商品的生產與利潤的獲得跨越了國境，一國之內富人向窮人轉移收入的“涓滴效應”更難以實現。一些以利潤為唯一目標的企業通過稅收轉移，減少了對本國政府的稅收貢獻，也降低了政府調節收入差距的能力。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革命產生了大量平台經濟，容易產生邊際成本幾乎為零的規模效應，從而形成新的壟斷形式。到目前為止，各國還沒有形成成熟和統一的監管方式和反壟斷政策，以抑製新技術的發展對收入平等造成的危害。
另一個全球性的難題，在於以自利為基礎的增長模式容易導致嚴重的外部性問題，而其中環境問題和氣候變化最具挑戰性。正如7月20日我國河南等地的暴雨導致的城市癱瘓，溫室效應和氣候變暖導致的極端天氣越來越頻繁，對經濟社會的危害也越來越嚴重。任何一個國家每年排放的溫室氣體都不超過全球總量的四分之一，因此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憑借一己之力解決氣候問題。而由於缺乏強有力的國際組織強製各國實施統一的減排政策，全球範圍內的節能減排隻能通過各國協商一致來解決。盡管全球環境和氣候問題已經迫在眉睫，並且危害到整個人類未來的生死存亡，目前的增長模式仍無法動員起足夠的力量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上述種種現象表明，以自利為基礎的增長模式已經積重難返，而施瓦布所倡導的利益相關者模式，或許是可能的替代者。個人不應僅追求財富或消費的最大化，企業也不應以利潤為唯一目標。政府、企業、員工、社區和環境的利益都應被考慮在內，並且至少在協商環節保障其參與討論、表達觀點和利益的權利。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應建立有效的製衡機製，以免其權力和力量完全壓倒其他的利益相關者。但是，對於利益相關者模式而言，最為困難的是目標和利益更為多元化，如何建立有效的協商和決策機製，對不同的目標和利益予以量化和加權？相比之下，“唯GDP論”雖然有諸多弊端，但是目標單一且容易度量，民眾可以問責於政府，股東可以問責於企業，可以發揮強大的引導和製衡作用。施瓦布在本書中提出了利益相關者模式的量化指標，這可以視為破除“唯GDP論”的初步嚐試。盡管其效果如何仍有待觀察，但是這種探索意義深遠。
近40年來，中國的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施瓦布致力於解決的“唯GDP論”、不平等和環境問題也切中我國發展中的時弊。個人以自利為要義，企業以利潤為核心，這種現象也正是各類發展難題的根源之一。通過公開和深入的討論，保障利益相關者參與政府與企業的決策過程，對於利益相關者模式形成廣泛的共識，對於解決我國當前的問題並促進未來更為持續和包容的發展，必定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