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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率暴跌還想對華脫鉤,默克爾的接班人涼了?
鳳凰大參考專訪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 | 8/2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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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據德國媒體《商報》8月21日報道，上任不到1年的德國總理朔爾茨支持率已跌至新低。國內矛盾四起的同時，德國仍麵臨俄烏衝突帶來的諸多影響。生逢亂世、內外交困，朔爾茨是否會被迫下台？這會對中德、中歐關係產生什麽影響？目前歐盟缺乏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後默克爾時代的德國能否維持歐洲一體化的“領導核心”？針對這些問題，《鳳凰大參考》日前專訪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現將訪談實錄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核心提要：
1. 德國朔爾茨政府支持率跌至曆史新低，原因眾多：初期民眾預期偏高；三黨聯合使得政府內部博弈加劇；俄烏衝突等新情況使政府缺乏時間解決內部問題。但是，穩定仍是德國政治突出的特點，其"共識政治"的傳統仍在。僅是民意支持率的下降，還不足以動搖其執政基礎。
2. 默克爾的執政風格是堅持主見，但朔爾茨受製於政府結構和內外環境，因而難以施展出相應的能力。由於外界現在對朔爾茨缺乏信心，對德國政策穩定性的預期也在下降，客觀上會影響德國在中德、中歐關係以及大國關係中的信譽和聲望。
3. 默克爾執政時期美國內政外交混亂，使得德國一度被視為西方民主政治穩定的象征。然而拜登上台同期德國政治進入不確定時期，此消彼長之下，德國對西方和歐洲的影響力下降。除此之外，作為歐盟的"錢袋子"，如果德國經濟前景不佳，也將對歐洲經濟產生巨大影響。
4. 減少對華依賴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內容，德國不會、也不可能搞"一刀切"。但在一些被德國認定為關鍵門類或者涉及安全的領域，如醫療衛生方麵，可能會進行一些調整；在技術附加值比較高的領域，德國也可能會對華采取限製措施。
5. 默克爾時期留下兩個主要遺產，其中之一就是《中歐投資協定》。然而在地緣政治動蕩並進一步幹擾經貿合作的背景下，像《中歐投資協定》這樣係統性的雙向開放議程，在今後一段時期可能很難回歸雙方的正式議程。但這也不妨礙中歐采取更技術性的方式來延續甚至加強雙方的實質性合作。
朔爾茨政府“生逢亂世”
《鳳凰大參考》：德國《商報》8月21日報道稱，上任不到一年的德國總理朔爾茨和他的“交通燈聯盟”（德國社會民主黨、綠黨和自由民主黨三黨的顏色分別為紅綠黃）支持率已跌至曆史新低，目前朔爾茨支持率僅有25%，而今年3月初時，他的支持率仍有46%。您認為短時間內朔爾茨的支持率大幅下跌背後是什麽原因？
崔洪建：導致支持率變化的原因是比較複雜的。3月初正好是德國新政府剛上台不久，那時的數據更多地體現的是民眾對新政府的期待，而沒有經曆實踐的檢驗。但是到現在，經曆了這一段時期，我認為支持率高開低走也是一個比較正常的現象，因為民眾的期待往往是偏高的。
除去這個原因外，我認為造成朔爾茨政府支持率下跌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先天不足，二是“生逢亂世”。
這屆政府是德國戰後史無前例的三黨聯合，這意味著政府內部的政治博弈加劇、政策形成和落實的難度加大。按照最初的設計是三黨各擅所長，然後由社民黨來居中協調。但在實際施政過程中，這種理想狀態迄今沒有達到，在一些政策上三黨之間還是存在較大的衝突和矛盾。這就影響了朔爾茨的施政能力，很多時候顯得比較猶豫和搖擺。因為他需要協調其他兩黨，甚至包括自己黨內的衝突，這就會影響政府的施政效率。德國正經曆政治轉型且缺乏穩定性，我認為這是相比之前大聯合政府的明顯差異，也是造成支持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以及內外因素的相互交織，對朔爾茨政府的執政能力和實效提出了嚴峻挑戰。在新冠疫情持續的背景下，烏克蘭危機實際上把德國的各種矛盾集中暴露出來。在默克爾執政後期，德國社會已經在討論如何改革的問題，涉及產業結構、財政支出、和外交政策等領域。如果沒有俄烏衝突這樣緊迫且重大的外部環境變化，如果沒有歐俄在能源領域製裁與反製裁之間的激烈博弈，無論德國的政治轉型還是國內改革等問題可能會贏得一個更寬鬆的環境，各種矛盾不會如此集中地暴露並爆發出來。民眾對外部環境不安全、通貨膨脹和經濟前景不看好的情緒積累後需要找到宣泄口，朔爾茨政府就難免成為眾矢之的。
朔爾茨去年12月上任後麵臨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機，批評者指責他沒有展現足夠的領導力。
《鳳凰大參考》：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歐盟已經實施了多輪的對俄製裁，其中德國也跟隨美國對俄進行了能源方麵的製裁。在能源轉型和氣候保護方麵頗有雄心的德國，因此陷入了能源政策窘境，備受民眾詬病，而且德國在北溪石油管道上的態度也未能和歐洲盟友完全一致。您如何看待德國目前的能源政策？您認為德國能源問題的根源是什麽？
崔洪建：德國之所以形成今天的能源結構，一方麵是時代和曆史的背景，另一方麵是服從於經濟原則和市場規律。經濟原則和市場規律其實就是利益最大化，德國產業體係的形成是使用能夠就近獲得的且相對成本較低的俄羅斯能源，這是德國的首選，所以是符合市場規律的。
另一方麵就是時代和曆史背景。德國開始大規模使用俄羅斯天然氣是在冷戰結束以後，當時西方和俄羅斯正處於蜜月期，雙方有意構建一個互通有無的合作體係，包括俄羅斯向歐洲提供穩定的能源供應，而歐洲幫助俄羅斯對其單一依靠能源的經濟體係進行“現代化改造”。但後來的政治和政策變化使得雙方逐漸脫離了這一合作軌道，在2014年克裏米亞危機後更轉向了政治對立的狀況。
從2014年後歐洲就開始認真討論減少對俄羅斯能源依賴的問題，但在此次烏克蘭危機爆發前，市場原則仍然在發揮巨大作用，盡管歐盟確立了減少化石能源的“碳中和”目標，但仍將俄羅斯天然氣作為最為可靠的過渡能源。
為什麽現在要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尤其是天然氣的依賴呢？因為在德國看來，在俄烏衝突爆發後，“反對俄羅斯”的政治和軍事安全的需要超過了繼續使用俄羅斯能源的經濟安全需要。最近圍繞“北溪1號”天然氣管道的博弈也讓德國進一步認為，俄羅斯正在將能源“武器化”。如果繼續在能源上依賴俄羅斯，德國和歐洲可能會長期處於俄羅斯“能源訛詐”的威脅之下。
因此可以設想的是，如果沒有俄烏衝突，德國在未來20至30年內還是會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但從北溪2的命運多舛也可以看出來，德國的對俄政策和德俄關係背後的邏輯已經發生深刻的變化。
▎ 俄烏衝突下，“北溪 二號”（Nord Stream 2）天然氣管道在政治層麵上，已陷入休克狀態，德國能源危機由此加劇
減少對華依賴非常複雜，
德國不能也不會搞“一刀切”
《鳳凰大參考》：有外媒認為德國經濟機器正在崩塌，昔日老牌的製造業強國如今正在衰落，比如其王牌汽車行業就受到了來自中國的衝擊。有評論說：“德國曾大力發展製造業並在很長時間內取得不俗成績，主要依靠四大引擎：自由開放的全球貿易、中國需求的激增、高效的國內勞動力以及廉價的俄羅斯能源。現在四大引擎都有些卡殼了”。您對此有什麽看法？您認為德國製造業衰落的原因是什麽？
崔洪建：德國是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在發達經濟體中也很有代表性，在全球層麵上也形成了以德國為核心的歐洲產業鏈價值鏈。但在發達經濟體中，德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也是最近幾十年才發生的事，一定意義上說，德國現行經濟體係的形成及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全球化的迅猛發展。
以製造業為主、“兩頭在外”是德國經濟體係的主要特色。比如它依靠能源這樣的原材料進口，然後在歐洲範圍內通過技術加工和產業布局來實現高附加值生產，製成質量比較好的製成品，然後再出口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所以德國經濟呈現出來的基本麵貌是：原材料的全球采購、發達的製造業以及巨大的貿易順差。
▎ 德國城市克雷費爾德，一個工人在鑄鐵廠工作
不僅僅是因為俄烏衝突，實際上近幾年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已經給德國現有的經濟體係敲響了警鍾。特朗普時期的中美貿易戰是對德國經濟的第一次衝擊，夾在中美兩大市場之間給德國製造業造成了困境。甚至當時德國國內在討論，是否要在中德與美德之間構建兩條平行的供應鏈，因為德國既不願意放棄北美市場，也不願意放棄中國市場，一旦中美競爭持續加劇，其涉及到貿易、產業鏈和技術，德國將無所適從。
這一次俄烏衝突就把能源依賴問題擺在了德國麵前，在放棄俄羅斯能源後，德國的整個經濟體係需要重新塑造，原有的經濟要素需要重新組合。為在能源領域實現“去俄羅斯化”目標，德國的應對策略之一是尋找能源替代以實現供應多元化。但無論是購買美國的液化天然氣還是從中東、非洲獲得更多進口，德國都將承受更高價格並因此削弱其製造業的競爭力。
與上述變化同時發生的是德國正進入勞動力成本上升時期，老齡化也會加大福利和財政開支的壓力。如果這時德國再盲從於內外政治壓力而推行所謂“減少對華依賴”的政策，相當於幾乎要同時拆除掉經濟體係的所有支柱，這無異於自毀根基。
▎2015年，時任德國漢堡市長朔爾茨訪問北京和上海
《鳳凰大參考》：您認為短期內德國不可能減少對華依賴嗎？
崔洪建：盡管德國國內有爭論，但是現在德國在對華依賴這個問題上自己也有一定的認識。其實從前兩年開始，尤其在疫情的背景下，當時歐洲就曾經討論過供應鏈問題，認為歐洲在一些醫療衛生的設備上過度依賴亞太市場，尤其是中國，因此當時就提出要解決供應鏈安全的問題。
對於德國來說，現在中國市場仍然有巨大利潤，而且在中國及其周邊市場有較為成熟的產業鏈供應鏈布局，德國很難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在所有領域減少對華依賴。比如汽車行業，中國市場仍擁有巨大潛力，德國不會輕易放棄其已有份額而且還指望在從汽油向新能源動力的轉型過程中繼續獲益。
▎新冠疫情下，德國汽車製造商奧迪的一條生產線。圖源：路透社
但在一些被德國認定為涉及“供應鏈安全和技術安全”的關鍵領域如醫療衛生以及高科技領域，德國會考慮實現供應鏈本地化或區域化，並通過投資審查和技術出口控製對華采取限製措施。
德國“減少對華依賴”的意圖將主要通過調整產業鏈供應鏈的布局來進行，因此將是一個涉及多方利益、代價巨大且非常複雜的過程，德國不會、也不能搞“一刀切”。
▎2021年11月，默克爾表示與中國完全脫鉤是錯誤的，歐盟應繼續和中國合作。圖為2014年默克爾訪華期間，在成都菜市場購買郫縣豆瓣醬
默克爾頂得住壓力，朔爾茨有點“軟”
《鳳凰大參考》：這也讓我們想到了《中歐投資協定》，默克爾在任時曾試圖推動《中歐投資協定》的落實，您認為朔爾茨之後會如何麵對這個協定？您怎麽看這個協定的未來？
崔洪建：在大國關係上默克爾有兩個主要的遺產，一個是和俄羅斯的北溪2，另一個就是她當時極力推動的《中歐投資協定》。這兩大遺產體現出德國保持其經濟優勢的強烈政策意圖。如果沒有疫情和俄烏衝突的影響，俄羅斯的能源和中歐之間擴大的雙向開放可能繼續為德國和歐洲經濟提供有力支撐。但目前這兩大政策遺產不同程度上受阻，甚至北溪2可能已胎死腹中，這說明了德國政治和現政府的局限性。
第一，無論德國自身的利益需求有多大，它的政策空間仍然有較大局限，隻能在歐洲框架或西方框架內實現，難以形成並實施完全自主的對外政策。
第二，從投資協定本身來說，以默克爾為代表的務實派想要堅持既定的和中國合作的路線，即一定程度上區分政治目標和經濟利益；但與此對立的觀點則從政治安全角度出發，用政治安全目標來幹預和限製經貿合作。這兩種觀念和政策之間的鬥爭正進入一個非常激烈的階段，《中歐投資協定》在歐洲議會遭“凍結”出於所謂的“人權”理由而非經濟因素，就是這種鬥爭的體現。因此默克爾時代後期正是德國或歐洲對華觀念和政策邏輯發生變化的時期。在地緣政治動蕩並進一步幹擾經貿合作的背景下，像《中歐投資協定》這樣一個係統性的雙向開放議程，在今後一段時期很難回歸雙方的正式議程。但這也不妨礙中歐采取更技術性的方式來延續甚至加強雙方的實質性合作。
▎ 2021年1月1日，中歐班列（成渝）號首列班車在重慶團結村站等待發車。 滿載電子產品、機械零件、智能家電的中歐班列一路向西，駛往德國杜伊斯堡。圖源： 新華社
《鳳凰大參考》：麵對這些“內憂外患”，如果是默克爾在任，您認為她會有什麽不一樣的處理方法？
崔洪建：默克爾卸任及作為其背景的政治轉型本身就是德國政治麵臨的一個挑戰。如果默克爾仍在任且處於她執政的鼎盛時期，那麽她的執政基礎和聲望可能會提供一幅不大一樣的場景。
首先是大聯合政府基本上能維持“共識政治”，因此默克爾麵對的政治幹擾不大，主要應對的是政策的問題，不需要花大量精力去協調政府內部的立場。盡管朔爾茨平衡施策的執政風格和默克爾相似甚至刻意模仿後者，但兩者的執政基礎、政治信譽不可同日而語，也可以說默克爾時期在政策上是主動平衡，而朔爾茨的平衡就有很大的被動性。
▎2018年，朔爾茨（左二）與社民黨內人員聚餐。圖源：AFP
而且在默克爾的平衡施策後麵是堅持主見，但朔爾茨是否也是這樣還展現得不多。默克爾在處理對俄羅斯、中國以及美國等大國關係上更能明確德國利益並找到德國立場，而且能頂住壓力。或許朔爾茨也具有類似的能力和意願，但他受製於政府結構和內外環境的問題更為突出，難以施展出相應的能力，使得他給人感覺比較“軟”。
因此如果默克爾時代延續，北溪2或許不會這麽快就“壽終正寢”，德俄、歐俄之間也就保留了更多緩和的空間。相似的情況也會體現在中德關係中，出現莫衷一是、政出多門的混亂局麵的概率會更低。盡管在默克爾執政後期也出現過外長馬斯和國防部長卡倫鮑爾對華不友善的現象，但外界以及中方對默克爾能最終拍板還是有很強的信心。但是現在外界對朔爾茨顯然缺乏這樣的信心。這意味著對德國政策穩定性的預期在下降，客觀上會影響德國在中德、中歐關係以及大國關係中的信譽和聲望。
《鳳凰大參考》：回到民調數據，網民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朔爾茨會下台嗎？德國該如何解決目前的困境？
崔洪建：盡管出現了更多的不確定性，但我認為穩定仍然是德國政治比較突出的特點，尤其是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由於支持率下降就導致三黨聯合政府改組或朔爾茨下台，在當前德國政治中仍然是小概率事件。
當然，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如果積累下去，對於朔爾茨和他所在的社民黨都不是好事，會影響到下次大選的局麵。同期發布的民調結果還顯示，目前作為反對黨的基民盟支持率最高，緊隨其後的是綠黨、社民黨、德國選擇黨和自民黨。由此可以看出，對朔爾茨的不信任已經影響到他的政黨。但隻要三黨聯合能維持多數支持，德國政府就不會出現重大變化。即便朔爾茨的支持率繼續下降或出現重大的政策失誤，相關問題也會優先在三黨內部解決。這不僅是因為維持聯合執政仍然是三黨的首要目標，也是由於目前德國政治的碎片化狀態提高了重組政府的難度。從之前的大聯合到現在的“交通燈”聯盟，德國各政黨搞聯合組閣的難度越來越大，政治成本越來越高，各政黨不會輕易地去“自討苦吃”。
▎2021年12月8日，朔爾茨當選為德國新任總理，默克爾16年執政生涯結束。圖源：路透社
因此盡管德國“共識政治”的基礎在動搖，但是其傳統仍在。盡管現在三黨之間有分歧，但仍維持合作，僅僅是民意支持率的下降，還不足以改變聯合政府的結構或動搖其執政基礎。
對於德國民眾的期待來說，朔爾茨還有機會和時間。到明年春天執政一年之際，如果德國政府能夠應對好當前的能源問題和通貨膨脹，能夠在烏克蘭危機中發揮作用，支持率仍有可能回歸。
作為歐盟的“台柱子”和“錢袋子”，
德國的變化對歐洲產生深刻影響
《鳳凰大參考》：德國目前麵臨的很多問題也是歐洲多國普遍麵臨的問題。根據6月通脹數據，不少歐洲國家通脹率再次創下曆史新高，物價一漲再漲，法國、德國、比利時相繼出現罷工潮，民怨四起。而今“歐洲衰落論”再起，作為歐盟的支柱，德國地位的變化將對歐洲產生哪些影響？
▎ 7月27日，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員罷工，導致超過1000個航班被取消，影響了數萬名乘客
崔洪建：影響是多方麵的。首先在政治和外交上，德國從默克爾到朔爾茨有一個很大的變化，或者說有一個很大的落差，這個落差不僅是因為德國政府的更替帶來了不確定性，也因為同期美國政府也出現了從特朗普到拜登的更替。特朗普時期的美國內政混亂和外交失策，襯托出了默克爾時期德國的穩定，使得德國一度被視為西方民主政治穩定的象征，默克爾也成為了堅持“西方價值觀的旗手”。
但是在默克爾下台、拜登上台後，美國極力想塑造出作為西方主流政治代表、精神領袖和實際主導者的“回歸”姿態，而同期德國政治進入三黨聯合執政的不確定時期，此消彼長之下，德國對西方和歐洲的政治影響力出現下降。烏克蘭危機爆發前後，德國所擅長的經濟和外交手段未能奏效，又進一步加劇了影響力下降的趨勢，因此現在對德國來說需要解決好在歐盟的領導力問題，否則歐洲可能會出現更為渙散的局麵。
▎2021年2月4日，美國總統拜登發表了上任後的首個外交政策演講，並宣稱“美國回來了”。圖源：紐約時報
為解決這個問題，朔爾茨政府除了強調加強德美關係、重視“法德軸心”外，還提出了以加速軍事化為主要內容的安全政策轉向，但效果還很難預期。德美之間的一些分歧隻是暫時被掩蓋，而“法德軸心”也缺乏動力。盡管朔爾茨與馬克龍互動很多，但德法由於政策目標差異導致的矛盾沒有減少，各執己見、各行其是的時候越來越多。法德協調難以到位會給歐洲一體化帶來失去動力和失去速度的問題。
其次是經濟方麵。德國經濟並不局限於德國領土，其產業布局遍布歐洲，歐盟國家也是它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因此德國經濟被看作歐元區和歐盟經濟的火車頭。如果德國經濟前景不佳，對歐洲經濟的影響和衝擊會非常直接和巨大。在德國最近剛剛公布其二季度經濟增長停滯的信息後，歐元匯率就再次應聲而跌，就很好地說明了這種連帶關係。從長期來看，如果德國經濟不能在地緣政治和能源危機的衝擊下實現轉型，它作為產業核心對歐洲其他國家的吸引和示範效應也會下降，會直接影響到歐洲深化經貨聯盟的前景。
另一方麵，德國的財政狀況直接關係到歐盟的財政支付能力。作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德國也是歐盟財政預算的最大貢獻者，換句話說，德國是歐盟的錢袋子。如果德國在能源危機和通貨膨脹的影響下不得不花費更多，就意味著歐盟的錢袋子會縮水，歐盟目前和今後的大筆花銷和投入要想指望靠德國來買單就會越來越不現實。
大國競爭中，
歐洲首先需要維持而非進取
《鳳凰大參考》：在後默克爾時代的歐洲，俄烏戰爭以及多國的高通脹等問題紛至遝來。您認為在德國領導人目前表現乏力的情況下，整個歐洲未來在大國的夾縫間會有什麽樣的走向？
崔洪建：在俄烏衝突爆發之前，歐洲正進入一個所謂“戰略覺醒”的時期，歐盟提出了一係列雄心勃勃的目標，尤其是要建設“戰略自主”並積極參與大國博弈。但對家門口爆發的俄烏幾乎束手無策的窘境迫使歐洲重新麵對現實，對生存的需求正壓過進取的雄心，歐洲不得不又回到一個危機管控和應變的階段。在烏克蘭危機持續、擴大甚至可能升級的前景下，歐洲當前最需要的是維持而不是進取，需要在越來越逼仄的空間裏盡量減少損失並維護其作為世界一極的基本形態和所必需的資源。
在大國關係的夾縫中，歐洲首先需要麵對的考驗是如何處理與同處歐洲大陸的俄羅斯的關係，在“擺脫對俄能源依賴”後是否還能建立起正常的歐俄關係。烏克蘭危機前，歐俄關係處於雖有政治對立和安全博弈但還有能源合作、人員往來等共同利益的複雜狀態，外交仍有較大的作用空間，即便歐洲多數國家不接受2014年克裏米亞的變化，但還能夠通過“諾曼底模式”和“明斯克協議”將歐俄矛盾“凍結”起來。但在俄烏陷入直接衝突後，歐洲開始質疑其外交手段的有效性，甚至有輿論將北溪2項目和明斯克協議視作“對俄綏靖”的產物。對俄政策的挫敗感會加劇歐洲對俄羅斯的恐懼、不信任和敵意，雙方未來關係的重新構建會經曆一個更艱難曲折的過程。
同時，歐洲極力擺脫對俄羅斯依賴的後果是將加強其對美國的依賴。現在北約成了歐洲麵對俄羅斯時的最大安全屏障，從美國進口更多液化天然氣也會加大歐洲的能源依賴，在此趨勢下，建立在“歐洲主權”基礎上的戰略自主構想很可能就此轉向或落空。盡管歐洲多數國家尤其是大國對美國政治的穩定性和歐美關係的前景信心不足，但短期內又不得不更多地將賭注壓在美國身上，歐洲的短期需求和長遠目標之間的矛盾將更加尖銳。
2019年1月，時任德國副總理、財政部長朔爾茨在中國人民大學發表講話，他表示，中國和德國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聯係和溝通越來越緊密，數字經濟正是雙方可以在未來進一步合作的領域
在對華關係上，我認為目前德國和歐洲還處於一個相對混亂的時期，一方麵認為此前的關係結構難以持續，另一方麵又還沒有找到一個既符合歐洲整體和長期利益又能被中方所接受的相處模式。因此目前的歐洲對華政策進入了一種應激狀態，缺乏係統性的思考和長期的政策建構，既受到美國對華政策越來越強烈的影響，又承受其他大國關係如中美、中俄關係變化的衝擊，還受製於內部民粹政治和政經矛盾的影響，政策失衡的狀況持續加劇。
一個最近的例子是歐洲一些國家和政治人物在推行“印太戰略”的名義下，在涉台問題上開始跟風美國，但對於歐洲自身在反對單極霸權體係、捍衛國際法原則和維護地區穩定方麵應當發揮何種有別於美國的作用，顯然缺乏足夠深入的獨立思考。
因此對於歐洲來說，要維持住當前生存和未來發展所需的基本力量，最重要的前提是堅持歐洲特性和對多邊主義的認同，不在“民主對抗專製”或“東西方對抗”這樣的粗淺鄙陋的價值觀陷阱中迷失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