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柏拉圖到馬克思（一）古希臘三賢

人間正道是滄桑

從柏拉圖到馬克思（一）——古希臘三賢的思想之光

趙皓陽《生而貧窮》已正式出版

 

前言

讀過我之前文章的朋友看到這個題目應該不會意外，要新開的這一係列文就是生而貧窮、生而貧窮（下）部分的擴寫。當時寫（下）的時候寫了兩萬字，但是依然覺得沒把事情說清楚，既然如此，那就重開一貼來說清楚了。

我們教科書對政治的定義“政治是牽動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並支配其行為的社會力量。”高度提煉一下，政治跟經濟一樣都是如何研究分配社會資源的。無論政治權利自由、平等怎樣說，歸根結底還是經濟範疇——吃飽飯、小康、富裕。無論哪位大師先賢的政治學思想永遠不會脫離一條主線：如何解決資源分配不公、也就是貧富差距的問題。我這一係列文章就是想闡述一下巨匠們的思想之光——古希臘三賢的思想火炬照耀了古典時代，並指引了兩千年後文藝複興人本主義的覺醒；自由主義觀念與資本主義生產力大發展引領了整個十七、十八世紀人類潮流；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運動則掀開了十九、二十世紀波瀾壯闊的曆史篇章——可以說我們整個人類曆史就是在這些先賢碩哲們的指引下、在科學巨匠生產力進步的驅動下前進的。在當今貧富分化愈演愈烈、上升渠道日趨狹窄的當今社會，有必要從大師們的思想中獲得啟發。

1、貧富分化下的城邦

柏拉圖有句名言：“任何一個城邦，不論多小，實際上都可以分為兩個城市，一個是窮人的城市，另一個是富人的城市。”

約在公元前七世紀，亞狄加的各部落逐漸完成了統一，位於亞狄加平原中部、距離海口三公裏的雅典城成為了該地區的經濟、政治、人口、文化中心。此時剛剛由原始社會進入奴隸製社會，當時亞狄加平原還是以小農經濟為主，自耕農占據了人口的大多數。然而就跟曆朝曆代中國土地兼並規律一樣，雅典的貧富分化同樣遵守著經濟周期律，在公元前六世紀前後，大量自耕農破產，一部分肉身償債被賣做債務奴隸，一部分失去土地隻能進入雅典城區，靠出賣勞動力過活。農村貧困人口大量遷移到雅典（就像近代英國羊吃人運動中失地農民紛紛進入城市一樣），他們很多成了無產的自由人（這些自由人成為 bectemoroi）或在貴族小農場內工作的無地佃農。這些人中一部分成為了手工業者，一小部分成為了商人，他們與上層貴族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

著名的雅典衛城在當時就是階級的代表，隻有貴族能在山上參政議政，平民是不允許進入的。

亞裏士多德這樣描述當時的社會現狀：“雅典憲法完全是貴族寡頭政治，貧民本身以及他們的妻子兒女事實上都成為富人的奴隸，他們被稱為被保護民和六一漢(因為他們為富人耕田)，按此比例納租，而全國土地都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如果交不起租，那麽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據，都用債務人的人身擔保，這樣的習慣一直流行到梭倫之時為止。”一般認為“六一漢”交租的比例數是六分之五，如果收成不夠繳納利息，財主便有權在一年後把欠債的農民及其妻、子變賣為奴。美國曆史學家威爾·杜蘭在《世界文明史-希臘的生活》寫到：“大多數勞力 均係自由人；奴隸之地位雖更低，但仍為少數。最貧苦者為Ceorgoi，其實際意義為‘耕田者’。”

在貧富差距分化嚴重、窮人與富人、自由人和舊貴族之間矛盾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年輕的梭倫站了出來，通過一係列改革緩和了社會矛盾，為雅典的飛速發展開辟了道路，直至成為古希臘眾城邦的領袖。初中教科書對梭倫改革的評價：“梭倫改革是雅典城邦乃至整個古希臘曆史上最重要的社會政治改革之一，它為雅典城邦的振興與富強開辟了道路，奠定了城邦民主政治的基礎。”

梭倫道德高尚、多才多藝、能言善辯、會經商會寫詩、能帶軍打仗戰功赫赫，而且出身於一個沒落貴族家庭，即有著貴族血統又能同情下層人民的遭遇，所以成為了調節各階級矛盾的不二人選。古希臘曆史學家格羅脫認為，由於當時城邦發生了嚴重騷亂，統治的貴族們被迫乞援於梭倫的智慈和正直，希望他幫助他們渡過難關，於是公選梭倫為執政官。要梭倫講，我一個落魄貴族，怎麽就成了雅典的最高領導了呢，但是寡頭們說了，元老院決定了，你來做首席執政官，我隻好吟了兩句詩……

梭倫的改革有很多，我們簡單說一下重要的幾點：第一，頒布“解負令”（Seisakhtheia），永久性的取消了債務奴隸。我們知道奴隸製社會中，奴隸的來源有兩種，一種是戰俘，另一種是自耕農或小手工業者，無法償還高利貸，隻能賣與債主，世世代代為奴。梭倫這一改革可謂是功德無量。

第二，確定財產等級製度，把公民分為四個階級，政治權利的大小依據財產的多寡決定。有錢人可以當大官，沒錢人不能參與政治。這讓新興商人很歡迎，而靠血統維係的貴族很受傷。

第三，恢複公民大會，成為雅典最高權力機關，決定城邦大事，選舉行政官。這成為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

這個時候用列寧的一句話當做注腳最為恰當：“改革，是革命階級鬥爭的副產品”。

梭倫還頒布了不少法律涉及婚姻、親屬關係、遺囑、經濟措施(如禁止穀物出口)、社會風俗(如限製奢侈、婦女風化、打擊懶惰者) 等，這裏不再詳述。梭倫將這些法律整理成法典，寫在名為“阿克宋”的木板上麵，並他將所頒布的基本法有效期定為一百年。大意就是我們現在處在奴隸製城邦經濟的初級階段，我訂的這個路線一百年不動搖。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梭倫改革中，打擊的是舊氏族貴族的利益，獲得最大利益的不是窮人，而是平民中的富裕階層，也就是通過雅典得天獨厚的貿易條件發家的工商奴隸主們。可以想一下春秋戰國時期的種種改革，都是打壓落後的奴隸主而扶持新興的地主階級，比如商鞅的軍功立爵等等；在這時間段的古希臘，則是打擊舊的氏族貴族而扶持工商奴隸主，相同點是，中國地主、雅典工商奴隸主，在這個時間段，他們都代表著社會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

跟這個更像的是近代的法國大革命，窮人活不下去了，新興資產階級帶著窮人造反、攻占巴士底獄、把國王王後送上斷頭台，結果法國舊貴族殺的七七八八，資產階級上台了，窮人還是窮人，該吃土還吃土，一點都沒變。還記得我在《悲慘世界》的改編算是音樂劇史上的頂尖之作嗎？ - 趙皓陽的回答講著名電影《悲慘世界》裏小男孩的那句台詞麽：

古今中外，都是這一個套路，有時候就要學會舉一反三。

曆史學家莎皮若歐在其著作《古代希臘》（Archaic Greece）中對於梭倫的改革就頗有微詞，他認為在梭倫的 400 人議事會中，其實有 95%以上都是貴族，而剩下的 5%左右可能是中間階層，但他們享有的權利很少，至於赤貧的底層人民，是零。很明顯嘛，跟那些少爺們不同，這些底層人民每天要養活自己就要竭盡全力了，哪還有心思關心政治。

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梭倫之後，雖然工商奴隸主登上了政治舞台，但是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矛盾、舊貴族和新興權力階層之間的矛盾遠未消除，隨後雅典進入了僭主政治的階段。繼承盧梭改革思想的庇西特拉圖在公元前560 年前後成功地在雅典建立了僭主政治，庇西特拉圖的改革自然會招致舊貴族的強烈反對，他曾三次執政並兩次在鬥爭失敗後被迫流亡。庇西特拉圖是個優秀的政治家，也是一個平民主義者，他的改革內容突出地表現出利民思想。在雅典僭主政治期間，庇氏家族推行的削弱氏族貴族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影響的政策，同時促進雅典農業和工商業發展，加強以雅典城為中心的整個雅典城邦在各方麵的統一，積極拓展殖民地，擴大雅典與其他城邦的貿易關係，使雅典的經濟發展走到了希臘各邦的前列。可以毫不猶豫地說，庇西特拉圖是雅典黃金時代的奠基人。

根據新華字典的解釋，僭主，就是完全無視過去的任何政體及其傳承，而憑借強權取得統治地位的獨裁者。同時也有一層“暴君”的意思在裏麵。

非常有意思的，縱觀古希臘、古羅馬史，那些僭主、獨裁者、保民官、寡頭，不管叫什麽名字，往往是代表下層人民利益的，而打擊的是傳統的特權階層。原因很簡單，底層人民或者新興階層缺乏力量，他們必須要在最上層樹立起代表他們利益的人，而這個人要想從貴族嘴裏分一塊蛋糕出來，不得不用點“獨裁手段”；另一種情況，也有一些權力欲望過大的獨裁者，我既然要獨裁，就得打擊當前的當權派，那我再不滿足底層人民的利益，我的權利就空中樓閣了。

古羅馬，偉大的凱撒，就是憑借著代表新興中產階級、有產軍人、羅馬移民、羅馬下層自由民的利益，獨攬朝政二十餘年，為羅馬的帝製時代打下了堅實基礎。而凱撒本人，就是被舊貴族刺殺於元老院。即便在近代，這種現象也非常普遍，像拿破侖，當了皇帝，這可以說是與近代民主觀念相當違背了吧，但是他恰恰就是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打擊的是法國傳統的舊貴族。新興資產階級的旗幟也隨著拿破侖的鐵蹄查遍了歐洲，把普魯士、奧地利、俄羅斯的舊勢力踩得粉碎，這就是為什麽同樣是侵略戰爭，拿破侖戰爭反而被賦予了更多積極意義，這也是為什麽拿破侖會說我的戰功不值一提，但是我的《民法典》會光耀萬代。這時候可以理解馬克思的話了吧“就算沒有拿破侖，法蘭西也會有一個新皇帝。”換句話說，“曆史的潮流欽定了，你來當獨裁者”。即便就是到了現代，中國紅太陽想要在晚年建立起一個萬世平等、沒有特權階層的新社會，也不得不在上層既得利益者裏用一點“雷霆手段”。要想打擊特權階層、維護底層利益，就必須樹立一個更大的特權者，這恐怕就是曆史的諷刺吧。

古希臘的曆史學家普吉塔克說:“富人與貧人之間，財富不均已達到了頂點。因此國家確實處於危險的狀態，而沒有其他方法擺脫混亂，看來隻有專製政府才能解決問題。”可謂是把問題看得非常透徹。

知道為什麽“僭主”會被汙名化為“暴君”了吧，看看他們損害的是哪一特權階層的利益，同時人類曆史漫漫長河中，掌握話語權的就是這一階層。就像梭倫名列希臘“七賢”之一，而他之後以激烈手段貫徹梭倫政策的僭主庇西特拉圖卻被認為是十惡不赦的暴君，弑殺庇氏繼承人的哈摩荻烏斯和阿瑞斯托吉冬，則被稱頌為雅典的“救星”。在《失傳的屠龍術》篇文章裏我講過雍正皇帝廢除了縉紳不納糧的特權之後，被人指著脊梁骨罵了一百多年不消停。

獨裁者不一定維護上層階級的利益，而民主往往為貴族、寡頭們披上了虛偽的外衣。

庇西特拉圖的改革自然會招致舊貴族的強烈反對。舊的氏族貴族不惜借助雅典死對頭斯巴達的外部力量來打壓雅典的改革派，斯巴達的舊貴族們的聯軍在公元前前510年攻入雅典衛城，徹底終結了庇氏家族的通知，雅典的僭主政治時期也告一段落。這也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曆史現象，古往今來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既得利益者是“愛國”的，他們愛的隻是自己的既得利益，當自己既得利益受損的時候，就扒下了他們的虛偽的麵皮。法國大革命時期國王勾結國外勢力鎮壓起義軍，普法戰爭時期反動政府和普魯士聯合鎮壓巴黎公社，汪精衛的“和平反X建國”就不用說了。當然，庇氏也會借助外來力量幫助自己奪取政權，所以說，階級情感往往要比愛國情感真實的多。

底層平民和貴族的爭鬥將近一百年之久，而最後就如同法國大革命一樣，獲利的是工商奴隸主階級。在雅典，經過一百餘年的階級鬥爭，最終以工商業奴隸主取得政治統治權而告結束，伯利克裏改革正事奠定了雅典的根本政治製度——工商奴隸主民主製，換句話說這是一種上層的、小範圍的、與奴隸製結合的民主製。而雅典也走向了希臘燈塔、城邦典範的康莊大道。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奴隸製經濟飛速發展的雅典也成為了人類思想的燈塔，光耀整個人類曆史。

2、柏拉圖：理想國

在古希臘，政治開始從宗教中分化出來，哲學開始從神話中分化出來，逐漸在古希臘三賢時代形成了影響整個人類的思想之光。

一般來說，社會思想的突飛猛進都是經曆了巨大的動蕩，過得好好的誰吃飽了撐的想這些呢，必須得是巨大的問題擺在我們麵前需要解決。古希臘三賢的生活時代正好經曆了雅典由盛轉衰的時代，對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輸給了斯巴達，喪失了古希臘城邦中的領袖地位；對內窮人和富人的矛盾依然激化，從梭倫開始，執政者們就生成自己的立法和政策能夠使窮人和富人得到公平的對待，然而貧富矛盾一直在往愈演愈烈的道路上走，同時民主製度內耗過剩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於是思想家們就開始反思他們引以為傲的雅典製度，柏拉圖就是其中的最偉大的一位。

柏拉圖在他的著作《理想國》中描述了這樣一個“理想國家”，我把其中最值得討論的幾點提煉如下：

 

• 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社會”，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最理想的社會分工就是每個人做自己最適合的事情。每個人都要有所付出並從他人處有所取得。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取決於他們工作的價值。

• 在理想國社會分為三個階級，最上層的執政者是“哲人王”——無論是柏拉圖還是亞裏士多德都認為有知識有美德的哲學家最適合成為這個國家的統治者；維護哲人王統治和國家秩序的軍人；還有最底層的一般勞動者。很明顯，最重要的哲人王自然處於社會的最高層，而底層人民之所以享受最小的權力和最小的資源，因為他們工作的價值是最小的。

• 為什麽“哲人王”能成為最高統治者，因為他能滿足政治的終極目的：建立一個“善的國家”（a good state）、創造出“善的公民”（the good man）、讓他們過上“善的生活”（the good life）。這裏用一下英文翻譯可以多維理解一下。

• 柏拉圖認為當前社會矛盾激化的根源在於有產者和無產者的利益不一致。寡頭們想著的隻是如何保護他們的現有資產並且在不管窮人死活的狀態下收回貸款；而民主製度的狂熱擁護者則是意圖“搶劫”富人來救濟窮人。對於這兩派觀點柏拉圖都持反對態度，至於他認為什麽是公正的、怎樣處理貧富差距是符合倫理道德的，我們在第三部分跟亞裏士多德的觀點一起合並詳細講解。

•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點，柏拉圖反對財產私有製——僅限於上層（哲人王和軍人們），因為他認為私有財產會激發統治者們的私欲而不斷地為自己牟利而放棄國家和其他臣民的利益，隻有財產共有才能一勞永逸的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共有土地、房屋、金錢，同時在公共大食堂就餐（咦怎麽這麽眼熟）。別急，還有更眼熟的，柏拉圖反對婚姻製度，取而代之的是在統治者中男女分兩撥，然後有節製、有計劃的進行交配。因為他認為一夫一妻製是對公共資源的浪費，隻有大家群p哦不，是科學計劃的進行交配，才能產生最有利於統治國家的後代。無論是財產公有還是“共產共妻”，馬克思的思想一直以來都在與柏拉圖的烏托邦進行比較，當然區別還是很大的，我們在後文會詳細闡釋。姑且先將柏拉圖的思想稱為“上層共產主義”。

•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二點，柏拉圖可能是古往今來三千年的女權第一人。他主張要把婦女從煩勞的生育和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原因很簡單，男人能做好的政治，他認為女人同樣能做好，把整個國家二分之一人口排除與政治之外是對“善政”實行的一大損失。當然，男人和女人應當享有平等的權利隻是限定在同一個等級之內的。等級之間的不平等是絕對的，平等是相對的，畢竟兩千年前的哲人還是無法超越於他那個時代。

這裏有些問題要說明一下，柏拉圖的“上層共產主義”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確實有幾分相似，不過有些人簡單的把柏拉圖的思想當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前身，則是大錯特錯了。柏拉圖財產共有的出發點是什麽——更好的讓政治家推行“善政”；馬克思公有製的出發點是什麽——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它們是完全構建在不同的哲學架構和政治經濟學體係中的，雖然落腳點有幾分相似。我們在之後的文章中將會看到許許多多這樣的情況，比如大衛·休謨的同情心理論和叔本華的同情心理論，雖然結論相同但是其哲學基礎的出發點卻是南轅北轍。我們要看的不要看結論，要看的是這些大思想家們是如何詮釋這個世界、如何構建他們的理論體係。因為說實話，人類美好的情感、願望，說白了也就那麽多麽，要隻看結論那除了反人類反社會的理論都是殊途同歸了。

3、亞裏士多德：最好的笛子給最好的笛手

我們來看看柏拉圖最傑出的學生亞裏士多德的理論：

 

• 亞裏士多德認為，“平等”這個概念應當分為兩類，一類是"數量平等"，指所有人得到財產與其他人獲得財產在數量上是一致的；另外一類是“比值平等”，即每個人應得的應該按照其本身價值來分配。亞裏士多德的平等觀是“比值平等”觀。

• 亞裏士多德形而上的提煉升華了一下柏拉圖的政治觀：我們應該怎麽分配資源呢，怎樣才算是公平公正的呢，來界定公正就要我們去考慮事物的“目的”了。古希臘語為telos，意為目的、意圖、目標或本性。

   

  在亞裏士多德看來，這就是長笛之所以為長笛的“目的”——被很好的吹奏。




• 這便是大名鼎鼎的“目的論”（Teleological），目的論認為，再決定資源如何分配之前，我們需要研究被分配資源的“目的”是什麽。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哲學出發點都是“telos”：“火焰之所以向上躥，是因為它要接近天空——那是它的天然之鄉；石頭之所以往下落，是因為他們在奮力接近土地——那是它們的所屬之地。”

 

• 政治的目的就是要實行“善政”，具體而言就是塑造好公民，培養道德。因此，就是那些最具有卓越美德的人、最能給這個城邦帶來“善”的人，就是應當獲得最大權利和最多資源的人。因為城邦的目的就在於此，政治的目的就在於此。

 

• 公正包括兩個因素，物品和分配得到這些物品的人，如果“那些同等之人得到了同等之物”，那麽我們在資源分配中公正的目標就達成了。

 

看似冠冕堂皇的理論，然而亞裏士多德的理論最為詬病的是他是在為奴隸製提供理論基礎。我們來看看亞氏的言論，放到當今社會早就被輪番吊打了：

“有一些人，他們的天性恰當去做奴隸，他們有成為奴隸的素質。這裏存在一些人，他們不同於普通人，就好象肉體不同於靈魂一樣，這些人就是要被統治的，而且對於他們來說，如果他們是奴隸，那是他們本性的最佳實現。他們和其他人一樣，能認識到理性，但他們無法參與其中，無法運用理性。”——非常完美的目的論：你生來的目的就是要當奴隸的。

“（奴隸們）出於本性而為奴隸，對他們來說，被一個主人統治更好。”——依然的目的，你們當奴隸能讓社會獲得更多的“善”。

“至少在我們的社會中，奴隸製是必須的——不僅僅是有益的，而且是公正的。因為如果公民要擺脫手工作業和仆人幹的、家務性的雜活，從而能去參加集會，去研討政治。那麽，一些人不得不去幹那些仆人幹的工作，而這些工作是生活中必須的。他說，除非你們能發明一些科幻的一種技術設備，然後讓它們代替那些奴隸去從事的不得不存在的，艱苦的家務工作。假如公民們要去研討善和實現自己本性，那麽奴隸製是必須的，那是為了城邦生活，是為了向公民打開這種生活的大門，是為了這研討、辯論的生活，是為了實踐智慧的生活。”——言下之意，像我，智慧而哲♂學的亞裏士多德，毫無疑問應該去討論政治、去辯論，因為“最好的笛子應該給予最好的樂手”，我明顯比那些沒文化的下層奴隸更適合去討論政治，按照目的論的推理，我注定被供養。

 

關於對奴隸製的反駁，十八、十九世紀以來幾乎每一位自由主義者大師，像洛克、密爾、盧梭等等，分別從從哲學、道德、人權、倫理、政治等等方麵全方位吊打奴隸製維護者。不過每一位哲人都不能超越他們的時代，亞裏士多德這種觀點可以說是古希臘上層中較為普遍的觀點。

比如德謨斯梯尼曾在陪審法庭上這樣羞辱阿伊斯辛涅斯：“我比阿伊斯辛涅斯更有錢，我的出身也比他更高貴。我並不願意被看成有侮辱貧窮之意，但我必須說，我自孩童起，命運就安排我上了好的學校，並有足夠的財產免於被迫完成令人難堪的賤役。至於你，阿伊斯辛涅斯，從孩提時代，命運就迫使你在父親授課的教室裏象奴隸一樣地掃地……”有趣的是，在下層平民組成的陪審團中，德氏的觀點絲毫沒有激怒那些“階級敵人”，他在審判中高票大獲全勝。

再比如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壓根沒有提到奴隸，是因為他已經將奴隸製當成了默認的條件，就像我們做數學題中“兩點之間直線最短”這種公理都是默認的條件。在當時的雅典城，約有三分之一的奴隸，在當時低生產力的時代，上層雅典人民對於奴隸的存在認為非常的理所應當，就像地主們認為地租、高利貸、租戶女兒的初夜權理所應當，就像資本家們認為我與工人自願簽訂合同他們的剩餘價值自願給我剝削理所應當一樣。

 

不過即便如此，古希臘已然在角落中閃耀著反奴隸製的光芒，雖然並未成為主流，但依然值得我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比如尤裏皮迪茲的詩句：

 

唯一使奴隸蒙羞的是他的稱謂：

此外奴隸絕不比自由民卑劣，

因為他有著一個正直的靈魂。

我們現在看這些古希臘大師們支持奴隸製的觀點十分可笑，但是我們不應隻看到其局限性而忽略了其進步性。那他們的觀點跟兩千年多後的哲學家比，他們的理論自然是很粗糙的。但是跟他們之前的理論比，就能看到這些大師們劃時代的思想魅力了。其實就說那些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學者們，他們的理論從來沒考慮到窮人——你如果沒有財產（房屋或土地），那麽你是不屬於我這個民主理論探討範疇裏的，你是不屬於我這個社會契約理論探討範圍內的，換句話說，窮人不是人。講道理的說，真正所謂的“普世”，也就是到了馬克思才有。無產階級的普選權還是二十世紀初不斷的工人運動獲得的，而西方國家婦女、少數民族裔的投票權更要算到二戰之後了。

同時，亞裏士多德也將其“目的論”用作自然科學的研究，不過很遺憾，自然科學裏被打臉要比人文社科早得多，物理法則和客觀實驗取代了主觀觀察所理解的世界的秩序，沒有人認為一塊石頭一條河流存在是“目的”的，那隻是一個客觀存在而已。

當然，也並不代表目的論就完全過時了，在人文社科中這種觀點依然能夠作為解釋現實問題的哲學依據，為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論提供支撐。因為文科畢竟沒有標準答案嘛。就比如說，前一陣炒的比較熱的國企高管限製薪水的問題，有一些反對者認為，那樣一個萬億市值的大公司管理者，你讓他們降薪，就算比工人高出多少倍，但是橫向比較一下西方同等量級的大公司，人家高管拿多少錢，你這樣能留得住人才嘛，能讓人才盡心盡力替你打工嘛——這是市場經濟的邏輯。那麽我們從目的論的角度來看，國企國企，全民所有製企業，為的是啥，一來更好的把控經濟，二來就是要調節分配，不能出現過大的貧富差距，那這樣來看國企高管限薪就成了順理應當。

 

4、法律、教育和民主

 

柏拉圖有兩部著作《理想國》和晚年的《法律篇》。普遍認為，《法律篇》是他老年水平全線衰退的體現，無論從文筆還是思想。在《理想國》中，柏拉圖認為這個理想的國度中不應當有法律的存在，用他的話講用法律給一個睿智的“哲人王”束縛手腳，就像一定要讓一個經驗豐富的醫生遵循藥方一樣愚蠢。不過在《法律篇》中，他又重拾了法律的重要性，不過柏拉圖也解釋，《法律篇》中描寫的國家是一個“次優國家”，因為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完美的“哲人王”來統治國家，這時候隻能強調法律的重要性。亞裏士多德同樣認同這觀點，他進一步主張集體立法，因為集體的智慧總要高於個人智慧。他的理論體係與柏拉圖所描繪的“次優國家”更為接近，比如柏拉圖主張財產共有，但是亞裏士多德不得不退回到“財產代表美德”這一觀點。亞裏士多德的著作《政治學》洋洋灑灑八大卷，其中有四卷都是在批判他老師的《理想國》。不好意思請允許我2333笑一下，真是個好徒弟啊，不要忘記亞裏士多德那句名言“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賦予了教育巨大的意義，認為隻有教育才能充分挖掘人的潛力，為國家選拔優秀的人才，以至於盧梭說“《理想國》不是一部討論政治的著作，而是迄今為止最偉大的教育問題專著。”亞裏士多德認為理性的發展是教育的最終目的，主張國家應對上層子弟進行公共教育。

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還有一點共識，就是反對民主。他們都認為民主是一種無休止的內耗，他們更向往那種開明君主專製。這與他們的生活時代有關，正如我前文所說，專製的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擊敗了民主的雅典，麵對內憂外患，盼望能有一個手腕強力之人力挽危局也是情理之中。還更有一層個人的因素在裏麵，他們的老師，蘇格拉底，就是被壯哉雅典人民投票處以死刑的。

柏拉圖構建了一個哲人王的概念，而亞裏士多德則更進一步，統治者統治的是“自願”的臣民，統治者的權力來源於臣民的“同意”，但是臣民一旦選擇了這樣一個統治者，那麽就要忠心耿耿的跟隨他走，無權收回他們的權力。還記得我們第一部分談到的那個獨裁者麽，亞裏士多德說：“庇西特拉圖的僭主政治有如黃金時代”

 

5、蘇格拉底

 

不好意思我題目說的是“古希臘三賢”，結果用了那麽大篇幅講了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缺忽視了這個老師——蘇格拉底。蘇格拉底：？？？？？

這不是我故意的，因為這位老兄實在沒啥可講，因為他沒有任何專著傳世，其思想僅見於柏拉圖的《對話錄》中。他一生做的就是再與人不停地辯論、辯論、辯論，說通俗點就是永無休止的撕逼。結果被他打臉的人太多，最後被人投票投死了吧。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觀點有很大程度就是受他們的老師蘇格拉底的啟發，比如“善政”的思想等等，畢竟沒喲空中樓閣，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帶路人，還是要提一下老蘇的。

 

6、思想之光

 

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政治哲學，無論是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對當時的古希臘社會沒有產生任何影響，隻能說他們的學說是一個“華麗的失敗”。但是，普遍來看，偉大的思想總是超越他們所屬的那個時代的，我們來看一看古希臘三賢的思想的種子在後世中開了哪些花朵：

• 西方現代政治理想，如民主、自由、憲政、法律、正義等思想，都起源於古希臘思想家對於城邦製度的思考或反思。

• 亞裏士多德認為理想的政體包括一個審議部門（立法），一個執政官（行政部門），一個司法部門，可以看做是三權分立最早的雛形。




• 哲人王的觀點與馬基雅維利的開明君主專製如出一轍。

 

• 柏拉圖的社會應當合理分工實現價值最大化的觀點就是近代功利主義的雛形。

 

• 亞裏士多德臣民“同意”是君主權力的來源，在近代被洛克、盧梭等人發展為大名鼎鼎的社會契約論。

 

• 更不要說“上層共產主義”的思想與兩千年之後的混世魔王馬克思遙相呼應。

 

最後用一首歌詞作為本文的結尾吧：

舊的世界，因一聲歎息崩潰，

新的世界，無力托起仍在沉睡。

刺破傷悲，靈魂突圍的堡壘，

藩籬尖銳，善惡爭辯是非。

不必慚愧，直麵昨日的敗北，

不再回味，忘卻過去傷痕累累，

不能倒退，靜默的年年歲歲，

不曾完美，光輝隻剩些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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